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关上后，弗朗索瓦丝叹口气，很快开始收拾厨房的桌子，要不然，妈妈什么样的骂人话都会说出口来。

“在椅子街还住着盖尔芒特家的人哪。”贴身男仆说，“我有个朋友曾在那里干过，是他们家的第二马车夫。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朋友的内弟，他和盖尔芒特男爵的一个马夫在同一个团里服过役。”“得了，管他呢，又不是我的父亲？”贴身男仆接着开了句玩笑。当他唠叨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的时候，中间总要插进一两句新鲜的玩笑话。

弗朗索瓦丝上了年岁，视力减退了，但还能看见贡布雷天边的东西，可是贴身男仆这句话中的玩笑她却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这里应该有一句玩笑，因为它和下面的话没有联系，而且，她知道说出这句有分量话的人平时很爱开玩笑。于是她宽厚而又赞叹地笑了笑，仿佛在说：“这个维克多，还是那个脾气！”况且，她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能听到这一类俏皮话，跟社交界有教养人的乐趣多少挨了点边。为了得到这份快乐，社会各阶层的人争先恐后地梳妆打扮，甚至冒着伤风的危险。再说她认为这个贴身男仆是她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常在她面前忿忿不平地揭露共和国对神职人员将要采取骇人听闻的措施。弗朗索瓦丝还不懂得，最残忍的敌手，并不是那些和我们持不同看法，并且试图说服我们的人，而是那些火上加油、无中生有、用一些坏消息使我们心里难受的人。他们还唯恐我们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可以减轻痛苦，可以对胜利的一方产生微弱的好印象，为了使我们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们硬要向我们证明，对方不但是毫不留情，而且是得意洋洋。

“公爵夫人和那些人可能有姻亲关系。”弗朗索瓦丝又回到了住在椅子街的盖尔芒特这个话题上，就像在重奏一段行板乐曲。“我记不清是谁跟我讲的，反正他们中有人把一个表妹嫁给公爵大人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括号’内的。盖尔芒特可是个‘大家族’哪！”她极其崇敬地补充说。她根据这个家族众多的人口和响亮的声誉，断言这是个“大”家族，正如帕斯卡尔 依据理性和《圣经》的权威性确定宗教的真实性一样。因为，既然这两样东西只能用一个“大”字来形容，那么，在她看来，它们也就合而为一了。这样一来，她的词汇也就像某些宝石那样，有些地方出现了瑕疵，甚至在弗朗索瓦丝的思想上投下了阴影。

“我寻思，也许就是eusse（他们） 在盖尔芒特村有一座城堡，离贡布雷有十里路。要是这样，他们和盖尔芒特家那个阿尔及尔表姐就沾上亲戚了。”这个阿尔及尔表姐会是谁？我和我母亲琢磨了好久。后来，我们到底弄明白了，弗朗索瓦丝所说的阿尔及尔，原来是昂热市。我们可能知道远处的地方，却不大知道近处的地名。弗朗索瓦丝不知道昂热，却知道阿尔及尔，是因为元旦那天我们收到了一包样子十分难看的阿尔及尔椰枣。她的词汇，尤其是她的地名词汇，也像法兰西语言本身，到处是错误。“我早就想同他们家的膳食总管聊一聊……大家叫他什么来着？”她顿了一下，似乎在给自己提一个礼节性问题，接着她又自己作了回答：“啊，想起来了，大家叫他安托万。”好像安托万是一个爵位似的。“他本来可以同我聊一聊的，可是他摆出贵族老爷的派头，像是有学问的人，舌头好像被人割掉了，要不，他就是忘记学说话了。你同他讲话，他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弗朗索瓦丝补充说，她像是塞维尼夫人 那样，用“爱理不理”这个词语。“但是，”她又真诚地说，“既然我知道我有下锅的东西，也就不去管别人的闲事了。反正这个人不怎么样。再说他也不是个勇敢的人。（这个评语会使人觉得弗朗索瓦丝对勇敢的理解和过去不同了。在贡布雷时，她认为像野兽般勇猛的人才算勇敢，可是，这里她说的勇敢就是勤劳。）还有人说他是惯偷。不过，听说的不一定可靠。由于看门人爱嫉妒，常在公爵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这院里的雇工都走光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安托万是个大懒鬼，他的‘安托万奈丝’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弗朗索瓦丝为了给安托万这个名字找到一个阴性形式，用来指膳食总管的妻子，根据语法规则创造出“安托万奈丝”这个新词时，也许她无意识地参照了夏努瓦和夏努瓦奈丝 。她是有根据的。如今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还有一条街叫夏努瓦奈丝街，因为从前这条街上住的全是修女，所以当时的法国人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事实上，弗朗索瓦丝是那些法国人的同代人。再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还有一个名词，它的阴性形式也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因为弗朗索瓦丝接着又说：“不过，可以绝对肯定，盖尔芒特城堡是公爵夫人 的，她是当地的女镇长哪，够了不起的啦。”

“我明白了，确实了不起。”听差深信不疑地说，却没有听出她话中的讽刺意味。

“我的孩子，你真以为这了不起吗？可是，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人，当个镇长和女镇长，太有失身份了。啊！要是盖尔芒特城堡是我的，我才不常在巴黎待着呢。像我们家先生和太太这样有钱的东家，这样有钱的人，脑袋瓜里也不知想的是什么，会愿意待在这个闷气的城市里，不回贡布雷去。他们现在自由自在的，谁也不会留他们。他们什么也不缺，干吗非得等到退休呢？等死了以后再回去呀？啊！要是我有干面包啃，冬天有木柴取暖，我早就回贡布雷我兄弟的穷屋子去了。在那里，至少我觉得是在过日子，面前没有这些房子挡着，四周静悄悄的，夜里能听见两里以外的青蛙呱呱唱歌的声音。”

“这真是太美了，太太。”年轻的听差赞叹地叫了起来，仿佛这最后一个特征是贡布雷固有的，正如水上轻舟是威尼斯城一大特征一样。

再说，听差来我家的时间比贴身男仆晚一些，他和弗朗索瓦丝谈话的内容，他自己不感兴趣没关系，只要弗朗索瓦丝感兴趣就行。弗朗索瓦丝看到有人把她当厨娘看待，总会不高兴地蹙眉噘嘴，可是，听差谈起她时，总称她为“女管家”，因此，她对他总是特别亲切，有如一些二流亲王，当他们看到诚心诚意的青年称他们为殿下时，也会流露出这种好感。

“至少，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是什么季节了。哪像这里呀，复活节和圣诞节没什么两样，连朵平常的黄花毛茛都看不见。早晨，当我撑着这副老骨架起床时，连祈祷的钟声都听不见。在贡布雷，每个小时都敲钟，虽然只有一只可怜的钟，但是，你到时候就会说：‘我兄弟该从地里回来了。’你看着日头落山，人们敲钟祈祷人间幸福，你在掌灯之前能回到家里。这里，过完白天，就是黑夜，天黑了你就去睡觉，白天你干了些什么，你不见得会比畜生说得更清楚。”

“太太，好像梅塞格利丝也很美，是不是？”年轻的听差意外想起了我们在饭桌上谈起过的梅塞格利丝，打断她说。按照他的意愿，谈话转入了抽象的主题。

“啊！梅塞格利丝！”弗朗索瓦丝高兴得满脸笑容。每当有人提起梅塞格利丝、贡布雷和当松维尔，她总会笑得合不拢嘴。这些名字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每当她在外面碰到或在谈话中听到这些名字，甜蜜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就像学生听到一个教员在讲课中影射当代的一位名人，深感出乎意外，会高兴得欢腾起来。弗朗索瓦丝有这种快感，还因为这些地方有些东西只属于她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它们是她的老朋友，她和它们在一起玩过；她向它们微笑，仿佛它们是有灵魂的人，因为她在它们身上找到了她自身的许多东西。

“是的，我的孩子，你可以这样说，梅塞格利丝相当漂亮。”她狡黠地笑了笑，又说，“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梅塞格利丝的，你？”

“你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它不是很出名吗？有人跟我谈起过，谈过好几次呢。”他回答时，说得含含糊糊，很不明确，就像吞吞吐吐地提供假情况的人一样，每当我们想客观地了解一桩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同别人有没有重大关系时，他们总不可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啊！我向你们保证，那里樱桃树下的空气新鲜极了，哪像这里炉灶旁哪。”

她甚至给他们讲起欧拉莉来了，说她是个好人。欧拉莉在世时，弗朗索瓦丝不大喜欢她，可是在她去世后，弗朗索瓦丝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对欧拉莉，就像对任何缺衣少食，“饿破肚子”，一无所长，却倚仗富人的施舍，到他们家里来“装腔作势”的人一样，是不大喜欢的。欧拉莉每个星期都要巧施计谋，让我的姑妈给她赏钱。现在，弗朗索瓦丝再也用不着容忍欧拉莉了。至于我的姑妈，她也不停地为她唱赞歌。

“您那时候就在贡布雷，在太太的一个表姐妹家里吗？”年轻的听差问。

“是的，在奥克达夫太太家。嗯，她可是圣女哪，我的孩子们。她家里总有好东西招待你，尽是些高级东西，好东西。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哪，你们可以这样说，她对小鹧鸪呀，野鸡呀，从不怜惜，她对什么都不怜惜，你们可以五个一群，六个一伙地到她家里做客，肉有的是，都是上等货，还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要什么有什么。（弗朗索瓦丝用‘怜惜’这个动词，和拉布吕耶尔 用‘吝惜’的意思一样。）一切费用都由她负担，即使来做客的是一家人，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她这句话丝毫不会得罪人，因为在弗朗索瓦丝那个时代，‘费用’并不限于法院的‘诉讼费’，而是表示一般的‘费用’。 ）啊！我向你们保证，客人不会饿着肚子离开她家。本堂神甫多次对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可以到仁慈的上帝身边去的话，那肯定是她。可怜的太太，我现在还好像听见她用细嗓门对我说：‘弗朗索瓦丝，您知道，我是吃不下的，但是，我希望您只当我也在吃一样，为大家把饭菜做好。’当然不是为她做的。你们要是在，也肯定会看到，她的体重还不如一袋樱桃重，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轻。她不愿意相信我，她从来不愿意找大夫。啊！那里吃饭才不匆忙呢。她希望她的仆人都能吃饱吃好。哪像这里呀，今天早晨，我们匆忙得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

她对我父亲吃烤面包干尤其恼火。她确信，我父亲是在摆主人的架子，是为了“随意差遣”她。“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事。”年轻的听差随声附和道，好像他无所不知，有千年的阅历，对世界各国，对它们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好像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烤面包干这个习惯。“是的，是的。”膳食总管喃喃地说。“不过，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加拿大工人可能罢工了。有天晚上，部长对我们家先生说，为这事他拿到二十万法郎呢。”膳食总管对部长毫无责备之意。倒不是因为他自己为人正直，而是他认为从政的人没有一个不腐败。他觉得，贪污罪还不如最轻的盗窃罪严重。他也不问问自己，这句颇有分量的话会不会听错了，由罪犯亲口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却没有把他撵出门去，这合不合情理。但是，贡布雷的哲学束缚了弗朗索瓦丝的手脚，她不可能希望加拿大的罢工对烤面包干的习惯产生影响。她说：“只要世界还是世界，你们瞧好了，总有主人把我们使唤得团团转，也总有仆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弗朗索瓦丝说是忙得团团转，可是，我母亲唠叨已有一刻钟了：“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饭桌上待了两个多小时了。”大概我母亲用来测定他们用饭时间的单位和弗朗索瓦丝的不一样。她犹犹豫豫地摇了三四回铃。弗朗索瓦丝、她的听差和膳食总管听到铃声根本没当回事，没想去应差，而是把它当作乐器定弦时发出的头几个音，音乐会即将重新开始，幕间休息只剩几分钟了。因此，当铃声不断重复，而且越来越坚决时，我们的仆人这才留意，他们看到时间不多了，又要开始干活了。当又一声“丁零”响起，而且比前面的几声更响，他们这才叹口气，各自下了决心，听差去门口抽烟，弗朗索瓦丝先对我们发表几句诸如“他们肯定好动成癖”之类的批评意见，然后上她的七楼整理衣物，膳食总管到我的房间找信纸，迅速地写了封私信发走了。

尽管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神气傲慢，不可一世，可是不几天，弗朗索瓦丝便打听清楚，并告诉我说，盖尔芒特家不是根据什么古老的权利，而是根据不久前签订的一项租约住进这座公馆的。公馆的花园——那地方我还没有去过——跟所有邻接房屋的花园一样，小得可怜。我终于探听到，在盖尔芒特府，看不见领主的绞架、防卫的风车、支柱上的鸽舍；看不见公用的烘炉、带甬道的谷仓、小型的城堡、桥梁、吊桥或便桥、收过桥税的人；也没有钟楼的尖顶、刻在墙上的契据或用做路标的石堆。记得当巴尔贝克海滩在我眼里失去昔日的神秘，变成地球浩瀚海水的一个部分，可以同随便哪个海水域互换的时候，埃尔斯蒂尔曾对我说，这是惠斯勒 画笔下的乳白色的海湾，银蓝两色协调有致，他这句话使巴尔贝克海滩陡然恢复了个性。与此相仿，一天，正当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看到它最后一幢住宅在弗朗索瓦丝的猛烈打击下就要坍塌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谈起了公爵夫人，对我们说：“她在圣日耳曼区享有最高的地位，她在圣日耳曼区有第一流的房子。”诚然，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第一流的房子，同我前后梦见过的他们的住所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这幢房子——也许是最后一幢了——尽管简陋异常，仍不失其价值，它超越自身的物质，成了一种秘密的区别标志。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在，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姓氏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但是她，我们的邻居，似乎也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不像我那样忐忑不宁，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穿着新颖别致的衣裙，显示出对时髦的追求，似乎她确信自己和别的女人没有两样，渴望把自己打扮得优美雅致，可若是如此，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同她平分秋色，甚至可以略胜她一筹。我曾看见她在街上，盯着一个穿戴入时的女演员瞧个不停，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早晨，在她步行出门前（仿佛行人的评价是对她的裁判，当她不拘礼节地把她神秘莫测的生活向他们展示时，她的高雅仿佛能衬托出他们的粗野），我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对镜梳妆，就像将要在一出宫廷喜剧中扮演女仆的王后，满怀信心地、诚心诚意地、狂热而自尊地、心烦意乱地扮演着与她的身份极不相称的风雅女人的角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高贵出身，她瞧一瞧短面纱是否拉直，把袖管上的皱褶抚抚平，把大衣整一整，像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两只化了妆的眼睛守在喙两旁，连看都不看一眼，忽然她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而不是天鹅。但是，正如一个游客到了一个城市，对它的外貌大失所望，这时，他会安慰自己说，不妨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市民，光顾一下图书馆，也许会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魅力；我也像这位游客，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做客，如果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深入到她的生活中去，我肯定会了解到，在她光彩夺目的橙色躯壳下，她的名字对于别人包含着怎样真实而客观的内容。因为我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家的环境在圣日耳曼区可称得上与众不同。

我想象中的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别具一格，因此，我不能设想，在公爵夫人的晚宴上，会出现我从前经常来往的那号人，一些真实的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在那里只会吐出一些平淡无奇的我听惯了的言语；他们的交谈者必须屈尊俯就，用他们这号人的语言同他们交谈。怎能设想，在圣日耳曼区这个第一流的沙龙里，有天晚上会出现我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刻呢？确实，我的脑子不管用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圣饼上显灵对我来说够神秘莫测的了，可是比起右岸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一清早，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拍打家具的声音。）但是，那条把我同圣日耳曼区隔离的分界线，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我却因此而更加真实；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横在赤道线那边的盖尔芒特家的那块门毡就已经是圣日耳曼区了。一天，他们家的门敞开着，我母亲也远远地看见了这块门毡，她竟说它太旧了。此外，他们的餐厅和摆着红长毛绒家具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我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有时能看见），又怎能不使我相信它们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是这个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在这个区里呢？因为在这间餐厅里受到接待，无异于去了一趟圣日耳曼区，呼吸了它的空气；因为就餐前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坐在长沙发上的，都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当然，在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地方，在有些晚宴上，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混迹于一群俗不可耐的风雅人中间，显得举止庄严，他们不过是些名字，当我们力图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时而像一场骑士比武，时而像一片封建领地的森林。但在这里，在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里，在昏暗的走廊里，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是由珍贵的材料做成的支撑着教堂的柱子。即使是小型聚会，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只能在他们之间挑选她的宾客，十二个人围坐在铺着桌布、摆满佳肴的桌子上欢宴，宛若圣徒小教堂 圣桌前的耶稣十二信徒的金塑像，行祝圣礼的象征性的支柱。至于那伸展在公馆后面、高墙中间的小花园，夏天，晚宴结束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命人在那里摆上利口酒和橙子水，对此，我禁不住会想，晚间九点至十一点，坐在花园的铁椅子上——铁椅子也具有皮长沙发的神奇威力——怎能不同时呼吸圣日耳曼区特有的和风，正如在菲吉格 绿洲睡午觉怎能不置身于非洲？唯有想象和信仰才能将一些物和人同其他一些物和人区别开来，才能创造一种气氛。唉！圣日耳曼区绚丽多彩的景色、高低起伏的天然地势、具有地方色彩的古玩、艺术珍品，大概我一辈子都无缘涉足其中了。我只要能远远地望见那张破门毡，就像航海人在大海上远远望见岸上清真寺的尖塔、第一棵棕榈树、异国情调的工厂烟囱和植物那样，即使永远不能接近，我也心满意足、喜不自胜了。

对我而言，盖尔芒特府始于它前厅的门口，可是，按照公爵的看法，它的属地应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公爵把他的房客都看作佃农、平民、国家财产的买主，认为他们的意见微不足道。一清早，他穿着睡衣在窗口刮胡须，然后下到院子里，根据他的冷热感觉，有时着衬衫，有时穿睡衣，有时罩一件颜色少见的苏格兰长毛格子花呢上衣，有时披一件比他的上衣还要短的浅色短大衣，让他的一个马夫在前面牵着刚买来的一匹马在院子里小跑，马不止一次地撞坏了絮比安的铺面，絮比安要求赔偿损失，公爵大光其火。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公爵夫人在本公馆和本教区行了那么多善，可这家伙还要我们赔钱，实属卑鄙！”但是絮比安寸步不让，似乎根本不知道公爵夫人行过“善”。然而，她确实在行善，不过，正如不能强求人人都行善那样，一个人感到得意的事情，绝不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以免引起反感。况且，从行善之外的其他观点看，公爵大人从来都把他所在的地区看作是他院子的延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他的马的广阔跑道。让他的新马独自跑了一阵后，他就叫马夫把它套上车，到邻近各条街上走一走。马夫手执缰绳，跟在马车旁奔跑，马在公爵面前来回经过；公爵站在人行道上，他身高体胖，穿着浅色的衣服，嘴里叼着雪茄，昂着头，戴一副奇特的单片眼镜。接着，他跳上马车，想亲自试一试，驾着他这架新套车，到香榭丽舍大街找他的情妇去了。德·盖尔芒特先生在院子里向两对夫妇问了安，他们多少同他那个圈子沾点边：其中一对是他的表亲，和那些做工的夫妇一样，他们从来不在家中照管孩子，因为一清早妻子就得到“圣乐学校”去传授对位法和赋格曲，而丈夫要去雕刻室干活，在木头和压出凸纹饰的皮革上雕刻；另一对是诺布瓦男爵和男爵夫人，两人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妻子的打扮像出租椅子的妇人，丈夫像承办丧葬的男人，一天要去教堂好几次。他们是一位前大使的侄子。这位前大使是我们家的老相识。有一次，我父亲恰好在楼梯的拱门下遇见他，心里纳闷他怎么会上这里来。因为我父亲认为，像这样一个要人，过去经常同欧洲最杰出的人物打交道，想必对贵族虚浮的荣誉不会发生兴趣，不应该同这些默默无闻、目光短浅、拥护教权的贵族来往。男爵夫妇住进这幢房子不久，就在丈夫同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招呼的时候，絮比安走到院子里同他搭讪，称呼他“诺布瓦先生”，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姓名。

“哈！诺布瓦先生。哈！这个名字真妙！耐心点！待会儿这个人要叫您诺布瓦公民了！”德·盖尔芒特先生转向男爵，大叫大嚷。他总算有机会在絮比安身上出出气了，谁让他只称呼他“先生”，而不喊他“公爵先生”的呢。

一天，德·盖尔芒特先生需要了解我父亲的职业情况，便亲自登门，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从此，他常常有事没事总来找我父亲谈谈。一看见我父亲从楼梯上下来（其实我父亲在考虑一件工作，不希望碰见任何人），公爵便离开他的车马侍从，到院子里来迎我的父亲，替他把大衣领子整一整，像从前国王的侍从那样服务悉心，然后拉住他的手，轻轻抚摩着，犹如一个高级妓女，厚颜无耻地想向他证明他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宝贵的肉体。他把他一直送到通车辆的大门才松手，可是我父亲对他厌烦透顶，心里直想着要把他摆脱掉。一天，他和他妻子一道乘车出门，碰见了我们，便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而且可能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妻子了。要是她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面孔，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她的一个房客被介绍给她的，这样的介绍别提有多寒碜！要是我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遇见并被介绍给公爵夫人，那该有多好！况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已通过我外祖母，邀请我上她家做客。当她知道我立志从事写作时，还特别关照地说，我在她家可以结识一些作家。可我父亲却认为我年纪尚小，不宜进入社交界，再说我的身体状况着实令他担忧，他不愿意为我提供无益的外出机会。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仆人经常跟弗朗索瓦丝聊天，我听见他提到几个她常光顾的沙龙，可是，这些沙龙是什么样子，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既然它们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又只能通过她的名字窥见她的生活，它们不也就不可揣测了吗？

“今晚帕尔马公主那里有盛大晚会，演皮影戏，”仆人说道，“但是我们去不成啦。因为夫人要赶五点钟的火车去尚蒂伊 ，到奥马尔公爵家去住两天，贴身女佣和男仆跟着去。我留下来。帕尔马公主要不高兴啦，她给公爵夫人写了四五封信了。”

“那么，你们今年不再回盖尔芒特城堡了吗？”

“去不成了，这还是第一次哩，就因为公爵先生得了风湿病。大夫说，那里不安装好暖气设备，我们就不能去。可是以前我们每年都去，待到一月份才回来。要是暖气设备没安装好，可能夫人要到戛纳的吉斯公爵夫人家去小住几天，还没有定下来。”

“那么戏院呢，你们常去吗？”

“有时去看歌剧，有时去看帕尔马公主预订票的夜场戏，一个礼拜一次。在那里可是一饱眼福，话剧、歌剧，应有尽有。公爵夫人不愿意预订戏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几次。一次坐在夫人一个朋友的包厢里，还有一次坐在另一个包厢里，多数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里，她是公爵先生一位堂弟的妻子，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姐妹……您这就上去吗？”仆人说。尽管他算是盖尔芒特家的人了，可是他对于主人的概念通常是政治性的，因此他对弗朗索瓦丝总是彬彬有礼，好像她也在某个公爵夫人家待过似的。“您身体挺硬朗哪，太太。”

“唉！没有这该死的腿就好了！在平原上走路还凑合。（弗朗索瓦丝所说的平原，实际指院子和大街，她总喜欢在那些地方散步。总而言之，是平地。）可是，这些讨厌的楼梯我就对付不了啦。待会儿见，先生，没准晚上还能见到您。”

盖尔芒特家的这个仆人告诉过她，公爵的儿子常常被授予亲王爵位，直到他们的父亲去世。因此，弗朗索瓦丝还想同他聊一聊。也许，在法国人民对贵族阶级的崇拜心理中，还混杂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从法国的采邑制度世袭下来的对贵族既崇拜又反抗的心理大概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如果有人在弗朗索瓦丝面前谈论拿破仑的天才或无线电报，她会不加理会，照样除她壁炉里的灰烬，摆她餐桌上的餐具，动作丝毫不会放慢，可是，只要听到谈论贵族的这些特殊问题，听到盖尔芒特公爵的小儿子通常叫奥莱龙亲王，她便会嚷起来：“啧啧，太好了！”她会目眩神迷，仿佛置身于一扇彩绘玻璃窗前。

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贴身男仆常来公爵夫人家送信，同弗朗索瓦丝混得很熟。他告诉弗朗索瓦丝，他确实听到社交界在议论圣卢侯爵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这差不多已经定了。

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她的生活注入那幢别墅和那间楼下包厢里，因此，在我看来，它们同她的居室一样神奇如梦境。帕尔马、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吉斯这些名字，使公爵夫人前往度假的别墅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别墅，使她每天从公馆乘坐她的马车前去参加的晚会不同于其他所有的晚会。但是，即使这些名字告诉我，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连续不断地存在于这些度假别墅和晚会中，但它们却不可能向我提供有关她本人的任何情况。每幢度假别墅，每次晚会，都给予公爵夫人的生活以一次不同的确定，但是，它们仅仅使它换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却不能使它有半点泄露，它被一块壁板挡住，被装进一只坛子里，只是随众人的生活波涛而流动。狂欢节，公爵夫人可以面朝地中海用午餐，但这是在德·吉斯夫人的别墅里，巴黎社交界的女王身穿白凸纹布连衣裙，在众多的亲王夫人中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宾，和别的女宾没有差别，这就更令我神往，而她自己也像一个舞蹈明星获得了新生，在一场奇特虚幻的芭蕾舞中，她的女舞伴一个个都被她取而代之；她可以观看皮影戏，但这是在帕尔马公主的一次晚会上；她可以听悲剧或歌剧，但这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里。

我们往往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将要离开或将去会见的熟人的记忆，都集中于他的身上，因此，当我从弗朗索瓦丝那里得知，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家赴午宴，而在将近中午时分，当我看见她从家里出来，穿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连衣裙，裙子上方露出相同色彩的脸蛋，犹如夕阳下的一片彩云，这时候，我看见圣日耳曼区的所有快乐都呈现在我面前，集中在她小小的身躯下，就像集中在一只贝壳里，夹在玫瑰色珍珠层那发光的壳瓣中间一样。

我父亲在部里有一个朋友，叫A.J.莫罗。为了区别于其他莫罗，他总留意在他的姓前加上他名字的两个首字母，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A.J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位A.J是怎样弄到一张歌剧院盛大演出会的池座票的。他把这张票寄给我父亲了。因为拉贝玛要演出《淮德拉》中的一幕（从我第一次对她的演出感到失望以来，再没有看过她演出），外祖母设法让父亲把这张票给我了。

说实话，这次能不能去听拉贝玛演出对我倒无所谓，可是几年前，她曾使我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当我看到我从前迷恋的，甚至比健康和休息还要珍视的东西，现在却引不起我的兴趣时，我也有怅然若失之感。我何尝不想离得近一些去静观我的想象力朦胧地看到的、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宝贵的现实呢？而且这种热情不减当年。但是现在，我的想象力不再把它们置于一个名伶念台词的技巧之中了。自从我到埃尔斯蒂尔家去过几次后，我从前对拉贝玛的朗诵技巧，对她的悲剧艺术的迷信，已转移到某些挂毯和现代画上了。既然我的信念，我的愿望不再能使我对拉贝玛的朗诵和姿态保持永恒的崇拜，它们在我心中的“复身”也就渐渐萎谢了，正如古埃及死人的“复身” ，必须不断地为它提供食粮，才能维持它的存在。这一艺术如今变得稀薄如纸，一撕就破，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我利用我父亲收到的那张戏票，登上了歌剧院的大楼梯。我瞧见前面有个人，开始我把他当成德·夏吕斯先生，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德·夏吕斯先生。当他回头向剧场的一个职员打听什么事情时，我发现我弄错了。但是，我根据这个陌生人的衣着以及他同男检票员和女引座员——他们没有马上搭腔——讲话的姿态，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德·夏吕斯先生那个阶层中。因为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特征，可是在那个时代，在富有的、服饰华丽的爵爷和富有的、服饰华丽的金融家或大企业家之间，总存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金融家或企业家对下级讲话口气傲慢，不容置辩，并以为这就是他的潇洒风度。可这些爵爷却笑容可掬，和蔼可亲，露出谦逊而耐心的神态，装成一名普通的观众，并把这看成是他良好教养的一个特征。当一个银行家的阔少爷此刻走进剧院，看见这位爵爷满脸微笑中透着善良，掩盖了他那个特定阶层在他身上划下的不可逾越的界线，要不是阔少爷发现他的相貌和最近报上刊登的现在正在巴黎逗留的奥地利皇侄萨克森亲王的肖像十分相像，真会把他当作一个出身寒微的平民。我知道他是盖尔芒特家的挚友。当我走到检票员身边时，听见萨克森亲王（或者是假定的那位亲王）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是几号包厢，我表姐跟我说，我一问便可知道的。”

也许他就是萨克森亲王。当他在说“我表姐跟我说，我一问便可知道的”这句话时，他的眼睛通过想象而看见的也许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要是真在，我就能一睹她在堂弟媳的楼下包厢里的生活片断了，她的生活总是令我难以想象）。因此，这个与众不同的微笑的眼神，这些极其普通的言语，用可能有的幸福和靠不住的声誉这两根触须，交替地抚摩着我的心，它们带给我的温情远非一个抽象的梦幻所能比拟。至少，他向检票员讲这句话的时候，把一条可能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道路，连接到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凡的夜晚上来了。检票员说了句“楼下包厢”，并用手指了指走廊，他便走了进去。走廊潮湿异常，墙壁裂缝累累，仿佛通往海底岩洞，通往神奇的海洋仙女的王国。我前面只有一个渐渐远去的穿晚礼服的先生，可是，我不停地在想，他是萨克森亲王，他要去看望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念头就像一个不灵便的反射镜，围绕着他转动，却不能把光线正确无误地投射到他身上。虽然他孤身一人，但是这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摸不到的、无边无际的、像投影那样不连贯地跳动着的念头，仿佛走在他的前头，在给他引路，它像雅典娜女神 ，寸步不离她的希腊士兵，而别人却看不见她。

我来到座位上，一面竭力回忆《淮德拉》剧中的一句诗，可我记不确切了。按照我背出来的这句诗看，它的音步数跟规定的数目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想试着去数音步，所以我感到在这个不规范的诗句和一个古典诗句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可比性的。它显得那样冗长，哪怕去掉六个甚至更多的音节，以改成一句十二音节的诗，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但我蓦地回忆起这句诗来了，骤然间，一个不通人性世界的那些难以铲平的凸凹不平，竟魔术般地烟消云散了，诗句的音节顿时符合十二音节诗的韵律，多余的音节犹如一浮出水面就破裂的气泡，轻松而灵巧地消失了。我白费了半天脑筋，其实它才多出一个音步。

池座的一些票是在剧院售票处零售的，卖给假充高雅的人或好奇的人，他们想尽情观望那些他们平时没有机会从近处看到的人。的确，在这里，他们可以公开观察这些人通常是隐秘的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因为帕尔马公主把二楼、楼下以及楼厅的各个包厢全都分给了她的朋友们，剧场仿佛成了沙龙，每个人随意离开座位，到这个或那个女友身边去坐一坐。

我周围尽是些庸俗之辈，他们并不认识预订戏票的观众，却想表明自己可以认出他们来，便大声喊着他们的姓名。他们还说，这些预订戏票的人来这里犹如进了自己的沙龙，言下之意，他们是不会专心看戏的。可是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有才气的大学生，为了听拉贝玛演唱而买了张池座票，一心想的是不要弄脏手套，不要妨碍别人，同机遇赐予他的邻座搞好关系，不时微笑着追踪一个稍纵即逝的目光，不礼貌地避开一个相遇的目光，一个熟人的目光，当他在剧场里发现这个熟人时，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还是决定前去同她打个招呼，他还来不及走近她身边，就听得三下铃响，他就好像希伯来人在红海中逃跑 那样，从男女观众组成的两股汹涌澎湃的浪峰中间溜回去了。他要他们站起身，他踏破了她们的裙子，踩脏了他们的半统靴。相反，唯有上流社会的人才会有闲情逸致看戏（当然还得有才智才能看懂戏），因为他们坐在楼厅栏杆后的包厢中，就像坐在悬空的揭掉了隔板的小沙龙里，或者像在供应牛奶和铁线蕨糖浆浓茶的小咖啡馆里一样，不会被这座那不勒斯风格建筑物的金框镜子和红椅子吓坏，——因为他们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放在支撑这个歌剧艺术殿堂的镀金柱子上，——因为他们对两个张开双臂的雕像把棕榈和桂花献给他们的包厢这种过分的荣誉并不感到受之有愧。

起初周围只是一片昏暗。突然，人们的目光遇到从黑暗中发出的磷火般的光芒，那是一位知名人物的眼睛犹如看不见的宝石在闪闪发光；人们看见奥马尔公爵弯着身子的侧影，就像清晰地呈现在黑底徽章上的亨利四世的头像。一个隐蔽在黑暗中的贵妇人大声地在跟他说话：“请亲王殿下允许我给他脱大衣。”可是亲王却回答说：“不敢当，怎么好劳驾您呢，德·昂布勒萨克夫人。”尽管亲王委婉拒绝，她还是坚持给他脱下了大衣，而她也因获此殊荣而受到众人艳羡。

但是，在其他包厢内，那些坐在这些昏暗的神龛中的白衣女神，全都靠在内壁上隐蔽起来了，谁也看不见她们。然而，随着演出的进行，她们模糊的人影从容不迫地、一个接一个地从铺满了她们影子的深暗中浮现出来，向着亮光升起，露出半裸的躯体，停留在包厢那垂直的边界和半明半暗的海面上。她们的脸光辉灿烂，羽毛扇在她们面前扇出滚滚波涛，轻盈，欢快，泡沫四溅；她们绛红色的头发中闪着珠光宝气，似随海潮波动。接着，池座开始显现。这是凡人的所在地，和那昏暗而透明的海上王国永远隔离，海洋女神明澈的双眸反射的光焰散布在平展的海面上，为这个王国确立了边界。海岸上的活动椅子，池座中的奇形怪状，根据透视法的唯一法则和不同的入射角映入她们的眼帘，正如对于外部世界的两个部分，即对于矿物，对于同我们毫无交往的人，我们并不屑朝他们微笑或看他们一眼，因为我们深知，他们根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灵魂。相反，在海上王国的疆域内，容光焕发的海洋的女儿们不时地回过头来，冲着吊在曲折边界上的蓄着胡须的半人半鱼神们，或朝着一位一半是人的海神嫣然微笑。这个半人半神，头盖像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上面沾着一根被海潮卷来的柔滑的海藻，眼睛宛若大水晶石做成的圆盘。她们向他们俯下身子，给他们递送糖果。有时，海潮让出一条干道，迎来一位仙女，她姗姗来迟，面带笑容和羞色，似一朵怒放的鲜花，刚刚浮出黑暗。一幕剧演完了，被凡间悦耳的喧哗声吸引到海面的众仙女，此刻不再希望听到这些声音了，一起潜入海底，消失在茫茫黑暗中。这些好奇的女神是为了稍微看一看凡人的作品，才出现在她们隐蔽所的门口的，而凡人却无法走近。在所有这些隐蔽所中最负盛名的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名下的正厅包厢，那块半明半暗的大礁岩。 5hLaO41WCfXvB5tQ1VuT2/8LaCA/ofY9cJGA6CJBBdiV1OYxFr/ix8fnyvBit6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