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已然泪如雨下，泪水淹没他们的胸膛。”

1900年1月26日是个星期六。正当伯希和乘船驶向顺化时，北京皇宫里上上下下，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所有的王公贵戚、文臣武将都身穿朝服，进入乾清宫，在祭祀大典后朝拜天子。

先帝遗孀慈禧现在已经是皇太后，她在盛大的排场中等待着文武百官。大殿上，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光绪帝身上。自从他遭到排挤之后，已有十五个月未曾露面。另一位罕见的人物是光绪帝的叔叔 端郡王载漪，二十五年前被流放到满洲里，陪在他身边的是他十五岁的儿子溥俊。

朝拜开始。首先讲话的是可怜的光绪帝。他近日来消瘦了许多，脸上满是疲倦。被拘禁的日子让他身心憔悴，现在他还要在太后面前低三下四。光绪帝说道，慈禧太后仁慈，他才得以于1875年登上皇位，时年尚不满三岁。当时吏部主事吴可读认为根据祖法，皇位应由端郡王子嗣继承，但慈禧未予采纳。后端郡王被流放，吴可读自缢身亡，以死相谏。正如中国谚语所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光绪帝语调呆板，表态中充满懦弱。尽管他在太监的严格看管下多次尝试，但未能给大清帝国留下皇位继承人，无奈只能让位，而继承皇位的将是慈禧指定的少年溥俊。五天之后的1月31日是农历新年，伯希和仍身处顺化，溥俊在拜过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后登基。这一次，慈禧又获得了胜利，她依然是皇宫大内真正的主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慈禧一直掌控着皇权。溥俊和前几位皇帝没什么区别，只是她掌中的玩偶。

溥俊登基的消息很快在外国使团中散播开，那里的洋人们留意着慈禧的一言一行，大批汉学专家对她说的每句话都加以研究、分析和解读，之后形成看法，通过电报发向国外。这场宫廷变故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时外界对慈禧仍知之甚少，因为1644年满人入主中原以来，还没有其他外来者能够进入明朝五百年前修建的紫禁城，而关于她身世的说法更像是神话传说。慈禧生于1835年11月29日，据说是一个“落魄鞑靼人”的女儿，年幼时被生父卖到一个广东籍官宦家里，在那里接受教育。外界对她入宫后的经历了解相对较多。后宫选秀时，慈禧凭借美貌、智慧和身体条件胜出 ，成为咸丰帝的嫔妃，并为咸丰帝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同治帝。慈禧即“西太后”，与“东太后”慈安地位相当，但可惜慈安未能给皇家留下子嗣。1861年咸丰帝驾崩，慈禧已经可以掌控局势，遂立其子载淳为皇帝。无奈载淳年仅六岁，摄政权之争随即展开。户部尚书肃顺一度占据上风，但慈禧与恭亲王和慈安联手扭转了局面。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慈安1881年辞世。四年后，清军在东京与法军作战失利，慈禧借机排挤恭亲王。次年，即1886年7月11日，慈禧在李鸿章（指挥了谅山大捷）的支持下，宣布十五岁的光绪帝成人。此时慈禧在宫中再无对手，完全将光绪帝控制在掌中。慈禧下旨称，皇太后在必要时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根据时局督导皇帝学习国事。

就这样，慈禧一直垂帘听政到1894年清朝败于日本、丢掉朝鲜。慈禧权势渐衰，再无力阻止恭亲王干政，也无法阻止外国使节进入紫禁城。1894年11月12日，慈禧被迫在文华殿召见各国使节，日后她对这次“侮辱”耿耿于怀。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利，后疲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其中主要包括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中华帝国和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像一个“病夫”。慈禧思想保守，一心想维护自身代表的满族政权，反对主张打开国门、将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的改革派，反对赋予人民更多权利。

1898年5月29日至30日夜，恭亲王突然去世。光绪帝趁机冲破慈禧控制，将大权交给改革派人物康有为。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出身书香门第，曾在翰林院任职 ，是诗人、儒家学者，支持君主立宪制，极力推动中国变法。1898年夏，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全面推行变革。教育领域引进了西方科学，考试科目现代化，官员贪腐得到惩治，基督教受到保护，中国与外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而支持慈禧的保守派则被抓捕。慈禧的老情人，担任过工部尚书、军队统领等职的大学士荣禄被判死刑，但日后升任大元帅的袁世凯拒绝执行命令。荣禄返回北京后，政权再次落入慈禧之手。

慈禧进行了残酷的报复。9月20日，光绪帝被囚禁于紫禁城中孤岛瀛台，与之连接的桥梁被拆毁。22日，康有为外逃，支持他逃跑的十四名宦官在大太监李莲英家中被斩首。李本人不日即被毒死 。28日，改革派主要人物悉数被斩首，紫禁城内血流成河。在这当口，慈禧为外国使节夫人举办了别有情调的宴会：

她看上去心情不错，慈眉善目，满脸笑容，一点残忍的痕迹都没有。她和每一位夫人握手，殷勤地对她们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她十分热情，用人每递过一杯茶，她都抢先一步，用嘴唇轻抿一口，依然说着：“一家人，都是一家人。”

这次宴会是一次“死亡之吻”，对改革派的清算也是大规模打压外国人的信号。1900年的头几天，对外国人的进攻已经开始。3月8日，慈禧为显示友好姿态，在太和殿再次为外国使节夫人们举行宴会，这一次她比以往更加殷勤。

伯希和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的局势就是这样。3月3日，伯希和离开河内，9日抵达香港并停留三天。香港是自由贸易的天堂，这片英国租借地与法国人经营的河内有很大不同，那里没有喧嚣，富有乡土气息，法国人梦想着有朝一日它能与香港媲美。从1840年到1900年，香港人口从四千增长到三十万。当时的香港已不再是当初的印度鸦片集散地，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和上海齐名。糖、米等原材料以及中国劳动力都通过这里中转。从法律地位上讲，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这里的英国人并不多，大多数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中国人。由于工业和港口业的发展，这里吸引了大批劳工、码头工人、海员、商人，以及新一代文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西方教育，希望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1899年10月至1900年1月底的冬天，康有为在慈禧的追捕下逃至香港。也正是在香港，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博士建立了兴中会 。和中国其他改革派一样，孙中山也与康有为有联系，但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政体持不同看法。康有为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是共和派；康有为与英国人关系密切，而孙中山更倾向于法国人。

在港停留期间，康有为是当地改革派精英们的座上宾。他借住在商人何东家里，在那里结识了何启和胡礼垣。何、胡二人都是知识分子，也是香港商界代言人。何、胡在与康有为交谈时表示，康及其支持者推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完全不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国情。他们认为，商人应该是中国施行变革的带头人。他们推崇英国，认为英国与俄罗斯和法国相比，殖民胃口最小、最不过分，只要在中国划分租界、设立商行就可以满足。

3月10日，法国驻香港领事带伯希和参加法国殖民会所（Hong Kong Club）活动，但他在那里既没遇到何启，也没遇到胡礼垣，更别提何东了。法国殖民会所成立于1846年，1897年迁至滨海的一栋建筑里，具有一定的历史。该机构汇集了法国政客和商人，是法国在当地真正的权力中心。法国殖民当局规定，中国人不能成为会所成员，部分场所甚至还拒绝女性进入。

同一天，伯希和参观了位于半山腰的外国使团疗养院。此外，他还参观了另一个外国殖民者活动的重要场所——坐落在薄扶林水塘旁边的伯大尼修院（Maison de Béthanie）。很多传教士在修院里休息。伯希和曾在顺化与卡迪耶神父共事，知道传教士对远东地区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对他们很尊敬。他和曾在西藏传教的仁安守（Auguste Desgodins）教士交谈，仁安守的弟弟夏尔—亚辛特（Charles-Hyacinthe）教士不久前刚在西藏身亡。仁安守和卡迪耶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这个世俗化的宗教团体创立于17世纪，宗旨是向异教徒传播福音，同时负责教会组织工作。该传教会在亚洲有三十一个分支机构，五个在英属印度，七个在印度支那，四个在日本，六个在朝鲜，九个在中国。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大多出身法国乡村，极少受到大革命思潮影响，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推行法国殖民政策的急先锋，在天主教神职人员排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899年3月15日，法国驻华使馆征得梵蒂冈同意后，迫使清廷承认天主教士享有特权，并建立起教会神职与清朝官职的对应关系。主教相当于巡抚，署理代牧相当于布政使，以此类推。新特权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权力。从此后，他们可以与朝廷官员看齐了。不仅如此，这还使所有中国基督教教民享受到更多特权。他们能够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即使与非教民发生纠葛，也只接受宗教审判，由西方国家宗教法庭做出裁决。

无论是在梵蒂冈、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传教士的社会地位都高于军人和商人。法国正是以保护传教士和教徒为由，构建起一个殖民帝国。外方传教会有上千成员，加上已经牺牲的殉道者，人数急剧膨胀，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发生过针对外国人的冲突，而骚乱最初的目标通常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1899年，安徽省发生的一起排外事件程度最激烈，甚至演变成暴动。暴乱首领外号“疙瘩”，原因是他脸上和脖子上长满了疙瘩。他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基督徒和外国人。临近北京的山西、山东和直隶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其他教派的传教士都遭到杀害，但地方政府并未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制止。香港作为中国的门户，对以上形势有所报道。

伯希和通过仁安守收集了很多珍贵信息。这位法国远东学院的寄宿生正是在香港和外方传教会建立起联系，并一直保持下去的 。3月12日，伯希和登上“安南”号邮轮，15日抵达目的地上海，下榻法租界“蜜采里饭店”（Hôtel des Colonies）。上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但作为长江和黄浦江入海口，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即成为对外开放港口。1845年，英国人与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签署《上海土地章程》，在中国人聚居的城区北部获得一百九十九公顷土地，法国人在城区和黄浦之间获得一块较小的土地（六十六公顷）。英、法分别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以及独立的警务、司法和行政权。与香港类似，1900年的上海也经历了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上海人口达到四十万，其中包括三千名外国人。1888年，上海港共停靠4734艘汽船、813艘帆船，从全球各地进口货物4993835吨，占全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五十五。

伯希和在上海见到法国领事，然后去了法国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 français）。这个俱乐部非常封闭，偶尔有几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有钱人能够加入其中。紧接着，伯希和自然还拜会了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上海留下深深的印迹，在获得信息和了解情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教会有两处地址，一处在上海郊区谈家渡，另一处在徐家汇，中国16世纪末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高官徐光启就葬在此地。为徐光启洗礼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凭借造表技术和数学知识，再加上各种手段和花招，赢得了万历帝宠信，获得了传教权。

然而在上海，“内地”的消息并不比香港乐观。大刀会（即义和拳）12月起事后，到处散播反对基督教的传单：

基督徒以欧洲人为靠山，搅乱乾坤，欺上凌下，辱没清廷，有悖纲常。他们的头目遣人拆除寺庙，修建大教堂；他们欺瞒无知百姓，残害幼童，取其心、挖其眼，配制春药；他们还向井中投毒。一个书生忍无可忍，前往城中揭发罪行。可叹！官场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对书生施加残暴。善良民众无路可走，只得纷纷学武弄拳。长天神将此事禀告玉皇大帝。玉帝震怒，派天兵天将下凡帮助民众铲除基督徒。洋鬼子末日到了。义和拳有金钟罩体，刀剑不入，枪炮不侵。

百姓们，起来吧，万众一心铲除洋鬼子，消灭基督教！

炎黄子孙自古有别于外族蛮夷，但近来百姓无所适从，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孔孟已然泪如雨下，泪水淹没他们的胸膛。

文中所言所论都在鼓动仇杀和造反，敌人已按先后顺序排好：一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二是支持中国基督教徒的欧洲人，三是“腐败的朝廷官员”，例如袁世凯。与官员有关联的皇族和文人也隐含其中。中国究竟是谁之中国？大刀会认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的祖先，满人显然不能位列其中，但清廷对此却一言不发。

伯希和一路前行，目睹着中国时局的狂热。3月28日，他抵达天津。天津坐落在海河之滨，紧邻渤海，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是首都的门户港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法国、英国、美国分别在天津划分租界，传教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一座佛塔遗址上修建圣母得胜堂 和孤儿院，引发当地民众不满，教堂陷入孤立状态。中国人不愿将孤儿送往孤儿院，修女们只得对带来孤儿的人加以奖赏。没过多久，这种做法引发了贩卖儿童的风潮，甚至绑架和关押儿童也有发生。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修女们偏好患病儿童，若是生命垂危的孩子则更是求之不得。

流言四起，称外国人在天津迷惑儿童，将儿童致残，用儿童内脏炼制春药和毒药。负责天津对外通商的官员崇厚得知此情况后检查了孤儿院，但没有发现任何与谣言类似的情景。局势混乱到了极点，中国人和外国人谈不上任何理解。崇厚在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的陪同下离开孤儿院，愤怒的人群攻击了他们的队伍。丰大业以为中了埋伏，遂开枪射击，误将崇厚的随从打死。丰大业及助手被暴打致死，另外还死了十个修女、两个教士和几个欧洲人，教堂和孤儿院也被付之一炬。在混乱中被毁的还有四座英美教堂。天津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事后，老谋深算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动用各种外交手腕才平息了外国人的怒火。

然而，民众的情绪依然很大。伯希和路过天津时，整个直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刀会也被称为义和团，修练一种叫做义和拳的功夫，抢掠杀害基督徒。墙上张贴的针对外国人的大字报也愈发耸人听闻。

四面八方都是战场。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我乃永生神，大号静真，来自西方高山、道家金彩虹洞。我代表鸿钧老祖警示教民，你们要广传消息，让民众追随大刀会。准备战斗吧，十三外族即将攻击天朝，中华乾坤将被搅乱。兵将排山倒海，尸骨堆积如山，鲜血遍流成河。无论男女老幼，都应该潜心研习神拳，以求永生之术，免遭战火纷扰。混沌的局势将持续三十年，之后方会结束。七十外族还会陆续来侵犯。众拳民唯有奋起反抗。

西洋鬼子指使当地人在井中、河中、海中、谷物中、集市中投毒。只有练习神拳的人方能免遭毒害。凡当地人不买的东西，其中必定有毒。切记！永生神相告，只有开化的人方能明白。

上文所提的“道”，是老子口中原始本初、无法形容、不可名状之物。与之前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清廷和文人，而只将矛头指向一个敌人：西洋人和受其蛊惑改信洋教的中国人。大刀会号召民众拿起武器追随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有能力引导民众的人。与此同时，义和团也加紧召集人马，以展示自身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可惜始终未能施展出来）。1899年10月2日，临近北京的宋门举行集市，义和团在集市上设场子，号召民众练习“刀枪不入”的义和拳。

是日，数千好奇民众汇集宋门，争相目睹奇观，无奈拳练推迟至30日，民众多有失望，但好奇者愈众。事先安排好的头领和两个徒弟在教宗排位前跪拜，一边磕头不止，一边念念有词，奈何神仙始终不肯显灵。下午四时左右，头领突然站起身，表情匪夷所思，如神灵附体。两个徒弟也站起身，把子弹推上枪膛。头领脱去上衣，赤裸上身。一声枪响过后，可怜的头领应声跪下，随即躺倒在地。这一枪在他身上开了个又深又大的洞。左右随从赶紧将其裹住抬走。头领身上血流不止，不久即身亡。

为掩饰残局，义和团指责基督徒暗杀了那位头领，一些基督徒因此遭杀害，住所被烧毁。尽管发生了此类意外事件，义和团拥有神奇功力的说法在民众中迅速传开，甚至传到了洋人的用人和清兵当中。据估计，当时约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清兵“受到了义和团思想的影响”。

所谓为公平、安定、和谐而战的大刀会和义和团迅速扩大影响，外界却对其知之甚少。吴桥县令劳乃宣在描写义和团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义和拳教门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源出于八卦教中之离卦教］。嘉庆间惩禁有案，而根株未能尽绝，直、东州县犹有潜相授受者。上年，其党类在山东冠县以仇天主教为名，聚众为乱。

换言之，义和团首先以清朝为敌，在嘉庆朝（1796—1820）时就已开始造反，排外和反基督教只为掩盖推翻满清、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不少达官显贵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直隶总督裕禄。他推行一种和解政策，认为“无论是否基督教徒，都是中华子民”，朝廷都会“善加对待”。然而，不同的看法和政策也同时存在。1899年末，袁世凯在直隶以武力镇压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对洋人多有敌意，这种态度终于导致12月30日新教教士卜鲁克斯（S. M. W. Brooks）在张家店被杀。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宫大内也存在争论，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一派认为应该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另一派则排斥义和团。慈禧太后的意见无疑将决定哪派占优势。

3月30日，伯希和再次见到法国公使毕盛。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伯希和来往于天津和北京之间，自然也对义和团现象进行了研究。伯希和既不是记者，也不是军人，他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材料。他用半价购买天津耶稣会的书籍，其中一些史料在当年8月出版的《研究》中有所提及。天主教遣使会会士多姆·吉尤（Dom Guillout）卖给伯希和一批关于1870年天津教案的书，耶稣会会计杜克莱（du Cray）教士也向伯希和提供了一些资料。此二人不久即将领教伯希和发怒时的火爆脾气。

1897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竣工后，两地之间来往不再有任何困难。4月26日，伯希和携带书籍和现金返回北京，住在位于北京内城翻译学校所在地裕庚府邸 。北京西、北、东三个方向处于西山和蒙古高原包围之中，春天就已经酷热难耐。这座城市建在一片多沼泽的平原之上，地处白河和支流红河之间。公元前1世纪，北京是燕国都城。后蒙古人在此设“旗”并建都，北京始为外界所知。当时城市的位置位于现在城市的东北部。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这里，还在忽必烈的宫中做过停留。1420年，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在此建都，这里才有了今天的名字——北京，意指北方的都城。17世纪，满人攻占北京，基本维持了城市原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这一称呼逐渐被人遗忘。1900年时，当地人习惯将其称为“京”或“京城”（即首都）。当时的北京被泾渭分明地分为两部分，中间用城墙隔开，北部称为内城（或满城），南部称为外城（或汉城）。

内城布局方正，四周有城墙相围，共开有十一门，其中三门开向外城。内城街道笔直，重要机构大多设于此，其中较有名的有隆福寺和文庙。隆福寺是文人参加考试、获取功名的地方。17世纪，内城修建了三座天主教堂，分别是北堂、南堂和东堂。与天主教堂相邻的有18世纪修建的俄国东正教堂和19世纪开设的新教教会。1860年，各国紧邻皇家书院翰林院设立使馆区。

内城的中心是皇城，而皇城的心脏是紫禁城。紫禁城四周围以城墙和护城河，皇宫即在其中。紫禁城内有皇家园林和三片水域 ，设有军机处、内阁、六部和其他国家机构。1860年清朝与英、法交战之后，于1861年1月19日下令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务。只有它位于紫禁城外，离外国使馆区不远，以便协调与各国的关系。1900年时，紫禁城的情况大致如此。当时没有地图可以指明慈禧居住的西宫，也无法标出已经辞世的慈安的东宫。西方外交官和军官很少有机会进入紫禁城，更不可能接近西宫或东宫。

汉人居住的外城呈长方形，四周的城墙上开有八扇大门，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外国人。人们一般从永定门进入外城，随即可看到雄伟的先农坛和天坛。来到天桥，便到了市井中心，那里店铺挨着寺庙，孔庙挨着住家，所有建筑都只有一层。百姓生活穷困潦倒，并且严重缺水。城中各色人等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近些日子，街上出现一些头系红带的长发怪人，身上绣有奇异图案，看上去凶恶残暴。他们就是义和团？如果说这个秘密被内城城墙挡在了外面，而在外城，义和团就隐藏在人群之中。

4月25日，上海一家周刊《北华捷报》发表了署名康有为的文章，言辞激烈。这篇讨伐檄文是康有为流亡期间撰写的。

慈禧和荣禄并非吾之君主，而仅是先皇的嫔妃和仆人。他们挟持、毒害幼主（光绪帝），频繁合谋，意与洋人签订协议，辱没先祖，出卖百姓。总理衙门乃操办此勾当之所在。慈禧和荣禄背信弃义，实乃罪魁祸首。先祖之盛名，所留之宫殿、城市、村镇、土地、关垒，以及吾辈之财产、货物，乃至四万万同胞血肉之躯，皆将给予他人。

5月2日，康有为再次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请求光绪帝归位。

光绪帝归位，中华将为之焕然一新。为推行变法，救国家于水火，吾皇所历之苦难实乃惨烈。

一、昔日吾皇身体健壮，如今面容消瘦，皆因太医受命为其服毒。

二、吾皇被困瀛台，与世隔绝，形同牢狱中之逆徒。

三、吾皇之追随者悉数遭排挤或杀害。

四、吾皇之足遭红铁烫伤。

五、吾皇之任何请求皆不准，每日只能以糙米充饥。

六、寒冬腊月，皇后亦不准添加衣物，只允着夏装。

吾皇如此蒙羞受难，吾辈岂能不为之愤慨？慈禧、荣禄之流迫害吾皇，实乃无耻叛贼，人人得而诛之。正如东瀛史上之反叛将军，民众亦可起而杀之。

在康有为看来，慈禧和荣禄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权。前军机大臣 未能参加1月26日的祭祀大典。他被排挤在宫廷之外，应该尚不知新立太子溥俊之父端郡王已与董福祥将军和大学士刚毅勾结在一起。三人正伺机寻求政治支持，以加强对慈禧和荣禄的影响力，所以自然将目光投向起兵造势的义和团。

5月12日，正当攻击洋人事件日益增多时，伯希和在两名法国翻译学生阿尔贝·菲特（Albert Feit）和亨利·弗利什（Henri Fliche）的陪同下骑马前往长辛店火车站。此站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管理权掌握在法国手中。长辛店基督徒人数众多，还有一批法国人在那里维护铁路运营。当时局势十分平静，伯希和前去参观了古老的卢沟桥，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这座桥。15日，伯希和返回北京，在内城南堂参加了方殿华（Louis Gaillard）神父的葬礼。一个月前，伯希和在香港见过他。当时内城局势依然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第二天，一无名之辈在古观象台附近开枪打死一个德国旅行者，告示墙上也出现揭发外国人向井水投毒的文章。坏消息传至法国使馆，伯希和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

保定府附近村镇教堂中，确认有七十名中国基督徒遇害。最新消息：长辛店附近一村镇六十名居民全部被开膛破肚。中国政府似有意煽动杀害本国基督徒，以达到驱逐外国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因为害怕报复，中国政府不敢直接针对欧洲人。北京城里虽无明显威胁，慈禧却也无意取缔义和团，可能是因为被立为太子的溥俊之父端郡王支持义和团。毕盛似乎想采取行动，他说到计划派遣海军和两艘军舰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帮助侨民撤离。

就在1900年3月16日这一天，《北华捷报》驻北京记者发表文章，详尽披露皇室与义和团串通一气的事实，警告外国人日后可能发生不测。

我以十分真诚和严肃的态度告知你们，一个大阴谋正在酝酿中，目标是要铲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行收回他们的租借地。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慈禧、庆亲王、端郡王、刚毅、赵舒翘和李秉衡 。所用军队皆为满人，如庆亲王率领的神机营（五万人）、端郡王率领的武胜新队（即虎神营，一万人），刚毅等率领的皇家各旗军（一万二千人）。这七万二千人是所谓“复仇军”的核心，义和团只是这场大战的附属力量。危险已迫在眉睫，北京和外地的外国人可能尚未察觉。中国显贵对此都很清楚，已告知身边的外国朋友。但据我所知，外国人不仅没有感谢中国朋友的提醒，反倒对此嗤之以鼻……

在此仅举两例，以证明义和团在朝廷中的受宠程度。首先，直隶监察御史王培佑近日被慈禧召见，谈及义和团时，慈禧说：“你来自直隶，应该清楚直隶的义和团情况如何。你认为战事开始后，他们真会和朝廷一起攻打洋鬼子吗？”

“太后，我确信，因为义和团的信条是‘誓死保卫天朝’、‘消灭洋鬼子’。作为您的仆人，我深信义和团定能完成扫除‘洋鬼子’的使命。我家中老幼皆在练习义和拳，我们将一起‘保卫天朝，将洋鬼子扔进大海’。若我获得上谕，将率义和团担当先锋，与洋鬼子决战。在此之前，我将悉心调教义和团。”

慈禧点头同意，沉思片刻后，说：“是！义和团很重要，但我担心他们缺少有经验的首领，准备不足而贸然行事，令朝廷在洋鬼子面前陷入困境。”

她停顿一刻，继续说：“有了! 直隶和山东的义和团应有首领加以领导。”

召见结束。次日上午，即1900年3月13日，朝廷下令，任命王培佑为顺天府尹。慈禧大笔一挥，一个六品官一跃成为京城四品大员，另外还兼管地方刑法！王培佑组织、调教、装备义和团的计划得以实现。

我举的第二个例子可以体现洋人目前所处的境地。天津教案发生后，除极端保守的官员外，绝大部分官员都已明令禁止使用“洋鬼子”的称谓。官府听到有人说“洋鬼子”，甚至对其施以杖刑。但我们看到，这种叫法不仅是义和团的战争号令，在慈禧口中也得到承认。

荣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沉默，外界以为他会在庆亲王、 端郡王、 刚毅、赵舒翘在北京密谋行事和李秉衡在外地行事时站在皇帝一边。而且，荣禄内心亲近英国人，对此我很清楚。不久前的军机处议事中提及意大利和法国在中国南方的领土要求，荣禄一人提议将相关区域划归英国保护，并表示如俄国和法国企图报复，美国和日本将支持英国。只是最终朝廷采纳了庆亲王、端郡王、刚毅和赵舒翘的意见。

刚毅称：“英国人洗劫了圆明园 ，日本人占领了台湾，美国人将菲律宾华人视如猪狗，我们要跟他们算账。如果法国帮助俄国，尽管我们与法国有深仇大恨，但我们将更加强大。我认为应继续与俄国修好，因为我们与他们联手就能傲视群雄。只有联合俄国，英国才会在一旁俯首帖耳。”

其他官员一致认同，慈禧也用力点头称是。荣禄只得保持沉默，不再说话。

这段描述如同皮影戏一般，再现了慈禧如何在幕后操控局势，也让读者对紫禁城中的权谋与争辩有身临其境之感。

前黑旗军将领李秉衡、王培佑备受重用，迅速得到提拔，负责统领大刀会。端郡王吹嘘自己可以掌控义和团，慈禧却想直接对其施加影响。她有意让自己的心腹荣禄在议事时遭受挫折，让端郡王得到某种承诺，却又不引起荣禄的担心。总之，随着时局日益紧迫，慈禧手中掌握着两张牌：端郡王一伙负责冲锋陷阵，荣禄按兵不动。一旦义和团失利，荣禄负责与外国列强周旋。

上述文章发表三天后，毕盛收到直隶北境宗座代牧主教樊国梁 的来信。信中说，两千多名基督徒四处逃窜，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樊国梁认为，“宗教迫害只是幌子，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人赶尽杀绝”。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捣毁教堂，然后袭击外国驻京使馆。5月20日，以上猜测初步得到证实。北京城里又出现了告示，用华丽的辞藻鼓动民众在农历五月第一天赶杀外国人。

天宫里的玉皇大帝已深夜下凡到京城，加入义和团。众人上前跪拜，玉帝却一言不发。突然，一个可怕的声音开始控诉乱局，揭发洋鬼子多如毛发的罪行。义和拳首先要切断电报线，然后是铁路，最后将洋鬼子斩首。

法国使馆内一片慌乱。云南是与越南东京接壤的边境省份，当地法国侨民被困云南府的消息传出之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顾若尔（Courrejolles）将军带领十五名军官拜访了毕盛公使。伯希和发现军官中有两个昔日斯坦尼斯拉斯中学的同学，罗伯特·德斯波特（Robert Desportes）准尉和莫里斯·戈蒂埃（Maurice Gauthier）准尉。会晤的气氛十分紧张，毕盛和顾若尔建议向北京派遣得力部队，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爵士不相信进攻已迫在眉睫，给法国人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顾若尔返回天津时，他们仍未做出任何决定。5月24日夜，英国使馆举行花园酒会，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八十一岁生日。来宾共有六十人，一个葡萄牙人指挥中国乐队演奏着乐曲，气氛轻松随意。为表示对英国公使此前无知冷漠态度的不满，毕盛偕夫人提前离开了酒会。

5月26日，北京西边的保定府铁路遭到攻击。伯希和出于安全考虑离开裕庚寓所，住进法国使馆。第二天，朝廷军队与义和团结为联盟，烧毁了长辛店火车站和欧洲人住所。统率义和团大臣刚毅在总理衙门分别接见窦纳乐和俄国公使米歇尔·德·吉埃尔（Michel de Giers），承诺外国使馆不会遭到义和团攻击，还说义和团是“中国的敌人”。 但就在第二天，包括长辛店车站在内的多个火车站遭到义和团攻击，朝廷军队并未加以制止。5月29日，伯希和带领一小队持有武器的人马前往长辛店。

最初听到长辛店火车站被烧的消息时，我就建议前去解救被困的同胞。只要武器精良，危险根本不值一提。（毕盛）公使起初也认为应该去，但胆小怕事之人影响了他的态度，致使他改变主意。为避免承担责任，他不许年轻的学生翻译陪我们一同前往，这些人是直接听命于他的。5月29日，我们六位欧洲男士和一位美国女士（北京饭店老板夫人）出发前往长辛店。当天晚上，我们轻而易举地把所有人都带了回来。我们离开长辛店半个小时后，身后才冒出滚滚浓烟，那是义和团放的火。虽然义和团懦弱到如此程度，我们也很想让他们为自己的胡作非为付出代价，但我们还是没能勒住哪怕一条红头带。

伯希和所说的“勒住一条红头带”，是指杀死一个“懦弱”的义和团。他虽身为学者，却掩饰不住自己骑士般的好斗性格。如今的义和团正如中世纪的萨拉逊人，是绝对的敌人，而对付敌人只能还以武力。那时的伯希和依然年轻，依然有殖民者的心态。

外交使团一直犹豫不决，始终不肯请求援助，这让伯希和心生厌烦。英国人的观望态度和俄国人“始终支持慈禧和朝廷”的政策更令伯希和愤怒。义和团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现在还等什么？更让伯希和焦虑的是，法国使馆武器装备不足，找不出“一件像柯尔特自动手枪、毛瑟枪、勒贝尔步枪之类的武器，只有一两把猎枪、没有弹夹的俄式伯顿枪，以及左轮手枪。我们不能孤军作战，英国人和俄国人的装备都很好”。

伯希和返回使馆，见到前一天晚上从天津赶来的欧仁·达西（Eugène Darcy）上尉，他带来七十五名海军陆战队员。达西是典型的海军军官，在法国国内威望很高，是各种盛典争相邀请的对象。正是海军陆战队攻下了东京，也正是海军陆战队在孤拔（Courbet）将军的指挥下在台湾基隆港作战。法国海军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与英国海军并驾齐驱。现在，保卫法国使馆的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

傍晚时分，达西率领的军队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在郊区的马家堡火车站下车 。他们在那里换乘有轨电车，一直坐到外城城墙根下。城墙上有刚张贴的告示，号召在农历五月初一（即5月28日）赶杀外国人，在端午节（即6月1日）最终起事。西方人将大刀会、白莲教、白云教统称为义和团。他们手持大刀，腰上和脚上系有红带，在人群中很好辨认，正是他们煽动杀害外国人。达西率领的是精锐部队，未遇抵抗便顺利通过永定门，进入外城。他们经过先农坛和天坛，来到天桥，那里有董福祥的军队把守。清朝军队和义和团一样，毫不掩饰求战的欲望，但无奈董福祥接到的却是相反的命令。

法国军队穿过点满油灯的大栅栏，一直到达前门，那是内城南城墙中间的一座城门，两边各有一座城楼。进入前门，便看到了紫禁城的城墙。清军主力依次排列在广场上：庆亲王的神机营、端郡王的虎神营和刚毅的皇家旗军。但当时双方并未开战，达西的士兵毫不费力便占据了有利位置。三十人在旗手保罗·亨利的指挥下驻扎于北堂，十五人驻扎在南堂。达西率领三十人在法国使馆。连同这支法国小分队在内，共有三百名外国士兵进驻使馆区，其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的军队。伯希和记述道，6月1日端午节这天，军队完成排兵布阵，一切准备就绪。演员已经登场，悲剧即将上演。 rEsh6m8CSnCERV9vnfvt/QSNE31J0iin5ac5BeyamSIszS55zq7P64LUb3TwnI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