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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很早就提出要建设消费型经济，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而非消费。相比较而言，我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并且有持续走低的趋势，这一状况严重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使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早在1998年，我国就提出扩大消费支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不仅较低，而且还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之间。其中，美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而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且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3年的34.1%，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如图1-3所示。
图1-3 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2013年世界各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如图1-4所示。
图1-4 2013年世界各国居民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注：美国、日本为2012年数据
从消费的经济贡献来看，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占比由2000年的74.5%降至2013年的72.6%，同期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4%，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会不断下降，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会持续上升。但在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高，而且呈现上升趋势。2000—2013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4%，发展和享受型的“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则由27.3%降至26%。同期，农村居民两类消费支出占比也同样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情况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显著的反差。例如，2013年美国“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仅为45%，而仅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占比就高达21%。
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如图1-5所示。
图1-5 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另外，我国城乡和区域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就城乡差距来看，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18 022.6元，而占据总人口比例46.2%的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仅为6 112.9元，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也由2000年的2∶1，增加至2013年的3.5∶1。从区域差距来看，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东、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支出相差高达2.7倍，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分别为52.3%、20.4%、17.9%和9.4%。
最终可将消费率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
首先，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最终消费率下降应当从收入分配角度寻找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投资生产的主体，居民才是消费的主体。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必然在结构上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2000—2013年期间，我国GDP平均环比增速15%，分别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环比增速的11.9%和11%。收入缓慢增长导致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2000—2013年期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降至69.9%，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维持在70%～75%左右。
其次，收入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来看，收入分配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2013年期间，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99倍，而20%的低收入家庭只增长了3.65倍。这一时期，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41提高至0.47。该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日本和德国，基尼系数均小于0.3，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0.37。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有明显差异，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转化为储蓄和投资，不利于促进消费。调查显示，2013年城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2.8%，而低收入家庭则高达90%。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但缺乏购买意愿，而低收入群体则望物兴叹。另外，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降低了消费预期。消费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社会购买力，还决定于居民对于未来生活稳定状况的预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有助于维护社会群体的基本权益，解除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基本公共产品对于增强居民的经济安全感和消费信心有着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据统计，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有30%左右，与人均GDP 3 000美元以下和3 000～6 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0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民生的基本保障不健全，影响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消费者不得不压制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最后，信贷制度不健全，挤占了消费空间。我国信贷制度发展滞后，征信体制不健全，消费信贷占GDP比重较小，而消费信贷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据绝对的比重，统计显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75%以上。信贷制度的不健全，住房贷款占比高导致消费者只得依赖自身积累来满足“衣食行”的需要。这种自我积累型的消费模式，必然对居民当前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与农机下乡、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一系列补贴与鼓励消费政策。虽然对拉动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大部分是在危机情况下的应急之举，缺乏可持续性，而且这些刺激政策使部分市场需求提前实现。2010年以来消费政策有所调整，汽车购置税减免、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不再延续，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的政策虽继续实施但政策效应递减。2011年汽车类销售增速就比上一年回落了22.1个百分点，家具类销售增速回落8.5个百分点，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销售增速回落7.3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市场调整也使得商品住宅销售及相关消费增速回落。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持续推进，过热的商品房市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降温，销售量增速下降到接近个位数。2010—201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10.56%、4.39%、1.77%和17.2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8.34％、3.38%、2.01%和17.52%。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速度显著放缓，直到2013年才有所回暖，但是较2009年43.63%的增速相比依然差距明显。商品房销售增速减缓同时还影响了住房装修、家具、家电等一系列相关消费。同时，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货币信贷政策也转向收缩，房贷、车贷等消费信贷逐步收紧，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需求。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恒久动力，短期的刺激政策虽然效果明显，但是却并不可持续。另外，金融危机以来出台的这些刺激政策主要针对耐用消费品，对快速消费品、金融服务、娱乐消费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因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耐用消费品消费具有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还会造成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也导致行业发展的不公平待遇。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平衡是消费需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在我国，这一平衡不存在。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重复投资和低准入限制造成区域产业高度同构，产品同质化现象尤为明显，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据商务部对我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状况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1/3，供过于求的商品约占2/3。同时，我国高端产品生产能力不足，许多商品如CPU、数码相机、汽车发动机、手机零配件、大型医疗器械等国内无法生产，只能依赖进口。还有部分产品如乳制品因为质量问题，导致居民不信任国内产品，转而寻求进口，截至2014年年底，进口乳制品已经占据了国内整体乳品消费量的1/3。
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造成我国流通领域存在诸多痼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业流通组织化程度低下。2013年，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而欧美发达国家约占60%以上，美国已达80%。二是流通效率低下。2013年，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库存商品总额占全年销售比重为9.3%，而发达国家仅为1.3%左右。同时，我国制造业每年要付的物流费用60%以上为外包，但作为核心部分的采购代理与场内物流，很多还没有引入第三方，这使得国内制造业的工业储存率高达9.5%，西方发达国家不超过5%，平均在3%左右；三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2013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8%，而发达国家还不到10%。同样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制造业每销售100元的产品，物流成本是9.2元，而日本仅为4.7元，几乎相差了一倍。这些流通领域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的成本，扭曲了价格，也使一些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难以进入流通市场，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