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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罗伯特·科恩回了趟美国，带着他的小说。一家很不错的出版商接受了稿子。听说出门前他和弗朗西斯大吵了一架，她大概就是这么失去他的，我猜。在纽约，好几个女人都对他和善殷勤，回来后的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对美国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不再那么单纯，也不再那么好脾气。出版商对他的小说大加赞扬，让他头脑发热。之后又有好几个女人费尽心思地讨好他，完全打开了他的眼界。有四年时间，他的视线从未超出妻子之外。而后三年，或是差不多三年里，他眼中只看得到弗朗西斯。我敢打保票，这辈子他就没有真正爱过。
他因为大学里糟糕的经历而仓促结婚，等到发现自己并非第一任妻子的全部后，又被弗朗西斯牢牢抓住。他没爱过，但已经意识到，对女人来说，他很有魅力。因此，如果有个女人在意他，想和他一起生活，那也算不上什么天赐奇迹。这改变了他，让他变得不那么好相处。此外，在纽约时他和熟人打过几场惊险的桥牌，赌注很高，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可他靠着一手好牌反倒赢了好几百美元。这让他对自己的牌技很是得意，几次说起：就算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靠打桥牌，人也总是能谋生的。
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科恩一直在读W. H. 哈德森
的著作。这消遣听上去没什么坏处，但他把《紫色大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上了年纪才来读这本书是很危险的。书里讲述了一位完美英国绅士的风流韵事。故事发生在一片无比浪漫的土地上，精彩纷呈，风光描写十分迷人。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拿着这书当人生指南，危险性无异于同样年龄的人头一次离开法国修道院就直奔华尔街，还捧着阿尔杰
的全套小说当宝典。老实说，后者倒还实用些。我敢肯定，科恩认真研读了《紫色大地》的每字每句，把它当成邓白氏
的报告一样对待。你知道我的意思，他不是没有保留，但总体而言，他认为这是本信得过的好书。这就是敦促他行动起来的动力。原本，我还没意识到它对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直到一天，科恩走进我的办公室。
“你好，罗伯特。”我说，“你来是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吗？”
“杰克，你想去南美吗？”他问。
“不。”
“为什么不？”
“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太贵了。况且，南美有的东西，在巴黎都能看到。”
“可那不是真正的南美。”
“我觉得够真的了。”
我有一整个星期的通讯稿要赶，得搭上海陆联运的专列发出去，这才刚写了一半。
“知道什么八卦丑闻吗？”我问。
“不知道。”
“你那些尊贵的熟人里没人离婚吗？”
“没。听着，杰克。要是我来负担咱俩的旅费，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南美吗？”
“为什么找我？”
“你会说西班牙语。而且咱俩一起肯定更有意思。”
“不。”我说，“我喜欢这个城市，再说，夏天我一向去西班牙度假。”
“我这辈子都在期待一次那样的旅行，”科恩说，他坐了下来，“只怕再不动身就要老了。”
“别傻了。”我说，“你想去哪儿都行。你有的是钱。”
“我知道。可我就是动不起来。”
“开心点儿，”我说，“所有国家都跟电影里一个样。”
可我对他感到抱歉。他是真的很想去。
“一想到生命飞逝，我却没能真正生活，我就受不了。”
“除了斗牛士，没人真能过得那么精彩。”
“我对斗牛士没兴趣。那种生活不正常。我就想到南美的乡野里走走。我们俩去旅行，一定非常棒。”
“想没想过到英属东非去打猎？”
“没有，我不喜欢。”
“要是东非，我就和你去。”
“不。我不想去那儿。”
“那只是因为你没读过写非洲的书。去找一本看看，读读里面的爱情故事，关于那些光彩照人的漂亮黑公主的。”
“我想去南美。”
他有点儿犹太人的那种一根筋。
“来吧，我们下楼去喝一杯。”
“你不工作了？”
“不了。”我说。我们下楼，去一楼的咖啡馆。我早就发现了，要摆脱朋友，这是最好的办法。只要一杯酒下肚，你再说一句，“唉，我得回去了，还有几份电报要发”，就解决了。在新闻圈子里，找到像这样体面的脱身方式很重要。在这个行当里，永远都要摆出一副不在工作的架势，这是行业守则里相当要紧的一条。不管怎么说，我们下楼进了酒吧
，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科恩望着墙边一箱箱的酒。“这地方不错。”他说。
“酒很多。”我同意道。
“听着，杰克，”他靠着吧台，“你难道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生命匆匆流逝，可你却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你已经过了差不多半辈子了？”
“是啊，每隔一阵子就会突然冒出这种念头。”
“你也知道，再过个三十五年左右，咱们就要死了？”
“得了吧，罗伯特。”我说，“得了吧。”
“我是说真的。”
“我才不操心这种事。”我说。
“你应该想想。”
“我成天有操不完的心。已经够劳神的了。”
“唉，我想去南美。”
“听着，罗伯特，去别的国家也一样。我全都试过了。不管跑到哪儿，你都没法改变自己。完全没有用。”
“但你从没去过南美。”
“见鬼的南美！要是你抱着这个心思跑过去，那和待在这里不会有任何分别。这个城市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在巴黎重整旗鼓呢？”
“我烦透了巴黎，也烦透了这个区
。”
“那就远离这个区。自己四处逛逛，看看会遇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整晚一个人闲逛，可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一个骑警停下来要看我的证件。”
“这城市夜里很棒，不是吗？”
“我不喜欢巴黎。”
所以，就这样了。我很为他惋惜，但这种事你根本就帮不上忙，因为一上来你就会遇到两大障碍：南美能解决一切；他不喜欢巴黎。他从书里得到了头一个结论。我估计，第二个多半也是从某本书里来的。
“好了。”我说，“我得上楼去发几份电报。”
“一定要走吗？”
“是啊，我得把那些电报发出去。”
“要是我上去，在你办公室坐会儿，你不会介意吧？”
“没关系，来吧，上来。”
他坐在外间读报，我和《编辑与出版人》
的人一起埋头工作了两个小时。最后，稿件都按正、副本整理好，签上名，分装进两个马尼拉纸大信封里。我打铃叫来听差男孩，把它们送去圣拉扎尔火车站。走出外间时，我看到罗伯特·科恩坐在大椅子里，睡着了，头枕着胳膊。我不想叫醒他，可是我得锁门下班了。我伸手搭到他的肩上。他晃了晃脑袋。“我做不到，”他说，头在胳膊里埋得更深，“我做不到。说什么也不干。”
“罗伯特，”我推了推他的肩膀，说。他抬起头，笑了起来，眨眨眼。
“我说什么了吗？”
“是的。不过听不清。”
“上帝啊，真是个可怕的梦。”
“是打字机的声音害得你睡着了吧？”
“大概是吧。我昨晚整夜都没睡。”
“怎么回事？”
“在聊天。”
我能想象。我有个坏习惯，总会去想象朋友们卧室里的景象。我们出门，去那不勒斯咖啡馆喝杯apéritif（开胃酒），看看傍晚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