易菁
1960年代生于北京。晚清军机重臣张之洞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皈依少林寺老方丈、近代禅门曹洞宗大德释德禅门下。自1998年在江苏徐州创办华夏传统文化学校,担任校长至今。著述有:《衣袂飘然曹溪风》、《〈大学〉之道》、《空谷心音》等。
禅修者,华夏传统文化学校校长 / 易菁
运动之前,我家住北京城城东,祖父在大学任教,跟李大钊他们同年共事。那个年代,教授家有一大片院子,几十口家眷共同居住,也只算是平常事。家中的藏书,许多都已算是国宝,却几乎在后来全都烧掉了。我小时候,家人并未鼓励我读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另一方面,我后来想,他们一定也认为今后读书不再有什么用处。那时的我极其孤僻,胡同里的小孩没有一个愿意跟我做朋友。在学校里,我也几乎不跟同学说话。只有回到家,跟哥哥和姐姐一起讨论当天看完的几节《红楼梦》,是我那段犹如被灰色玻璃封死的童年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几块亮色的菱形光斑。对父亲的回忆,是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时他不言不语地用京胡拉一支曲调极其悲怆的曲子,周遭发生的变故,似乎跟他没有丝毫的干系。那也是唯一一次,红卫兵没有再砸坏什么家具,全都默默离开了。父亲爱好京剧。从前兴致一来,便邀请三五好友来家里,吹奏弹唱起来。那几折曲子,被拦在回忆中的旧宅中那几片不透光的厚窗帘里面,再没有人听。
易菁家藏的《心经》线装本。
已经常常有与长辈相识的故友亡故的消息传来。“某人去了,”又有人在餐桌上说,其他人并不接话,咀嚼餐桌上方停驻的沉默。住在水晶塔里的人,等到最后一点尊严和希望都被敲碎时,恐惧就立即像毒气一样从缝隙里渗进来。可那些老先生们,即使第二天决心要死了,也要穿笔挺的藏蓝长衫。一九六〇年代,我还是个小孩子,只长到挨近大人们外衫袖口的高度。我不知道是什么真的保护了我。后来,父亲下放。家中的其他亲人也陆陆续续地下放各地。只剩我与祖母相依为命,我们从城东的家搬往城南,再去城西,屋子越住越小。即使这样,我并不敢称自己不幸,祖母笃信佛教,这本《心经》是当时家传的旧书中为数不多逃过劫难的一批——家中的孩子将旧书混藏在自己的课本当中,背着大人偷偷读。经由这个动作,保持某种与旧有精神世界的联络。
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在徐州,在国有企业当会计,一份稳稳当当、许多人羡慕的职业,儿子也刚出世。没有波澜,也不缺什么。听到我决定辞职去北京游学的消息时,娘婆两家都炸了窝,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那时人们都在忙着下海,练气功。而我决定给自己的生命一个出口,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那仍是我为自己做出的最好抉择。《心经》仅短短二百六十八字,可它却是整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脏。我自己的生命,也曾收缩在一起,由痛苦、疏离和迷惑所形成的硬壳包裹着。可是现在,它如我希望的那样,自由,并扩展到无限。从决定创办一所传播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到今天,从无到有,已经二十年。许多当时的天方夜谭已经成为现实。莱布尼茨也说,历史不作飞跃。没有脱离与历史的精神联系的人能真正自豪而适宜地生活。我的愿望,是缓缓重建这种联系。至于到达的途径,我只想守株待兔。
(口述:易菁|采访:吴晓初|摄影: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