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迹前的文人，正如潜龙在渊，等待着甘霖。”

1899年10月23日，马赛若列特港（bassin de la Joliette），“大洋洲人”号（L’Océanien）邮轮收锚离港。它长长的白色船体映衬在法兰西火轮船公司（CMM）灰色的办公楼上。一缕缕黑烟从并排着的两个烟囱中冒出，嗡嗡的汽笛声在港口上空回荡。人们挥动着手帕。伯希和紧紧抓着船栏杆，不用向任何人说再见。在此之前，他怀着解脱的心情在巴黎与家人拥抱告别，然后坐上了夜间的火车。终于自由了！远方独自一人的生活吸引着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他的目的地是印度支那西贡，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是远东明珠。

法国人用四十年时间占领了交趾支那 、柬埔寨、安南 和老挝，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法国在上海、天津和北京设有租界。1860年以来，法国和俄国、英国、日本一起跻身在远东的列强之列。1897年时的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 认为安南和东京 已经实现和平。加利埃尼将军 和利奥泰将军 推崇的“油点政策”（politique de la tache d’huile），即对反抗地区实施政治和军事分区控制，并有选择地进行镇压，取得了成效，至少暂时如此。1885年越南“勤王运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反抗，战争幸存者和未被法国人关进监狱的人躲藏起来。从皇室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员，要么遭到排挤，要么变得服服帖帖。各地仍有零星抵抗，但一时不会对强力的殖民主义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从此以后，殖民者开始“改造当地社会”。按照法国在柬埔寨的驻扎官阿德玛·勒克莱尔（Adhémar Leclère）的观点，“土著必须向法国宗主学习，就像儿子向父亲学习那样”。

如此比喻……也就是说，被殖民者是小孩，是必须加以管教和约束的儿子，而教育过程将持续一段时期。由此可知，“大洋洲人”号邮轮1899年的航行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邮轮是个小社会，登上船的法国“宗主”们代表着宗主国的不同社会阶层。最上层的头等舱有九十个位子，高级官员、行政人员、法官、银行家、种植园主、教士，当然还有军官等社会精英在那里享受着单间和客厅。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有激进社会主义、法国行动党等极右翼、天主教派、共济会派等。在法国本土，世俗与宗教之争正如火如荼，两种势力水火不容，但在维护法兰西帝国伟大荣誉上却立场一致，很少有人企图质疑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二等舱有四十四个位子，乘客身上散发着外省人辛勤而又贫微、吝啬而又狡黠的气质。这些科西嘉人、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希望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稳定工作，比如当警察，做小买卖或在咖啡馆当服务生；头脑灵活一点的想到了农业加工，比如生产橡胶、咖啡或茶。对这些人而言，印度支那是一片可以大干一场的乐土，他们梦想着在那里成为声名显赫的殖民者，然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三等舱有七十五个位子，挤满了贫苦农民、无业游民、小流氓和刑满释放的人。这是一帮无产阶级冒险者，为的是逃避在本国的悲惨命运。用不了多久，他们也能把自己当成上等人，当然，仅仅是在面对殖民地原住民时……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一定会好好享受。殖民地真是好地方，不仅可以让殖民者快速提升社会地位，还充满神秘的异国情调和各种情色诱惑，让人浑身躁动。

那里有职位，有生意，有大大小小的利益可以捞取。有人变成百万富翁，比如西贡安全局长白朗（Belland）就靠橡胶发了财。但想成为英雄却不那么容易，不能再像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海军中校那样在1860年代率舰征服湄公河流域，也不能再像他的副手弗朗西斯·安邺 那样效仿拿破仑时期的将军，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就擅自占领河内，更不能像里维埃（Rivière）船长和伯比奥（Bobillot）中士那样为征服东京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烈士。如果对女人感兴趣，可以娶个妻子，建立个家庭，中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都行。在“大洋洲人”号上的乘客中，一部分人脑子里只想着如何逍遥自在，但另一部分白人殖民者怀揣着所谓的理想，希望把文明带给他们眼中落后、野蛮、原始的民众（还不能称之为人民）。他们自认为是信仰的传播者、战士和导师，到殖民地进行反对暴君统治的战争，一举改变当地的落后和无知。这些人以解放者自居。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所顾忌，因为法国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权都对他们给予支持。他们还要守卫印度支那，防止这片和平的港湾遭到周围的野蛮侵袭，抵御可怕的“黄祸”——人口众多的中国，甚至还要统治中国，否则它将闯入欧洲的大门。而在欧洲人脑海中，历史上大规模的入侵仍然历历在目。

1885年3月28日，令人生畏的李鸿章大人麾下的中国军队在谅山击败法军，布里叶·德·利斯勒（Brière de l’Isle）发回巴黎的电报唤醒了藏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恐惧：“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希望保卫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巴黎街头开始骚动，1870年战败的阴影重新浮现，仿佛阿提拉 的幽灵。“中国军队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包围巴黎城了。”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这样写道 。当天下午，克列孟梭 在众议院对茹费里 怒吼道：“我们再也不认识您了，我们不想再认识您了！”茹费里政府随即垮台。征服远方的印度支那，让那里的人们臣服，成为法国人的一种报复。丢掉阿尔萨斯和洛林十五年之后，在法兰西帝国的意识形态中，除德国之外又产生一个新的野蛮形象——应该趁早征服这些“黄种人”。

高棉、老挝、越南都有上千年历史，殖民者却统统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土著”。两千多年以来，印度婆罗门教和中国儒教在这里交融，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才有了东山文化铜鼓的独特纹饰和音质，才有了吴哥窟雄伟华丽的建筑，才有了顺化古城中的水族公园。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探险者们似乎通过它们看到了整个印度支那曾经的辉煌。是啊，顺化古城高大的城墙矗立于无边的大海和广袤的稻田之间，吴哥古城的岗哨背靠着陡峭的扁担山脉，倒映在辽阔的洞里萨湖中。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宏伟。茂密的森林如教堂钟楼般高耸入云，滔滔的洪水可以淹没整片村庄，高低起伏的山脉间经常有狗熊、老虎和大象出没。就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有一群人，他们是过着半游牧生活的山民，也擅长农耕，在越南语中被称为“野蛮人”。这种叫法将上百个不同起源、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民族混为一谈，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也充分显示了法国人对被征服者的无知。新来的殖民者对越南知识阶层了解多少？对高棉或老挝的僧侣和苦行者了解多少？对那里的经文、碑刻、典籍又了解多少？这些文字构成当地公法和私法的基础，即使仅为处理当地势力和西方列强的关系，也应该对略知一二。太平天国时期兴起的黑旗军在1885年中法战争中给予中国朝廷军队强大支持，法国真的了解这支军队吗？总的来说，法国人都知之甚少。此外，“法国宗主”受到当地或明或暗的抵抗，对原住民的看法自然不会太积极。

当地官员都是狡猾的骗子，商人都是小偷，农民都愚昧无知，苦力是最好吃懒做的贱民，反抗者都是疯狂的暴徒。法国殖民者提到被他们统治的人民时，总喜欢使用与昆虫有关的词汇，例如他们会用“蚁穴”、“爬满”之类的词描述人山人海。被统治者的历史和文化一文不值，他们只有完全融入法国文化，掌握法国语言，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即使身处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得到殖民者承认。被统治者已经开始全面了解统治者，尽管他们并不情愿成为统治者的学生。这样看来，在东京北部地区、安南山脉 之间，在湄公河谷、扁担山和豆蔻山之间的这对冤家，倒是作为“师傅”的统治者显得更加无知。

盲目自大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结果只能是悲剧。1885年，顾思（de Courcy）将军因嘲弄越南皇帝而引发“勤王运动”，这是法国在越南殖民时期第一起全国性动乱。1894年，出于同样原因，驻扎官汤姆逊在柬埔寨引发起义。法国人对印度支那历史、传统、文学、宗教和风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时代仍在发展。1897年，保罗·杜美出任首任印度支那总督。他是一个现代派。殖民征服时期已经过去，殖民统治时期到来了。杜美希望在刚刚成立的印度支那联邦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他仿照法兰西共和国政治体制组建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然而印度支那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半岛，上面生活着三个民族：高棉人、老挝人和越南人。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操着澳亚语（austro-asiatiques）、南岛语（austro-nésiennes）或藏缅语，如今被统称为“山民”。

要想统治好和管理好，而不是被排斥在外，就要听懂多种语言，认识多种字母，了解当地不同的文明、历史以及传统。为实现长久统治，必须深入了解统治对象。正因为如此，荷兰人于1778年在巴达维亚 成立东方学会，英国人于1784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皇家亚洲学会，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学者们于1809年前后撰写了《埃及志》（ Description de l’Egypte ）。

而在印度支那，这方面工作尚未展开。1873年，法国在西贡设立殖民管理培训学校，培养出菲拉斯特（Philastre）、拉格雷、安邺、德拉波特（Delaporte）等不少人才，这些人的足迹虽遍布印度支那，但他们只是探险者。从1883年起，法国印度支那研究学会开始致力于研究当地农业、工业和商业问题，但取得的成果只是撰写了一些报告而已。只有运用科学手段，才能更好地了解印度支那，也才能使印度支那更加现代化，而当时所缺乏的正是科学手段。在法兰西公学，东方学学者雅克·达梅斯特泰（Jacques Darmesteter）在高高的讲台上宣布，应该将当代东方（即从埃及到中国之间的地区）视为“科学研究对象”。以杜美总督为首的殖民当局所需要的任何科学领域，都可以放在殖民主义这个大实验室中。1898年，杜美在印度支那成立地质所、巴斯特学院、医学院和隶属于法兰西学院的考古队。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认为，学习研究的时候已经到来，“耻辱的局面”已经改变，对刚刚臣服的殖民地居民和当地现状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结束。

杜美任命三十五岁的路易·菲诺（Louis Finot）为考古队队长。此人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他的学识必将促进高棉研究，特别是占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菲诺的助手有路易·卡巴东（Louis Cabaton），三十六岁，伊斯兰学学者，马来西亚和荷属印度地区问题专家，负责研究中国南部和柬埔寨穆斯林人口；另一位助手是个军人，埃田·吕耐·德拉戎基埃尔（Etienne Lunet de la Jonquière）上尉，三十八岁，他在个人著作《东京考古学和人种学图册》（ Atlas arché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du Tonkin ）中列举了印度支那的历史古迹。一支新的殖民精英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其使命不仅仅是统治，还包括考察、研究和提供建议。撰写印度支那各民族历史，研究当地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任务也落在它肩上。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管理被殖民者。

对菲诺的队伍来说，现在只缺少一位汉语专家。但为什么是汉语专家，而不是越南语专家？后者毕竟是印度支那的第一语言。也许是因为长久以来，越南人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使用汉字，而欧洲传教士在17世纪根据拉丁字母创建的拉丁化越南语并未广泛普及；也许是因为中华文明是越南文明的起源，从研究角度讲，法兰西帝国对其更感兴趣。此外，法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汉学院，院长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人们也许会以为，加入菲诺队伍的将是一位满腹经纶、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但最终的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伯希和，他将有幸成为印度支那考古队中第一个接受国家资助的队员，法国科学界的希望和雄心也寄托在他这位汉学家身上，国家甚至为他支付了去印度支那的头等舱船票。这样一个人物肯定出生在北京、上海或天津？根本不是，他于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那他肯定是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或儒莲（Stanislas Julien）之流的子辈？也不是，他的父亲是企业家、商人，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伯希和到底何许人也？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于传统天主教家庭，家境殷实，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伯希和祖上有光荣的历史，祖先斯蒂芬·伯希和（Stephen Pelliot）来自苏格兰，曾追随圣女贞德抗击英格兰人。由于立场亲法，伯希和祖上在诺曼底鲁昂定居，后迁至巴黎。伯希和的父亲在巴黎东讷伊的圣蒙德拥有几家工厂，而小伯希和是在巴黎玛莱区长大的。他在圣·保罗教堂领圣体，做祷告。这座教堂由耶稣会会士建造，黎塞留主持的第一次弥撒和博絮埃为国王做的精彩布道都是在这里。他在马西隆学校（collège Massillon）司铎祈祷会教徒的严格管教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历史和地理。他的同学大多出身老牌资产阶级家庭，父辈多在位于塞维尼大街、法兰克—布若瓦大街或沃日广场的旧行政部门中任职。这样的家庭博闻广识，但气氛严肃。马西隆学校位于塞纳河畔，前身是菲耶贝堡，由路易十四的建筑师蒙萨建造。学校周围花草成茵，氛围庄重祥和。

然而，学生时期的伯希和并非家长们喜爱的乖孩子，而是个倔强任性、蛮横无理的好斗分子。伯希和在班里担任班长，却给全班起了坏的带头作用，学校自然无法容忍。四年级 期末，他被迫从马西隆学校退学。家长将他转至另一个大资产阶级创办的天主教学校斯坦尼斯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这个孩子性格狂妄乖张，总喜欢给自己树敌。在新学校里，他不仅因性格好斗出名，也因为有过人的天赋而为人所知。他在玩耍间轻松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也因为性格顽劣被老师处罚。十六岁时，他顺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伯希和的理想是成为外交官，所以报考了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aux Langues orientales） ，该学院以擅长培养外交官闻名。与此同时，伯希和还在文学院学习英语。老师们发现他记忆力惊人。大学时期的伯希和只读一遍就能记住整本书内容。他用了两年时间，而不是三年，就拿到汉语专业文凭。

三位大学者、大旅行家在这位天才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他的汉语老师沙畹，此人生于1865年，拥有哲学教师资格，1889—1893年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五年，其间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沙畹认为司马迁是历史之父，是中国的希罗多德。沙畹也研究大旅行家、高僧义净的著作。义净曾在8世纪游历锡兰和印度，搜集佛经，研究佛法。沙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伯希和还师从列维——梵文专家和法国毫无争议的印度学大师，熟知汉语和藏语，泰戈尔的朋友，被学生们戏称为“教主”。列维遍访亚洲的印度、中国和日本各地，痴迷于佛教研究。

伯希和还是考狄（Henri Cordier）的学生，他向伯希和教授亚洲历史和地理。考狄是大学者、精明的商人，十分了解中国，对亚洲情有独钟，但却像皇帝对妃子那样对亚洲充满戒心。1890年，考狄创办学术季刊《通报》（ T’oung Pao ），该刊同时刊登用法语、英语、德语还有汉语撰写的论文，在荷兰莱顿发行。这份刊物敢于突破禁忌，发表各种文献、碑刻、法律文书和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对远东地区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考狄会用务实又略带兴奋的笔调向读者提出建议，以防卢梭的作品对他们影响太深：

说到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和欧洲人打交道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对外国人怀有戒心，有的甚至发自内心地厌恶外国人。中国文人尤其对外国人抱有敌意，因为他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传入将导致中华帝国政治体制的崩溃，而这触动了他们飞黄腾达的根基。来西方国家学习法律和军事的中国人（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重要人物），往往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当今中国眼界最开阔的两个人——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虽老于世故，避免公开与外国人发生冲突，但内心的想法却和其他中国人没有区别……但凡相信中国人的花言巧语，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性后果，这足见中国人的虚伪性。蒲安臣 曾代表中国出使美国和欧洲，并发表精彩演讲，但中国人做出的回应却是在天津屠杀外国人。

考狄心中并不抱有幻想，他知道殖民者不可能赢得爱戴，而只能引发仇恨，因此应该树立权威，让被殖民者产生敬畏。殖民者对此应始终保持清醒。年轻的伯希和牢牢记住了这一点：不能有个人感情！他才华出众，但导师们推荐给他的研究方向却并非他的最初选择：汉语和东方学。1898年，伯希和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大会。会议决定参照罗马法国学校和开罗法国东方考古学院的模式，在远东地区也成立一所法国学校，其目的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而更好地指导未来。这项任务需要由年轻人来完成，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持续到20世纪中期。伯希和显然很符合要求。他不仅拥有学识，还擅长骑马和击剑，身体条件也无可挑剔。他不仅能成为学者，还将成为行动家，成为世间少有的杰出人物。此外，他还像外交官一样善于交际。总之，他前途远大，这一点可以肯定。在“大洋洲人”号邮轮上，伯希和广交朋友，绅士们很欣赏他的谈吐。他留着时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细细的小胡子，而不是络腮胡，魅力十足。他知道如何讨女人欢心，女士们也觉得他很有吸引力。

伯希和擅长打桥牌。不打牌时，他就回到自己的单间里学习汉语。沿途经过的地方，如苏伊士、马六甲、新加坡等，在他看来都不值得记录。他在“大洋洲人”号邮轮上度过了五周的旅行时间，但只写下这么几句话：

1899年10月22日，在马赛登上“大洋洲人”号，船长是史密兹（Schmitz）上尉。1899年11月17日，抵达西贡。

让过往的回忆和沿途的风景都见鬼去吧！伯希和的注意力都在一门语言上。他研究的这门语言并非自己的母语法语，而是另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汉语。

在西贡，伯希和看到大批苦力，也看到头戴殖民帽、西装笔挺的老爷们。那个时候，老爷们身边还很少有漂亮女士陪伴。西贡是交趾支那首府，是五大城市中唯一被正式殖民化的城市，也是新印度支那的大都市。西贡位于湄公河南海入海口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其重要的地位。长久以来，西贡港及相连的内陆地区是柬埔寨王国的一部分。17世纪被越南人占领后，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贡，城市发展取得巨大飞跃。中国西南部的商人为躲避新统治者满族人的统治来到这里。法国人于19世纪占领交趾支那后开始在西贡定居。那时候，他们幻想着把西贡建设成能够与英国人一手打造的新加坡和香港相媲美的大型国际港口城市。

西贡是国际化城市，汇集着多个东方种族。中国人聚集的堤岸（Cholon）位于西贡河一侧，紧邻欧洲人聚居的西贡。西贡以卡迪纳街和市政剧院广场（位于大陆酒店对面）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当时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有双轮马车、人力车和有轨小电车。欧洲人的西贡气氛安静，与堤岸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两个城区彼此相邻（后合并为一个城市），但在伯希和看来，两者截然不同。西贡是欧洲式的海外省会，那里的商店、酒吧、别墅、教堂，以及各种习俗都是法国本土的缩影。西贡的邮戳显示它的身份是法国地方省份，法国邮政公司像脐带一样把它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堤岸是个独立的世界，集贸易、工业和金融于一身。小伙计们在堤岸街头穿梭着，手里经常拿着纸条，上面写着大米期货的最新价格。在堤岸，熙熙攘攘的人群都说汉语，读汉语。伯希和最喜欢在那里闲逛，因为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探索。

至于越南人，伯希和看到的倒比较少。应该说，西贡和堤岸都算不上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更喜欢湄公河三角洲，喜欢那里的水渠、小河和稻田。他们话不多，和中国人很像，等待着自己的时运。那时候，他们被法国人叫做安南人，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曾自称大越国。

伯希和发现考古队的任务正在发生变化，几乎刚刚成立就改变了初衷。1900年1月20日，法国远东学院（EFEO）成立。该学院涉及多门学科，涵盖的领域不仅局限在印度支那考古，整个亚洲都成为它研究的对象。没过多久，建筑师亨利·帕门蒂尔（Henri Parmentier）和考古学家让·高玛伊（Jean Commailles）也加入菲诺、德拉戎基埃尔、卡巴东和伯希和的行列中，但此二人之后去了柬埔寨。另外还有印度学家阿尔弗雷德·福歇（Alfred Foucher），他日后在阿富汗创建了法国考古团。再有就是汉学家、语言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其父是埃及古物研究所所长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真可谓虎父无犬子。这些人个个都是精英……

精英们一刻也闲不住。1900年1月4日，伯希和登上“海防”号，踏上法兰西火轮船公司承运的从西贡到红河入海口海防港的航线。海防是东京地区港口城市，居民仅万余，其中法国人占了不到一成，三成是中国人，六成是越南人。这里是进入“东亚病夫”——中国大门的前哨，航线连接广东、香港和上海。1月10日，伯希和在这里转乘自第二帝国以来一直在服役的“老虎”号，次日抵达河内。

法国人占领东京（即现在的河内）已经快有十五年了。19世纪初，昔日的大越国都城开始逐渐衰败，因为皇帝们更加偏爱顺化。年轻的伯希和来到这里时，当地居民只有八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越南人，另有两千中国人和区区一千法国人。1888年，安南国政权放弃对东京的主权，该地沦为租界。法国人计划将那里设为印度支那首府，已经在城市周围修建四十六公里公路，并按照奥斯曼男爵的建筑风格修建了新城。伯希和在冬季阴冷的天气里到访那里，满眼所及都是工地。居斯塔夫·艾菲尔（Gustave Eiffel）设计的金属桥取名“保罗·杜美桥”，全长一千六百八十米，当时正在修建中。贯穿印度支那的铁路将从桥上跨过红河，直达老街、谅山，最后通往中国。

保罗·杜美想把河内打造成小巴黎。在未来的印度支那总督府周围，一片欧式街区正拔地而起，那里有剧院、教堂、酒店、政府机关、别墅和用巨石建造的建筑，承载着越南古迹的建筑将永远消失。1887年修建的圣约瑟夫大教堂位于古时的报天寺原址上，中央邮局则取代了以前的报恩塔。象征着权力的皇城，还有越南科举考试的圣地贡院，以及古城墙和古城门都被夷为平地，为建设新的殖民大都市腾出空间。

东方不夜城的建设就这样展开了。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拆旧建新引起了越南人的愤慨和抗议，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民族的遗产和记忆也将随之消失。英国人在印度也修路搭桥、建造铁路，但无论是在加尔各答还是在孟买，他们都只是修建新城。其他地方如德里、拉合尔或白沙瓦，英国人建的城市都与原来的城市保持一定距离。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改变了英国殖民者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学会通过尊重当地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来安抚原住民。但在河内，法国殖民者推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一变化。

尽管如此，1070年李圣宗皇帝主持修建的文庙得以保留下来。这所古代高等学府是学习孔孟之道、提高道德修养、研习文学和历史的圣地，共有三进院落，院落之间有宏伟的柱廊加以分隔。文庙的中心位置树立着八十二座花岗岩石碑，上面刻着14至18世纪一千两百九十五名进士的名字。所有碑文均用越南封建时期官方语言“儒字”（即古代汉语）书写。为了看懂越南语，必须先学会汉语。汉语对越南语而言，相当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与当代欧洲语言的关系。

1月25日，伯希和见到了杜美，并被邀请共进午餐。这次见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品味佳肴的同时，印度支那头号人物的一番高谈阔论让伯希和有醍醐灌顶之感。伯希和生性坚韧，不害怕什么人，也不惧怕什么事。他机智幽默，知道如何讨巧，很会赢得权贵们的欢心。杜美派他前往古安南国首都顺化，清点安南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写卷和刻本。当天下午，伯希和即背负着这第一项使命离开了河内。

1月30日，法国钦使布洛什（Boulloche）在顺化接待了伯希和，并随即像引见大臣一样把他带到皇帝面前。伯希和穿过无数进院落，走过无数道越式柱廊，再经过一个巨大的广场，最后推开金光闪闪的大门，进入安南国成泰皇帝所在的大厅。陪在皇帝身边的是年轻的皇贵妃阮嘉氏英。和中国君主一样，安南国的主宰者既是皇帝，也是天子。作为皇帝，他负责管理国家，维护正义，臣民的土地都归其所有；作为天子，他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宗教力量，统领着存在于各领域的地方神灵。

这些神灵无处不在，山冈、村庄，还有稻田里的坟墓，都带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先祖，每个越南人家里都为自己的先祖设立祭台，虔诚地请他们指点前程。成泰帝是国家首领和最高宗教领袖，他的先祖统领着其他人的先祖。成泰帝时年仅二十岁，比伯希和小十一个月。对这位皇帝而言，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漫长的刑罚。1883年，安南国刚刚丢掉河内和东京，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嗣德帝驾崩。随着这位威严的文人皇帝的离去，阮朝走上衰落的道路，政权变得摇摇欲坠。7月19日，嗣德帝的侄子育德帝继位，但在位仅三天。权倾朝野的辅政大臣尊室说和阮文祥指责育德帝篡改遗诏，将其投入大狱。取而代之的是协和帝，但四个月后被毒死，原因是他对法国态度友好。辅政大臣们又拥立建福帝，后又被废，继位者是年仅十二岁的咸宜帝。1884年6月6日，他在万般无奈下签署《第二次顺化条约》，安南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皇帝只是个玩偶。1885年7月，法国远征军司令顾思将军到顺化拜会咸宜帝。顾思在钦使府召见辅政大臣，要求给予与中国使节相同的礼遇。中国是越南宗主国，但法国根据《天津条约》继承了中国的特权。权倾一时的重臣尊室说为免受侮辱，谎称身体有恙，但顾思威胁称即便使用担架也要把他抬来。尊室说自觉颜面无光，下令向钦使府开火，“勤王运动”就此爆发。在越南爱国人士看来，此次运动成为日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导。此时皇宫内已是一片大乱，皇帝身边除辅政大臣们外，还有先帝嗣德帝的嫔妃、女诗人阮若氏碧。四周激战正酣时，这位嫔妃拿起笔，写下了《幸蜀歌》：

（尊室说）未知会任何人

亦未请示陛下

竟然擅作主张

起用的全是自己人

是他能够信任的人

他并不企图挽大厦于将倾

而只希望逃避周遭的战火？

或者想出其不意

以攻为守？

众人皆目瞪口呆

深夜中思绪乱飞

错愕之余，相互盘问

陛下终遣人打探

良久才有消息

“他们肆无忌惮，向我们开火

我们竟如此坐以待毙？

不如奋起反击”

四周炮火隆隆

狼烟四起

火光映天

四个昼夜

战争未见分晓

第五天时

捷报终于传来

平大已然攻下

钦使府一片火海

法国人只有退回老家

谢天谢地

然此语即出，欢笑未尽

炮火再度燃起，众人重陷惊慌

法国奸诈之徒，岂能轻易相信？

任凭我炮弹先发

自顾小心躲藏

我只全力攻打

哪顾对方暗藏心机

弹尽粮绝之时

敌方凶残反扑

如惊雷闪电，地动山摇

皇城如何能保？

兵众如水滴遇暴雨

溃不成军

嫔妃们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尊室说挟着咸宜帝，带着玉玺和皇家珍宝、文献以及军符逃到山野中。法国人暴怒，将年幼的阮福昭（成泰帝）从母亲身边带走，将其监禁起来。1889年，咸宜帝被擒后流放至阿尔及利亚，年仅十岁的成泰帝登基。皇帝年幼，法国人正好趁机攫取并滥用皇权。1897年9月27日，成泰帝成年之时，被迫签署由杜美事先准备好的谕旨，丧失了仅有的一点权力。从此以后，法国钦使将代表宗主国主持枢密院和宗人府。所有决定均需征得钦使同意，国家财政和税收大权也归钦使所有。

皇帝虽身着黑带皇袍，位列众卿之首，但眼神中流露出的却是屈辱和悲哀。他在臣民眼里贵为天子，超凡脱俗，实则毫无实权。国家已被侵占、控制、践踏，包括皇帝和皇宫在内的一切皆难幸免于难。皇帝身处尊位，实则形同囚徒。他在皇宫中，皇后嫔妃、大小廷臣簇拥着他，上演着一场人间闹剧。顺化皇城已经沦为镀金的牢笼，先帝的嫔妃阮若氏碧也改变了立场，她站到法国人一边，开始私下宣扬安南必败的论调。阮若氏碧曾追随咸宜帝奋起反抗，但难以忍受退守荒山野岭后的艰苦生活。从今以后，她开始鼓吹与法国人的合作，削弱坚持反抗者的意志。

应该停止抵抗，与法国人对话，避免民众遭受更大灾难。

反抗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勤王运动”，而非殖民主义，成了给民众带来苦难的根源。廷臣黄高启归顺法国人后，游说仍在河静山区抵抗的潘廷逢投降：

最不开化、最笨的人也明白大势已去。您是智者，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清楚？总督先生近日谈到我省局势时，建议我向您转达：“您尊崇大义，即使将个人和家庭命运置之不顾，也应该考虑民众的安危。”

潘廷逢对此嗤之以鼻：

诚然，纵观全国局势和我方实力，正如古语所云，我方抵抗犹如螳臂挡车。法国人疾风骤雨般侵我国土，迫使我主逃亡，陷我民众于惊慌。国土沦丧，各省皆如此，岂我省一地。

应对民众疾苦负责的并非抵抗者，而是侵略者和“为一己私利急于献媚的可鄙之流”，潘廷逢这样写道。

成泰帝既不屈膝妥协，也不武装抗争，而选择了消极抵制。人民仍然忠于他。他潜出皇宫后，辗转于乡村之间，向子民倾诉心中苦闷。百姓鼓励他，拥戴他，正如昔日拥戴先皇，拥护开国皇帝嘉隆帝、黎朝、西山朝、李朝诸帝带领越南人民摆脱中国统治那样。

成泰帝的命运注定如此。伯希和的使命显然不会受到他的欢迎，因为清查书目意味着宗主国染指皇室卷宗档案，但皇帝只能勉强同意这个法国人进入各部门和皇家书库查阅藏书。然而伯希和还要再耐心等上三天，因为次日即1月31日，恰逢越南新年（也是中国新年），“法国大臣” 要前往最后一位享有自由和主权的嗣德帝陵前祭奠。

嗣德帝陵和其他帝陵一样，位于顺化城郊区青山绿水之间，只有守墓人可以在那里居住。嗣德帝生前亲自设计了陵园，其中水陆相宜。地上建有皇家戏院鸣谦堂、供奉安南神龙的和谦殿与纪念先帝生平的祭坛。位于水域中心位置的是流谦湖，湖面长满睡莲。嗣德帝从由谦桥码头登船，行至流谦湖上的亭榭，在那里吟诗作赋。

恐惧中，我颤抖着思考人生之含义

领悟生命之短暂，死亡之永恒

智者抑或愚人，有三尺葬身之地足矣

荣耀抑或财富，顷刻间灰飞烟灭

战火于人，如同风吹云散

前途险恶，命运重如山峦

我试问先灵，奈何无人应答

唯有苟延度日，等待宿命到来

觐见成泰帝六天之后，伯希和被带入藏书楼存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员资料的地方。他是第一个进入这里的法国人，但只允许在里面做短暂停留，眼睁睁看到数量庞大的卷宗却无法查阅。他还被带入国史馆，那里珍藏着嗣德帝的所有作品，还有坚持抵抗法国入侵的绍治帝和明命帝的作品。这两位先帝敌视基督教，曾下令迫害本国基督徒。藏书楼里的六部官员资料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伯希和没能拿到，但他第二天拿到了国史馆里三位皇帝作品的书目。2月8日，伯希和被允许进入相当于皇帝秘书处并负责协调六部的尚书省藏书楼，那里的编年史料保存现状和国史馆一样堪忧。

伯希和发现“书籍归类混乱，书名残缺不全，中国著作和安南著作混杂在一起”，他看到了“安南战争和顺化沦陷产生的影响”，“皇室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古代科学早已无人问津，却找不到用什么来替代 ”。

伯希和的描述显得很严酷，但反映出当时殖民者的一种心态，认为原住民没有能力照看好自己的国家和财物。殊不知伯希和手上的钥匙打开的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展示在他面前的宝藏是越南古国大越国的历史。18世纪 ，曾任兵部尚书的黎文休撰写《大越史记》，用三十章的篇幅记录了越南上千年的历史，此后历史修撰工作一直有序进行。同样在这座图书馆中，年轻的伯希和还发现另一部史书《大越通鉴通考》。另外还有大学者黎贵惇的《芸台类语》、嘉隆帝的《皇越一统舆地志》和1884年勘定印刷的嗣德帝集。

在那里，伯希和发现了上千年的文明遗迹，从中国继承来的文学和艺术始终在不断突破，向前发展。

李朝（1010—1225）的建立宣告中国统治的结束，但文学作品仍用汉语“儒字”写成。以下引自一部受佛教启发著成的冥思集，透露出大越国希望和中国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

任运盛衰无怖畏，

盛衰如露草头铺。

13世纪，随着陈朝的建立，越南当地语言喃字（chu nom）诞生，取代了儒字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喃字和儒字两种语言同时存在，15至16世纪黎朝、莫朝时期，喃字逐渐占据上风，儒教也渐渐取代了佛教。18世纪，《芸台类语》的作者黎贵惇用喃字描述世俗生活，他模仿科举考试中涉及的经义和文书中的文体写成习作：

人说婚龄少女如含苞待放的荷花和青涩的桃子，一心只想有桩好婚事，正所谓好马要配好鞍。少女对夫婿精挑细选，恰如商人寻找可以委托重金之人。

在黎贵惇笔下，少女毫不掩饰对文人的爱慕之情：

看，没文化的富农只会炫耀家里的稻田之深和池塘之大。王恺和石崇两人斗富，瞪着愚蠢的蛤蟆眼看着世间的财富，最后可悲地死去。

文人不畏贫穷，墨即其田，笔即其林。梅臣（梅尧臣）和（吕）蒙正不会贫困一生，他们会像野鹤一样飞上云霄，通向荣誉的顶峰。

发迹前的文人，正如潜龙在渊，等待着甘霖。

从那以后，皇帝诏书、大臣奏折、官方考试、学术著作，以及重大庄严的场合依然使用汉字，但诗歌等文学作品则使用喃字。18世纪，女诗人段氏点用喃字写成著名诗作《征妇吟演歌》（喃字版《征妇吟曲》），标志着汉字彻底走向衰败。有意思的是，这首诗最初由文人邓陈琨用儒字写成，后将其赠给他喜爱的女人段氏点，段氏点用喃字加以改写，结果比原作更加精彩：

愿为君兮解征衣，

愿为君兮捧霞巵。

为君梳栉云鬟髻，

为君妆点玉胭脂。

取君看兮旧泪帕，

诉君听兮旧情词。

旧情词兮换新联，

语新话旧兮酒杯前。

儒字和喃字是连接中国和越南的强有力纽带，两者之间关系复杂。有些法国人希望中越水火不容，正如他们更希望看到大越国分解为安南、交趾支那和东京三部分那样。事实是这样吗？或者如段点氏认为的是互补关系？历史上中越关系几经波折，战事频仍。

“虽汉人、唐人、宋人、元人数次欲吞并我国，将我沦为一省，然皆以失败告终。中国乃我邻国，强于我国千倍，却为何始终不得凭武力将我吞并？实因天意如此，越南得以保全。”坚持抗法的潘廷逢对投降的黄高启这样说道。

越南的抵抗精神源于反抗中国，但也用在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上。学者伯希和参观越南皇家图书馆时，清化省巴亭山区的抵抗还在继续。在东京中部地区，素有“安世虹儿”之称的黄花探领导的起义直到1913年他被叛徒暗杀才告结束。中国虽是越南危险的邻邦，但当时自身也正经受凌辱，敌人同样是西方列强，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

伯希和2月21日返回河内，下一步的任务已经安排好。根据保罗·杜美15日的指令，他将到北京进修汉语。

伯希和不在期间，顺化皇城目录暂由天主教外方传教会成员卡迪耶神父（père Léopold Cadière）保管，以备查用。此时伯希和离开法国还不足四个月，但他不仅已经远渡重洋，而且走遍越南，见到了印度支那总督和安南国皇帝。现在，中华帝国的大门又展现在他面前。年仅二十一岁的伯希和俨然已经成为高级官员和出类拔萃的学者，推行着法兰西帝国的新秩序。

3月2日，伯希和在即将出发之际再次见到杜美，后者将他介绍给法国驻华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伯希和在华期间将听命于这位公使。杜美和毕盛皆值四十三岁，同是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毕盛1885年当选众议员，杜美则于1888年当选。他们都是激进社会主义者，曾猛烈抨击茹费里的殖民政策，还讽刺他是“东京费里”。1885年，法军在谅山失利，茹费里下台，他们继而成为“理性殖民主义者”。然而两人虽在同一政治阵营，但不属于同一派别。杜美是共济会成员，毕盛不是。杜美是克列孟梭的对手，而毕盛却忠于克列孟梭。杜美到印度支那任职前曾在财政部工作，毕盛结束北京任期后将出任外交部长。两人职业生涯虽有交集，但前途却大相径庭：杜美将成为总统，毕盛则一直追随克列孟梭，是名出色的助手。

两人先后被派往远东地区，不同的发展前景并不妨碍他们在1897年之后开展紧密合作，因为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离不开对华政策的配合。1900年初，中国政局显然成为毕盛、杜美及伯希和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东亚病夫”已经奄奄一息了。 sHfqha3LBxoKLhdePzDU+94AioFkfL7KStGI6EqeBHzzf23iwp1se9TvVYOVY8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