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为“圣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梁文道

9月11日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1683年9月11日，奥斯曼帝国大军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自那一天起，欧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这个曾经使得他们心惊胆战、夜半无眠的老对手了；他们的王室终于可以停止进贡割地，不必讨好自称是“地平线之主”的奥斯曼苏丹。自那一天起，奥斯曼帝国就停止了它在欧洲的扩张，并且开始逐渐失去它在这块大陆上的属地；曾经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几乎自此就没有打过一场值得称道的胜仗，等着他们的，是长达三个世纪的缓缓衰败。可是维也纳的主人哈布斯堡家族当时还不晓得历史的走向，所以慌乱紧张；而统率奥斯曼军团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帝国宰相）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也不知道自己和对手之间的差距原来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经不知不觉地缩小，所以他好整以暇地命令属下搭帐篷。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就算再不济，可他们搭帐篷的能力也还是举世第一流的。凭着他们几百年来积累的经验，以及高超的组织能力，仅仅两天，他们就在维也纳这座古老的城市外头用布料和绳索建起了一座规模比维也纳还大、街道秩序也要比维也纳整齐的营帐城市，使得城内守军与居民在城墙上头看得大惊失色。大维齐尔的帐篷尤其显眼，四处悬挂丝绸，地上是图纹华美的地毯，这个帐篷包含了会客间、卧室、厕所，以及大会议厅，简直是座宫殿。可是9月11号之后，这里却只剩下一片颓倒的木杆和尚未燃尽的碎布。有史以来第一次，奥斯曼帝国的帐篷城市在欧洲沦陷了。

就和我们今天熟悉的“9·11”相似，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这场“9·11”事件也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例如维也纳乡郊特别响亮的教堂钟声，那曾是奥斯曼军队来袭的警报。又如“贝果”（bagel），据说是维也纳人送给远来援救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别斯基”（John III Sobieski）的礼物。当然还有牛角包，是大伙为了庆祝击退奥斯曼的特制面包，它的造型来自对手旗帜上的一弯新月。甚至托尔金在《魔戒》里头写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围攻那一段时，他参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维也纳之役”，小说里城内的“西方人”是当年历史上的维也纳人，城外邪恶的“半兽人大军”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那些勇武剽悍的“洛汗人”，自是约翰三世索别斯基所率领的波兰“飞翼骑兵”。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兰和意大利合拍的电影描绘这场战争。这是部十足的烂片，在影评网站“IMDb”上只得到了两星，另一个网站“烂番茄”上头则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影评人注意到它。对这部电影反应最热烈的，反而是一些欧洲各地的社群网站，那些网站全都带着浓厚的右翼色彩，经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不文明表现”，抨击各国政府和欧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价值观”，他们攻击伊斯兰，他们捍卫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传统。这部电影则很符合这些网站的世界观，把伊斯兰入侵描绘成欧洲人几百年来的梦魇，将两个信仰两种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对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以及深受这部电影鼓舞的观众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场“9·11”战役简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说明了穆斯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方文明发动“圣战”的企图，而今日与往昔的最大分别就是现在没有人敢义正词严地站出来统合整个西方，以奋战至死的壮烈态度去对伊斯兰说不。难怪最近又有一些人开始在网上社群之间推介和发送这部片子，在他们看来，正在涌进欧洲的难民正是三个世纪前那场入侵的回响和遗绪。

历史的确是这样子被记住的，从17世纪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到20世纪的《魔戒》，再到21世纪的烂片和一群历史迷的讨论，“维也纳之役”总是被描述为一场两大文明两大宗教之间的“圣战”。这有错吗？没错。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对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联盟的旗号，号召全欧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要担起抵抗异教徒侵略的责任。参战各国里头，无论是在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侯国、托斯卡尼公国，还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几个侯国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这是个非常干净非常纯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欧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真是一场“圣战”，最起码战争的这一方全都有着可以共通的信仰。

只不过历史没有故事这么整齐，因为战线后方居然有另一个基督徒王国拖住了大家的后腿，那就是法国了。彼时法国最大的敌手并非被隔在德语世界之外的奥斯曼，却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奥斯曼帝国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罢了，居然还积极收买神圣罗马帝国底下的贵族，劝他们别管维也纳。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观点来说，这自是十足的“欧奸”做派。由于这段插曲太不光彩，无法顺妥地整合进“圣战”的大叙事里头，于是现在西方那些“圣战”论者多半会略过不提，就像他们略过其他很多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与现实社会环境一样。要紧的，始终是那个正邪不可两立的绝对二元世界观，毕竟那才是简单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动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战场的另一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边，他们是否也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圣战”呢？他们真的是为了信仰的扩张而战吗？甚至，他们是否全是“东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今天的游人若是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抬头，好仰望那铺展在山丘与海湾之间的一座座穹顶，以及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呼拜塔，从而忘记脚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时也会透露出这座城市，乃至于整个早已消失了的帝国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旧木头房子门外常见的一种石块来说好了，它们多半是方形的，边角不甚整齐，经过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当初这些石头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户人家吃剩的饭菜，好让街上流浪的狗不必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较喜欢猫，传说先知曾经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为他不愿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只小猫。所以直到现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还总是有很多小猫散步，毫不惧人。但穆斯林也不应该歧视狗，因为先知也曾说过这样一则故事：很久以前，一个邪恶的女人居然进了天国，而一个公认良善的女人却下了地狱。为什么？因为那个邪恶的女子曾经倒水给一头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个大家都说她是好人的女子却活生生地饿死了一只小猫。这一则故事背后的意思是，你对人做错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对方原谅，以为补偿；可是你对动物犯下的错却是难以弥补的，因为它们没有理性，因此也没有宽恕你的能力。

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认真地执行这条教诲，他们善待流浪猫狗，弄得满街都是动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西方人写的伊斯坦布尔游记都必然提到城里的街狗，似乎那是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的另一名胜。后来土耳其独立，西化了，“现代化”了，他们才开始收拾街上成群结队乱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当然不是素食者，他们杀生，可是他们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样，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时间，让注定要被吃的羊别受到多余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无谓残害动物的行为都是罪过。他们甚至会出钱成立基金会，常以清真寺为中心，照顾有需要的动物。最早的记录是1307年，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被指定为幼鹳养育中心。1558年，一位“帕夏”（奥斯曼高官的头衔）甚至捐出一块草场，以供野外牛驴生养。这种风气更延伸至帝国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战火受损的大马士革大学，前身是一所老马看护中心，因为受伤或年老而退役的马匹，不会被人“人道毁灭”；相反地，老伙伴会被送到这里接受专业照顾，颐养天年。更别提伊斯坦布尔那许多兼做医院的清真寺了，他们收容翅膀受了伤的水鸟。就算到了帝国风烛残年的时刻，伊斯坦布尔人还特地众筹募捐，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好解决冬天大雪人们喂不了鸽子的问题。

难道帝国子民全都这么慈悲，就没有人残害无辜小动物吗？有的。根据记载，曾经有一个在市场上开金铺的威尼斯工匠，纯粹为了好玩，把一只活生生的麻雀钉在门上，看它痛苦挣扎，结果他被附近愤怒的群众暴打，这件事向土耳其大众证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蛮的传闻。可是，这个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国的臣民呀。那时候，欧洲各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员叛逃，因为大家都想投靠这个更加文明更加强盛的世界帝国。禁卫军里头有些人的母语是德文，历年来，帝国海军的总司令也不乏说意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热内亚人，城里一些售卖古希腊文手稿的书商讲的则是法语。

说了这么半天，不是为了美化终将腐朽、日渐狭隘的奥斯曼帝国，而是想要稍稍解释，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围在维也纳城外那支部队的来历。那个百年来威胁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国，并不是一群野蛮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尔金笔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饮血的“半兽人”。他们甚至并不都是穆斯林。

当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片穆斯林统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复”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就开始逃难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他们，不用他们改宗伊斯兰，让他们在辽阔的辖土内自由集会，自在经商。有些特别念旧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纳达故居的钥匙，预备万一有天还能回家，19世纪一些西班牙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猎奇，很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人和他们说家乡话。

苏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后门外头，就和他们从不踏入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样，他们生怕后人会以“哈里发”也曾来过的借口强行把教堂改为清真寺。所有在维也纳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异端邪说，全都能在东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护，例如叙利亚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论”基督徒、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巴格达的景教、亚美尼亚牧首统率的亚美尼亚正教、波斯边境上的祆教，当然还有巴尔干半岛上的东正教，甚至匈牙利地区的新教徒。后来流行文化里头所描述的“穆斯林大军”，其实是从帝国各个角落征召而来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构成的联合部队。所谓“圣战”，其实只有在守卫维也纳的这一方才说得通，因为这边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切莫误会，奥斯曼帝国绝非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如说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禁卫军”（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员皆来自被征服的巴尔干半岛，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征召资质优异的男童，把他们带回土耳其训练，教他们改宗伊斯兰教的苏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结婚，养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于苏丹一人的悍旅。

打从拜伦那个年代开始，这就是土耳其人残暴的铁证，强抢希腊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让他们回过头来对付基督文明，灭教灭种，用心歹毒至极。然而，土耳其人利用这项政策，其实是要在另一个层面上羞辱巴尔干基督徒；因为当时想要皈依伊斯兰的人实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贵，所以他们必须拒绝许多家庭一口气送上好几个孩子，甚至拒绝他们全家改信，于是他们只会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选剩的小孩则留下来继承家业，当个地位低下的基督徒农民。

说了这么半天，是为了给出一个背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学史学家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这本杰作：《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20 ）。根据这部引用了大量以前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档（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战争史，在现代世界里面，原来第一个提出要团结全球穆斯林、发动“圣战”来共同打击敌人的家伙，并非伊斯兰信徒，反而是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冯·奥本海姆，是个出生在银行世家的男爵。1892年他从德国移居开罗，一住就十几年，并以当地为中心，四出旅行探索中东地区，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实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驱。他的四卷本巨著《贝都因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启发了无数对沙漠和骆驼抱着浪漫想象的后辈探险家。

早在1906年，奥本海姆就已经预言了：“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具体点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激发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唤醒最初伊斯兰信仰扩张时那种人人视死如归的狂热，让他们“一手持剑，一手《可兰经》”，响应一位伟大导师甚或先知后裔的呼召，赶走骑在他们头上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付那些瞧不起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异教徒。他这套想法非常激进，就连当年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没有想过，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视，聘请他当“首席法律顾问”，专门在御前汇报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于是这套主张开始流传，在德国成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赢得许多人的信服。

为什么一位德国“东方学者”会构想出这么古怪的论述？而且还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变成实际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敌人；相反地，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俄罗斯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们占据了穆斯林的土地，将它们纳进庞大殖民帝国的管辖范围。比如说英国，它控制的地方从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国，它将北非地中海沿岸当成是自己兵源和粮食的储存库。恰好这两个国家皆是德国的对手，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敌后策动谋反当然是个好主意了。只不过主意虽好，实行起来却还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德国也可以派出庞大的间谍队伍，深入敌后策动阴谋，可他们也是西方异教徒，未免师出无名。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早已沦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极力拉拢这个正被列强割据蚕食的老朽帝国，毕竟它的苏丹依然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大可名正言顺地号召“圣战”。

接下来的就都是历史了，德国果然顺利地和土耳其结盟，发动起一场针对英、法、俄等其他强国的“圣战”。这场战争，我们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华人这里），比起二战，它却更像是一场属于欧洲人的战争，与我们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关系。好在从两年前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开始，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的成果终于渐渐进入主流媒体，更新了大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便以中国人的角度而言，当年身为参战国，岂不也有数以万计的华工远赴欧陆？而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日本与德国不也展开过一场激烈的竞逐？进而言之，要是没有一战以及随后的“巴黎和会”，又哪来改变了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呢？

尤金·罗根从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侧面，真正补全了这场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书一开头，他就明言：“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使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包括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等地日后的完全独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在中东造成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国，与伊拉克等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划界争议，都可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恰恰是奥斯曼帝国在它这场最后“圣战”之后的瓦解，造成了现今世界其中几种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往昔，奥斯曼人习惯把它管辖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统治之外的世界则是“战争之土”。这个划分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战争征服得来的。不过，这个想法背后却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至古罗马人所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鲁士大帝所缔造的宽容和平，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之下，所有臣民都不应该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别而拔刀相向。果然，奥斯曼崩溃的结局，就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几乎从不休止的血腥战争。不断变形又不断自我分裂的民族认同运动，和幽灵一般不停回归的宗教认同政治，正是这一切争端的最大催化剂。

不过话说回来，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初始，帝国、宗教以及民族这三者之间的繁杂角斗，正是尤金·罗根这本书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1908年8月1日，迫于全国各省士绅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开国会的压力，当时的清廷终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订出9年计划，逐步筹备宪政。然而这份大纲同时又规定了未来宪法必须以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一切对外宣战、和谈和订约等事项也都由皇帝裁决，议会不得参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当然不得人心，于是日后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大清帝国的日子也就只剩下3年了。恰好是这一天的一个礼拜之前，7月23日，当年中国人分外关注的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对着兵变的压力，答应“青年土耳其党”的要求，恢复了早在1876年就已经颁定但后来却又被苏丹本人中止掉的宪法。第二天，整个帝国各大行省的广场都聚满了欢庆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事后回看，这次宪法革命可说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机会，究竟一个前现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为立国主导原则的古老帝国，有没有可能转型为一个同样不讲究民族与宗教但又以君主宪政为依归的现代帝国呢？

尤金·罗根指出，这次“宪法革命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

可惜的是，这一切不过是幻想。因为如今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根本没有兑现当初那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承诺，他们老早就被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吓怕了。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对付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不止在宣传上支援它广大辖土内各个有心谋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干脆动手出兵。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腊独立战争（拜伦便是死在这场战争之中，当然浪漫的他从没想过自己是帝国游戏的小小棋子），接下来则是一个又一个的其他巴尔干半岛小国，以及此时正在蠢蠢欲动的亚美尼亚。“青年土耳其党”犹如惊弓之鸟，每当听说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权，听说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对待，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于是他们不止没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和他们区分你我；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紧控制他们的自治权限，更在文化上压迫他们。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级公务员工作给阿拉伯人。又如规定在阿拉伯地区学校、法庭和政府机构里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语，把阿拉伯语赶出官方语言的行列。这全是过去几百年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却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出现了。看来，“青年土耳其党”最现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学懂了一点民族主义，觉得应对风起云涌的各种民族觉醒的好办法就是把所有人强行“土耳其化”。

这当然不会是个好办法。别的地方不说，就拿阿拉伯地区来讲好了。一开始，这里还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与文化权利的温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协会”，他们反对“土耳其化”，为的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效仿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组织叫做“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他们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样，将政府权力下放各州，因为“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众多的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只不过，他们依然拥护苏丹的统治，“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却是更强烈的打压，因为它认为这全是独立运动的先兆。到了这步田地，不用想也晓得结局会是如何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开始在中东重施故技，鼓励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的奴役（虽然英国自己就是世上头号帝国）。然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英姿勃发，骑在骆驼背上解放被压迫的阿拉伯百姓……

终于，现代世界的第一场“圣战”失败了，宗教认同暂时输给了民族认同。可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我们还会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屡次回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展开偶尔接合、偶尔断裂的缠绕戏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向右回转，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们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