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至1913年间，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开始，这个历经几世纪的帝国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国内的改革势力谋求将帝国带入20世纪，欧洲列强和新近崛起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则怀着领土野心向土耳其人开战。此外，亚美尼亚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期望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手中争取到更多自治。直至1914年，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是奥斯曼政府的重中之重，这也为其随后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

1908年7月23日，年迈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召开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这位专制君主正面临继位30年来最大的国内威胁。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现代国家交界处的巴尔干半岛动荡不安，马其顿的奥斯曼帝国驻军哗变，他们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实行议会制。苏丹比他的反对者更清楚宪法的内容。在其1876年登基后所采取的第一批政策中就有一条是颁布宪法，此举象征着由政府领导、长达40年的“坦齐马特”（ 土耳其语，意为“革新”——译注，下同 ）达到顶峰。那段日子里，他被视为一位开明的改革者。然而之后的政治生涯，却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僵化为一名专制君主。

究其根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可追溯到他中年登基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当年他继承的奥斯曼帝国是一片混乱。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宣告破产，欧洲债权国立刻对其实行经济制裁。1876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分裂分子的暴力镇压被西方媒体报道成“保加利亚惨案”，这令它嗅到欧洲舆论越来越浓的敌意。土耳其一方面受到以英国自由党领导人威廉·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英国舆论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与俄国的战争又蓄势待发。种种压力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敲响了丧钟。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年在位）被一批富有影响力的改革派官员废黜后，不到一星期就被发现死在自己房中，手腕静脉破裂，很显然是自杀。他的继位者穆拉德五世登基仅3个月便精神崩溃。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时年33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8月31日开始了他的统治。

势力强大的内阁大臣们竭力劝说新上任的苏丹实施自由主义宪法，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其中既有穆斯林、又有基督教和犹太教徒的内阁，从而制止欧洲进一步干预奥斯曼内政。出于现实角度的考虑而非真正信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同意了政府改革派的要求。1876年12月23日，他颁布了帝国宪法，并于1877年3月19日召开内阁当选后的首次会议。但是，新内阁成员刚刚会面，奥斯曼帝国便卷入了与俄国的恶战之中。

俄罗斯帝国视自己为拜占庭功业的继承者和东正教的精神领袖，一向伺机扩张，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自1453年起便是东正教和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旧名君士坦丁堡。俄国垂涎伊斯坦布尔绝非只是文化上的野心。一旦控制了伊斯坦布尔，俄国便手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主导权，其黑海海港便能和地中海连接起来。然而在整个19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控有伊斯坦布尔，沙皇在黑海的舰队一直受到其欧洲邻国的压制。在占领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受挫之后，俄国一边利用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的独立运动干涉奥斯曼内政，一边通过对奥斯曼帝国的零星战役推进其领土目标。到1876年底，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制造的麻烦给俄国提供了发动另一场扩张战争的机会。1877年4月，在确保奥地利中立并且罗马尼亚准许其军队过境后，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沙皇的军队在奥属巴尔干地区势如破竹，同时从高加索地区攻入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前两次的进攻一样，他们在所到之处大肆屠杀土耳其和穆斯林农民。俄国的入侵激起了奥斯曼帝国的公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凭借其伊斯兰教背景赢得抗俄战争的广泛支持。自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阿拉伯土地之后，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便一直为其掌握。此次苏丹高举这面旗帜，宣布发动对俄国的圣战（jihad）。奥斯曼举国上下团结在他们英勇的苏丹周围，志愿参军，自发捐款支援抗战。就这样，奥斯曼军队暂时止住了俄军在其领土上的侵略。

正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抗战中得到普遍支持之际，议会成员逐渐开始诟病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尽管苏丹的圣战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全力抵抗，俄军仍然在1877年底重新占据上风，并在1878年1月末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同年2月，苏丹召开议会商讨战争事宜。一位代表烘焙师公会的议员当面斥责苏丹：“您现在才征求我们的意见已经太迟了；您本应在还能有力回天时就来咨询我们的意见。议院与现在的形势毫无关系，拒绝为此承担一切责任。”这位烘焙师议员的一席话让苏丹确信，议会对国家事业来说是障碍而非助力。第二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并把一些核心议员软禁起来。之后，他便开始包揽国家政权。但那时战争大势已去，年轻的苏丹只得于1878年1月在首都城下接受了俄国的停战协议。

1878年抵御俄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1878年6至7月）上缔结和平条约，遭受了重大领土损失。在这次由德国主持、欧洲列强（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出席的会议上，众人不仅谋求解决俄土战争，还试图妥善解决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冲突。根据《柏林条约》条款，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割让的领土中，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行省是土耳其穆斯林的心脏地带，按理不应割让。它们将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 法国东部地区，曾因战争多次在德法两国之间易手 ）。

除在《柏林条约》中割让的土地之外，奥斯曼帝国还因欧洲列强的侵略丢失了更多的领土。1878年，塞浦路斯成为英属殖民地，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英国在干预1882年埃及危机之后亦将这个奥斯曼的自治行省据为己有。丧权辱国让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坚信，应该用铁腕政策统治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国家未来不再被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进一步肢解。值得称赞的是，1882年到1908年间，帝国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手中没有进一步解体。然而，保证领土完整的代价却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丧失。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手段导致了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青年土耳其党是一群不同党派人士的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抵制苏丹的专断行为，恢复宪政，重启民主议会制。土耳其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UP）是隶属该组织的著名党派之一，最初是一个平民和军人的秘密协会，成立于二十世纪初。虽然该委员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分支——比如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的各行省以及巴尔干地区——但他们在土耳其和阿拉伯行省的运动遭到了最严厉的镇压。因此，到1908年，该委员会主要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残留的领土一带活动——例如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

1908年6月，苏丹的间谍发现在奥斯曼第三军团驻马其顿部队中，有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支部。这些军人眼看即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决心先发制人。1908年7月3日，支部领袖艾哈迈德·尼亚兹少校副官(Adjutant Major Ahmed Niyazi)带领两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平民支持者揭竿起义，要求苏丹恢复1876年宪法。原本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然而叛乱却因应了公众情绪，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他们的运动也因此日益壮大。马其顿所有的城市均加入了反抗行列，宣布遵从宪法。一位名叫伊斯麦尔·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军官——他声名鹊起后人们简称他为“恩维尔”——宣布克鲁普鲁（Köprülü）和蒂克韦什（Tikveş）这两座小镇恢复宪法，此举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奥斯曼第三军团还威胁要行军至伊斯坦布尔，让帝国首都也恢复宪法。

在短短三周的时间里，革命运动便如此声势浩大，令苏丹再不能指望他手下的军队去压制马其顿起义了。这就是苏丹被迫在7月23日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的原因。会议的地点在耶尔德兹宫，从那里可以俯瞰伊斯坦布尔欧洲方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臣们惧怕时年65岁的苏丹，未能提及恢复宪法统治这一关键性问题。他们花了数小时找寻替罪羊，而不是思考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

听大臣们相互推诿了一天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中止了这场讨论，向内阁宣布：“我会顺从民意。宪法起先在我的统治下颁布，是我确立了宪法，但后来出于时局需要，我中止了它。现在我希望诸位大臣起草宣言”，准备恢复宪法。大臣们如释重负，即刻按照苏丹的指示向帝国的各个行省派发电报，宣布第二个宪政时代的到来。青年土耳其党也因成功发起革命、迫使苏丹恢复宪法而名声大噪。

起初，人们并没有立刻体会到这起事件的重要意义。报纸上对该事件的报道只有短短一句“苏丹陛下有令，按宪法重启议会”，连标题和评述都没有。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苏丹对奥斯曼媒体审查之严厉，以至于各大报纸噤若寒蝉。直到24小时后，这则消息才在民间有了反响。7月24日，人们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各个行省的公共广场上，共同庆祝重回宪法时代。恩维尔少校搭乘火车前往青年土耳其党运动的中心——萨洛尼卡（今属希腊），那里的群众欢欣鼓舞地称他为“自由战士”。与恩维尔一同站在群众为他搭建的台子上的，是他两位同事——奥斯曼铁路军事检察官艾哈迈德·杰马勒少校，以及邮局员工穆罕默德·塔拉特。这二人都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中崛起的新星。和恩维尔一样，人们用其中间名简称他们，即杰马勒和塔拉特。“恩维尔，”他们高喊，“现在你就是拿破仑！”

接下来的几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印有“正义、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帝国的各个广场上都贴着尼亚兹和恩维尔以及军队中其他“自由英雄”的照片。政治激进分子纷纷发表演说歌颂宪法，并且与群众分享他们的期望和抱负。

宪法革命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此前政府也曾试图培养民族认同感，但终因社会多元化而未能成功，直到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

在人们欢欣庆祝失而复得的自由时，也开始了打击报复——针对那些疑似参与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镇压行动的人。苏丹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已堕落成一个警察国家：政治激进分子被抓入狱或被流放，报纸杂志受到严厉的审查，民众谨言慎行，生怕四周都是为政府效力的耳目。据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扎特·达瓦萨的巴勒斯坦纳布卢斯镇居民描述，“革命的头几天，人们对政府那些已经确认当过奸细的，贪污腐败的，或是镇压过革命的大小官员怒不可遏”。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和自由仍然令人兴奋不已。阿拉伯和土耳其诗人为青年土耳其党作颂歌，他们的诗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喜悦：

今日我们同庆你们带来的自由，

我们早出晚归无一丝担忧和压力。

自由的人们已从那个曾受屈辱的监狱中走出，

亲爱的流放者也回到了家乡。

因为他不再担心间谍的密报，

不再害怕伸手碰触报纸。

夜晚我们不再辗转反侧，

白天我们不再惶恐难安。

然而，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

那些曾希望政治变革的人失望地发现，这次革命并没有让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生重大改变。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决定保留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君主地位。之前，他因恢复宪法而受到称赞，被奥斯曼民众尊为他们的苏丹和穆斯林的哈里发，即精神领袖。在1908年时，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讲可能会弊大于利。而且，委员会的领袖实在都很年轻。大多数下级军官和底层官员都才二三十岁，他们没有信心自己掌权，而是把掌管政府的任务交给了大维齐尔（首相）赛义德帕夏（ 土耳其语里的一种尊称 ）和他的班底，他们则负责监督，确保苏丹及其政府秉承宪法。

那些以为宪法会解决他们经济难题的奥斯曼民众，很快就要大失所望。革命引起的政治动荡打击了人们对土耳其通货的信心。1908年8月到9月，通胀水平飙升至20%，给工人阶级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压力。奥斯曼工人组织示威游行要求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但国家财政无力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革命后的头六个月里，劳工激进分子组织了超过一百次的罢工，导致政府出台对劳工更为苛刻的法律，并进行了一次镇压。

更关键的是，人们认为恢复议会民主就能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和对奥曼帝国领土主权的尊重，可之后的事实证明他们被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土耳其的欧洲邻国趁着青年土耳其党人制造的动荡，进一步吞并奥斯曼领土。1908年10月5日，之前隶属奥斯曼的保加利亚行省宣布独立。第二天，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吞并奥斯曼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省。同年10月6日，克里特岛与希腊结成联盟。土耳其的民主转向并没有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反而使国家更为脆弱。

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通过帝国议会来重新掌控革命进程。仅有两个党派参加了在1908年11月底到12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联合派”（该委员会成员的称谓）在下议院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把许多无党派人士吸收进了委员会。12月17日，苏丹召开第一次议会会议，发表演说表明他忠于宪法的决心。成员分别由君主委任和选举产生的上下两议院，其议长均赞扬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恢复宪法政府一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智慧。这种互动制造了苏丹与委员会之间一种和谐的假象。但是专制君主不会一夜之间就洗心革面。不甘受宪法制约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清理青年土耳其党。

一旦革命的热情减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面临来自奥斯曼政界内部的阻挠，以及民间社会强大力量的左右。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宗教团体把碍眼的一切贬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世俗文化。军队两极分化：毕业于军校的军官倾向于自由改革，而普通士兵则唯苏丹马首是瞻。议会内，自由派人士疑心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有专制的倾向，遂利用自己与媒体和欧洲官员的联系——尤其是和英国大使馆——来破坏委员会在下议院的地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自己的宫殿中，悄悄地鼓励一切向委员会发起挑战的行动。

1909年4月12日和13日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敌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效忠于苏丹的第一集团军士兵背叛了长官，并联合首都神学院的宗教学者一同游行至议会示威。一夜之间，该游行便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教学者和哗变士兵。他们要求重新组阁，驱逐一批联合派政客，并恢复伊斯兰教法——尽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帝国一直并行着好几套法典。联合派代表逃离了首都，唯恐自己性命不保。内阁也提交了辞呈。苏丹则借此机会同意暴动者的要求，从而重新夺回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领导权。

然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重新掌权只是昙花一现。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驻马其顿部队视宪法为帝国政治前途的保证，因此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反革命运动是对宪法的挑衅。在马其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动员组成了一支名为“行动军”（the Action Army）的战斗力量，在革命英雄艾哈迈德·尼亚兹少校的指挥下直逼伊斯坦布尔。4月17日，这支援军从萨洛尼卡出发，向帝都行进。4月24日凌晨，只遭遇反动派零毫抵抗的行动军攻下了伊斯坦布尔，开始实行戒严。奥斯曼上下议院再次聚首组成国家议会，并于4月27日投票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立其年轻的弟弟穆罕默德·雷沙德为新苏丹，称穆罕默德五世。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掌大权，反革命运动最终宣告失败——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

反革命运动使奥斯曼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没有什么比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对立更危险。行动军拥护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重掌大权后不久，穆斯林教众便血腥屠杀了东南城市阿达纳中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人。屠杀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的这种仇视演变成了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

1909年，许多奥斯曼土耳其人怀疑亚美尼亚少数民族预谋脱离帝国，另建国家。亚美尼亚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基督教礼拜仪式，还有一个在奥斯曼治下延续长达几世纪的公共组织，独立的宗教团体米利特（Millet）。他们几乎具备一切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除了一点：他们并没有聚居在同一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散布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边境、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地中海沿海地带，以及奥斯曼各大商业都市。最大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就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城内。若不能在一方土地内拥有足够多的人数，他们永远不可能希望建国，除非——理所当然——他们能找到某个大国支持他们的建国事业。

亚美尼亚人第一次提出领土要求，是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作为俄土战争和解条件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被迫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亚美尼亚人聚集的行省割让给俄国。几十万亚美尼亚人转而由俄国统治，这为他们向奥斯曼帝国要求更多自治奠定了基础。亚美尼亚族代表团决意将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这三个奥斯曼行省设为“亚美尼亚族聚居省”，希望效仿黎巴嫩山一带基督教和穆斯林教徒混居的模式，建立一个民族自治区，由基督教徒担任总督。欧洲列强立即作出回应，在《柏林条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责令奥斯曼政府即刻落实“亚美尼亚族聚居行省所提出的地方性改革和改善要求”，并向亚美尼亚人提供安全保障，使该族裔免受占多数的穆斯林的攻击。该条款还责成伊斯坦布尔定期向欧洲列强报告其对亚美尼亚公民的政策。

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地区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令奥斯曼政府有理由担心，将来还会有外来势力插手奥斯曼帝国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柏林条约》赋予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一种全新的地位，这明显对奥斯曼帝国造成了威胁。与俄国签订的和约才刚令奥斯曼人失去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个行省，他们无法想象再失去更多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因此，当时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竭尽全力压制新兴的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并禁止他们与英俄两国来往。19世纪80年代末，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开始组建政治组织，寻求建国。奥斯曼政府像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内反动团体那样，施行了全面的镇压——监视、逮捕、囚禁和流放。

19世纪末涌现出两个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1887年，一批在瑞士和法国的亚美尼亚族学生于日内瓦创立了红查克组织（Hunchak，亚美尼亚语，意为“钟”）。1890年，身居俄罗斯帝国的一批激进分子成立了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它更响亮的名字是达什纳克（Dashnak，亚美尼亚语，意为“联盟”）。这两个组织的理念和手段迥然不同：红查克组织宣扬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相对来说具有的优点，而达什纳克则鼓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进行自卫。两个组织都提倡使用暴力手段来实现亚美尼亚人的政治目的。他们自称自由战士，但奥斯曼政府却视他们为恐怖分子。红查克和达什纳克发起的活动，使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关系更为紧张。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希望这种紧张的局势能够使欧洲国家出手干预，而奥斯曼政府则视其为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试图打压。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形最终演变成了流血事件。

1894年至1896年间，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成为一系列恐怖屠杀的对象。1894年夏，暴动首先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萨松地区。库尔德游牧民袭击了亚美尼亚人村庄，原因是后者拒绝在给奥斯曼官员缴税之外再给他们交因循已久的保护费。亚美尼亚激进分子鼓励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亚美尼亚农民揭竿起义。英国商人H. F. B. 林奇在大屠杀前夕路过萨松地区。他如此描述这些煽动者：“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贼喊捉贼的方式，保证亚美尼亚人反抗事业的势头。他们的呼声通过欧洲媒体传播开来；而当人们前来查看时，总会有一些土耳其官员上钩，展现他们的恶劣行径。”奥斯曼政府派遣第四军团加一个库尔德骑兵团前去稳定局势，结果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惨遭杀戮，导致红查克组织积极谋求而奥斯曼政府避之不及的欧洲干预最终成了现实。

1895年9月，红查克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发起了一次游行，请求在被欧洲媒体称作“土耳其亚美尼亚”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实施改革。他们给奥斯曼政府和所有的外国大使馆发出了48小时的预先通知，讲明了条件，其中包括委任一名基督徒总督来监管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改革进程，赋予亚美尼亚村民携带枪械的权力，以防御周边装备精良的库尔德人来袭等等。奥斯曼人把四面高墙的奥斯曼首相和其内阁的办公地点——“高门”（Sublime Dorte，这个词也用来指代奥斯曼政府，如同白厅对应英国政府）用警戒线围了起来，防止亚美尼亚抗议者靠得太近。一名警察在骚乱中丧生，充满敌意的穆斯林群体把矛头指向了亚美尼亚人，引发了一场暴动。在“高门”之外就有60名抗议者被杀。欧洲各国抨击了奥斯曼当局屠杀和平抗议者的行径。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0月17日颁布了一条法令，承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有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六个行省实施改革。它们分别是：埃尔祖鲁姆、凡城、比特利斯、迪亚巴克尔、哈尔普特（Harput） 和锡瓦斯。

苏丹的改革法令反而加剧了上述6个行省穆斯林的恐惧。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条政令是要让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实现独立的前奏。一旦他们独立，人口占多数的穆斯林就会被迫生活在基督徒的统治下，或者离乡背井去伊斯兰国家重建家园——正如当年奥斯曼政府把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交由基督徒管理后，数以万计的穆斯林从这些地方迁出一样。奥斯曼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平息穆斯林教徒的恐惧。在苏丹颁布法令的数日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村镇发生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屠杀。据亚美尼亚传教士估计，到1896年2月，至少有3.7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30万人无家可归。其他一些估计则称，伤亡人数在10万到30万之间。由于该地区相对封闭，我们无法获得关于1895年大屠杀更为确切的数字，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这种暴行在奥斯曼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

1894年至1896年，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亚美尼亚人的暴动进入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1896年8月26日，26名达什纳克激进分子乔装成搬运工，把武器和炸药藏匿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银行的钱袋之中。他们杀了两名保安，并劫持了150名银行员工，威胁若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指派一名欧洲高级专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实施改革，并特赦所有亚美尼亚的流亡政客——就要引爆大楼，把所有人都炸死。虽然该银行名属奥斯曼，但实则是一家外资机构，其股份几乎被英法两国垄断。亚美尼亚激进组织先前力促欧洲列强介入，结果此次银行事件的发展完全事与愿违。最终恐怖分子们被迫放弃占领，坐上一条法国船逃离了奥斯曼帝国，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得到满足。达什纳克的此次行动不但广受欧洲列强谴责，而且还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新一轮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致使多达8000名亚美尼亚人遇害。欧洲列强对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介入并未能使奥斯曼帝国作出任何改变。对于亚美尼亚民族运动而言，1894至1896年的血腥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

接下来的几年里，亚美尼亚民族运动改变了策略，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中谋求改革的自由派通力合作。1907年，达什纳克成员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代表共同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受奥压迫党派代表大会。达什纳克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坚定支持者，此次大会上他们首次被承认为合法组织。数月后，亚美尼亚团体有多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议员候选人，并有14人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众人都希望亚美尼亚人寻求的政治目标能够在奥斯曼宪法的框架内实现，包括宪法保证的公民身份以及未来的权力下放。然而，1909年爆发的反革命政变使这些期望都成了泡影。1909年4月25日至28日，约有2万名亚美尼亚人在一场疯狂的杀戮中不幸遇害。

扎贝尔·埃萨扬（Zabel Essayan）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亚美尼亚裔文人之一。阿达纳大屠杀之后不久，她便到当地协助灾后救援工作。在她面前的这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只剩下目睹惨剧而伤心欲绝的寡妇、孤儿和老人。回忆起那场浩劫，她说：“人们无法一下子接受如此惨痛的现实：它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即使是那些当事人也无法完整地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语塞、叹息、流泪，最后也只能告诉你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像埃萨扬这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吸引了国际方面对此次大屠杀事件的关注，奥斯曼帝国也因此遭到各国的谴责。

暴乱过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迅速采取行动，派杰马勒帕夏赴阿达纳重整秩序。联合派需要让达什纳克成员对他们重拾信心，避免后者再次为实现民族目标而寻求欧洲干预。达什纳克同意继续保持合作，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将与阿达纳大屠杀有关的一干人等绳之以法，归还亚美尼亚幸存者的财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并向穷苦的亚美尼亚人提供资金援助。杰马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阿达纳的每一座房屋都在4个月内得到了重建，“至少30名穆斯林”在阿达纳被处决，另有17名“显贵家族的成员”在邻近的埃尔津地区被正法。这些措施都在安抚亚美尼亚人的同时，也制止欧洲对此事的干预，而且在当时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处理亚美尼亚人问题赢得了时间。

就在奥斯曼帝国勉力保全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之际，它在地中海遭遇一场全新的危机。随着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1830年）和突尼斯（1881年），英国占领埃及（1882年）之后，隶属当今利比亚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行省成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最后两片土地。而1871年才完成统一的新兴国家意大利也希望在非洲占据一席之地。于是，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三世的政府便将目光转向利比亚，企图在那里达成他们的帝国野心。

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任何能挑起1911年意土战争的举动。然而，因罗马提前确定英法两国会保持中立，所以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挠它用武力手段在北非实现其帝国野心了。9月29日，意大利以奥斯曼帝国向利比亚驻军输送武器，威胁的黎波里与班加西的意大利侨民为由，向利比亚沿海城市发动了全面进攻。

奥斯曼在利比亚的驻军非常薄弱，仅有约4200名土耳其士兵，而且几乎无任何海军支援，在超过3.4万名入侵意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奥斯曼战争大臣向其在利比亚的官员坦承，利比亚终将失守。1911年10月的前几周的黎波里（利比亚西部）与班加西地区（利比亚东部，亦称昔兰尼加）的沿海城镇便被斗志高昂的意军攻陷。

在意军入侵一事上，奥斯曼政府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场截然不同。大维齐尔及其政府并不认为他们能守住利比亚，因此宁可放弃这片北非边疆，也不愿让奥斯曼军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而持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却不能接受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拱手送人。

1911年10月初，恩维尔少校前往萨洛尼卡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谈话。在长达5小时的会议中，恩维尔说服了他的同事在利比亚组织开展对意游击战。他在一封写给童年好友及义兄——德国海军武官汉斯·胡曼的信中，如此描述作战计划：“我方将在（利比亚）境内集结力量。阿拉伯骑手将在奥斯曼青年军官的领导下与我国子民一道，密切监视并不分昼夜骚扰意军。每个（意大利）士兵或小分队都将遭到袭击歼灭。若敌军过于强大，我方将撤到广阔大地的各个角落，继续抓住每个机会骚扰敌军。”

征得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允许后，恩维尔当即启程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秘密乘船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数十名爱国的年轻军官追随他来到埃及，利用这里作为游击队对抗意军的跳板——其中有一位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年轻少校副官，后来成为了“阿塔图尔克”（Atatürk，土耳其语，意为“土耳其国父”），其余人则取道突尼斯进入利比亚。在官方记录中，这些年轻军官被政府以“违背奥斯曼政府意愿行动的冒险分子”之由除名（但实际上奥斯曼财政部仍然给这些在利比亚的军官发放月薪）。他们自称“费达依”（fedaî），即甘愿为他们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

10月末，恩维尔在进入埃及之后即刻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利比亚冲突之中。他披上阿拉伯长袍，骑着骆驼进入利比亚境内。艰苦卓绝的沙漠生活令他感慨万千，也使他非常佩服生活在这里的贝都因人。由于恩维尔不懂阿拉伯语，他只得通过翻译与贝都因人交流。后者对恩维尔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恩维尔的未婚妻是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的侄女——苏丹公主爱美妮·妮丝耶。虽然当时她年仅13岁（他们在1914年公主17岁时结婚），但恩维尔这种与皇室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他在利比亚的地位。他在信中写道：“在此我是苏丹的女婿，是哈里发的钦差，这层关系帮了我很大的忙。”

恩维尔将运动控制在班加西东部区域内。意大利军队聚集在昔兰尼加的三个港口城市——班加西、德尔纳和图卜鲁格。由于遭到利比亚部落的顽强抵抗，意军无法从沿海平原向利比亚内陆进一步挺进。恩维尔勘察了敌军位置后，将营地扎在俯瞰德尔纳的高地之上。德尔纳的1万名居民不情愿地供养着1.5万名意大利步兵，而后者正是恩维尔的主要作战目标。他召集差点被俘、士气低落的奥斯曼士兵，征募了部落民以及有影响力的赛努西兄弟会成员（Sanussi，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其分会遍布利比亚城乡），还在埃恩曼苏尔（Ayn al-Mansur）的营地接纳了其他的“费达依”志愿军官。通过他在利比亚的工作——招募听命于奥斯曼军官的当地战士，让伊斯兰教徒对外国势力产生敌意，从而打倒欧洲敌人，并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网络——恩维尔为一个全新的特勤组织奠定了创立基础。它名为“特别组织”（Teşkilât-i Mahsusa），后来对奥斯曼的一战战事影响深远。

在恩维尔的努力下，许多利比亚的阿拉伯部落与奥斯曼志愿军团结在了一起。他们由衷地感激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投身于利比亚人民的战斗，并为捍卫部落自由不惜牺牲生命地与外国势力作斗争。虽然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但伊斯兰教的纽带将操土耳其语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与操阿拉伯语的利比亚部落成员紧密联结。恩维尔将利比亚的阿拉伯斗士形容成“视死亡如天赐的狂热穆斯林”。这种描述对强势的赛努西苏菲派信徒而言尤为恰当，他们之所以忠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正因为后者是伊斯兰的哈里发。作为不信教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恩维尔并没有否认这种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是把宗教当作一股强大力量，能使穆斯林视奥斯曼苏丹为哈里发并团结在其周围打击帝国与穆斯林世界的敌人。恩维尔如此描述伊斯兰教的力量：“放眼看看伊斯兰世界中发生的这一切吧，伊斯兰教没有民族之分。”无论利比亚的那段时光还给了恩维尔怎样的启发，他都坚信奥斯曼帝国能够利用伊斯兰教的强大力量对抗国内外一切敌人。

1911年10月至1912年11月间，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与阿拉伯部落对意军展开游击战，取得了显著胜利。虽然意军在数量和现代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但他们无法冲出沿海平原的堡垒去占领利比亚的内陆地区。阿拉伯游击队力挫意军，使后者在一年内死亡3400人，另有4000人受伤。战争也耗损了意大利的财力。奥斯曼军每月仅需开销2.5万土耳其磅（1土耳其磅价值约0.9英镑或4.40美元）支持恩维尔围攻德尔纳的军事行动。有一段时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利比亚的斗争似乎胜利在望，意大利人就要被赶下海了。

由于无法成功攻下利比亚，意军转移战斗阵地。他们知道，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奥斯曼政府签署正式和约，将利比亚的控制权让予意大利。为了迫使伊斯坦布尔主动请求讲和，意大利海军舰船向奥斯曼横越地中海东部的领土发起攻击。1912年3月，他们炮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同年5月，意军士兵占领十二群岛（Dodecanese，位于爱琴海，今部分属于希腊，罗德岛是其中最大的岛屿）。7月，意大利海军派遣鱼雷快艇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最后，意大利人打出了巴尔干这张牌。希腊、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共同对抗他们之前的奥斯曼宗主国。它们每一个都觊觎奥斯曼在巴尔干地区最后的领土——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与色雷斯。意大利国王与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有姻亲关系，他1912年10月8日成功煽动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其他巴尔干国家效仿黑山只是时间问题。

巴尔干地区一触即发的战争局势，在伊斯坦布尔和利比亚引起了一场危机。奥斯曼政府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等边远行省抵抗意军，却对巴尔干的心脏地带疏于防范。曾经的理想主义迅速被新的现实所取代。黑山宣战十天后，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签订了合约，割让利比亚行省。“费达伊”军官虽然为弃利比亚的同志于不顾感到羞愧，但也只能让赛努西兄弟会孤军奋战了。他们不得不火速返回伊斯坦布尔，投身到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那场关系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巴尔干诸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时，民族主义广泛传播于东南欧的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欧洲列强为达到分裂奥斯曼帝国的目的，积极鼓励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导致出现许多动荡不安的附庸国。1830年，希腊王国在历经十年奋战后率先实现独立。塞尔维亚于1829年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完全独立。同样在柏林会议上实现独立的还有黑山；保加利亚则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1908年9月完全独立。实现独立的巴尔干诸国并不满足于自身的领土范围，都觊觎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另一边，奥斯曼帝国过于轻视这些以往巴尔干臣民的主张，低估了他们给辖下最后几个欧洲行省所造成的威胁。

巴尔干诸国抓住意土战争的契机，意图实现它们的扩张野心，奥斯曼帝国的盲目自满也随之被粉碎。1912年10月，黑山、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先后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巴尔干诸国联盟从一开始便在军队规模和战略态势上占优，军队人数达71.5万人，相比之下，仅有32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前线作战。

希腊人利用其海上优势对抗奥斯曼帝国。他们不仅吞并了克里特岛，占领了数个爱琴海岛屿，还利用海军阻断奥斯曼军的海上支援。11月8日，希腊军队占领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发源地——萨洛尼卡，还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多数地区。塞尔维亚和黑山由北面袭击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并成功占领了这些地区。科索沃则于10月23日被塞尔维亚收入囊中。

与土耳其人交战最激烈的是保加利亚人。后者分别在10月24日与11月2日成功突破奥斯曼军在克尔克拉雷利和吕莱布尔加兹的第一、二道防线，直逼距伊斯坦布尔仅40英里的萨塔勒卡（Çatalca）。1912年12月初，奥斯曼政府“高门”呼吁停火，这时驻守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今在土耳其境内，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士兵已深陷重围。将利比亚割让给意大利不到两个月，奥斯曼军便全线溃败，丧失欧洲的最后几个行省看来已成定局。

自由派人士卡米勒帕夏是当时奥斯曼政府的首相。联合派和自由派人士长久以来视彼此为劲敌，卡米勒帕夏还蓄意将联合派排挤在其内阁之外。自由派人士主张用和平的方式防止未来进一步丧失领土，同时避免伊斯坦布尔受到威胁。而另一边的联合派则号召发起新一轮战争，以此收复奥斯曼帝国的重要领土——从埃迪尔内开始。联合派抨击奥斯曼政府作战不利，卡米勒帕夏便下令取缔其各个支部，关停他们的报纸，并逮捕了一批联合派领导人。

恩维尔从抵御意军的利比亚前线回到伊斯坦布尔后，便被卷入了这些军事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之中。在1912年12月末，他写道：“我发现四周充满了敌意。表面上，包括战争大臣在内的整个内阁都对我很友善，但我知道他们派了特务跟踪我。”他数次去萨塔勒卡前线查看，并认定战事对奥斯曼军比对保加利亚军更为有利。不出所料，恩维尔公开支持继续战斗。“如果内阁不做任何努力就把埃迪尔内拱手送人，我就退出军队，公开呼吁战争，到时我不知道——或者不想说出——我将会做出什么。”

恩维尔确信卡米勒帕夏即将同意签署和约，把埃迪尔内割与外国统治。因此，他决定采取极端行动。1913年1月23日，10名武装谋反者越过伊斯坦布尔的石子路向“高门”飞驰而去。在他们冲进内阁会议室的同时，恩维尔及其部下与大维齐尔的守卫交火，导致包括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在内的4人被杀。随后恩维尔用手枪指着卡米勒帕夏的头，要求这位大维齐尔提出辞职。恩维尔事后透露：“这一切都发生在15分钟内。”紧接着，他前往苏丹的宫殿汇报行动，并要求苏丹重新任命一位大维齐尔。穆罕默德五世任命一位曾任将军的资深政治家——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Mahmud Şevket Pasha）负责组成统一政府。在臭名昭著的“突袭高门”事件发生短短4小时后，新内阁便已成立，受命恢复奥斯曼帝国被战争摧毁的政治秩序。

虽然联合派领导政变推翻了卡米勒帕夏及其政府，却仍未能借机掌握政权。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虽然与他们有所共识，但他本人并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经历了最近的党派之争与军事灾难后，这位新任大维齐尔希望建立一个无党派联盟来保证稳定与团结。只有三名联合派成员进入内阁，且三人均为温和派。未来叱咤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此时仍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杰马勒接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总督，塔拉特留任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秘书长，而恩维尔则上了战场。

战争重新打响后，形势对奥斯曼帝国益发不利。1913年2月，战争双方在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终止了停火协议。随着诸多主要城市陷入围困，且迟迟不见补给和援军，奥斯曼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欧洲的最后一片土地一点点地落入野心勃勃的巴尔干诸国之手。3月6日，希腊人占领了马其顿小镇加尼纳（Janina，今希腊的约阿尼纳）。黑山攻陷了伊斯科得拉（Işkodra，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然而最惨痛的打击，莫过于保加利亚军切断了埃迪尔内的粮食补给，致使守城的奥斯曼士兵最终于3月28日缴械投降。那一刻对整个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国家危机。

埃迪尔内沦陷后，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立刻宣布停战。5月末，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诸国间的谈判在伦敦重新开启。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英国调解下签署了全面和平条约。在这份《伦敦和约》中，奥斯曼政府割让了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丢失将近400万居民。自此，除以米德耶——厄内兹线（Midye-Enez Line）为界的一小片色雷斯东部土地作为伊斯坦布尔腹地仍得以保留外，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其他所有欧洲领土。就这样，意土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要比损失利比亚严重得多。5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从拜占庭手中夺得这些欧洲领土，自此它们便一直是帝国的经济和行政中心，是整个帝国最繁荣发达的省份。失去这些领土上缴的收入，加上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高昂军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受到了沉重打击。成千上万的难民需要安置，疾病亦在肮脏的军营中肆虐开来。除此之外，先前的两次战败已使奥斯曼帝国遭受了人力与财力的双重损耗，重整军队之所需对奥斯曼政府来说亦是笔骇人的开销。

或许奥斯曼帝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公众士气的低落。败给欧洲相对年轻的国家意大利已是一个打击，而输给曾经隶属于帝国的小小巴尔干诸国，却是奥斯曼军队与民众都不能接受的。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丘拉（Yusuf Akçura）的青年土耳其党知识分子这样写道：“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五百年来的臣民，我们从来没放在眼里，如今却打垮了我们。这个现实，这个我们即使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既成事实，会让我们睁开双眼……如果我们还未完全死去的话。”在整个19世纪，对奥斯曼表示悲观的欧洲人给其贴上了“欧洲病夫”的标签。在输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即使是最乐观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无法改变这位“病夫”的末日命运了。

战败使伊斯坦布尔的政坛开始分化。1913年1月联合派针对卡米勒帕夏发起的那场政变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那是防止埃迪尔内陷落的不得已之举。现在既然埃迪尔内已经失守，自由派人士便决心与联合派清算旧账，将其逐出政界。联合派领导人之一，伊斯坦布尔军事总督杰马勒派遣特务监视任何他怀疑正在阴谋推翻（无党派）政府的人。尽管杰马勒竭尽全力，却仍然没能保护大维齐尔。6月11日，即在签署了割让埃迪尔内的《伦敦和约》后不久，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就在“高门”外遇刺身亡。

联合派将大维齐尔遇刺引发的骚乱转变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杰马勒开始肃清异党，自此自由派人士一蹶不振。数十人被逮捕，12名领导人经过走过场的庭审便在6月24日被处决。一批逃亡海外的反对派高官被缺席判处死刑，还有数十人遭到流放。消灭了自由派反对人士后，他们立刻掌握了大权。自1908年革命以来，青年土耳其党人一直选择不直接参政。最终，他们在1913年决定还是得自己来。

1913年6月，苏丹邀请联合派暨埃及皇室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重组政府。几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入其内阁，首次成为国家领导人。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勒都被晋升为“帕夏”，成为文职官员与军队最高领导。塔拉特帕夏当选内政大臣；恩维尔帕夏成为军队中最具号召力的将军，并于1914年1月当选战争大臣；而杰马勒帕夏仍继续担任伊斯坦布尔总督。1913年后，他们三人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比苏丹抑或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首相）更有权力。

1913年7月，由联合派领导的政府成功收复埃迪尔内。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在帝国政界所向无敌。这实际上是拜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对手所赐。在赢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使巴尔干列国之间原本就含糊不清的战利品分配更为混乱。奥地利和意大利尤其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他们的目的是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缓冲地带，遏制塞尔维亚，防止其发展为亚德里亚海滨的新兴强国。欧洲列强迫使塞尔维亚和黑山撤出它们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塞尔维亚人对丧失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非常沮丧，遂把矛头转向了被保加利亚与希腊控制的马其顿领土。保加利亚认为自己在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战役中贡献最大，因此拒绝把任何领土割让给塞尔维亚，并谢绝了俄国提出的斡旋。1913年6月29日至30日，保加利亚夜袭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在马其顿的据点，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保加利亚发现现在所有的巴尔干邻居都与自己为敌：罗马尼亚、黑山、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了同盟。由于战线过长，保加利亚被迫从奥斯曼前线调回军队，以制止希腊和塞尔维亚取得进一步胜利。这正是恩维尔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机遇——但他仍然遭到了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的反对，他们生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会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灭顶之灾。恩维尔写道：“如果那些当政者没有下令作战的胆量，我就自行动手。”最后，恩维尔终于接到了作战命令，他率领一支骑兵和步兵团越过了不久前划定的边界，向埃迪尔内进发。

7月8日，当奥斯曼军队抵达埃迪尔内时，他们遭遇到保加利亚驻军的火力攻击。恩维尔按兵不动，直到保加利亚军队被说服撤出该城市，他才在第二天进入城内，期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一边派出一支骑兵分队追赶撤退中的保加利亚军，一边在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巩固奥斯曼军的据点。目睹城中百姓遭受的灾难，奥斯曼士兵们解放埃迪尔内的喜悦也淡了不少。恩维尔如此描述眼前的惨剧：“可怜的土耳其人蹲坐在他们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上，老人遍体鳞伤，孤儿靠着政府的资助过活。每走一步就有千千万万的暴行映入我的眼帘。”

7月，奥斯曼军趁保加利亚败于巴尔干邻国之际，收复了色雷斯东部的大部分领土。8月10日，保加利亚请和，奥斯曼军也因此确保对埃迪尔内与色雷斯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恩维尔再次受到褒奖；这位“自由战士”现在被称作“埃迪尔内解放者”了。奥斯曼举国上下均为此次胜利欢欣鼓舞。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失败后赢得的这场胜利，使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受到了奥斯曼民众前所未有的爱戴。恩维尔这次突破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赞许，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写给德国友人汉斯·胡曼的信中他承认：“我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只有我一人能在一夜之间闯入埃迪尔内。”

由于受到战争与政治骚乱的双重打击，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已无法兑现1908年革命时的自由主义理想。联合派回应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的方法，就是加紧控制奥斯曼帝国仍存在争议的行省。为防止国家分裂，联合派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有效的中央集权政策，推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法律，例如将对所有行省采取无区别的征税与征兵办法，且所有奥斯曼国民都将被迫使用土耳其语与政府打交道。

这些中央集权手段针对的是阿拉伯行省，以免这些行省出现民族主义分裂运动，防止阿拉伯人效仿巴尔干各国那样寻求独立。1909年后，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大叙利亚地区与伊拉克的学校、法庭和政府办公室中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语。土耳其人占据高层政府职位，而阿拉伯公务员只获得一些底层工作。不出所料，这些受人诟病的措施令许多忠诚的阿拉伯子民对国家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的转变很心寒。于是，他们成立了民间团体来反对“土耳其化”。这些阿拉伯人仍称不上民族主义者，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社团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呼吁更多的阿拉伯文化和政治权利。然而，在一战过程中，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实现完全独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阿拉伯各行省中。奥斯曼议会中的阿拉伯成员在诸多民间组织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奥斯曼兄弟协会”，以及讨论公众关心的文化问题的“文化俱乐部”。众多改革团体在贝鲁特与巴士拉成立，而“国家科学俱乐部”则位于巴格达。这些组织在奥斯曼当局知情的前提下公开会面，并接受秘密警察的全面监督。

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主义团体并不受制于奥斯曼政府与警察。“青年阿拉伯协会”，亦称“法塔特”（来自其阿拉伯名Jam`iyya al-`Arabiyya al-Fatat），于1909年由一批叙利亚穆斯林在巴黎创立。“法塔特”的宗旨是效仿哈布斯堡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让阿拉伯人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该协会创始人之一——陶菲克·纳图尔（Tawfiq al-Natur）回忆道：“我们阿拉伯人想要的，只是在奥斯曼帝国中与土耳其人获得同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把帝国塑造成一个由两个伟大民族——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国家。”

1912年，一批志同道合的叙利亚移民在开罗成立了“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Ottoman Decentralization Party）。这群开罗的阿拉伯主义者直截了当地拒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央集权政策，辩称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参考瑞士那种政府权力下放与各州自治的模式，但不同的是他们拥护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各民族团结，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日益壮大令联合派忧心忡忡。因之前的分散管理已经导致了数次巴尔干战争，青年土耳其党人已不愿再理会诸如权力下放或二元君主制这样的要求了。1913年2月，贝鲁特革命协会发表了一份呼吁行政权力下放的宣言，奥斯曼当局随即将其取缔。1913年4月8日，警察关停了贝鲁特革命协会的办公室，并命令该组织自行解散。一些有影响力的协会成员便发起了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并组织向大维齐尔请愿，抗议关停协会的做法。数名协会成员因煽动罢工被捕。贝鲁特由此进入了为期一周充满张力的政治危机时期。罢工一直持续到被捕成员获得释放才停止，但贝鲁特革命协会办公室的大门从此再未开启，协会成员只得秘密会面，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活动也自此转入地下。

面对奥斯曼当局日益严重的压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他们的事业转向了国际社会。巴黎的“法塔特”成员决意在法国首都召开会议，充分享受免受奥斯曼当局镇压的议政自由，并为他们的诉求寻求国际支持。分布在奥斯曼帝国、埃及、欧洲以及美洲的各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都接到了出席邀请。尽管奥斯曼驻法国大使竭尽全力阻止会议召开，但仍有来自帝国阿拉伯行省的23名代表——11名穆斯林，11名基督教徒，以及1名犹太人——成功抵达巴黎，参加了于1913年6月18日举行的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巴格达人，陶菲格·苏瓦伊迪是参加此次阿拉伯代表大会仅有的两位伊拉克代表之一（苏瓦伊迪的朋友——犹太人代表苏莱曼·安巴尔也同样来自伊拉克）。其他所有与会代表都来自大叙利亚地区。苏瓦伊迪最近才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他之后回想道：“尽管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身份可能还不甚明了，但我清楚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的奥斯曼穆斯林。”苏瓦伊迪精通土耳其语，在赴巴黎从事法律研究之前，已于1912年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了法律学位。身处巴黎期间，他遇到了一群后来对他的政治观点产生“极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随后，他加入了“法塔特”，并在首次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瓦伊迪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最后成了三个不同派别间激烈争吵的舞台。”首先，是寻求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臣民同等权利的“穆斯林阿拉伯青年党”，然后是“对土耳其人咬牙切齿”的阿拉伯基督徒。最后一个，被苏瓦伊迪称为“无法选择忠于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的机会主义者，是哪一边能更好实现自己的物质追求就倒向哪一边的“墙头草”。

在为期6天的会议期间，大会就十项决议达成了一致，这些决议构成了与会代表的改革方案框架。他们要求奥斯曼帝国通过权力下放实现阿拉伯人参政议政，政府应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并允许阿拉伯议员用母语在议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提出“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士兵服役的地点应控制在应征者的原籍行省。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考虑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诉求”的决议。这个决议势必会引起伊斯坦布尔的关注。与会代表商定，将会议决定分享给“高门”及与奥斯曼帝国交好的各国政府。6月23日晚，大会闭幕。

大会选择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谈判时机实在不对。当时，奥斯曼当局已经签署了标志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的《伦敦和约》（5月30日），国家已失去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三个行省，而且大维齐尔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在6月11日遇刺身亡。大会在巴黎闭幕时，联合派正在肃清政府当中的自由派反对人士，摩拳擦掌准备首次执政。巴黎的这次会议所带来的威胁之大使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奥斯曼当局应对不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几乎将必然转而寻求欧洲列强的支持，而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意图早已尽人皆知。

青年土耳其党派遣秘书长米塔特·苏科鲁（Midhat Şükrü）前去与大会代表进行谈判，旨在达成一项改革议程，将损失降到最低。陶菲格·苏瓦伊迪对米塔特·苏科鲁此次前来的目的深表怀疑。他认为苏科鲁是“特地前来”与“墙头草”“结成友好关系，并把他们拉到奥斯曼政府那一边”。然而，奥斯曼当局的斡旋者仍成功与大会成员达成了一项倾向于解决阿拉伯代表大会决议的改革协定。这份《巴黎协定》承诺，提高阿拉伯人在各级政府的参与度，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并同意士兵在“邻近国家”服役。

“高门”邀请阿拉伯代表大会成员前往伊斯坦布尔，共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三位接受邀请的代表在帝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太子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以及执政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亲切会见了他们。他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奥斯曼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还传达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兄弟会的亲切慰问。

但这些正式晚宴和溢美之词都无法掩饰奥斯曼政府无意贯彻这份改革协定的事实。正如陶菲格·苏瓦伊迪所说：“那些深谙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人都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拖延的伎俩，是静待时机一举扫除阿拉伯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手段。”1913年9月，代表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贝鲁特。在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运动中产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最终落空。苏瓦伊迪事后说，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者都被锁定。在大会后的3年间，数名成员因他们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而丧命。

5年间，奥斯曼帝国历经了一次革命、三场抵御外国强权的大型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内部混乱，从高官遇刺到分裂主义者叛乱不一而足。这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招来外国的进一步干涉。奥斯曼帝国在那段时间的损失之大，无以复加。帝国已经把其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土地，与生活其中的数百万子民一道拱手送给了欧洲列强。由此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迫使奥斯曼改革者为防止帝国分崩离析而放弃了原先的自由主义。1908年那场挑战苏丹专制的宪法运动演变成了一连串危机，最终于1913年形成了一个由三位理想主义联合派人士——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共同领导的更为专制的政府。

解放埃迪尔内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证明奥斯曼军拥有收复失地的能力。恩维尔对此十分欣喜：“如今我们拥有一支可以放心将国家利益托付的军队。尽管我们在这场令人窒息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军队已经比战争开始时要强一千倍了。”虽然丧失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令人痛心，但奥斯曼帝国现在的领土全在亚洲，而且连成一片，各部分联系紧密，国民也均为伊斯兰教徒，也许这样一个国家比起旧奥斯曼帝国，更经得起国内外的挑战。

联合派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来自奥斯曼边境内外的种种威胁。他们担心阿拉伯人会被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冲昏了头脑，并把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抱负看成是对奥斯曼帝国存亡的一种威胁。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各个行省曾是亚美尼亚人改革的目标，而且他们有欧洲列强撑腰；但这里同时也是土耳其行省的心脏地带。亚美尼亚团体跨越俄土边境的联系更加剧了分离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

青年土耳其党人将俄国视作能对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造成影响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达达尼尔与博斯普鲁斯两海峡，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首都都虎视眈眈。它盼望奥斯曼帝国消亡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奥斯曼当局不得不寻求友善的欧洲盟友联合遏制俄国的这种大国野心。直到时间进入致命的1914年，奥斯曼帝国梦寐以求的防御伙伴仍未出现，这最终把奥斯曼帝国拖入了一战。 uC5FYOVUHGNJTT7mtshGofjp6mVYrcbHVEy6yUhFRNJWsf/Ui2rO61ROGuH0Bq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