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正当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褪淡之际,我参观了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敦煌千佛洞。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洞窟入口处有一块介绍牌,上面揭露了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犯下的“罪行”。此人在1908年“殖民主义鼎盛时期”通过贿赂看守道士劫掠了敦煌藏经洞,带走三千册汉文、印度文、藏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写本和手卷,以及木板画、彩幡、白画、彩绘、雕塑等。这些出自7—11世纪优秀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僧人之手的作品堪称艺术和考古瑰宝,价值不可估量。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国著名僧人玄奘的作品。伯希和的行径简直是十足的盗窃。
我回到法国后,开始了解这个被中国管理员称为“强盗”的人的有关情况。我猜想他应该在某个阴暗的监狱里度过余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巴黎,我了解到这位保罗·欧仁·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兰西学院院士(académicien)和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他是汉学权威,其位于巴黎福煦大街的豪华寓所中摆满了东方古董,他竟然是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汉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将其视为大师,甚至是伟人。他从敦煌带走的写本、手卷、绘画和文物根本没有被海关稽没,而是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和吉美博物馆的展厅里。真可谓无限风光!
我在巴黎见过伯希和的同行和学生。对他们而言,伯希和远非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偷盗者。他直到1945年去世之前,从未停止研究从敦煌带回来的著作和写本,并不断发表学术成果。此外,他还留下数量惊人的笔记、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对古汉语、回鹘语、蒙古语、吐火罗语写本的翻译、评论,以及研究成果。这项整理、注释工作迄今仍未完成。他扩展了世界对亚洲的认识和理解,其贡献可谓空前绝后。他带走敦煌藏经洞中的精品,对它们构成一种保护,因为十二年之后,藏经洞惨遭哥萨克囚徒洗劫。由此可以说,伯希和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但这种论调难以说服伯希和的诟病者。在这些人眼中,即使以科学之名犯下的罪行也不能掩盖犯罪的事实。1908年,敦煌并非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中国政府也从未允许伯希和肆意攫取藏经洞中刚被发现不久的藏品。虽然伯希和的研究对象是丝绸之路史,但他所采用的研究资料上也承载着对中国历史的记忆,这一点怎能被忽视?这些人会说,只可惜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欺辱,伯希和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如果他仅仅想研究藏经洞中的瑰宝,为什么不在这片丝绸之路的绿洲上安营扎寨?
说到底,这就是殖民主义侵略。今天的柬埔寨、阿富汗或伊拉克遭受侵略后,不同样也经历了大规模劫掠吗?
如今,中国人比以前更加市场化,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珍宝在西方国家的画廊或博物馆展出时,只能说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源于他们知道仅仅在一个世纪前,自己的国家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没有。
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写本和绘画?是否应该向中国道歉?至少从道义上讲,这个问题值得一提。
这也正是我希望了解本书主人公的原因所在。
伯希和是一名学者,完全有能力研究并妥善保管带回法国的珍宝。他在敦煌、顺化、北京和柏孜克里克也正是这样做的。同样,他以低廉的价格在越南、中国和蒙古的书店里购买了数万册写本和书卷。今天,几乎所有这些著作和资料都可供研究者使用。
然而伯希和毕竟生活在法兰西殖民帝国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甚至认为亚洲只是科学研究对象,殖民者是师傅,原住民是徒弟。当时世界上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分,无论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葡萄牙,还是美国,殖民帝国的财富当然应该在宗主国保存、展览和研究。这样的世界观经常使对被统治民族的掠夺、剥削和奴役变得冠冕堂皇。
今天,至少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不少民族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标志、印记和完整记忆,相关实物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前殖民主义强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保险箱里。一些国家提出归还的要求,其中包括中国对敦煌文物的要求。
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珍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伯希和是谁?他的目的何在?他一生中经历了怎样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联系了伯希和的后人,发现他们对他知之甚少。我查阅了伯希的朋友、同事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发现他们虽然知道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但对其生平经历却不甚了了。
我越深入研究,越发现伯希和具有多面性,正如在印度和中国经常见到的多头神仙或多头魔鬼那样。伯希和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政客、旅行家、赌徒、特务和殖民者。此人恰似佛陀和大黑天神,收集的不仅仅是书卷,更是生命,而这一切当然打着为了法兰西帝国荣誉和科学研究的旗号。
到底是否应该归还?发言权在法国权威汉学家伯希和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