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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纪念德国伟大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二百周年忌辰，怀着崇敬，怀着感激，也怀着悲哀和遗憾。席勒英年早逝，只活了四十六年。但这短暂的一生却是不平凡的一生，在这一生中他经历了一次次惨烈的战斗，取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其光辉的战果便是留给我们的卷帙浩瀚，思想深邃，内容丰富，精雕细刻的传世佳作。两个多世纪来，他的作品鼓舞着全世界亿万读者英勇斗争，奋发向上。
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席勒出生在德国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这是坐落在内卡河畔的一座幽静的小城。直至今日，这座小城依然宁静如初，民风淳朴。二十世纪，德国许多名胜古迹毁于战火，歌德、贝多芬在法兰克福和波恩的故居都是劫后新建，席勒故居却是少数未遭兵燹的文化圣地之一。走进这幢两层小楼，看到诗人出生的那间不满十平方米的斗室和那狭窄阴暗的楼梯，不由使人肃然起敬。在这所寒碜的小屋里，席勒和他在部队里充当下级军官的诚实虔信的父亲、慈祥温柔的母亲和他深爱的姐姐一起过着简朴温馨的市民阶级的生活，尤其是母子之爱和姐弟之情使他的童年抹上了柔美绚丽的色彩，这个金发碧眼的漂亮男孩在这里享受着人间美好的亲情。
然而，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一道命令将席勒从这温情如水的小巢拽进残酷无情的人生的竞技场，从而开始了他从未终止的搏斗。公爵在路德维希堡创办了一所军事学院，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卡尔学院，为他政权的绵延永继培养忠诚驯从的臣仆。公爵下令：他手下的军官臣子都必须把儿子送进卡尔学院学习。一七七三年，小小年纪的席勒离开慈爱的母亲，温柔的姐姐，进到这所“奴隶培训所”
。学院纪律严酷，学生不得回家，也难得接受亲人探望，有如一所监狱。然而学校的教学内容却出人意料的开明，法国启蒙运动大师们的思想居然由思想进步的老师公开传授给学生。这丰富的精神滋养，再加上身受的沉重压迫，使席勒心中萌发出反抗专制暴政的火花，这个医学生写出了一部激情如炽的剧本，讨伐专制暴政，号召人们反抗。这就是席勒的第一部剧作《强盗》，剧本的初版题记是一句拉丁文：a tyrannos（打倒暴君！）
一七八二年一月十三日，《强盗》在曼海姆剧院首演，观众为之热血沸腾，剧院中群情激昂。目击者说，观众高声喊叫，互相拥抱，把帽子抛到空中，整座剧院几乎成了一座疯人院，这并非由于《强盗》扉页上“打倒暴君”的那句题记，而是由于剧作家让人们看到封建专制的残暴凶狠，绝灭人性。他让人形象鲜明地看到了人们身受的专制压迫，即使没有这句题记，“打倒暴君”也在作者写作意图之中。席勒着便装前往曼海姆，观看了这次演出，亲身经历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深受鼓舞。
《强盗》的演出大获成功，轰动一时。一七八二年五月末，席勒再次私自前往曼海姆。公爵得知了席勒擅自出行以及该剧公演的消息，大发雷霆，将席勒关了两周禁闭，禁止他再写“喜剧”，并威胁道，否则将给以严惩，把他囚禁在关押重犯的塔楼中。席勒知道，著名诗人舒巴特
的命运正等待着他。无奈之下，他只好逃亡。席勒的逃亡在世界文学史上颇具传奇色彩，在其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斯图加特已无他容身之地，他若想成为一个作家，自由自在地讴歌自由，反抗暴政，必须脱离这个囚笼，自由翱翔在蓝天上。至于前途如何，他已无暇思考。一七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公爵与来访的贵宾围猎，席勒估计当晚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通过城门，决定夤夜冒险逃亡。席勒一生中，似乎命中注定，也恐怕是由于他的善良真诚，在困厄危难之时，总有无私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若没有他最忠诚无私的朋友、青年音乐家安德烈亚斯·施特赖歇尔和他患难与共，真不知他能否渡过这个难关。城门口值班的恰好是席勒的军校同学沙尔芬施泰因，于是化名里特尔博士的席勒顺利通过城门，驱车前往曼海姆。
《强盗》上演后好评如潮，席勒一举成名。《埃尔福特学者报》的一位极有远见的评论家写道：“我们倘若期待着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那么这一位就是。”
但这位德国莎士比亚的命运充满坎坷，符腾堡的公爵并未放弃追捕这个胆大妄为、抗命出逃的狂悖臣民，曼海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男爵也不愿担当风险，留下这位才气横溢的文坛新星。然而席勒并不绝望，为了自由，为了写作，他早已做好一切思想准备。幸运的是，他始终有朋友相助，好友施特赖歇尔并未弃他于不顾，在艰险的逃亡途中仍然陪伴着他；曼海姆的导演和出版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军校同学的母亲封·沃尔措根夫人邀请他到自己在鲍尔巴赫的庄园去避难。
符腾堡的冬天异常寒冷。就在这隆冬时节，席勒离开曼海姆，前往鲍尔巴赫，投奔沃尔措根夫人，于一七八二年岁末抵达冰封雪盖的鲍尔巴赫。鲍尔巴赫是座小村庄，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自由村镇，符腾堡公爵无权在此追捕逃犯，但席勒还是隐姓埋名，作为里特尔博士在鲍尔巴赫住下来。
经过曼海姆以及此后这段困苦的逃亡经历，鲍尔巴赫对于席勒不啻沙漠中的绿洲。这位习惯于在艰苦中奋斗的诗人仿佛进了田园诗一样的理想境地，可以全力以赴地任幻想翱翔，任诗兴驰骋。席勒在这里集中精力修改写作抗击专制暴君的剧作《斐耶斯柯的谋叛》，兴致勃勃地写作一出新的悲剧《路易丝·密勒琳》。同时又收集资料，考虑下一步写作计划。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新交的朋友，迈宁根公爵图书馆的秘书（即管理员）威廉·赖因瓦尔德的大力帮助。他与席勒一见如故，十分投契。赖因瓦尔德在日记里写道：“今天他和我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这位青年——席勒——这么年轻就已饱经沧桑。我觉得他很有价值，值得一交。我不相信，我把我的信任给予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除非一切都欺骗了我。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我相信，德国有一天将怀着骄傲称道他的姓名。我已经看到他那双被命运的阴霾笼罩着的眼睛喷射出来的火星，认出这双眼睛让人预感到的丰富的精神。”
与此同时，忠实的施特赖歇尔在曼海姆散布消息，说席勒正在写一部市民阶级的悲剧，大概已经写完。这个消息引起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的注意。这位男爵一反常态，立刻要为曼海姆剧院争取这个剧本。席勒听到剧院的呼唤，立即以惊人的速度赶写他的市民悲剧。
“我的路易丝·密勒琳催促着我在五点钟就披衣起床。我坐起来，削削羽毛笔，开始构思。”
这就是日后被恩格斯称做“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阴谋与爱情》。
历来都有一些以伯乐自居者在赏识千里马时，总是为了利己的目的。他们并未善待千里马，必要时骑之，用后便弃之。曼海姆剧院总监便是这样一位伯乐。诗人身陷困境时，他根本不愿援手。现在他突然又对席勒表现出极大热情，邀请席勒担任该剧院的剧作家。然而年轻诗人的薪金竟比十五岁的女演员还低，任务却极为繁重：一年得写三个剧本。席勒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他急于找到演出他剧本的剧院，并未去计较收入多少，待遇优劣。
毕竟正直的人，不以金钱为衡量幸福程度的人，脱离世俗观念、欣赏真正天才的人还是存在。一七八五年，德累斯顿的四个年轻人，刻尔纳和他的朋友胡伯以及他们的未婚妻，从北方向席勒发出友情的召唤。这四位年轻朋友真诚的友谊使席勒忘却了人世间的丑恶和凄惨，他欣然离开南德向北驰去，来到素昧平生但志同道合的朋友身边，沐浴着友谊的阳光雨露。如果说鲍尔巴赫是一块绿洲，在他长途跋涉于沙漠之中时给他以休憩和怡养，那么德累斯顿应是他第二次休养的绿洲。这里水草更丰盛，空气更宁静，而每一次休养都伴随着灵感的激发，新作的问世。对于席勒来说，工作就是生活，安宁无扰的环境，友好和睦的气氛使他才思泉涌，而逆境困厄又激起他拼搏的精神，战斗的意志。于是他又得到滋养，又创作新的作品，这就是他一生的历史，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总在充实自己，总在创作，一刻不停。友谊在席勒的一生中至为重要，始而是物质上的帮助，继而主要是精神上的鼓舞，精神上的支持！
这几个朋友和他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他们代表了一代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倾向。他们给他的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使他在悲剧《唐·卡洛斯》中，写出了唐·卡洛斯和波萨侯爵之间的动人友谊，为我们树立了为友谊而献身的范例。自我牺牲，为崇高的目标而奋斗，互相支持，共渡危难，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于是他写下了充满乐观主义激情的《欢乐颂》。只有经历过巨大的苦难，才能知道欢乐的价值，而这种欢乐来自友情，来自对真挚友人的讴歌。席勒的诗表达出拥抱全世界的强烈愿望，希望普天之下，人人相亲相爱，都是兄弟姐妹，这才是人间乐园。《欢乐颂》实际上是对友谊的颂歌。这首名篇经贝多芬谱曲，成为响彻全球的第九交响乐中的著名合唱。
正当席勒在友人宁静和睦的圈子里歌唱欢乐，畅饮友谊的甘美酒浆之时，天际正隐隐传来雷鸣电闪。十八世纪封建制度的丧钟已快敲响，专制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席勒在《强盗》中发出的“反对暴君”的怒吼，在《斐耶斯科的谋叛》里展现的对共和国的向往，对独夫民贼的鞭笞，在《阴谋与爱情》里对腐朽封建制度的无情揭露和谴责，成为即将铺天盖地向人们袭来的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怒潮的最初波浪。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像铁盖子一样令人窒息，社会无法发展，人才备受压抑，出身血统决定人们的命运，爵位门第袒护贵族的特权。腐败贪婪的贵族官吏如狼似虎，民不聊生，正义无从伸张，邪恶恣意妄为。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的革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攻陷象征专制暴政的巴士底狱，震惊全欧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在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中，封建制度迅速坍塌，《马赛曲》的激昂歌声响彻四方。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这些铿锵有力的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使莱茵河此岸的德国知识分子也欢欣鼓舞。以长诗《救世主》的作者克洛卜施托克
为首的德国诗人首先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欢迎，德国浪漫派诗人们也心向往之，连平时像外交家一样谨言慎行的歌德一面随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参加布劳恩施魏格公爵率领的联军前去讨伐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一面也不得不对法兰西的革命军队表示赞赏。在瓦尔米炮战
之后歌德说道：“从这里，从今天起，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如海涅所说：“时代精神活生生地攫住了弗里德里希·席勒，他和它搏斗、被它制服、又随同它一起去战斗，他高擎着它的大旗。就在这同一面大旗之下，莱茵河彼岸的人们那时也这样热情激昂地进行着斗争。”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席勒钻研历史，于一七八八年写成《尼德兰独立史》。根据这段历史，他在一七八四年到一七八七年间写下《唐·卡洛斯》一剧，把他在《强盗》、《斐耶斯科的谋叛》和《阴谋与爱情》里凝结的反抗暴君的仇恨，全部倾吐出来。他让波萨侯爵当着暴君菲利普二世的面说出：“我不能充当君王的奴隶”，“请您给予思想自由”。正如海涅所说：“席勒自己便是那个波萨侯爵，既是先知，又是战士，他也为他所预言的事情而战。在他那西班牙大氅下面怀着一颗最优美的心灵，这颗心当时在德国热爱过也受过苦。”
就在这时，席勒不仅拥有真挚的友谊，也赢得了忠诚的爱情。有人认为席勒是个个人生活平淡无奇，只会一味说教的“道学家”，没有什么艳遇，没有铭心刻骨的恋情，不像他的朋友歌德。其实不然。在他青年时代，虽然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但这位天才诗人才华横溢，激情满怀，为人正直，刻苦勤奋，使身边的女性为之倾心。军校毕业后，他在斯图加特的女房东让他领略到初恋的甜蜜，使他写出歌唱自己初恋的抒情诗《劳拉之歌》。他军校同学的母亲和妹妹，鲍尔巴赫庄园里的封·沃尔措根夫人和小姐，奉献给他的不仅是真挚的友谊，还有超越友谊的缠绵柔情。出身高贵、天资聪慧的封·卡尔普夫人，捐弃门第偏见与他亲密交往，使他俩一度成为魏玛引人注目的一对情侣，而封·伦格费尔特家的两姐妹都对诗人一往情深，席勒和她们两人的关系是德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诗人同时和她们姐妹两个在谈恋爱。这两姐妹同时被这个诗人所吸引，同时对他表示好感和欣赏。很长时间，席勒通讯的对象是两个人。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是精神上的交往，感情交融，思想交流，心心相印。姐姐卡塔琳娜以她敏锐的思想、出色的才智吸引着诗人，激发诗人的心智。妹妹夏绿蒂则默默地谛听，暗暗地欣赏，无言地表示着关怀和爱护，她不善辞令，性情沉静，但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才华出众的诗人，准备为他做出牺牲，与他同甘共苦，最后她终于成为诗人的妻子，而姐姐卡塔琳娜则成为席勒夫妇的终生挚友，诗人的知己，忠实的读者，最早的《席勒传》的作者。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半年，一七九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夏绿蒂·封·伦格菲尔特和席勒结婚，成为诗人患难与共、终生相伴的妻子。
结婚之前，席勒便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成为耶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当时身为魏玛公国大臣的歌德，给席勒的忠告是“边教边学”。但这份教职并未使席勒的生活得到保障。尽管席勒遐迩闻名，这位副教授却得不到固定的工资。他的收入全靠选课的学生交付的听课费，数额有限。耶拿大学对这位旷世奇才并未给以足够的肯定和关注。席勒坦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有友谊和爱情的支撑，仗着卓越才华和非凡精力，他昂然走上讲台，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作了他的就职演讲，题目是《何为世界史，为何学习世界史》。他在演讲中鼓励学生追求精神财富，丰富自己的内心，不要只把学业当作谋生手段。他提到，做学问是为了怡养性情，追求真理，提高思想，而不是为了谋生，如若为了谋生，则一旦学到必要的本领，势必不再追求技术精进，而且会对科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那样的努力只是为了得到承认，而这承认便是金钱、报纸的赞美和君王的恩宠。他用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他的听众。一七八八年他在《尼德兰独立史》中表达了对“那个国家”的向往，“那里自由已插上了它那令人欢欣愉悦的旗帜”，谈到一种“新的真理”，“这种真理的黎明已在欧洲降临”。“当年使尼德兰人民奋起反抗的力量，在我们当中并未消失，他们大胆的行动赢得了绝妙的成功，如果时机来临，同样的机遇号召我们进行同样的行动，我们也不会得不到成功。”他写这部专著的目的显然并非为了得到大学教授的头衔，而是为了砸烂那“可耻的锁链”，使“王侯们暴力的专横妄为在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落得可耻的下场”
。
如何养活新建立的两口之家，成了席勒必须面对的问题。教学所得微不足道，这个不愿做君侯奴才的人，自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求助于“求贤若渴”的魏玛公爵，也不愿去向他极为景仰的魏玛大臣歌德开口，只好鬻文为生。他像着了魔似的奋笔疾书，几乎每天写作十四小时。这就是席勒的性格，这就是他的铮铮傲骨。然而坚强的意志力抗不过病魔的袭击，一七九一年一月，席勒终于病倒，严重的肺炎和肋膜炎使他卧床不起。国外盛传《强盗》的作者已病重不治，死于耶拿。近在咫尺的魏玛公爵和大臣对诗人的病情与家境漠不关心，倒是远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和另两位贵族获得这讹传的死讯极为悲痛，立即举行追悼会对这位旷世奇才不幸辞世表示哀思和惋惜。当获悉诗人并未逝世，只是贫病交困，生计艰难，这位丹麦公爵立即伸出援手，向他提供每年一千塔勒的年金，为期三年，使得席勒全家不致有断炊之虞，诗人也能安心治病休养。
离开军校后，席勒一直在和受迫害受欺侮的命运搏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作，很少有时间专门研究哲学。他一直在拼命写作，为了生活，也为了战斗。一七九一年的重病使他被迫辍笔，丹麦朋友的慷慨资助使他终于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学习，他潜心钻研了康德的哲学。作家应该是思想家，只会白描现实，没有思想高度，难成真正的作家。这次学习的收获是他撰写了《人的美学教育书简》等一系列论文，在美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康德哲学并未使他误入歧途，而是使他更善于看清人生百态，洞察人的心灵。如果把这一段的研究视为他早期和后期创作的分水岭，我们会发现，他早期的作品，源于生活，鲜活直接，生活气息浓烈，而后期的作品则博大深邃，对人性的揭示更为深刻，更具普遍性，更使他对“德国莎士比亚”的称号当之无愧。
大多封建君侯的一个明显特点乃是对人的轻视，他们自以为血统高贵，忝居高位，一般人，即使名满天下，他们也视而不见。德国的很多君侯不承认席勒的天才，只把他看做可有可无的臣民，更因他文章、戏剧中的叛逆精神而视之为离经叛道的另类，不予迫害已属宽大开明，然而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政府却对席勒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赋予他殊荣。新成立的法兰西革命政府向各国杰出的革命家颁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的证书，得到该荣誉的有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强盗》的作者德国诗人席勒。相比之下，一冷一热，何等明显，以至席勒一度产生举家迁往巴黎的念头。
然而，法国的革命风暴逐步升级，愈演愈烈。雅各宾党人越来越趋极端。一七九三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相继死于断头机下。断头机运转不停，无辜者血流成河，红色恐怖笼罩一切，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接着，革命派内部争权夺利，争相以极端的口号和嗜血的暴行证明自己革命，别人反动。自由平等的革命口号变成消灭异己壮大自己的权力之争的武器，以致革命家罗兰夫人
在被押上断头台时喟然长叹：“唉，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最后革命党人也纷纷被昨日的战友送上断头台。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由于内讧都成为红色风暴的牺牲品。这样的革命进程日后使英国的狄更斯，奥地利的茨威格等作家都感到反感，同时代的德国知识界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从热情欢迎转变为望而却步，也就不足为奇了。席勒终于打消了前往巴黎的念头。
法国革命的形势使席勒失望也使他深思。他认为革命之所以会变成这副模样，在于革命者、革命群众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必须对人们进行审美教育，才不致出现高呼人权却践踏人权，高呼自由却扼杀自由的现象。于是他在一七九五年写下一系列《人的美学教育书简》。法国革命不仅引起德国知识界的普遍反感，也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在德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强烈愿望化为泡影，德国境内反动势力受到刺激，也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强化压迫的措施。市民阶级出身的天才诗人歌德终于无法忍受封建贵族的排挤，放弃宦途，专心写作，这样就拉近了他和席勒的距离。一七九六年，席勒主动邀请歌德合作，为他主编的文学刊物《季节女神》撰稿，打消了歌德对他的成见，从而开始了两位诗人至死不渝的友谊和对双方都受益无穷的十年合作。正当欧洲战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之际，席勒和歌德回到书斋，用如椽之笔为当代为后世撰写不朽的诗篇，讴歌人性的美好，塑造高贵宏伟的人物群像。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共同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古典文学的巅峰。
十八世纪末，这两位挚友、同行都被逼上奥林波斯山，既然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用武之地，便在文艺这片园地里精心耕作，在思想的战场上继续战斗。继一七九五、一七九六年合作大量讽刺短诗
之后，他们互相鼓舞，展开友谊竞赛，在一七九七年分别写下了一批精彩绝伦的叙事歌谣
，这一年也因而被称做“叙事歌谣年”。席勒与歌德不同，他那人口日益增多的家庭全靠他一个人维持，家境窘迫，没有薪俸，为了生计他拼命写作。他是德国文坛上第一位职业作家，靠自由写作为生，除了戏剧、理论文章、叙事歌谣之外，他也创作小说。但席勒是个天生的剧作家，他的一些理论文章也侧重戏剧理论，叙事歌谣如《手套》、《赫洛和勒安德洛斯》、《卡珊德拉》，小说如《招魂唤鬼者》都充满戏剧冲突，悬念迭起，情节动人，可以看出都出自戏剧家的手笔。
席勒和歌德合作的十年可惜也是席勒创作的最后十年。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是席勒这十年中创作的篇幅最长的巨著。既然现实生活不能提供合适的题材，席勒便拓宽视野，在德国历史中找到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天主教同盟的统帅华伦斯坦。他一七九〇至一七九二年间写作的《三十年战争史》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他创作《华伦斯坦》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一七九九年，《华伦斯坦》全部完成。二百年来对该剧有形形色色的演绎，褒贬不一。作者写作的意图显然不是为一个叛国分子树碑立传，而是利用这个充满矛盾性格的古人来揭示人性的复杂，并且以古讽今，启发读者效法古人的宏伟，来战胜今人的卑微，创造出可与莱茵河彼岸的法国人媲美的惊天动地的活剧，而不失人性的完美。席勒既出色地再现了历史画面，又充分发挥了诗人的自由，既忠实于历史，又以史为鉴，发人深省。
巨作《华伦斯坦》取得成功后，席勒着手写作另一部以英国为背景的历史剧，女主人公是十六世纪的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她的对立面、被誉为“童贞女王”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两位女王之间展开的争夺权力和爱情的殊死斗争，显示了席勒出色的戏剧家才能，也证明作者确是揭示女性心理的能手。
席勒此时正当壮年，才高意广，虽比歌德年轻十岁，但已成为与之难分高下的成名作家，可以期待他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杰作。他自己也在一八〇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给朋友刻尔纳的信里表示，只要能让他活到五十岁，就能在创作丰硕的作家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惜天不假年，早年染上的肺炎、肋膜炎业已落下病根，加上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托马斯·曼在短篇小说《艰难的时刻》中，生动地描绘了席勒在深夜里呕心沥血地进行创作的场面。这样“艰难的时刻”何止一夜两夜，而是成年累月。席勒似乎也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更是加快速度和时间赛跑。从一七九九年起，他平均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他古典文学时期的几部巨著：《华伦斯坦》、《玛利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墨西拿的未婚妻》和《威廉·退尔》，其中《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的姑娘》在同一年完成，而改写意大利剧作家哥齐以中国为题材的剧本《图兰朵》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快捷的速度是以加倍的精力耗损为代价的。为了使自己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充溢的灵感，他只好借助烟草咖啡和酒类。他超人的意志坚强无比，他的灵感也始终汹涌澎湃。诗人丰富的想像力把他从波希米亚的战场带到苏格兰高原，从晴空万里的意大利岛上带到白雪皑皑的瑞士山麓，从金碧辉煌的波兰宫廷带到辽阔无垠的俄罗斯草原，甚至到达远在乐园尽头的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这位从来没有机会迈出国门的德国作家，听凭想像力尽情奔驰、自由翱翔，在异国他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捕捉共同的人性，阐发相同的审美思想，正如海涅所说，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着自由的庙堂。这座宏大无比的庙堂应该把各个民族像一个亲如骨肉的大家庭那样团结起来”
，正如《欢乐颂》中那句不朽诗句所期许的：“人人都彼此结为兄弟。”
纵览席勒的生平和作品，我们发现，他是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遗余力地对独夫民贼百般揭露无情鞭笞，另一方面是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法国大革命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摧毁巴士底狱，推翻国王统治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革命尚未成功。倘若贪欲野心，各式各样的个人私利恶性膨胀，理性遭到摒弃，人性日益泯灭，则今天的革命者会变成明天的独裁者。今天掷地有声、响亮动人的革命口号，会成为蛊惑人心滥杀无辜的谎言骗术。在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主义之后，出现督政府时期的纵欲主义，贿赂公行，腐化成风，新的巴士底狱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各宾党人把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一些贵族送上断头台，加上为之陪葬的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封建势力似乎已经彻底埋葬，可是在后雅各宾时期，一批新兴贵族又应运而生。昨日的雅各宾党人今天成了公爵伯爵，新贵们的奢侈糜费比凡尔赛宫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势力借尸还魂依然四处游荡。巴士底狱虽然夷为平地，但它阴魂不散。不提高人的素质，不对人进行审美教育，巴士底狱不会彻底摧毁，人类也不可能真正昂然享受自由尊严。
为此，他创造了光彩夺目的人物群像，不论是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不论是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是波萨侯爵、牧羊女约翰娜、猎人威廉·退尔，他们都有一个生活原则：追求高尚。倘若仅仅满足于温饱，人和动物何异？得到温饱，是否就实现了人生的目标、生活的意义？有的人满足于现状，不复追求，不复奋斗，也不问这温饱如何得来，是不是伴之以屈辱，是不是以丧失尊严为代价，是不是生活在皮鞭之下，桎梏之中，是不是奴才得到的奖励，为虎作伥的报酬；他们以庸人苟且的目光面对人间的不平，不会因民众备受压迫而义愤填膺，不会因暴君的恶行和世道的不公拍案而起。在席勒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在他描绘的历史画卷中，贯穿着优秀人士的苦难、搏斗、悲剧的命运，贯穿着为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创造一个精神高尚品质优美的人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坚忍不拔、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以嫉恶如仇的态度鞭笞人生中的阴暗面，人类中的消极分子。他们伪善、奸诈、阴险、凶残，他们肆意妄为，干出天理不容的罪行，然而内心空虚，感情枯竭，为孤独、疑惑、惊恐、悲愁所折磨。《强盗》中的弗朗茨是一个德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袖珍型的理查三世，也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独夫，他似乎什么目的都已达到，实际上却是那么可怜猥琐渺小。《威廉·退尔》中的总督格斯勒，凭借武力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称王称霸，迫使无辜百姓用儿子作为箭靶，在儿子头上射苹果，对人民的欺侮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善于弄权，精通伪装，看似纯洁高尚，为国为民，不谋私利，单身独居，被人誉为“童贞女王”，头顶无私无欲的纯洁祥光，然而这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实质上是嫉妒心重，欲壑难填，既追求权力，又渴求爱情的女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可以用强权夺取儿子的未婚妻，却无法赢得她的芳心，他可以使满朝文武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但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人们可以用阴谋来扼杀爱情，但不能使真正的恋人恩断情绝。我们看见乐于为朋友而死，为祖国而战，为救助不幸者甘冒风险，为爱情牺牲一切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席勒以此在对人进行审美教育，使人摆脱兽性和低下情操，憎恶生活中阴暗沟渠里的产物，而追求为理想主义所鼓舞的崇高形象。
他为此呕心沥血，像个两头燃烧的蜡烛，分秒必争地创作，终于赶不上死神的步伐，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德米特里乌斯》只写完两幕，死神就夺下了他手中的笔。席勒年仅四十六岁便结束了自己光辉灿烂、可惜过于短暂的一生。取材于俄罗斯历史，可能成为杰作的剧本《德米特里乌斯》，终于以未完成的残篇成为诗人的绝唱，给诗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喟叹和惋惜。诗人逝去，诗人永生。不论国界，不分肤色，在世世代代的读者心里，这位热爱人类，为人类歌唱一生，战斗一生的诗人，始终焕发出青年人的蓬勃朝气，炽烈激情。他的诗句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对生活对人类的热爱，对专制暴君，对邪恶势力的仇恨。
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席勒逝世。八年后爆发了欧洲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封建势力复辟，德国市民阶级虽然未能效法法国进行革命，但是要求解放，要求全国统一，要求粉碎德国境内僵死顽固的小国林立、封建割据的状态。市民阶级革命不成，便以文学、语言作为全国统一、各阶层融合的共同体，席勒协会应运而生，到处建立席勒协会和诗歌团体，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对席勒的崇敬结合起来。一八三九年斯图加特建立了第一座席勒塑像，其余的席勒塑像也相继树立。在此之前，直到十八世纪末，建立塑像是王侯们的专利，在德国还从未为文化名人树立过塑像。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席勒作为一个政治诗人、民族诗人，被德国的市民阶级用来进行斗争。在竞选集会上，人们朗诵吕特利誓词中的名句：“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大家都是兄弟。”
以此表达德国人民要求统一、要求基本权利的强烈愿望。《威廉·退尔》的演出成为民众的盛大节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上，被引用最多的诗人乃是席勒。在一八五〇年甚至出版了一本席勒年鉴，记载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两年中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全都冠以从席勒著作中摘引的诗句。
一八五九年席勒百年诞辰，这种席勒崇拜达到顶峰。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人们要求民族、政治、文化、社会统一的愿望未能实现，在各地举行的纪念席勒诞辰的盛典中，表达了人们对于未能达到的理想的憧憬。一八七一年德国统一后，对席勒的崇敬依然有增无减。纳粹上台之后，这些善于蛊惑人心的骗子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利用席勒达到自己美化元首、建立独裁、推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的罪恶目的。精于此道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竟然宣称：倘若席勒经历这个“伟大的时代”，定会成为他们的同志。当时出版的一本关于席勒的书干脆就把席勒称做“阿道夫·希特勒的战友”。纳粹将一九三四年称为“席勒年”，并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席勒故乡马尔巴赫的席勒塑像前举行接力赛跑。然而，民众也用席勒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反对纳粹的情绪。一九三四年十月，柏林上演《唐·卡洛斯》，当剧中第三幕最后一场波萨侯爵向国王提出“请您允许思想自由”时，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致使该剧终止上演。纳粹统治最黑暗时期组成的反抗纳粹的“白玫瑰”
小组在他们的传单里大量引用席勒的名句，使之成为反纳粹的犀利武器。
在中国，席勒是最早介绍过来的德国作家之一。鲁迅一九〇七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曾提及他的思想
。一九一一年，马君武所译《威廉退尔》在《新中华》杂志发表
，马君武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同盟会会员，《威廉·退尔》从此成为反抗外国入侵者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一九三六年项子龢在日寇入侵、国难未已之际，重译了这部“人类自由史，民族光复史，国民革命史”，以唤醒健忘国人之记忆，“鼓舞其勇气，安慰其灵魂，灌溉其心苗”，使“民族精神日以旺，自由思想日以深”
。一九三八年宋之的和陈白尘将《威廉·退尔》改编成《民族万岁》公演，对我国军民团结、反抗日本侵略起过极大的鼓舞作用。抗战时期该剧第三幕第三场奥地利总督格斯勒强迫退尔在自己儿子头上射苹果这场戏成为小学课文。一九五五年中国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一九五九年纪念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中国作家、诗人纷纷撰文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其剧作《阴谋与爱情》在北京上演，大获成功。现在，席勒的许多作品已被译成中文。
回顾席勒极不平凡的一生，以及二百年来这位诗人所发生的影响，对我们启发良多。诗人火一样炽烈的诗句，动人心魄的戏剧，一直鼓舞着德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去进行争取自由民主、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席勒一路陪伴着我们，鼓舞我们前进，给我们无尽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他与逆境奋斗终生的感人事迹，他的文章风骨，他高尚的人格，使这位英年早逝、在事业巅峰突然与世长辞的诗人，始终像一颗明星闪耀在天际，虽然不时会有云雾把他掩盖，毕竟不能完全遮住他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消逝，诗人似乎已离我们越来越远，然而，人性不灭，人性长存，讴歌人性的诗艺作品不会因时光消逝而减少魅力。在新世纪，诗人席勒正光彩夺目地向我们走来。
我们今天纪念席勒，并不完全因为他文学史上的成就，而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海涅说过，他反对的不是诗人歌德，而是歌德这个人
。我们不揣冒昧，套用他的话：我们尊敬的不仅是诗人席勒，主要是席勒这个人。看看他的奋斗历程，更感到他和我们这么近，这么亲。在他身上有着一切先进知识分子的美好品德，也有着他们的共同命运。如何把人生有限的时间用之于无限崇高无限宏伟无限绵长的事业，席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席勒为了人类的解放，为了大家能摆脱专制暴君的压迫，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战斗了一生。他的精神遗产历经两个世纪，他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理想鼓舞了几代人。
真正的伟大不在权势，不在地位，不在称号，而在精神。看你凭什么样的精神，将你的才华用于什么样的事业，看你如何造福于人类。人类从席勒的精神得到鼓舞得到力量，他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他为人类树立了榜样，他使人类奋发向上。人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他，热爱他，尊敬他。虚名如流星，一闪而过，转眼消失于沉沉夜空，而席勒崇高的精神，犹如日月，横贯长空，昼夜光照人间，直至永远。
张玉书
二〇〇五年五月九日 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