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席勒以《强盗》一剧蜚声文坛。其实早在一七七六年十月，席勒已在《施瓦本杂志》发表了题为《傍晚》的抒情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首诗描绘黄昏薄暮时的壮美景色。太阳像英雄般沉落，田野沐浴着夕照的余辉，天上布满了金色的云层，紫色的晚霞，宛如开遍春日玫瑰的花坛。银色山泉流淌，夜莺啁啾鸣唱。只要上帝愿意，万物停止运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也噤声无语，因为要歌唱亿万娇小的精灵，热烈无比的歌声也喑无生气。可是你，诗人，将振动紫色的翅膀，飞到天国的宝座之上。那里不再是傍晚，不再是暮色昏沉，只有主在那里，还有永恒。杂志主编特意提到诗人年仅十六岁，师法维吉尔、莎士比亚、歌德、舒巴特等大师，尤其效法《救世主》和《颂歌集》的作者，诗人克洛卜施托克激越慷慨的诗风 ，预言这位少年诗人前程无量。

一七七七年，《施瓦本杂志》刊登了席勒的另一首诗：《征服者》。他在诗中以战斗的豪情和无畏的勇气对暴君表示轻蔑和诅咒：

不错，征服者，不错——你想长生不死，

喘吁不已的白发老翁，

和那孤儿寡妇

也希望你长生不死。

……

但愿雷鸣般的诅咒从我火热的胸中

倾泻在那天平之上，如同崩落的

天宇——将那天平砸向

深深的地狱，

然后，我的愿望，

我最热烈的诅咒

将得到满足

我将满怀着欢乐与狂喜

在他被审判的一天，法官 ，

在你圣坛前的尘土中翻滚，雀跃欢呼

我将永远将这一天庆祝

称这一天为美好的日子！

这位少年诗人已基本确立了他的诗风：大气磅礴，刚健雄浑，充溢着古希伯来先知般热烈的激情，又不时闪现出深沉的哲思；崇尚人的尊严与自由，抗击暴政，战斗不已；歌颂大自然的壮丽优美和人世间的爱情友谊，以及他景仰的哲人斗士。

一七八二年，席勒从曼海姆看完《强盗》首演回斯图加特后，出版了《一七八二年诗选》，其中五十首为席勒所写，其余约三十首为诗友之作。这本诗集出版后，他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强盗》的作者。该诗集收入了五首《献给劳拉的歌》，这些诗是席勒献给初恋情人，在斯图加特的女房东路易丝·费歇尔的，虽表现得有些夸张，词句有些堆砌，但我们可以看到奔放狂热的陶醉，炽热激烈的眷恋。也许席勒后来有些“悔其少作”，在一八〇三年出版的诗集中删去了许多描写“爱的激情”的诗节。

引人注目的是席勒关于两位哲学家的诗作。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卢梭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逝世。同年秋，席勒写下《卢梭》一诗纪念这位一生颠沛流离的革命先行者。他将该诗收入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七年出版的这部诗集，表示他对政治专制和思想压迫的反抗。一七八一年，席勒写下《斯宾诺莎 》一诗，献给这位甘守清贫、以真理为惟一追求的哲学家。

一七八〇年左右写成的《昏君》一诗里，诗人向昏君提出警告：

可是，害怕诗歌的语言吧：

复仇的箭将大胆地射穿你们的紫袍，

射进冷酷的国王的心。

以后席勒在《塔利娅》、《缪斯年鉴》、《季节女神》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很多诗歌。

席勒的很多诗讴歌人间的真、善、美。一七九五年，他在《妇女的尊严》一诗中写道：

你们要尊敬妇女！她们把天国的玫瑰

织进人间的生活，使之成为点缀，

织出爱情的纽带，使人幸福欢畅，

小心翼翼地用神圣的馨香

把美好感情的永恒的火花

缝进优美娴雅品行端庄的面纱。

接着他把男子和妇女对比。男人好高骛远，性格狂放，女子注重实际，谦和温柔，富有同情心，消除敌意，使人和解。这就是席勒理想中的女性所具有的美德。

席勒的《欢乐颂》是一首全世界广为传诵的名篇。一七八五年席勒接受素不相识的远方朋友刻尔纳和胡伯以及他们的未婚妻的邀请，脱离了困境，离开曼海姆，来到莱比锡的朋友们的身边。盛夏七月，这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在乡间聚会，热情奔放，情绪高昂，歌颂他们之间神圣的友谊。席勒激动地高呼：“只有我们的友谊才能使我们伟大，善良，幸福。”他们决心乘着友谊的翅膀，抛开尘世的惊恐，脱离狭窄沉闷的生活，进入理想的王国。夏去秋来，这几个朋友在新婚的刻尔纳和弥娜·斯托克两人的新居聚会。根据弥娜的回忆，朋友们在金色秋日的照耀下举杯痛饮，互祝健康，庆贺欢聚一堂。席勒情绪激动昂扬，和弥娜碰杯时，竟把玻璃杯碰破。他干脆把所有的玻璃杯全都扔到墙外，激动地高呼：“永不分离，永在一起，但愿我们能同生共死！”

据说正是为纪念这一令人永生难忘的时刻，席勒写下了《欢乐颂》。只有真正领略到友谊的甘美，并且决心终生呵护这珍贵的友谊之花的人才能迸发出这昂扬的激情，才能写下这永放光芒感人至深的诗句。若干年后，业已失聪的贝多芬为之谱出了第九交响乐中的著名合唱曲，响彻全球。亿万人，互相拥抱吧！亲吻全世界！大家都是兄弟！欢乐，友谊，和平，这是人生的真谛。在这世上，真正幸福的人是能够得到一个真诚朋友的友谊、一个善良女人的爱情的人。谁若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悲伤哭泣着离去！

席勒的《大钟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它用铸造一口大钟的过程来形容人生，始而出生长大，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接着发生火灾，继而母亲去世。城里秩序井然，人们安居乐业，可是革命爆发了，人们陷入疯狂，最后重归宁静，结局是欢乐和平。在文学批评界，对这首诗的评价曾有过很大差异。赞赏者称作者以高度的概括力，画出了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以及重大变故，天灾人祸，婚丧喜庆，大钟由制模、浇铸，到完成竣工，十分巧妙地伴随着人生。然而也有批评者指出，该诗的基调是市民阶级的生活模式，其喜、其悲，无不以市民阶级的人生模型为基础，因而调子庸俗，市侩气太浓。这里写的人生乃是勤劳持家的市民的一生，追求的幸福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的人生理想。尤其遭人指责的乃是把革命当做大祸，将其描写成一场灾难，有损席勒自由战士的形象，这岂非席勒对自己信念的背叛？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席勒所处的时代，也许对他就会理解更深，不至于横加指责。

有人指责的也许就是倒数第二节的诗句：

只听见高呼“自由平等”！

平和的市民拿起刀枪，

大街上，大厅里人潮汹涌，

一帮帮杀人暴徒到处游荡，

妇女用恐怖行径取笑作乐

全都变得像鬣狗一样。

她们用豹子般的利齿，

撕碎敌人还在跳动的心脏。

再也没有神圣的东西，一切虔诚

敬畏的纽带全都断裂，

仁善让位于邪恶，

恶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唤醒狮子，危险异常，

老虎的利齿会带来死亡，

然而恐惧中最可怕的

乃是人一旦发狂。

那些把天国的火炬交给永远盲目者的人

真该遭殃！

这火炬没有给盲人带来光明，

只会引起熊熊烈火，

把各城各邦化为灰烬。

诗中描绘的情景并非诗人凭空捏造的幻影，而是大革命时期法国生活的写照。席勒的军校同学沃尔措根和好友亚历山大·洪堡当时正在巴黎，席勒从他们那里得知了雅各宾专政时期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的惊心动魄的情况。这引起了席勒强烈的反感与厌恶，使他把这段历史归结为人类的堕落。他从对革命的满怀希望转为深深失望。他何尝不想歌颂革命，可是在当时巴黎血流成河的情况下怎能指望他会违背良心，胡说一气呢？罗兰夫人临刑前曾长叹：“唉，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席勒在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口号尽可不同，蛊惑人心的目的大同小异。在这点上与其指责席勒，毋宁理解和同情来得更加妥当。

《大钟歌》主要歌颂的是和平和谐的生活，辛勤劳动的人们。诗人用激昂慷慨的声调高呼：

劳动乃是市民的光荣，

成功就是苦干的酬报；

国王因地位受到尊崇，

我们的尊贵在于勤劳。

这样雅俗共赏，来自民众生活，歌颂平民百姓的诗歌，自然深受民众欢迎。席勒逝世后，《大钟歌》曾被改编并数度在席勒的忌辰公演。歌德曾为此写下《席勒大钟歌跋》一诗。

席勒的诗作中还有一首《孔夫子的箴言》，这对中德文化交流是一大贡献。远在乐园尽头的中国并没有偏离他的视野。他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哲人。可见他和歌德一样，襟怀宽广，目光远大。贬低别人，惟德意志民族是尊，是席勒所不屑为的。并非他所有的同时代人都对中国毫无成见。黑格尔对《论语》评价甚低，赫尔德尔对汉语一无所知，却大加讥评，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在这点上席勒和歌德的确与众不同，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歌德写下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还转译过《梅妃》。席勒对中国也心向往之，除了写作《孔夫子的箴言》之外，还改写过意大利作家哥齐的戏剧《图兰朵》。当时欧洲虽然有“中国热”，真正了解中国、欣赏和尊重中国文化的人依然还占少数。

《孔夫子的箴言》共两首，分别发表于一七九六年和一八〇〇年的《缪斯年鉴》。第一首约完成于一七九五年七月，同年八月二日，在一封未流传下来的致赫尔德尔的信里附上此诗，赫尔德尔在一七九五年八月五日致席勒的信里提及此诗，认为此诗甚美。威廉·洪堡也写道：“孔子箴言给我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种短小精悍的句子组成的语言。您写得十分传神。”

第二首约完成于一七九九年九月。九月二十六日席勒写信告诉刻尔纳，因为一八〇〇年的《缪斯年鉴》即将出版，他必须暂停剧本创作，将几首诗加到年鉴中去。其中之一便是《孔夫子的箴言》。

这箴言并非出自孔子手笔，而是席勒假托这位中国哲人之名，表达自己的思想，阐述普遍真理。孔子言简意赅的《论语》应该已为席勒所知，而孔子的名望也为当时欧洲思想界所共识。

第一首表述时间，讲未来、现在和过去。未来姗姗来迟，现在飞逝如箭，过去永远平静。缺乏耐心，无助于加快时间的步伐。怀疑和害怕，亦不能将其阻挡。想愉快地结束人生的征途，须把未来作为顾问，不要作为行动的傀儡，不要把飞逝的现在当作朋友，别把静止的过去当作敌人。

第二首表述空间，阐述其广度深度均为无限，人必须不懈努力，孜孜以求。要了解真理，则须知其广袤，探其根本；要追求完满，则须广博；要塑造世界，必须深入底层，方能看清本质。只有锲而不舍才能达到目的，只有充实才能达到明朗之境，真理寓于深渊之中。

一七九一年，席勒大病一场，由于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的赞助，诗人得以静心养病并钻研康德哲学。病愈后，席勒原打算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交替进行，可他毕竟是天才的剧作家，哲学和文艺在他心里分量不同。一七九五年年底，撰写美学论文时，席勒不耐烦的情绪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七九四年，席勒和歌德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德国文坛上的两位巨人建立了联盟，开始了被传为佳话的十年友谊，十年合作。此前两位诗人虽同在一地，彼此相识，但因地位悬殊等种种原因，并非朋友。法国革命后，两人都被迫遁迹于文艺王国，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消除了一些若隐若现的嫌隙，为两人的深入交往创造了客观条件。从一七九五年起，他们密切合作，经常见面，如不见面，就互相写信，几乎每天通信。

看歌德和席勒的通信集，深感这两位诗人沉湎于艺术王国里，似乎忘记了当时的欧洲不时响起的炮声，这是居乱世而清幽的超然态度。然而这何尝是他们两人的心愿？既然在政治舞台上无用武之地，便用文艺作为手段，来阐明人生的哲理，用诗艺来改变人的本性。当然，这也与普鲁士于一七九五年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反法同盟，“保持中立”有关。此后，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有了十年相对和平的时期，这十年也是德国古典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一七九五年底到第二年，两人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一系列主要针对当时的文坛、学界进行反击的讽刺短诗完成。这些两行诗按古罗马讽刺短诗的风格写成。讽刺对象包括那些庸俗化的启蒙主义者，时髦化的虔诚主义者，头脑狭隘、目光短浅、满口陈词滥调的文学批评家们，他们不时向两位诗人射来明枪暗箭，攻击他俩共同的努力，尤其是攻击品位很高的《季节女神》杂志。这些讽刺短诗发表在一七九六年和一九九七的《缪斯年鉴》上。于是一七九六年便作为“讽刺短诗年”载入文学史。他们在两年中合作写下了上千首讽刺短诗。这些隽永深刻的小诗绝不仅仅是针对歌德席勒的年代而作，它们所抨击的鄙陋与丑恶，所揭示的真理至今仍可作为人们的镜鉴。

一七九七年两位诗人合作的成果是一系列优秀的叙事歌谣。共同写作讽刺短诗已经证明是歌德的动议，是谁想到写叙事歌谣的，却弄不清楚。席勒的叙事歌谣如今已成样板，其中大部分完成于一七九七年五月底到九月，进展迅速，显然写得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仿佛在和席勒竞赛，歌德也写出新作《科林斯的新娘》和《神和舞姬》，这是歌德的叙事歌谣中最完美的两首。一七九七年也就成了“叙事歌谣年”。

在歌德与席勒共同创造、互相促进的过程中，问他们两人谁是给与者，谁是接受者是没有意义的。席勒比较年轻，在谈到他们两人的关系和交往时，要无保留得多，也更加充满感激之情。他在很多致歌德的信里，总是强调自己从歌德处受益匪浅。歌德在和席勒交往中，没有这么积极，但也不时真情流露，感谢席勒对他的评论。席勒在一封长信里赞扬了歌德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并坦诚地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歌德在回信里这样写道：“请您继续使我喜悦，使我受到鼓舞。”

一七九八年新年伊始，歌德怀着感激之情谈到他俩已有四年之久的友谊：“我们两人幸运的相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我希望这种关系永远同样继续发生作用下去……您给我带来了第二个青春，使我又变成诗人，我其实早已停止成为诗人了。”

尽管歌德收敛矜持，也不得不承认，这段关系对他也同样起了良好的作用。他们在一七九七年叙事歌谣年的合作，自然和讽刺短诗那一年不同，这次的合作仅限于互相启发和鼓舞，阅读对方新作，提出修改建议。

两个人都投身到叙事歌谣这种体裁的创作，把他们迅速写成的一系列歌谣理解成文艺试验。席勒的好友刻尔纳批评席勒的《伊比库斯的鹤》有些“枯燥”，歌德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诗歌格调新颖，拓展了诗艺的类型”。歌德轻易不发表溢美之词，但此前他就向他们共同的朋友谈过他对席勒的叙事歌谣的意见：“就像您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的这些歌谣写得非常成功；我希望，我的歌谣在一定程度上能和他的并列，他在任何意义上都比我更适合写这种诗体。”

歌德承认，席勒这种“戏剧性”强的诗写得很好。歌德的长处在于“诗”中有“诗意”，而席勒的长处在于“抓住了戏剧性的瞬间”。这些歌谣是出自戏剧家的手笔。席勒的志趣是写出宏伟的剧作，这些歌谣不妨看做席勒写作《华伦斯坦》等几出大戏的练笔。

在席勒早期的诗歌里，他往往任自己对自己的思想和主观认识的乐趣所驱使，兴之所至，信笔写去。现在则不然，他在这些歌谣里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艺术技巧，把诗意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在许多歌谣里他都成功创造了激烈紧张的气氛，取得了强烈感人的效果。

比如《伊比库斯的鹤》，该诗的题材取自古希腊文学，是歌德让给席勒的，歌德本想自己以这个题材写一首歌谣。诗中讲述诗人伊比库斯被强盗杀死，无人在场，只有一群鹤在空中飞过。凶手自以为可以混迹于人群之中，逍遥法外。可是当凶手在剧场看戏时，一群鹤铺天盖地而来，凶手惊恐万分，失声叫出“伊比库斯的鹤来了”！从而露出马脚，最后承认罪行，受到惩处。鹤群为死去的诗人报了仇。此诗写作期间，歌德认真地给他的朋友提出了建议。席勒把第一稿寄给歌德，请他批评，尤其在两个要点上希望听到歌德的意见：一，如何使全诗叙述连贯，因为原始素材中缺乏这一点；二，如何为效果创造气氛。歌德很详尽地作了答复。他指出，鹤群飞过，包括它们飞临剧场，都是候鸟迁徙的自然现象，不必当成奇迹，只是偶然性使这个故事披上了预兆和离奇的色彩。席勒对歌德的常识和经验给他的启发深表感谢，他原来只是把鹤群看做一种譬喻。歌德建议在开篇处加一些铺垫，让伊比库斯先看到鹤群，把这些高飞的远行客和羁旅途中的自己相比，并在遇害后向鹤群喊出遗言。席勒接受了这个建议。歌德认为结尾过于突兀，建议在扮演复仇女神的演员退场后加一个诗节，描述民众听完复仇女神之歌后的情绪。这一点席勒也接受了，他在增加的诗节中刻画了全体观众的惊惧与敬畏。歌德还建议让凶手的惊叫只让附近的观众听见，然后他们和凶手间的冲突引起所有观众的注意。这个建议席勒在回信中拒绝了，他说他将凶手安排在观众席的最高一排，这样他可以最先看到飞来的鹤群，做贼心虚的愚蠢凶手已在复仇女神之歌的震慑下失魂落魄，他看到鹤群后的惊叫在一片肃然的剧场里会特别刺耳，他又在高处，因此所有人都会听见。习惯于点到为止的戏剧家席勒认为这样处理很自然，不必再加一个动作。 他们两人就这样对彼此作品切磋探讨，互相砥砺。

使人惊讶的是在席勒的歌谣中有一点新的特色，那就是他以一种鲜明的形象来描写他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最著名的例子乃是在《潜水者》一诗中对汹涌奔腾、猛烈旋转的海水所作的拟声的描绘。歌德在看到大海时发现席勒的描写得到了证实。但席勒从未出过国门，也从未见过大海，大自然的这一现象，他只是在一个水磨坊那里仔细观察了一下，以小及大，由此及彼，激起他活跃的想像力，描绘出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海浪的描写如此，其他自然景观的描绘也是如此。席勒是以丰富的想像力来弥补自己生活经验之不足。

在《卡珊德拉》一诗中，特洛亚城里一片欢声笑语，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只有卡珊德拉公主一人胸怀悲痛，暗自忧伤，因为她作为先知，可以预见未来。她已经看到这虚假的喜庆转瞬即逝，灾难就要降临。她逃进林间树丛，哀叹自己成为预言者的不幸命运：自从为神效劳，我没有用花朵装饰我的秀发，自从成为你的喉舌，没有再唱欢乐的歌。你让我看见未来，却使我无法享受眼前。为什么让我具有这烛见未来的本领？明明看见厄运逼近，却无法躲避。众人皆醉，惟我独醒；众人快乐，惟我哀伤。我多么希望能和别人一样盲目，至少得享片刻的欢娱，不必总是悲伤哭泣。冬去春来，万象更新，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紧接着将是灭顶之灾。我的青春只是无尽的哀泣。我只知道无穷无尽的悲痛。

卡珊德拉是荷马笔下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物，可以预言未来，但其预言却无人相信。席勒此处用独白的方式让她吐露心声，写得真实感人，显示了诗人戏剧家的卓越技巧。

同样，在《赫洛和勒安德尔》这首诗里，很多诗节中几乎全部以女主人公的独白来表示人物的喜怒哀乐。海上风平浪静，女主人公欣喜万分，热切期待着心上人顺利地游过海峡，前来相会。看到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她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惟恐心上人泅水渡海时会有闪失，遭遇危险。从春到夏，从夏到秋，这一对恋人度过了多少销魂荡魄的夜晚。秋去冬来，海水寒冷彻骨，男主人公依然如约前来。无人知道他们幽会的秘密。谁也不会想到，爱情的伟力会使男主人公不顾死活，跳进冰冷刺骨的海水，迎着排山倒海的狂涛，越过辽阔的达达尼尔海峡，来和情人欢会。然而灾难终于发生。这一切都在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里得到描述。紧张的气氛，动人的情节，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切压缩在每节八行的二十六节诗中，可见其语言的精练，节奏的快速，布局的紧凑，在在显出杰出戏剧家的手笔。

在《赫洛和勒安德尔》这首歌谣里，席勒强调为了爱情的自由，人们可以舍生忘死，克服艰难险阻，甚至为此以身相殉。这种争取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是积极向上的。席勒描写了海涛的汹涌，寒夜的阴冷，然而恋人的激情无视这一切。这也是对亘古永存的真挚爱情的歌颂。

《潜水者》和《手套》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首诗都着墨于描写景色、营造气氛，然而归根结底仍然是烘托人物、突出主题。席勒在《潜水者》里用大量篇幅描写海上波涛汹涌，惊涛拍岸。一意孤行、视人命为草芥的国王却忽发奇想，把手中金杯扔进峭壁悬崖下的怒海之中，让勇敢者跃入海底，从惊蛇乱窜般的惊涛骇浪之中去取回金杯，以金杯为奖。岸上观海的骑士望而却步，心惊胆战。只有一个勇士挺身而出，在众人的惊叹声中跃下悬崖，潜入水中，把金杯从海里拾回。灭绝人性的国王竟然意犹未尽，又扔下一枚指环，让人潜入海底打捞。谁若打捞成功，国王将以公主下嫁，作为奖赏。勇士再次跃入海中，但再也没有回来。

《手套》一诗只有七节。诗人用前四节描写斗兽场上的紧张气氛。看台上人头攒动，场地上凶兽对峙。一场龙虎斗即将爆发。加上两只豹子参战，搏斗必然会凶狠惨烈。偏偏就在大家凝神屏息，鸦雀无声之际，一只手套从看台上掉进这几头猛兽当中，全场愕然。诗人这时才引出人物。虚荣心重，善于玩弄恋人感情的贵族小姐居然要求她的骑士为她从猛兽当中去捡手套，以此考验他的爱情。下面情节的发展高潮迭起。先是骑士在众人惊愕之中，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地进入危机四伏的场内，捡回手套，接着是骑士在这位贵族小姐洋洋自得之际给她的出人意表的回答。用短短七节诗竟演绎出这样富有深意的一出戏，的确独具匠心。

“叙事歌谣年”在席勒创作中是个重要转折点。三年养病，三年研修康德哲学，使席勒的思想更加睿智、深邃。病后四年，他有机会向心仪已久的诗人歌德学习，并和他并肩作战，从讽刺短诗到叙事歌谣，进行了全面合作，大量练习，同时也为创作《华伦斯坦》等剧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席勒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强烈的哲理性。他在德国思想诗（又称哲理诗）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他的《光与热》、《广与深》、《希望》、《妄想的话》、《信仰的金言》等，多意深旨远，发人深思。即使在一些描绘自然的诗篇或戏剧性很强的叙事歌谣中，也往往闪现着庄严肃穆的光辉。相比于歌德很多抒情诗的自然坦率，无所顾忌，席勒的诗更多一些沉郁顿挫的森严气象。这也许和两人不同的出身、经历、学养有关。席勒命运多舛，常年飘泊动荡，以艰苦的工作透支自己的身体，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如用肩膀扛起地球的阿特拉斯，又数年潜心研究历史和抽象的思辨哲学，其作品自然会多一分凝重深沉。

席勒诗中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给予了深深的关注。

在席勒遗稿中有一首长诗的草稿，出版家后来给它加了个标题叫《德意志的伟大》。写作此诗的日期已无法确定，大约紧接着一八〇一年初那首即兴诗《新世纪的开始》之后。一七八九年他在颂歌《艺术家》中称“世纪转折时期”的人是“时代最成熟的儿子，通过理性而获得自由，通过法律而变得坚强”，这种欢欣明快的信心在《新世纪的开始》里已不复存在：

高贵的朋友！哪里为和平敞开大门？

哪里让自由避难藏身？

旧世纪在风暴中消逝，

新世纪正以杀戮开端。

《德意志的伟大》很可能是对一八〇一年二月签订的吕内维尔和约 的直接反应。出版商葛兴和科达似乎对这首诗都不知道，他们希望席勒为这次缔结和约写首颂歌致贺，遭到诗人拒绝。席勒一八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给葛兴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不写）也因为我怕，我们德国人在这个和约中扮演了这样可耻的角色，即便是颂歌，到了诗人手里，也会变成一首讽刺诗。”

尽管席勒有时故作冷漠，说他不关心时事，实际上他研究过历史，目光尖锐，看出和平不会持久，神圣罗马帝国注定要沦亡，有两个强大的欣欣向荣的民族——法国和英国将取而代之，互争雄长。所以他在这篇很值得注意的诗稿里就以此作为出发点：

此时此刻，德意志名誉丧尽，

走出浸透他泪水的战争。

两个狂傲的民族

脚踏着他的脖颈，

胜利者决定着他的命运——

他还能自命不凡？还能

为自己的名字自豪欢欣？

还能昂首挺立自信地

步入民族之林？

这篇诗稿一部分是散文，另一部分是不完整的韵文。诗人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两个狂傲的民族脚踏着他的脖颈”之时，德国人是否还能昂起头来。他在《讽刺短诗》里只是暗示，你们可以昂起头来，可是现在，看到德国政治上日益孱弱，他认为有必要鼓励他的同胞。他在诗里安慰他们：你们可以昂起头来……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德国人的尊严从来也不是建立在他的君王的头上。离开了政治，德国人建立了他自己的价值。尽管帝国沉沦，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受破坏……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伟大，它寓于文化之上和民族的性格之中，这种伟大不依赖于它的政治命运……诗人明确指出：

这不是德意志的伟大，

取胜全凭刀剑

要进入精神的王国

战胜各种偏见

席勒为何没写完这首诗并发表，理由不详。看来德国当时的形势，是使他如此决定的重要原因。他从现实中得出了真理，做出了多么出色的预言，多么恳切的忠告。可是后来德国历史的发展多么明显地背离了诗人的忠告！一些人扭曲了诗人的原意，背叛了诗人的教诲，竟用这首诗是来宣扬军国主义，推行穷兵黩武、嗜血好战的侵略政策。认真阅读席勒的诗稿，就会明白，这是有意歪曲。与席勒的思想背道而驰，妄想以武力统治世界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崩溃了，而席勒诗中所倡导的道德与文化的伟大才是德意志民族，也是全世界各民族应该永远追求的目标。

席勒的戏剧和诗歌天才为人瞩目，他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却常被忽视。席勒是德国第一位职业作家，全家人吃穿用度全靠他的写作。他必须写出大量作品，得到足够的稿酬，才能养活全家。他也在《塔利娅》等刊物上发表小说，以飨读者。本书收入席勒小说四篇。

《忍让》发表于一七八二年三月的《符腾堡文学书目》。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叙述兄弟二人和他们共同的心上人的爱情悲剧，语言平实、冷静。

《受侮辱的罪犯》发表于《塔利娅》一七八六年二月号，一七九二年曾稍作改动。作品取材于真实案件，主人公的原型弗里德里希·施拉姆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小说叙述了一个强盗的成长历程，其中对罪犯心理的刻画尤为出色。

《命运的捉弄》发表于《德意志信使》一七八九年一月号。如其副标题所言，该作品亦取材于“真人真事”。主人公的原型是席勒的教父、符腾堡的菲利普·弗里德里希·里格尔将军。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一生的升沉荣辱，剖析了他充满矛盾的性格与其命运的关联。

《招魂唤鬼者》于一七八七年至一七八九年间连载在《塔利娅》杂志上。席勒因为这部小说被称做“帮派小说”或“黑社会小说”的创始人之一。

十八世纪末，欧洲各国的封建贵族锦衣玉食，生活糜烂，竟对招魂唤鬼的左道旁门大感兴趣。意大利江湖术士卡利奥斯特罗乘虚而入，在巴黎上层社会行骗。达官显贵、贵妇名媛趋之若鹜。最后发生了项链事件。法王路易十六之妻玛丽·安托瓦内特斥巨资购买的价值连城的项链不翼而飞。骗子被揭发，但王后和巴黎主教也卷入此案。宫廷的腐败糜费公之于众，民怨沸腾，王室威望一落千丈。这是王朝末日的征兆，封建统治病入膏肓，大厦廊柱已被蛀空，根基已在动摇，不久即将坍塌，风暴已在天边，一场灾难在所难免。

无独有偶，一七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新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登基。这位国王也崇尚迷信。大家很怕他会扼杀启蒙运动，社会上思想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民众对这类内幕事件好奇心切，希望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于是席勒放下《唐·卡洛斯》，开始写作《招魂唤鬼者》。

小说前两部分连载在《塔利娅》一七八七年一月号和一七八八年四月号。席勒起先写得轻松愉快，善于写剧的他自然不难展开情节，埋下伏笔，使之扑朔迷离，悬念迭生。小说线索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往往具有阴阳两面，真伪难辨，场景多变，令人眼花缭乱。这样的小说自然引人入胜，深受读者欢迎。第一部分一发表，便吸引了许多读者。然而要把这撒开的大网收拢，即使像席勒这样的高手，也得花费大量时间，才能面面俱到，不致顾此失彼。因此席勒后来越写越感到吃力。他写信向刻尔纳抱怨浪费时间，简直是在做苦力。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生活已超过了任何虚构故事。另外席勒本来志不在此，小说便戛然而止。一七八九年底在《塔利娅》上发表三、四部分后，小说以未完成的断片出版了单行本，但依然畅销。出版商出高额稿酬希望席勒完成此书，但他不为所动。稿酬虽高，时间更宝贵。他急于完成他的使命，完成《唐·卡洛斯》。一七九二、一七九八年《招魂唤鬼者》又出了两次修订版，席勒做了较多删节。这部未完成之作为德国长篇连载小说开了先河。

一七九四年，克里斯多夫·戈特利布·封·穆尔将他从英文转译的中国长篇小说《好逑传》送给席勒。一八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席勒致信出版商翁格尔，希望将该书缩写成短篇小说发表在《小说杂志》上，翁格尔同意了。但席勒这一计划没有完成，只留下几页草稿。

席勒曾翻译改写过法国作家狄德罗的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一个片断，发表于《莱茵塔利娅》一七八五年三月号。席勒还根据封·阿尔巴公爵的轶事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德意志信使》一七八八年十月号。

小说虽非席勒的主要志趣，但他的几部作品，尤其是《招魂唤鬼者》，以情节见长，故事性强，语言洗炼，对话生动，充分显示了他写作小说的天才，对小说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玉书
二〇〇五年五月 KZGg4VCxHz6W43upXXj8DLWdh/Eikt/UodBk7QSSyjWT12iv0CKvJXg+5b7wtc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