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全球瞩目的诺贝尔现象

2016年10月3日傍晚，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发现了细胞自噬机制”而独享这一殊荣。至此，日本已有23人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驻日盟军司令部技术顾问、美国著名学者E. A.阿克曼博士在对日本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后曾预言：今后30年中，如果日本人口只达1亿左右，而且外国能始终向它提供有关的资金援助，那么根据它的自然资源条件，日本将有可能恢复到战前1930~1934年的生活水平；在没有海外援助的情况下，将只能逐渐沿着仅仅可以维持生存的水平发展。

然而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如阿克曼所料，不仅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日本奇迹，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随后虽然经济发展持续疲软，但一直是世界最为强劲的经济体。而且在科学、教育领域还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创新人才，取得了大批重要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成果。

从汤川秀树1949年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到2016年日本大学已经培养了2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有23位科学家获奖。尤为突出的是，日本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6年里，平均每年获得1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牌，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其独有的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这个奇迹来自哪里？

一、一次成功的教育改革

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对教育理念、学校制度、课程教学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被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教科书中多了包含尊重人权与个性、世界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知名文学作品，少了孝道忠诚、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道德规范。这被认为是日本政府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为了使大学培养出能够为社会所用的人才，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先后就义务教育、医学教育、特殊教育、私立学校教育、教科书制度、短期大学制度、教师培养制度等诸多问题向文部省提出了多份咨询报告。

1963年1月，中央教育审查会议向文部省提出了“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大教育规模、增设理科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充分保障大学的财政状况等建议。以此为起点，日本大学教育开始了高速发展。

大学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众化。大学数量大幅增加，1960~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增加了75%。大学生数量大幅增加，1970年的在校生数量为168.5万，而10年前这一数据仅为71万。广泛普遍的高等教育为大幅度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奠定了基础。

日本大学的学科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大了对理工类人才的需求，工程类学生的比例从1960年的15.4%上升到1970年的21.1%，人文学科类学生的比例则从1960年的15.4%下降到1970年的12.7%。

教育经费的增长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日本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到1977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8.02%。同时，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也稳步上升，从1960年的13.4%上升到了1970年的16.9%，中间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18%。

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日本的大学教师获得了更多研究自由，以及稳定的经费支撑，学生有了更多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和科学研究训练，这也是日本诺贝尔奖集中于几个大学的原因之一。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1982年日本在5个科学领域中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2534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33744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当年世界总论文发表数量仅为121739篇。

教育改革带来的科技发展，以及培养出的大批高质量的专门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让日本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历经10余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二、活跃的产学研合作

“中京工业地带”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都市圈，由名古屋市与丰田市等城市一起形成。名古屋大学便坐落于其中。

1990年，名古屋大学便设立了和企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室和研究器材与企业共同使用，积极推进了产学研合作。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是开展产学合作研究的一个典范。他非常重视国家之间、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交流合作。“虽然日本当时在许多领域已经具有比较高的论文引用频率，但是产生强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因此，需要借助产业界来使研究成果走向应用，以扩大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这就要求大学高度重视产学合作。”在此种理念之下，野依良治和高砂香料工业、帝人株式会社等产业界合作伙伴开展协同创新，最终在不对称合成反应领域取得了重大科技突破。

名古屋大学渡边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名古屋大学所在的制造业发达的名古屋地区，有丰田汽车等集团，应该说名古屋大学的工学和产业界联系最为密切，开展产学研合作是一个重要内容。”

在高等教育经费受限，日美“技术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产学研合作在日本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等日本国立大学也都建立了产学合作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譬如，东京大学小柴昌俊主持的神冈探测器项目就离不开企业的大力支持；田中耕一获奖更表明日本的企业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已具备了做出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的实力。

产学研合作让日本的学界和产业界实现互惠双赢，大幅度地提升了大学和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

三、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这个2%的目标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不久即告达成，而我国2015年科研与发展经费投入也达到2.07%。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发投入强度就接近我国今天的水准。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及GNP之比见图3-1。

资料来源：news.sina.com.cn/pl/2016-10-05/doc-ifxwkzyh4231591.shtml。

尽管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还是达到2.62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的2.11%，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额，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主要国家研发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推移见图3-2。

资料来源：news.sina.com.cn/pl/2016-10-05/doc-ifxwkzyh4231591.shtml。

而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发费投入强度一直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也丝毫没有降低科研投入。以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梶田隆章主持的超级神冈探测器为例，该探测器始建于1991年，耗资约104亿日元。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这一时期，日本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提高到2%，并且以每年10%~20%的增幅迅速增长。

四、“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这个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法律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1996年，日本内阁依据上述基本法制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年3月，又推出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在当年10月日本科学家野依良志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日本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

50年30个诺贝尔奖目标的提出，遭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基金委员的质疑。不管这一计划究竟带有多少功利的目的，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在3%以上，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日本政府仍然十分重视本国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过去的16年里，这个计划展示了惊人的完成度，在不到1/3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半的进度。 CjxUEIEH2d5r97Fskej2YMN8FNnCnMuHll+Xarx24msp36qsdPF1/FVE9s7xlT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