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戏剧

导演的天职在于发现与创造：发现生活的真谛，作出独特的解释；创造新的演出形式，运用新的艺术语汇塑造人的灵魂。无视观众“喜新厌旧”的审美心理，观众就用“门可罗雀”来惩罚我们。为了创造出思想深刻、形式新颖的戏剧作品，需要建立开放的戏剧观念。

开放的戏剧观念意味着在坚持现实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向各种戏剧流派、各种演剧方法全面开放。

怎样搞戏？能不能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制造一批批戏剧？谁都会说这是可笑的，可惜，长期来我们正是这样主张的。我们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往往对世界上其他戏剧流派持贬斥态度。我们赞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同时，对其他演剧方法不屑一顾。这种独尊一家、罢黜百家的做法使我们患了艺术贫血症。黄佐临在1962年就指出“只认定一种戏剧观的狭隘局面”，使我们“受尽束缚，被舞台框框所限制，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近几年来，我们自己的戏剧革新家作出了打破此种僵化局面的努力，通过《培尔·金特》《周郎拜帅》《绝对信号》《红鼻子》等演出表达了自己的戏剧理想和探索精神。可惜，这些演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作出积极而公正的评价，这是令人遗憾的。

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我以为应该突破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狭隘理解。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至于用什么手段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应该允许艺术家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布莱希特说：“现实主义的概念被理解得太窄了，好像这是在谈论一种包含着某种清规戒律的时髦的文学模式……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们不能将就形式。要知道，我们是有可能给现实主义制定一个更为广泛、更为有效、更为合理的概念的。”布莱希特毕生的艺术实践都在追求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有效、更为合理”的现实主义概念。他坚持现实主义宝贵传统，也不拒绝现代主义艺术提供的新经验。他是一位广阔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认为，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美学新经验、古老的东方戏剧经验的结晶体。20世纪艺术领域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汇合、渗透，已经形成一股潮流。我们习惯于“纯而又纯”，借鉴吸收一些别的流派，生怕会败坏了声誉。这是不必要的担心。事实上，戏剧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在揭示生活内在真实、深入表现人物潜在意识方面，有不少长处。重视直接描绘，竭尽全力模仿和再现生活，当然是反映生活真实的一种方法，然而，除此之外，不应忽略还有站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点上，重视间接描写，运用象征手法或者主要运用象征主义语汇来表现生活真实的方法。

从宽泛的意义看，艺术创造是绝对离不开象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象征。戏剧中的象征因素运用，在古往今来的杰作中有许多范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的暴风雨，奥尼尔的《琼斯皇》中的森林，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的六月雪，姚一苇的《红鼻子》中的面具，不仅仅是某种具体自然景物，而且是象征某种社会力量的意象。以上例证可以说明，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运用象征因素是卓有成效的。如同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的，象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在于它呈现给我们的直接性，而是在于它给我们的思想所提供的更为广阔更为一般的意蕴”。过去，我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情况正在改变。《血，总是热的》中的“机器人”，《屋外有热流》中的热流，《车站》中的车站，《秦王李世民》中的陶俑，既是戏剧性的，又是净化、诗化的耐人寻思的意象。如同美国学者坡林所说：“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我们逐渐明白了，舞台非常需要虚拟的象征，探求新的戏剧演出形式，不从再现生活迈向表现生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认真研究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戏剧流派，有助于现实主义艺术家从现实的经验上升到更高更广的水平面上，扩大理解，扩大作品的内涵意义。克拉克在《现代戏剧研究》中说：“把那些似乎是某人确实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记录下来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种象征的语言和表演，加上布景和灯光，把他的思想，他的下意识的心灵，他的行为简括地表现出来。”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在《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指出：“为什么典型化的途径一度在我们的艺术领域中成了排他性很强的基本途径呢？这是由于我们在主客观遇合的根本命题上长时间地偏侧于客观，轻慢了主体精神的完满体现，典型论在精神上强调对客观现实的直接概括，在形态上强调对客观现实的模仿和逼似，因而它所呼唤的主要是写实主义艺术。象征则追求着外部形态与普遍意蕴的同体统一，因此，它并不构成对写实主义典型论的威胁和否定，而只是构成了对它的突破和拓宽。写实主义的典型论追求着一种单层凝聚结构，象征追求着一种松开而超逸的多层半透明结构。” 我对他的话深表同感。

余秋雨中肯地分析了“典型化”具有“排他性”的原因在于“轻慢了主体”，因而，当代中国的戏剧家重视象征主义流派，追求“多层半透明结构”，使“外部形态与普遍意蕴的同体统一”的种种理论探讨与实践，恰恰是戏剧家本身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舞台的创造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我们毋需作茧自缚，我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体会到，依附于一个形象的实体，又超脱了它，使具象与抽象融合，让艺术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力量，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

开放的剧作，要求开放的戏剧观，要求高度重视并深入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因此，我认为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处理诸如再现与表现、情节与人物、说明与抒情、客观与主观、感情与思考、事件与哲理等矛盾方面时，不应忽视或削弱后者。我们应该允许戏剧家们运用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反映沸腾的生活，我们还应该赞成戏剧家们融百家所长，不拘一格，别具一格，用多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途径，深入揭示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借此表达对现实的深刻思考。

（原载《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 HyUQBUmahwlg+Zm4zsqI+XtsV0TwsYwCqDd3kcG1VSWsdXovH9fJHFqQgf/9dr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