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新常态和经济阵痛期

韩康

经济新常态，政府当局有两个并行的调控目标：坚持结构改革、稳定经济增长。这个表述看似简单，实则难度很大，因为二者必须兼容。结构改革的要求是，有效矫正结构扭曲，不搞大水漫灌式总量刺激，稳定增长的预期是，GDP底线在7%左右和6.5%以上。

2015年GDP增长6.9%～7.0%，达到中高速增长水平，除出口指标外，城镇失业率、消费物价、货币增长、能耗下降和赤字等重要宏观指标，都在政府预期调控范围内。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目前GDP增长已经探底、趋稳，经济主导方面的向好格局已经出现。我的认识正好相反，目前增长下行是否探底并不确定，结构改革深层问题并没解决，新常态的经济阵痛期，还远未过去。

从外贸出口观察，2015年国内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根据美元加息综合影响评价、新兴市场国家总体走势、国际大宗商品行情预测等因素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今年和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都不断下调。中国出口增长态势也可能很快逆转。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宏观经济三驾马车从纯粹增长角度计算，已经是“三缺一”了，要指望用投资、消费提速加以填补，几无可能。

投资是目前政府稳增长的重点调控领域。我国三个最主要的投资部门制造业、房地产、基本建设，2014年的投资比例分别为约30%、25%、25%。由于发展环境变化，三者增长下降都十分明显，2004—2015年第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从36.8%下降到13.5%，房地产从29.6%下降到2.6%，分别下降了约23和27个百分点。若这三大投资主力的降势稳不住，经济跌破底线必不可免。目前看，政府调控力度很大，难度更大，效果尚不分明。

首先看制造业，投资增长下滑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大规模持续性产能过剩，市场需求萎缩严重约束产业发展，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发展困难重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只有5%～6%就是明证；二是政府主动减产，对技术落后、耗能严重、环境污染、库存巨大的企业实施强制性减压管理。政府虽然也同时下大气力推动新兴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但需要清醒看到，后者真正具备产业拉动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此可知，制造业的投资增长，除非回到过去发展老路上去，不可能也不应该短期内大幅转降为升。

其次看房地产部门，影响投资增长最重要的背景是，国内城镇住房供求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2014年城镇居民户均住房接近一套。这是标志性事件，说明国内大规模、拥挤性购买商品房市场周期已经过去。据不完全统计，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已高达22%左右，沉淀资金约4.2万亿元。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扩张，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采取“用者宽、炒者严”的房贷政策，很有道理，也逐步有效，但是长期积累的供求矛盾绝非短期可治。2015年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增至6.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4%，不仅绝对值再创历史新高，待售面积与上年销售面积之比也达到56.9%的历史峰值。

摆脱目前房地产困境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干脆敞开买卖、投资、炒作，无论大中小城市，在零房产税条件下一律放开购买与贷款门槛。这样做，各种经济人的各类大量积存资金、资本会蜂拥而入，钢铁和水泥等过剩产能会大量消化，房地产相关产业会迅速繁荣，从而，投资立马拉升，稳增长立即见效。第二种选择是，坚持以市场消化为主,同时积极调整和改进管理政策，把居民购房存量潜力激发出来，例如进一步适度放宽消费性购房信贷，同时改变现行保障房建设思路，构建新型市场化保障房开发模式，等等。这样做，立足长远，但短期内不会明显拉动投资。理性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

第三看基本建设，这是投资主力三部门中最具扩张弹性，也是政府调控最容易着手的部门。中央政府作为直接投资者和调控者，手里有四个重要筹码，可以释放的能量有多大呢？

（1）中央财政赤字。参照《马斯特赫里条约》，2015年确定3%左右，普遍认为结合中国国情，可考虑未来把积极财政政策适度放大一点，赤字调高0.2～0.5个百分点，有道理，也完全可行。但同时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很高，隐含风险极大，中央财政赤字不可能太过放松。

（2）国家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2015年国家发改委推出的7大类、四大项重大工程包，据统计已开工300多项，完成投资约计超过4万亿元，今年还向社会投资放开80个项目，约计总投资1万亿元。这已经是非常有力度的国家投资了，未来虽然仍有扩展空间，但在这个基础上再度大幅提高投资规模，可能性很小。

（3）积极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国家发改委已发布PPP项目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有研究机构预计PPP市场总容量可约达10万亿～12万亿元。PPP模式涉及公共产品投资体制深层改革，意义重大，但若要让非公有资本真正理解并大量主动参与这个模式，进而带动整体公共产品投资增长，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4）中央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5年国务院发行10000亿元政府置换债券，总额占2015年到期政府债务53.8%，置换债券由地方政府自发自还，用于今年到期债务。这是规范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极其重要的一步，但是同28万亿～3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继续深化解决债务问题，既需要更得力的措施，也需要时间。

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能力，原有强度已很难维持。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大规模投入基建，有三大主要支撑，分别是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现在，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势，基础财源大大萎缩；政府融资平台长期积累巨额债务，还本付息压力严重挤压融资能力；城投公司债务约占地方政府性债务49%，公共产品投资能力和信用都大打折扣。

最后，再看看社会消费，这是政府和各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稳增长领域。2014年社会消费的增长贡献率确实超过投资若干百分点，那么，有无可能社会消费继续超水平发挥，很快成为支撑GDP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导部门呢？我认为近期无此可能。

短期观察，即使现有社会收入状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不变，提高增长水平也有空间，例如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体系，积极扩展国内外商品零售规模；稳定股市，增加居民扩大消费的证券财富基础；出台新政策、新措施，鼓励居民新型绿色消费，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给拉动消费加分，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支撑宏观增长的基础结构。

社会消费如要有大的结构性进步，就要解决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例如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结构改善，特别是中等和中低阶层提高收入与财富水平；又如改进、完善公共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还带有明显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再如目前国内财富分配结构也大成问题，据概算，我国中产阶层人口超过2亿，房产的财富配置比例接近80%，这个消费主力军被庞大的房产比例牢牢套住，其他方面的社会消费扩展，还会有多大余地呢？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如果说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那么这个新常态的第一阶段，显然就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阵痛期阶段，只有走出和熬过阵痛期阶段，才可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良性发展形态。

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阵痛期，我有四个初步认识。

第一，阵痛期时间不可能太短，基本道理是，长期高增长积累的大量产能过剩和商品房库存，如果坚持以市场消化、市场出清为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结构问题总量补，靠铺更大摊子的政府消化、政府出清为主，就必须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待以时日。

第二，经济下行压力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只要不突破底线就应视为正常现象，执行新宏观调控方针要有定力，有战略定力，绝不能因经济波动和个别领域的困局，就变相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

第三，政府在阵痛期的调控智慧，主要表现为把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协调度，结构改革力度过大、节奏过猛、配套缺失，可能导致增长过度下滑，引发系统风险，但过度强调稳增长，向经济维稳过度倾斜，又可能弱化结构改进，使调控和经济运行回归原有框架轨道。

第四，新的宏观调控方针、思路应当基本稳定，让所有社会经济人都有稳定的预期，应避免决策层对新宏观调控方针的解读产生歧义，更不能设想有了一个或几个新思路、新举措，就能解决阵痛期的所有问题与难题。未知领域需要不断探索、实践。

2016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