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水利文化

桂林水系发达，农田广布。在道路交通欠发达的古代，江河是远途交通的主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需要，桂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利文化。

离桂林市区60千米的兴安县是湘江和漓江的发源地，现今县城附近两水系之间的距离不大，地势低平。东为向北流淌、发源于海洋山的海洋河，西有往南流去的溶江河支流始安水。两河溪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千米左右。

秦并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以后，为开拓岭南，统一中国，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命屠睢率兵50万，分5军通过五岭之间的主要隘道南征百越。奉命从现今湘桂两省边境山岭隘道通过的其中一支军队遭到当地民族的抵抗，三年兵不能进，军饷转运困难。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命监御史禄掌管军需供应，督率士兵、民夫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运河于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14年）建成，初名秦凿渠，后因漓江上游为零水，又称零渠，唐以后称灵渠。

灵渠工程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郭沫若先生曾称之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它与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的差别是，后两者只是用于灌溉，而灵渠的开凿虽然也起到了灌溉农田的作用，但它自贯通后直到近代公路、铁路建设之前，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因为灵渠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历史上各朝代都对灵渠进行过整修，有记载且规模较大的便有23次。

灵渠工程选在今兴安县城东南两千米的分水塘，通过建筑分水—拦水坝和开凿渠道，将海阳河水分为两支，一支经南渠通往漓江，一支经北渠归入湘江，从而沟通了湘、漓二水。非常奇妙的是，本来一起往北奔流的海阳河水，经过灵渠的分流，大部分仍然经过湘江进入长江，最后流入东海，另一部分则往西并入始安水，再进一步从溶江河到漓江，然后进入西江，最后从珠江口进入南海。就这么一点差异，最后的去向真是远隔千里！

灵渠的主体工程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泄水天平、陡门、秦堤等部分组成。铧嘴用于劈水分流，其形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故名。铧嘴长186米，宽22.5米，高5米，它的作用是分洪和导航。它借斜角将海阳河水三七开，经铧嘴尖向两侧缓缓分流，然后顺着大小天平，斜流进南北渠道，往北流向湘江，往南注入漓江。南北渠多余的河水就溢过大小天平流下堤坝。正常情况下，海阳河流下的水经铧嘴分流后，七分水经北渠流向湘江，三分水经南渠流入漓江，因而有“三分漓水，七分湘水”的说法。

“大小天平”又称铧堤，紧接在铧嘴之后，两侧分别向南、北伸延，和分水塘两岸相接，呈“人”字形的滚水低坝。因为它可“称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天平。大小天平是灵渠的枢纽工程，为自动调节水量的滚水坝。北侧大天平长344米，南侧小天平长130米。平时拦河蓄水，导上游来水入渠道，保证有足够的水量通航。汛期则成为溢流埝，多余的水量越过堤面泄入湘江故道。

“南北渠道”海阳河水被铧嘴分开，经大小天平拦截，河水分为两支，流进开凿的运河渠道。从北侧流入的渠道称北渠，向南侧流入漓江的渠道称南渠。北渠是一个引航渠道，全在冲积平原上穿行。因为落差过大，其渠道经过三个“S”形，本来自渠首到入江口只有几千米的直线距离，实际距离却有14千米。南渠全长33.25千米，虽然后面的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疏通使得便于行船而成，但上游从南陡口至大湾陡一段，则要在原先分水岭上开凿，与湘江故道平行推进。虽然这里不是什么高山，只需要挖下去几米，但都是坚硬的石头，工程较为艰难，最窄处仅2.6米。为保证渠道安全，南渠在渠首部分与湘江故道之间砌筑有一道长3.15千米的堤岸，即秦堤。

“泄水天平”共有4处，南渠3处，北渠1处，它是建筑在渠道近渠首部分的溢洪堰。采用在面江一侧渠堤上局部开口相对降低的方式，将过满水流溢出，控制往下走的渠水流量，使水缓缓而进，保护渠堤的安全。南渠上的三处，即建在秦堤上，沿渠而行就可以看到。

“陡门”建筑在南北渠道中，有类似船闸的作用，是单纯灌溉的水利工程所没有的。因为灵渠天然落差较大，不利航行。因此在渠道中水浅流急处设置陡门，可随船舶前进而顺序启闭，调整水位，使船只逐级上行或下行，通过渠道。唐代曾设置陡门18座，宋代增至36座，其中南渠31座，北渠5座，今保存完整或大体完整的有14座。

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也是最早的越岭运河。它接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黄、淮、江、珠四大水系从此皆有运河相连。灵渠的开凿，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千多年来，灵渠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的水上交通要道之一，为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桂林历史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灵渠于1988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灵渠曾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再次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动，但距离最后成功还需要继续努力。

与北面的灵渠相呼应，桂林市区西南30千米的临桂区会仙镇境内，有一条开凿于唐代的古运河——相思埭。“埭”是本地方言用字，指河流上的堰坝。因工程主要是围堰建坝，拦水以东西分流，埭成后一脉之水两分离，如同亲人远隔天涯，相思如水长相忆，故名相思埭。相思埭开凿前，桂林至柳州的水路运输系由漓江经梧州，溯西江上桂平，北上黔江，又经象州入柳州，航程千余里。运河开通后，从桂林至柳州全航程仅三百里，故称桂柳运河。

相思埭地处漓江和柳江两水系的分水平原上，石灰岩峰林或孤峰在分水平原周边亭亭玉立。与通常所说的江河分水岭不同，这里反而是世界少见的岩溶湿地。源于狮子岩、长潭山、脆骨山等地的地下水汇聚在以睦洞湖为中心的大片湖沼湿地，周边经人工开垦种植，汊河密如蛛网，农田沟渠纵横，形成一派浓郁的岭南水乡田园风光美景。

因为相思埭水源地没有明显的分水地势，为规整水流去向，在湖沼西南面筑起堤坝，拦水蓄集，人称分水塘。水塘东西两侧各有一道水闸，引水出塘：一经分水东闸，东流曲折十五里至太平脚陡，经蒋家坝，至雁山区相思江而入漓江；一经分水西闸，西流至鲢鱼脚陡，下大湾，至永福县苏桥汇洛清江，入柳江。全长约30千米，河道最宽处30米，最窄处6米。

由于运河水量很小，特置陡门多处，以蓄水行舟。据记载，运河上共筑有桥11座，陡24个，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桥9座，陡7个。因运河上与灵渠一样有这些陡门船闸，故与灵渠同称陡河。又因相思埭位于兴安灵渠西南方向，清代将相思埭陡河与灵渠陡河并称为桂林府东西二陡河，故相思埭又称临桂陡河、南陡河。

相思埭工程选址非常科学，运河通航河道东起漓江边的桂林雁山区的柘木渡口，西至洛清江边的永福县苏桥镇，正好在两河水流充沛，有利于通航的地段，而且相思埭在两河之间直线距离是最近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路线能取而代之。唐代先人能发现并利用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修筑运河，可见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精湛。

唐代开凿相思埭主要满足官方水运需要，大文学家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以及其间受邀来桂林参加訾洲开发建成典礼，应该就是经过这条运河南下北上的。他描写漓江和柳江航行之险的诗句：“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非常生动地描写了运河上下两江航程的惊险与快捷。而从柳州溯融江而上可直达贵州榕江，溯龙江而上直达思恩（今广西环江），甚至经柳州、南宁、百色水路通向云南，从而形成了桂北与桂西南、黔东南之间便捷的水路交通。为保证水运通畅，历代均重视疏浚，从唐宋至明清，始终通畅无阻。与此同时，相思埭的建成使运河地区水涝灾害得到初步治理，能排能灌，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

清雍正九年（1731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鄂尔泰从云南途经百色，北渡柳江，过永福经相思埭到桂林。在古运河上亲眼见到相思埭多有毁损，不便行舟，于是奉报朝廷，雍正帝“轸念西南水利，发帑兴修”。随后，鄂尔泰与广西巡抚金珙等人奉旨亲临实地勘察规划，组织民夫根据需要开挖疏浚、修建陡门、清凿影响航运的石埂石梁……经这次修筑，竣工后的相思埭由侧重军事航运向多功能转变，军民两利。

鄂尔泰在事后撰写的《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中说道：“近渠之田资灌溉者不下数百顷，水旱无虞，前此荒塍，悉登膏活。”自雍正十年（1732年）开始，清政府为相思埭设置的徒夫增至40名，东西两渠各设渠目1名，负管理之责。每年还由国库拨银60万两，作为修渠费用，随坏随修，与康雍乾盛世相应，相思埭进入全盛时期。

乾隆之后，岭南社会经济发展与中原接近，相思埭作为军事要道的作用下降，官方财政不再拨付修渠费用。尽管没有了西部政策，古运河地区民间对运河的热情却与日俱增，据运河地区发现的清代雍正、乾隆，以至光绪年间修桥筑路石碑碑文所记，多为民间自发捐资修建，反映了相思埭在民间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灵渠和相思埭两大历史上保留至今少有的古运河之外，在唐宋先后修筑和扩建城池时，都考虑修建环城水系，方便人民生活，护卫城防。这除了利用城池西侧原有的自然水体西湖之外，北宋徽宋崇宁三年（1104年），就在城北开挖朝宗渠引水入城，把漓江、西湖和古称“壕塘”的桂湖，古称“南阳江”“莲塘”的榕湖、杉湖贯通为一体，形成“曲水流觞”般桂林护城河水系，形成“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独特城市格局。

正是在继承前人水利文化与规划建设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世纪之交桂林开始城市改造建设系统工程之时，经过精心策划，考虑市民和外来游客休闲游憩需求，拆迁改造，显山露水，引水入湖，清淤治污，砌筑护岸，连江接湖，架桥修路，绿化美化，建设夜景照明，配合文物保护，设计系列标志性纪念建筑，营造出美轮美奂的“两江四湖”工程，在新世纪创建了留存后世的历史遗产。2005年荣获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3L2LwbBEMOJekiAUzAFfuOEZuo6BOscIKkRIv9goXcdGbgkkRBWdWYLI7jDmD4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