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菁
1960年代生于北京。晚清军机重臣张之洞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皈依少林寺老方丈、近代禅门曹洞宗大德释德禅门下。自1998年在江苏徐州创办华夏传统文化学校,担任校长至今。著述有:《衣袂飘然曹溪风》、《〈大学〉之道》、《空谷心音》等。
禅修者,华夏传统文化学校校长 / 易菁
运动之前,我家住北京城城东,祖父在大学任教,跟李大钊他们同年共事。那个年代,教授家有一大片院子,几十口家眷共同居住,也只算是平常事。家中的藏书,许多都已算是国宝,却几乎在后来全都烧掉了。我小时候,家人并未鼓励我读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另一方面,我后来想,他们一定也认为今后读书不再有什么用处。那时的我极其孤僻,胡同里的小孩没有一个愿意跟我做朋友。在学校里,我也几乎不跟同学说话。只有回到家,跟哥哥和姐姐一起讨论当天看完的几节《红楼梦》,是我那段犹如被灰色玻璃封死的童年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几块亮色的菱形光斑。对父亲的回忆,是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时他不言不语地用京胡拉一支曲调极其悲怆的曲子,周遭发生的变故,似乎跟他没有丝毫的干系。那也是唯一一次,红卫兵没有再砸坏什么家具,全都默默离开了。父亲爱好京剧。从前兴致一来,便邀请三五好友来家里,吹奏弹唱起来。那几折曲子,被拦在回忆中的旧宅中那几片不透光的厚窗帘里面,再没有人听。
易菁家藏的《心经》线装本。
已经常常有与长辈相识的故友亡故的消息传来。“某人去了,”又有人在餐桌上说,其他人并不接话,咀嚼餐桌上方停驻的沉默。住在水晶塔里的人,等到最后一点尊严和希望都被敲碎时,恐惧就立即像毒气一样从缝隙里渗进来。可那些老先生们,即使第二天决心要死了,也要穿笔挺的藏蓝长衫。一九六〇年代,我还是个小孩子,只长到挨近大人们外衫袖口的高度。我不知道是什么真的保护了我。后来,父亲下放。家中的其他亲人也陆陆续续地下放各地。只剩我与祖母相依为命,我们从城东的家搬往城南,再去城西,屋子越住越小。即使这样,我并不敢称自己不幸,祖母笃信佛教,这本《心经》是当时家传的旧书中为数不多逃过劫难的一批——家中的孩子将旧书混藏在自己的课本当中,背着大人偷偷读。经由这个动作,保持某种与旧有精神世界的联络。
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在徐州,在国有企业当会计,一份稳稳当当、许多人羡慕的职业,儿子也刚出世。没有波澜,也不缺什么。听到我决定辞职去北京游学的消息时,娘婆两家都炸了窝,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那时人们都在忙着下海,练气功。而我决定给自己的生命一个出口,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那仍是我为自己做出的最好抉择。《心经》仅短短二百六十八字,可它却是整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脏。我自己的生命,也曾收缩在一起,由痛苦、疏离和迷惑所形成的硬壳包裹着。可是现在,它如我希望的那样,自由,并扩展到无限。从决定创办一所传播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到今天,从无到有,已经二十年。许多当时的天方夜谭已经成为现实。莱布尼茨也说,历史不作飞跃。没有脱离与历史的精神联系的人能真正自豪而适宜地生活。我的愿望,是缓缓重建这种联系。至于到达的途径,我只想守株待兔。
(口述:易菁|采访:吴晓初|摄影:祝君)
吕永中
1968年出生,现居上海,致力于建筑室内空间及家具设计。2011、2012连续两年被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评选为“CIID中国室内设计十大影响力人物”。空间设计作品获得美国IIDA国际室内设计协会2011年度最优秀空间设计大奖。设计是性格的影子,修炼是设计之师。
建筑师,室内设计师 / 吕永中
我的书房边柜中,藏了朋友送的汉代板瓦一枚。青灰陶土色,质地粗糙,凹面呈麻布底纹,背部较为平润。长约一尺一寸,宽端七寸二,窄端六寸。通体素面,没有任何纹饰图案。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为寻常之物,细细品味,其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内容。
软软薄薄的土质曲面,若是现代人用模具浇铸,怕是很费工夫。古人却有妙法:凭借一个上窄下宽的柱形木坯,木坯外壁凸起四或六等分的棱,外部用黏土围出厚约半寸的空心大筒;一筒叠一筒,垒好晾晒;略干之后,沿着内壁上的凹痕,一筒便能分成数片,入窑烘制。这样的巧思妙想之下,条件简陋也能大批量生产。而后宽窄相间,整齐地架在木构屋顶的椽子上,覆以半圆形筒瓦、瓦当。简单的瓦片就这样通过富有逻辑的组织,解决了基本的屋面下水问题。
雨水沿瓦面缓缓倾泻,挟带着浮尘瓦砾,又回归土地。瓦片表面虽不精致却能呼吸,吸收了些许水汽,日久而色变,甚至生出茸茸的青苔,也是细腻的生机。
吕永中收藏的汉代板瓦一枚。
制瓦的黏土取自土地,易于获得,制作过程又简便易行。老百姓的居室便这样修筑成型,三五成群,并渐渐扩散为粉墙黛瓦的村落。东方的气息与韵味,便隐藏在这样的细微之处……
现代与古代,High-tech与Low-tech,有时候现代高科技不易解的难题,不妨学一学古人,究一究本源,来点“奇技淫巧”吧。我时常在郊区小镇的旅舍窗边俯望那一片片鱼鳞般的瓦片屋顶,觉得又很像某些大师的“建筑表皮”作品,比如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的布雷根兹美术馆。“形式”的表象与“功用、结构”的合理性,或可追求和谐圆满,如画的样貌之下亦是骨骼清奇。
正如先贤所言,“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撰文:吕永中|摄影:刘志怀)
马岩松
1975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以及Samuel J. Fogelson优秀设计毕业生奖。2004年,马岩松回到中国并成立了北京MAD建筑事务所,同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2006年9月,MAD在意大利第十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期间举办了名为“MAD inChina”的个展。
建筑师 / 马岩松
马岩松说,自己不是一个留恋旧物的人。虽然也怀念在老北京城里度过的童年,但更多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那种层次丰富、自由自在的胡同生活。
“我记得我们院子里,一下雨,蜗牛就爬得到处都是,还长蘑菇呢,我就一直在外面玩。还可以去什刹海学游泳、钓鱼,那时候的鱼好像也没有现在的鱼精明,你随便下个钩子,它就咬。作为小孩,你肯定不知道老北京是什么,城市规划得怎么优秀,让你喜欢,只是觉得好玩儿,有你自己的空间,有你自己的自由。这是我对那个时候有点怀念的原因。”
因此他的珍爱之物既不是旧物,也不贵重,只是下过雨之后的胡同里随处可见的苔藓。长在墙面上和地砖缝里,你不会特别留意到它,直到越来越多的胡同被高楼大厦取代,才发现连苔藓都成了稀罕的东西。“苔藓有一种很生活的感觉,很多人觉得它脏兮兮的,跟那种光鲜亮丽的东西不一样。你看那些规划馆的模型,都是塑料做的大方格、摩天大楼的玻璃、塑料树、铁丝窝的,建出来的城市也是一样。一种没有生机、没有人的城市。”
马岩松的珍爱之物既不是旧物,也不贵重,只是下过雨之后的胡同里随处可见的苔藓。
在MAD事务所去年的展览《山水城市》里,他把苔藓加入了概念模型,放在一个清代四合院的园林里展出,让这些细小的生命把模型这件冷冰冰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有天有地、活的盆景。明确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是这两年的事。马岩松把它称为一种有别于古典城市和现代城市的“新的城市文明”。有意思的是,这四个字的来源并不是马岩松本人,也不是哪个大建筑师,而是科学家钱学森。“两年前,我看到钱学森的亲笔信,很有感慨。他看到了西方城市的发展,从环境出发,以批判性的态度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我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城市理论里唯一一个有先锋性的,它的先锋性就在于,他在一九八几年提出来没人理他,但是又是对当时、对当今都有那么大的批判作用。现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进行一半了,他担心的事情基本上都发生了。”
“我猜钱学森的出发点跟我是非常像的,我们说山水城市,都不是想去复辟中国的传统文化。今天有今天的挑战,人多了,高密度城市都是新问题。所以山水城市谈的不是审美,不是复兴传统文化,而是在未来现代化的超级大城市里边,怎么以整体环境和人跟自然的关系作为建城的出发点,而不是所有人在城市里生活,却都在抱怨这个城市。它解决的是现实的当代的城市问题。”
(撰文:陆茵茵|摄影: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