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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话剧舞台发生了什么事？
在电视、电影的冲击下，话剧确实面临着挑战。然而，话剧真的已步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暮秋了吗？对此，我持相反的论断。我以为，话剧艺术正在整理自己的步伐，进入和新时代相适应的青春期。剧场艺术的群众性永不会消失，它永恒的艺术魅力（欣赏者与创造者互相交流渗透，共同完成创造）将永远散发诱人的芳香。新时代的观众将不会抛弃话剧，除非我们自己抛弃观众。问题在于，新时代的观众要求欣赏和新时代相适应的话剧艺术。如果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就会兴高采烈；反之，他们就用门可罗雀来惩罚我们的无能。形势的真正严峻性就在于此。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人类已进入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科学技术新的革命浪潮猛烈地冲击着一切传统的规则、法程和观念。开放——这是一个含义深广的词。向宇宙万物（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开放，意味着向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全面的开放。一切都需要重新检验和认识。
当然，开放的时代必然要求戏剧的开放。面临着真正的挑战，80年代的中国话剧队伍正在思考并作出积极的回答。让我们回顾这几年来的演出：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直率地宣告“罢黜百家”的破产；戏剧巨人莎士比亚以《马克白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赞扬了人的壮丽；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和姚一苇的《红鼻子》以现实与荒诞的奇妙混合惹人注目；“另一个易卜生”通过《培尔·金特》使人惊诧；《秦王李世民》《周郎拜帅》揭开了历史剧演出的新貌；《高山下的花环》《红白喜事》激起了当代观众巨大共鸣；《绝对信号》《母亲的歌》则以小剧场形式（半岛式、中心舞台式）的亲切感使观众感到满足……这些演出，大都备受欢迎，座无虚席。中国话剧演出史上，从剧目范围的广泛性，从艺术手法的多样性，有哪一个时期可以与之相比拟？这些充满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演出，表明中国话剧正在奔向新的飞跃，表明了中国话剧工作者的探索勇气，也表明了中国观众对中国话剧艺术复兴的热切期望和公平评价。
80年代的中国话剧舞台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特征就是开放——除了建立开放的戏剧观念、开放的戏剧空间、开放的戏剧体系外，要使开放的戏剧走入更加兴旺、更加健康的新阶段，必然同时呼唤建立一种能充分释放能量的开放的戏剧体制。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
我们现有的戏剧体制对话剧艺术的发展是有束缚的。为了发展，必须实事求是总结经验，作出必要的调整、改革。在改革现有的戏剧体制时，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提倡人才流通。过去，我们对剧团成员的流通统得太死，这对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利。一个有默契的创造集体，必须建筑在对生活和艺术有共同看法的基础上。相同的艺术趣味、美学观，才有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逐步诞生新的流派。翻开一部演剧史，大凡有卓越成就的剧院，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创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布莱希特建立的柏林国家剧院，留比莫夫任总导演的塔干卡剧院，到焦菊隐任总导演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证明了“志同道合”的极端必要性。我们的话剧要发展，应该提倡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促成一支支风格流派迥异的戏剧队伍。能否设想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院长或总导演负责制，对剧团成员的去留持开明政策，实行聘任制、合同制。“树挪死，人挪活”，这样做是符合艺术创造发展规律的。
（二）放宽剧目管理。剧院的一切活动都建立在演出剧目的基础上。选择什么剧目，对于剧院（团）的艺术风格形成，更是密切相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擅长演出历史剧和北京地区题材的剧目，很有特色。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当代青年题材和外国戏剧也是为人所称道的，如果勉强他们演出北方农村生活的戏，效果未必就好。过去，剧团实际上没有选择剧目的自主权，某些引起争议的戏，特别易于被摒弃在演出剧目之外。事实上，一部有争议的戏，往往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领导机关提出意见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评判者是观众。我们应该相信艺术家们本身的严肃和观众的公正，放手让剧团自行选择和上演剧目。
（三）争取社会投资。企业家关注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远见的表现。现在剧团的经费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办法不一定好。如果能争取企业用各种形式投资赞助，既可减轻国家负担，增加剧团的经济收入，也可促进剧团和社会的广泛联系，产生新的活力，安心搞好艺术创造。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投资体育事业，将原广州足球队吸收入企业，这个做法能否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呢？或者，从提倡剧目赞助入手，作阶段性、局部性的投资，不一定非一管到底。总之，办法是多种多样的。
我是一个导演，对于戏剧体制的改革有强烈的要求，因为我意识到，只有戏剧体制改革了，才能更好地出戏、出人、出流派。
改革之风已迎面扑来，我们应该乐观，戏剧的前途是广阔的。
（原载《上海戏剧》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