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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自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意愿增加，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最终消费率不断下滑，这既缘于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分配差距的扩大，也和转型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关。比如，人们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支出压力较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高企，使得人们不得不抑制即期消费以满足居住需求。但是如果将视角扩至世界范围时，就会发现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根据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工作时期，老年时期是退休以后的阶段。一般来说，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是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人们往往会把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甚至贷款消费，如购买房屋、汽车等耐用品。这时的储蓄很小甚至为零，消费大于收入。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此时的消费主要是靠过去积累的财产，而不是收入，因此消费又会超过收入。根据该理论，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变化。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降低。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育率逐渐走低，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已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2013年我国老龄化水平接近15%，25～50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接近高点，如果将2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定义为人的净消费期，那么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老龄人口的增加，全社会消费总体将上升，消费将大于储蓄，我国将迎来居民消费潜力增长的高峰。
另外，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经济只有经历了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才能到达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起飞阶段，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明显增加，以一些快速成长的产业为基础，国家出现了若干区域性的增长极。起飞阶段完成的标志是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农业出口转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开始出口大量的服装、鞋、玩具、小工艺品和标准化的家电产品。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成熟阶段是指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不断增多，厂家和消费者热衷新的技术和产品，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信设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企业开始向国外投资，一些经济增长极开始转变为技术创新极，我国过去20～30年即处于这一阶段。在大众消费阶段，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高科技的成果。人们在休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花费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8.2%，高出第二产业5.6%，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在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大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2000—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1%。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达20%，企业利润年均增长近30%。我国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降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这对居民消费率下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现在情况已经有所转变，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从2010年的21.3%下降到2013年的10.2%，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为12.4%。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接近或超过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将会对抑制消费率下滑起到积极作用。
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比较如图1-6所示。
图1-6 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此外，针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500美元到5 000美元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消费率都经历了长期下降的过程，然后才会进入逐步提升的阶段。多数国家在人均GNP 3 000美元左右时会迎来消费率增长的拐点期，但亚洲国家一般是在4 000美元之后才出现拐点，而东亚国家则会更晚一些。日本、韩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都是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后、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内、城市化率提高到70%以上时发生的。综合分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率开始上升和投资率开始下降的时段，应该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 000美元以后出现。
我国2011年人均GDP突破5 000美元大关，2014年人均GDP达到7 485美元，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根据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我国将有更多的人步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的扩大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一部分人群对更高品质、更富有个性化的产品具有强烈需求。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富裕阶层人数（指的是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20 000美元以上）将达到2.8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0%；其消费将增至原来的5倍，达到3.1万亿美元，相当于届时中国消费总额的35%左右。
最终消费率拐点期的来临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含义。第一，经济的较高速增长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始由投资向消费转移，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有一个明显下降，对此我们应摆正心态，不可以再简单地沿用GDP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唯一指标。第二，拐点期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提振消费和结构调整的窗口已经打开。我们应把握机遇，改革不利于消费的体制机制，调整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控好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财政转型，改革税制促进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政府需进一步退出经济建设领域，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与积极推进民生工程，公共支出更多地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提升整体居民消费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认为，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下滑趋势在未来几年即可扭转，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只要相关制度设计保障到位，我国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将会得到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