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坎贝尔在古代神话海洋中漫长而奇幻的旅行既是精神上的追求，也是学术上的追求。通过大量的阅读、写作、游历以及与同时代很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会面，他发现了世界神话学遗产中惊人的相似性，这加强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抱持的信念：大自然的核心存在着根本性的大同。

“真理只有一个，而圣人以各种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他常常引用《吠陀经》中的这句话。综合历史中恒定的真理成了他人生的燃点，用神话永恒的纽带在科学与宗教、心灵与肉体、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成了他工作中的重心。

在《千面英雄》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希望这种比较对目前可能还不太令人绝望的统一事业有所帮助，不是以某些基督教会或政治大国的名义进行的统一，而是在人类相互理解意义上的统一。”

与传统的学者强调文化差异不同，坎贝尔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对神话学、宗教和文学采用了比较历史方法。他相信神话故事与意象中共同的主题或原型超越了千变万化的形式和文化表现。而且他相信通过回顾神话中这类原始意象，比如英雄、死亡与重生、童贞女得子和应许之地，即灵魂的普遍方面，我们能够揭示出共同的心理根源。正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它们甚至能揭示出灵魂如何看待它自己。

他写道：“神话是‘神的面具’，透过它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将自己与存在的奇迹联系起来。”他相信认识到这些意象的永恒性会令我们感到震惊（从原始文化到最现代的文化），这不仅能够阐释我们的内在生活，也能阐释从中产生所有人类生命的深层精神根基。

就像爱因斯坦探求解释外部世界能量的统一场理论一样，约瑟夫·坎贝尔致力于创造出同样非凡的、有关内在世界能量的统一场理论，被我们称为“神”的内在世界能量的化身。坎贝尔将物理学家所说的“真实世界的脉络”称为“宝石的网络”，这是源自印度人的宇宙观的一个绝妙隐喻，也反映了约瑟夫·坎贝尔对神话、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独特整合。他总结道，曾教授他这些学科的老师们本质上在说相同的事情：在整个历史中存在着唤起人类灵性的原型冲力系统，也就是“同一首壮丽的歌”。

作为学者、教师和作家，他所走的打破传统的道路与他在大量神话中发现的“左手道路” 并没有什么不同：《奥义书》称之为“像剃刀刀锋一样锋利的桥”，佛教徒称之为“中道”，或者寻找圣杯时进入的黑暗森林，“那里没有道路”。他本能地遵循着自己的学术之道，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神殿，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待灵性与心理，它包含了圣人和萨满所说的、能够被直接体验到的超越物质世界的现实。这种直接感知神秘主义者所说的宇宙意识的形式不亚于亲身遇到众神。这就是在混乱表象下看到秩序，在黑暗核心中捕捉到肯定生命的美丽。如果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说“人类存在的最大诀窍在于在短暂中抓住永恒”，那些能够从坎贝尔富有挑战性的观点中体验到永恒的人便成了我们的魔术师、我们的精神向导。

坎贝尔经常开玩笑说，非传统的职业使他不能享有其他学者可以享有的一些特权。但是对了解他的人来说，他显然对成为特立独行者、“业余爱好者”和他那研究印度学的导师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所说的“引以为乐的人”感到非常骄傲。他承受得起那些特权的流失。在职业生涯早期，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他的热情——他充满神的存在，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心，随后又为他赢得了许多艺术家的心。他对“伟大的神话元素”的痴迷使得思考变成了冒险，知识变成了智慧，为读者和听众揭示出神话学的个人意义。对他们来说，坎贝尔早已超越了学科普及者的身份，在法语中他会被优雅地称为“赋予生命者”。他是充满魅力的老师，不仅让复杂的内容变得活泼生动，还能够激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的“战栗”，即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真相而引发的颤抖。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便足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爱戴的老师。

在50多年的教学与20多部作品的写作之后，坎贝尔觉得他的贡献仅仅是给予人们“探索缪斯之境的钥匙”，那是人们难以轻易看到的奇异世界，由此产生的想象与灵感能够指导我们对人生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坎贝尔是现代的“秘法师”，是指引我们参悟高深莫测的古代典籍中的秘密向导，这些典籍包括《贝奥武夫》（Beowulf）、《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埃及的神秘故事、《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亚瑟王的传奇、美国印第安人神话、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经典，还包括现代神话创作者的作品，比如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曼和毕加索的创作。在对这些壮丽的叙述和意象的解读中，他教给我们“如何阅读神话”（《千面英雄》最初的书名）：一种象征性的、隐喻的、充满感情的诗人的阅读方式。

但是除了解读“隐喻”的天赋之外，即他能参透变了形的生死之谜，坎贝尔还能对经典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在他之前还没有学者这样做。为了补充严格的学术方法，他复兴了解释学的艺术——本着赫尔墨斯的精神，独出心裁地进行解释，并将它们与眼睛闪闪发光的聪明的爱尔兰说书人的技艺融合在一起。由此，他为古老的传说注入了新生命，就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认为每一代人都必须做的那样。在亚瑟王传奇研讨班结束时，他用自己最喜欢的故事——帕西法尔传说发出挑战：他问道，它将追寻圣杯，还是成为不毛之地？你将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灵魂探索，还是将追求只是给予你安全感的生活？你是否会追随自己的热情？你打算靠神话而活，还是被动地受神话牵制？

因此心醉神迷的学者再次出现，自科学理性主义时代以来，这类思想家被认为早已灭绝了。他常常提醒听众，“不是探究中的痛苦，而是获得启示时的狂喜”给予了“内心深处的狂喜”这种老说法以新的意义。而且他会补充说，“生命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加以实践的奥迹。”

但是这怎么可能？除了等待偶遇，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个去神话的时代，我们如何逆转逃离神秘事物的趋势？而其中的首要问题是，世间不再有神圣的东西了吗？我们如何区分伪善与崇高？

对于现代生活中的幻灭，约瑟夫·坎贝尔独特的反应是：找到你生命中真正的激情，追随它，沿着不是路的路前行，也就是“追随你内心的极乐”。当你毫无疑问地经历过“啊哈”的时刻时，你便知道自己在驾驭秘密。

坎贝尔有着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希望追求本质性的知识，探求神话、传奇、童话、民间故事、诗歌、文学和艺术构成的梦幻世界中隐藏的和谐，这就是他内心的极乐。这让人回想起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描写，他采用了莎士比亚“灵魂的环球旅行”的说法。19世纪的精神唯物论漠视灵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通过研究深层心理将其拯救出来；坎贝尔的跨文化探究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宗教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研究，使存在于古老故事和灵魂象征中奄奄一息的神话恢复了活力。他们共同或独自“梦想着神话向前发展”，就像荣格建议的那样，重新编织古老的故事网络。

坎贝尔旅居国外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让他接触到了长青哲学。他发现古代印度学者、古代中国学者、伊斯兰教苏菲派信徒、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以及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那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探究过这个崇高的主题。它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深处，是反映神圣现实的一面镜子。诚如上下文所言：这个主题就是你。神的王国在我们心中，就在此时此地。突然意识到本我所在的神秘领域与终极的自然力量是一体的，这种醒悟是人类生命的秘密，是具有蜕变效应的生命之旅。“你就是你一直在探求的秘密。”坎贝尔说。

坎贝尔认为这种灵性的观点不仅超越时间，而且超越学科领域。他不仅非常尊重萨满和古代圣贤的智慧，对当代艺术家和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也充满敬意。因此像其他许多长青哲学家一样，坎贝尔对个人的或选民的神话即使不蔑视，也没有什么耐心。这类神话不允许其他人获得神圣的启示，或者宣称拥有独占的知识，而坎贝尔坚决认为这些知识是所有人类的基本真理，是神圣的永恒事物。“每个人都是选民”，他坚持道。每个神祇都是秘密的终极基础、超越物质世界的宇宙能量之源的隐喻和面具，它们也是你自己的以及其他每个人的生命的神秘本源。

鉴于此，在被人们热切追问了很多年人生的终极答案之后，坎贝尔意识到“当人们说他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时，他们真正寻找的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

作为对生命持有形而上学观点的神话学家，作为超越事物表象的医生，坎贝尔一生致力于描绘这些深刻的体验，也就是灵魂本身的旅程。

正如他所描绘的，内在世界或深层世界的地形图显示了需要我们凭借勇敢之心进行穿越的危险地域，虚弱的心智无济于事。他推断如果神话产生于心灵，就像梦从心灵中浮现那样，神话也能带领我们回归心灵。出去的路就是进来的路。这是超越信念与习俗已知边界的移动，是在寻找重要的事情，探索通往命运、个体性和原始体验的道路，寻求锻造意识本身的范式：总之，这就是英雄之旅：

英雄从日常世界冒险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地域：在那里会遇到神话般的力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英雄从不可思议的冒险中归来，带着可以赐福于同胞的力量。

这种“单一神话”是约瑟夫·坎贝尔坚定信念的核心，他坚信存在一个普适的神话。就像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单一神话是一个复合体，它一点点逐渐形成。坎贝尔富有创意地将大师们的重要观点组合在一起，这些大师包括乔伊斯、曼、荣格、齐默尔、恩德希尔（Underhill）、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和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坎贝尔曾在一段很有影响力的文字中写道：“决心成为自己就是一种英雄行为。”

单一神话其实就是“元神话”（metamyth），是对人类灵性历史一致性的哲学表达，是超越故事的故事。用古代日本公案来解释就是，单一神话是一个神话拍手的声音：对自我蜕变的共同追求。英雄之旅关系到探寻深层自我的勇气，探寻创造性重生的象征和我们内在永恒的转化循环，还涉及探寻者本身竟然就是他力求了解的秘密的惊奇发现。从词语最初的意义来看，英雄之旅是将两种相去甚远的观点结合起来的象征，一种是古人的精神追求，另一种是现代人对同一性的探寻。“尽管形式不断变化，我们找到的是一成不变的故事。”

约瑟夫·坎贝尔的人生从传奇人物“水牛比尔”时代跨越到《星球大战》时代，他的研究对象从希腊太阳神发展到“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他的人生故事确实千般百态。斯图尔特·布朗记录这个千变万化的故事的梦想本身就是一段想象之旅。

坎贝尔多年来一直回避影片制作人员。为了转移人们对他的盲目崇拜，他提醒说，“那不是我，那是神话”。对于读者渴望看他的传记，他坚持说：“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想避开这些东西。”毫无疑问，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对自己“谁也不是”的生动讲述，是坎贝尔的自我意象的一个要素，就像寻找圣杯或《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梦境系列。除了几次深度采访之外，他本能地过着德国诗人玛利亚·里尔克（Maria Rilke）所写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真正的艺术来自匿名的自我”。

不过在我们为期三年的拍摄中，他处处都有选择的机会，比如在图书馆里进行的零星采访中，在我们与他随意的交谈中，我们谈到在穿行于他自己的人生迷宫时，他如何识别出英雄之旅的各个阶段：历险的召唤、导师和协助者、阈限守护者、黑暗森林、将恩赐带回社会。

有一次，拍摄团队决定去他火奴鲁鲁的家里进行采访，以补充最初在伊莎兰学院拍摄的内容。我被要求向他解释：我们对影片拍摄已经有想法了，现在只是在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告诉他，为了让纪录片具有鲜明的结构，如果能记录他的学习过程的本质，整个故事会更加引人注目。例如，他怎么发现了研究工作的主题？他为什么将纳瓦霍人的素材与印度人的素材联系起来？最早在什么时候他认识到凯尔特人的暮光神话与乔伊斯的暗夜世界小说是一致的？

直到所有拍摄完成，我们聚集在剪辑室里的时候，英雄之旅的主题才成了引导我们穿过电影胶片迷宫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之线。虽然谈话和采访有时错综复杂——从《奥义书》到康德，从《诺斯替福音书》（GnosticGospels）到黑麋鹿（Black Elk），但现在我们有了线索 ，那就是引导坎贝尔走出他自己的迷宫，将他的工作与生活关联起来的蜿蜒曲线，由此也可以理解他所提出的一些晦涩难懂的关联。他生活中突出的同步性时刻（“然后整个世界呈现出来”）证实了他的如下信念：献身于探索自己的内心是照亮前路的光束。我们一再发现他以叔本华的方式回想过去，将对生活的回顾写得如小说般精彩。坎贝尔对初遇的朋友，比如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艾德·里基茨（Ed Ricketts）、艾伦·沃茨（Alan Watts）和妻子珍·厄尔德曼的回顾，更像是在描述顿悟或重大事件，而不是描述奇闻逸事。至于对富有创意的艺术家的巨大影响，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有这样的结尾充满感激。

1987年2月，斯图尔特·布朗历时八年的爱之结晶《英雄之旅》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映。7个月后约瑟夫·坎贝尔在火奴鲁鲁的家中平静离开人世，享年83岁。从布朗梦想着推广坎贝尔的观点（当时几乎没有人想了解神话学）到我们的影片最终发行的大约10年间，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坎贝尔的名声从他的学生和热心读者扩展到了大众文化领域。电影制作人，比如乔治·卢卡斯和乔治·米勒，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摇滚明星戴维·伯恩（David Byrne）和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牧师、诗人、心理学家，甚至喜剧演员都公开表达了对坎贝尔的崇拜，承认坎贝尔给他们的启发。

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公共广播公司播放了《英雄之旅》、比尔·莫耶斯对约瑟夫·坎贝尔的访谈节目《神话的力量》。随后发生的“坎贝尔热”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谁会相信美国公众有兴趣听一位学者和一个记者探讨七个小时的宗教问题？然而坎贝尔的录音带和书的销量猛增，从教室、治疗师的办公室、教堂的地下室、禅宗中心到好莱坞的剧本讨论室，到处都有有关坎贝尔的讨论。

坎贝尔的吸引力远远超越了社会精英对人类学扩散理论和平行理论的争论，也超越了对卡米洛城和特洛伊城的传奇化。相反，令全国人民着迷的是一位激情四溢的讲故事的人，是转变为哲学家和作家的强壮运动员兼音乐家，是坎贝尔将普遍的人文主义与非宗教的灵性进行的令人激动的结合。这里有世界的背景音乐，有打开艺术、文学和宗教世界的大门的万能钥匙。最重要的是，他说“神话与你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在被怀疑主义和焦虑情绪所破坏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坚持要找到“激发我们的心灵、给它带来活力并唤醒我们”的人。公众在约瑟夫·坎贝尔身上看到了诗人叶芝所说的“老鹰的心灵”，这位睿智的老人是青春永驻之地上最罕见的原型。

坎贝尔认为神话很重要的观点刺激了长期蛰伏的有关灵性生活和美学生活的文化探讨。1986年冬天，在旧金山召开了“从仪式到狂喜”的会议，主角是约瑟夫·坎贝尔、心理学家约翰·佩里（John Perry）和感恩而死乐队。感恩而死乐队的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在舞台上向这位年迈的神话学家承认，他认为古代的神秘节日与摇滚音乐会存在相似之处，这赢得了满堂欢呼与鼓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我们认为我们在说同一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夜之间理解神话，但古老的“共同语言的梦境”突然被人们回想起来了。

《英雄之旅》的影片首次在电视上播放后，我把它带到全美和欧洲各地，在电影院、在大学礼堂、在电影节上放映。每个地方的观众在放映结束后都会留下来，参加长时间的问答环节。当我在自己的“神话与电影”研讨会上播放特别选出的剪余片，并且依然获得了令人高兴的反馈时，我认识到我们拥有一个资料的宝库。我跟布朗先生商量将数小时的剪余片从默默无闻的储藏室中拯救出来，将它们组织成书，满足大众海啸般的兴趣。他很慷慨，不仅允许我使用电影胶片，还让我使用坎贝尔数小时的讲学录像带，并鼓励我创作出一本与电影配套的书。我对此深表感激。

激发我整理原始文字记录的还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想找出近1 500页杂乱且令人费解的对话、采访、演讲与坎贝尔的个人经历，以及与其作品变迁之间有趣的关系。他如何使数量惊人的知识积累达到和谐一致的境界？这些知识如何秉持着肯定生命的宗旨，毫不畏缩地洞察人类状况的黑暗面？在迷宫的中心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之处正昂起它的弥诺陶洛斯之首：如果像坎贝尔所说，旧神已死，传统的神话已经过时，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它们，更不用说去狂热地探讨它们了？

只希望以下所引用的对话、采访、演讲和书籍的集合能够使人回想起坎贝尔动人的回答：我们正处于希腊人所说的“众神变形”的时代。新神的形象、富有创意的新神话以及全球性想象不是被重新创造出来，而是产生于被唤醒的人类心灵中。在那里有根据不同时代进行重塑的各种隐喻，它们表达的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勇气，“快乐地参与人世的悲苦”。坎贝尔在佛教教义中发现了这种肯定生命与慈悲为怀的不朽教诲，这使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这是他最大的遗产。

我仔细查看了在伊莎兰学院、国家艺术俱乐部以及最后在坎贝尔位于火奴鲁鲁家中拍摄的原始素材，最终将剧本转写本打造成书的形式。我还非常幸运地可以在约瑟夫·坎贝尔的各种录像带中挑选一些片段。这些录像带包括主题为“长青哲学”“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心灵与象征”的演讲，还包括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巡回讲学（因为布朗先生的远见和勇气，才有了1982—1983年的这些录像带）以及1987年5月在洛杉矶导演工会放映《英雄之旅》之后的小组讨论。

电影必须经过大量的编辑才能重现坎贝尔的人生和工作的发展变化。在需要重新构建的地方（由于影片中声音太小或对话发生重叠，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令人气恼的中断），我可以借助在坎贝尔研讨会、工作坊和个人对话中记录的笔记来完善。在全部电影胶片中，约瑟夫·坎贝尔自己的旁白是最精彩的部分。以这些旁白为主线，故事一章一章慢慢展开，好似他经历过的那样。其他故事和再现会以这个故事为指引，它们或许涉及的面更广，不够概括，但它们就像讲述者在火堆旁讲述故事。故事中呈现出来的自我统合可能是坎贝尔最后一个精彩的隐喻，它隐隐约约地体现了当今所有人面临的任务。

1987年暮春，我在旧金山克里福特酒店的红木房酒吧最后一次见到约瑟夫·坎贝尔。那天晚上，我们像以前一样聊了很长时间，我们叫它哲学家“长谈”——那是久以离开但依然存在和尚未出现的心灵对话。我们畅聊了两个我们最喜欢的主题：乔伊斯和巴黎以及艺术家与城市之间苦乐参半的关系。

喝着最后一杯格伦利物威士忌酒，我向他吐露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几年前，我骑着摩托车在全国漫游，就像《一千零一夜》里任性不羁的旅行者被藏在黑暗森林树根下面的金块绊倒一样，我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好像我来到了英雄之旅的核心。

冲击我的心灵的是亚利桑那州靴山公墓（Boothill Cemetery）里的一块破败墓碑上的碑文，这是一位老枪手的墓碑，上面写着：“做你自己，因为如果不做自己，你就不是你自己。”

如今坎贝尔爽朗的笑声、酒杯碰撞时发出的叮咚声、深夜红木房酒吧里抚慰心灵的爵士乐钢琴声犹在耳边。

“就是这样！”他眼睛里闪烁着永恒的惊奇神情，大声说道，“那就是所有的真谛：英雄之旅的秘密。太了不起了！”

“怎样才能让它再次发生？‘做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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