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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4日，先期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与红3军会师。会师之后，两军统一进行了整编。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第6师；红6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两个军团总兵力七千七百余人，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两军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从此，两军结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2、红6军团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到既牵制敌军，又寻求自身的发展，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两个军团领导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令红6军团与红2军团分开，单独挺进湖南西部的乾城（今吉首）、凤凰城、松桃等地区，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这一意见是基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需要做出的。根据最高“三人团”设定的目标，中央红军西进将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行动，最终在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要求红2军团继续留在黔东地区，而以红6军团单独进军湘西，争取在湘西地区能够形成一块大的根据地，“放下背包再打仗”。
红2、红6军团领导人则从敌情、地形和两军团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对行动方针的审慎研究，认为：两个军团应该集中统一行动，合则形成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军各个击破。同时认为：红6军团不应该单独进入松桃、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红2军团也不应该继续留住黔东地区，而应合兵挺进澧水上游区域，在湘西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地区发动攻势，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木黄红2、6军团会师旧址
红2、6军团会合标语
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符合战争实情的决策，也是当时红2、红6军团发展的唯一选择。松桃、乾城、凤凰城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不但驻有陈渠珍的新编第34师，而且土著武装很多，枪支不下数万，加上当地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隔阂很深，红6军团孤军深入很难立足。而以梵净山区为中心的黔东根据地当时很不巩固，且高山峻岭，地幅狭窄，人烟稀少，湘川黔三省的国民党军正对黔东根据地形成合围，各省的反动民团、保安团也结成了“剿共联防”，红2军团坚持斗争困难很大。而湘西北的永顺、桑植、石门、大庸、慈利地区，地处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地域广阔，敌人力量薄弱，且派系林立，战斗力不强。更重要的是湘西党的影响比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且是贺龙的老家，也是他率部长期活动的地方，旧部亲友众多，在当地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容易打开局面。贺龙说：“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嘛。”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贺龙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两个军团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最终接受了贺龙提出的建议，决定红2、红6军团一起挺进湘西北，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2军团领导人（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红2、红6军团挺进湘西北的决策，遭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控制下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坚决反对。李德控制的中革军委致电任弼时等人，认为红2、红6军团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要求两军继续分别受中央和军委直接指挥，红6军团立即向乾城、凤凰城等地区出动。
南腰界红3军司令部旧址
红2、红6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于10月28日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申明理由，指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2、6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两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同一天，即10月28日，红2、红6军团由贵州、四川交界的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湘西北进军。
但10月29日，中革军委再次发出电令，严厉指出：“2、6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并具体划定了两个军团各自活动的地域。贺龙、任弼时等人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不顾“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和军委的反对，决定：坚持原定方针和计划，两个军团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北的决策不变。
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整装踏上征程。
由南腰界至湘西北地区，需要穿越国民党军陈渠珍的防区。这一带在清朝时期属于与少数民族居住区接壤的边地，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为镇压土家族、苗族人民的反抗，在此实行了屯防制，修筑了一千一百多个碉堡和一百多里长的边墙，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又加修了许多碉堡，防务严密。为避开强敌，达成突然袭击的效果，贺龙、任弼时等人对两军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以黔东独立师一部向西开进，然后转而向南，进入铅石坝、枫香溪一带，吸引敌军。红2、红6军团则首先向北开进，以兜圈子的方法，力争把陈渠珍的部队从湘西调出，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南腰界红军烈士墓
10月30日，红2、红6军团进入四川的酉阳县境内。守城的川军独立第2旅旅长田冠五曾是贺龙的部下，贺龙修书一封，晓以利害，言明只是过境，不占地盘，要田冠五让开大路。田冠五果真听话，见红军入境，就率部弃城。红军顺利进入酉阳城，然后转向东北，在湖北咸丰县的百户司渡过酉水，向湖南龙山县招头寨行进，摆出一副要回师湘西的姿态。陈渠珍果然中计，害怕红军会攻入他的老巢，急调主力三个旅共一万余人，由永绥、保靖向北运动，企图将红军阻截于湘西之外。但当国民党军接近招头寨的时候，红2、红6军团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川军、黔军的羁绊，甩掉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疾速前进进入湘西北，于11月7日占领永顺城，缴获了大批物资。
红军在永顺休整7天，做冬衣，打草鞋，医治伤病员，并开展了深入的发动群众和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翻身解放的群众踊跃参军，很快就组建起两个新兵连。经过休整，两军官兵空前团结，面貌焕然一新。
永顺，是湘西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红2、红6军团攻占永顺，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位于鄂西的国民党军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急调三个师开赴洞庭湖畔的津市、澧县，与湘军部队联系，构成防线。湖南军阀何键本来已经因中央红军进入湘南而焦头烂额，红2、红6军团的行动则又在他的心窝扎进了一刀，他既要全力以赴堵截中央红军，又深恐红2、红6军团趁势在湘西北发展壮大，因此严令陈渠珍立即尾追，务求全歼红2、红6军团于立足未稳之际。红军攻入湘西，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陈渠珍也不敢怠慢，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以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率四个旅十个团计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
敌军蜂拥而至，红2、红6军团面临开辟湘西北根据地的第一仗。能否打好，直接关系到能否立足湘西，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贺龙、任弼时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开会，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认为何键湘军的主力此刻都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鄂军徐源泉部分散于鄂西和洞庭湖畔，暂时也无法集中作战，红军要对付的实际只有陈渠珍部的十个团。而陈渠珍所部虽然人员、装备优于红军，但官无规束，兵无严纪，官兵多吸食鸦片，且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实际战斗力并不强，却骄横无比。红军作战部队虽然只有六千余人，但正如贺龙所说的那样：“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同时红2军团曾长期在该地区活动，熟悉地形，又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因此确定：坚决打好第一仗，以在湘西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并乘胜发展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具体方案是：暂时放弃永顺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选择有利地形，集中兵力，聚歼来犯的陈渠珍部敌军。
11月13日，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2、红6军团遂按既定计划弃城，主力隐蔽北撤，只以少部兵力与陈部保持接触，边打边退，故意示弱。贺龙、任弼时等人边走边谨慎地选择最有利的歼敌时机与地点。
第一个伏击地点选择在永顺城北的钓矶岩附近，贺龙仔细查看后，说：“这里不行，离城太近。如果围得不紧，敌人就会逃回城内，再要打就困难了。”第二个伏击地点选择在吊井岩，但勘察后发现地幅太小，最多只能围歼敌军两个营，遂又放弃。后来又先后选择了两个地点，又都因为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军而放弃。红军部队继续北撤，耐心寻找战机。陈部则以为红军是怯战退走，越发骄狂，倾巢出动，紧追不舍。
最终，贺龙将设伏地点选在了永顺以北九十里处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这里南北长十五里，东西最宽处四里，谷底平坦，村寨较多，可容纳大量敌军。寨中多为木板房，易于攻击。谷地两侧林木茂密，便于隐蔽，且坡度较缓，利于多路出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地点。
贺龙伫立谷顶，对照地图用马鞭指点现场，向师团干部部署任务：以红2军团部署于毛坝和杉木存附近，堵住谷口；红6军团埋伏在谷地东侧的山林，准备从两翼出击。他说：“这是一个大口袋。你们回去要告诉大家，打埋伏要万分小心，一定要隐蔽好。敌人进了口袋，打冲锋要突然、迅速，一下子冲到敌人眼前，插到敌人堆里，打得越猛越好，使敌措手不及。”
十万坪大战贺龙指挥部旧址
16日上午，红2、红6军团秘密进入指定位置，隐蔽待敌。下午4时左右，国民党军先头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谷地，到达碑里坪后，众官兵开始号房埋灶，准备就地宿营。贺龙见敌军已全部进入了伏击圈，一声令下，红6军团突然从山林中杀出，居高临下，向周燮卿旅发起猛攻；红2军团则扎紧谷口，从正面猛攻龚仁杰旅。国民党军猝不及防，人虽多却摆不开，根本无法构成防御体系，仅仅两个多小时，就被红军大部歼灭。红军乘胜追击，又在总河抓住了担任断后任务的国民党军杨其昌旅，在萧克的统一指挥下，红6军团第51团与红2军团第18团并肩突击，密切协同，不到两个小时，又消灭了杨其昌旅大部。18日，红军重占永顺。
十万坪大战战场旧址
龙家寨战斗，红2、红6军团共歼灭湘军陈渠珍所部三个旅大部，毙敌一千余人，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红2、红6军团旗开得胜，迅速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可靠基础。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萧克重返湘西，探寻昔日战场，以“万坪大捷奠大业”来概括龙家寨战斗的非凡意义。
红2、红6军团在湘西北取得胜利之时，正值中央红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贺龙、任弼时等人对党中央的处境非常关切，龙家寨战斗后，决定以红49团三个连在永顺、保靖展开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主力立即南下，准备渡过酉水，向中革军委所规定的永绥、乾城、松桃、凤凰城地区发展，给陈渠珍部以更大的打击，全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部队进至酉水岸边，发现陈渠珍早有防备，布防严密。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立即放弃南渡酉水的计划，率队转向东北，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并与已经解放的永顺连为一体，构成了新苏区的雏形。
此时，中央红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中革军委改变态度，认可了红2、红6军团的行动。11月13日，中革军委致电红2、红6军团：“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进至宜（章）、郴（县）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2、6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区域。”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旧址
3天之后，1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贺龙、任弼时等人，要求红2、红6军团“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并确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两个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成立湘鄂黔川边军区，贺龙、任弼时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地方武装。
11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开始发起湘江战役，迫切需要红2、红6军团积极行动，最大限度地牵制湘军，配合中央红军强渡湘江。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红6军团：“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命令具体规定了红2、红6军团的行动方向，“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同时指示，应以一部兵力和随队行动的地方干部担负巩固新区的任务。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任弼时、贺龙等人研究后确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6军团第49、第53团和红2军团第16团以及随红6军团行动的原湘赣苏区地方干部留守新区，担负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贺龙、关向应、萧克率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担负出征沅水地区的任务。
12月初，红2、红6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准备夺取沅陵，进军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地区阻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侧后，调动湘军回援，配合中央红军行动。7日，部队奔袭沅陵，但由于守军4个团防范严密，袭击没有成功。
红2、6军团一部
湘鄂川黔根据地红2、6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
贺龙、关向应、萧克等人果断改变计划，率部沿沅江东下，直趋常德、桃源。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何键生怕红军拿下常德，直趋长沙，准备撤下部分主力回援湘西。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央红军方为心腹大患，生恐撤兵会影响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坚决不允，另调位于湖北的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乘船急赴常德、桃源布防。
独立第34旅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训练有素。旅长罗启疆骤负大任，踌躇满志，决心以“决战防御”和红军在常德外围一决高下。他以第701团驻防桃源以北的梧溪河，第702团位于陬市、河洑，第700团驻守桃源，旅直属队和当地保安团负责常德城防。罗启疆的意图是：首先凭借优势装备，设置几道防线，坚守要点，在防御战斗中消耗、疲惫远途来袭的红军，然后集中主力进行决战，确保常德。但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完全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一无所知，因而分兵防御，各团之间相距达数十里，难以相互呼应，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贺龙立即抓住了罗启疆部署上的漏洞，决定首先奔袭梧溪河之敌，然后集中力量将敌各个击破。然而，就在红2、红6军团部队即将发起战斗的时刻，中革军委的一纸电令让贺龙等人陷入为难的境地。中革军委反对红2、红6军团东进常德、桃源，坚持要两个军团继续南下，在沅水上游或泸溪、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位于黔阳、芷江、洪江的国民党军部队，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和向湘鄂西推进减轻压力。12月14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红6军团，明确两个军团主力应挺进沅江上游，只同意以一个支队向桃源方向活动，牵制、迷惑湘山之敌。
湘鄂川黔省纪念馆
回兵南下，意味着要放弃极为有利的战机；继续东进，则与中革军委指示的意图显然相悖，何去何从，贺龙等人面临抉择。贺龙反复思考后，坚定地说：“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得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挨点批评也合算。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关向应、萧克同意贺龙的意见。
12月15日，天降大雨。入夜之后，红军踏着泥泞的道路，在大雨、夜色的掩护下，急速前进，一夜行进百余里，于16日拂晓突然对梧溪河之敌发起进攻。
梧溪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红军先头红12团在行进中一举突入梧溪河西山的国民党军阵地。国民党守军第701团没有想到红军会雨夜突袭，陷入了慌乱，但独34旅毕竟是主力，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展开猛烈反扑。红12团力不能支，被迫后撤。在此紧要关头，贺龙率红4师主力和红6师第18团赶到，首先制止了敌军的反扑，然后指挥部队重新发起冲击。雨声、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山谷，红军官兵个个奋勇，完全在气势上压倒了敌军。国民党军第701团再也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很快瓦解，拼命南逃。
罗启疆接到梧溪河遭袭的报告后，命令驻桃源的第700团主力增援。但增援部队先头刚到梧溪河南侧，就被溃退的第701团冲散，不战自溃，与溃兵一道逃往常德。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湘西攻势，共击溃国民党军十五个团，歼灭其中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进攻沅陵，包围常德，极大地威胁了湘军和蒋介石嫡系中央军部队堵截中央红军作战的总后方，迫使国民党军从堵截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中抽调3个师驰援湘西，并使鄂西之国民党军未能入川作战，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与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极大地减轻了红军西进入黔作战的压力。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碑
任弼时、贺龙等人既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任务，又以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抵制了“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中央与中革军委的错误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确定行动方针，率部横扫湘西，连战连捷，创建出以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九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四五十万人口的湘鄂川黔苏区，成了红2、红6军团生息与发展的战略基地，也成了中央苏区陷落后长江以南区域唯一一块红色根据地。
史料链接
★贺龙买桥
永顺，是湘西地区的一座山中小城。猛洞河穿城而过，将小城一分为二，河上的木桥成了沟通来往交通的必经之路。
木桥位于永顺城中，湘西一带百姓称之为“花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石砌的梭子墩在河水中排成一线，两丈多高的墩顶直架着12根粗大的圆木，圆木上铺着厚厚的衫板。上层主体是木榫板壁，撑起了高大的斗拱阁楼，两侧雕栏飞檐，绘有“喜鹊登梅”、“二龙戏珠”等民间传说。
红军占领永顺后，国民党军陈渠珍部重兵来犯。大战在即，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却拿上鱼竿坐到了“花桥”边钓鱼。说是钓鱼，眼睛却不看浮漂，直盯着桥上的雕梁画栋出神，连鱼上钩了也不理会。过了许久，方让警卫员叫来了工兵连的一位班长，说：“你给我估算一下，照时价，木料加建工，造一座这样的花桥需要多少大洋？”
这位班长参军前是个木匠，建过花桥。桥上桥下仔细查看了半天，很快算出了大致数目，需要大洋一千块。贺龙微微点头，收起鱼竿，返回了指挥部。
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齐聚指挥部，研究退敌方案。贺龙已是胸有成竹，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设想，说：“敌人已经距永顺不远了，我们主力不守城池，北撤寻找好的地点打敌人的埋伏。6军团派一个团作后卫，除边打边撤，掩护主力，并诱敌上钩外，还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烧桥！”
“烧桥？”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感到不解。
“烧桥。陈渠珍的队伍我了解，你越断路，他越觉得你不敢打，就越要盯着你。我们就搞得惨一点，像个逃跑的样子，让他的尾巴翘得高些，越高越好！”
萧克、王震拍手叫绝。两人交换意见后，说：“烧桥和诱敌的任务交给郭鹏的51团怎么样？”
贺龙点头赞同。任弼时说：“桥，现在烧了，仗打完后要重造。我们是红军，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造桥的钱我们要出。贺军长已经让人估算过，一千块大洋绰绰有余。关副政委已经给城里的开明人士开过会了，让郭鹏他们马上到供给部取钱，送到商会会长家。”
一千块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红51团团长郭鹏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派人专门护送，把一口袋银圆送到了商会会长处。自己则带上1营到达桥上，浇煤油，堆木柴，准备点火。
不料，过了一会儿，却见送钱的人提着口袋汗淋淋地回来了，说：“那个会长死活不收钱。”郭鹏急了，喊道：“送钱都送不出去，你的脑袋进水了？耽误了烧桥，我枪毙你！”送钱者委屈地说：“那个会长一见到大洋，脸都吓白了，直说我们在开玩笑，还要拿钱给我们。我们怎么解释都白搭。”团政委苏杰见状，说：“老郭，你继续准备，我去看看。”
苏杰等人来到商会会长家。会长已经八十多岁，见政委亲自来送，方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是真的，老泪纵横，好半天方说：“老朽生在前清，见过的队伍无数。你们红军不搜刮百姓就是仁义之师了，还要花钱打仗，旷古未闻啊……”
大洋送出去了。但桥头却出现了麻烦。红军刚刚点火，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出来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哭哭啼啼，称自己是靠在桥上摆摊糊口的人，烧了桥就没法活了，要么红军给钱，要么就与桥同归于尽。
郭鹏、苏杰百般解释，那群人就是待在桥上不动。敌军已经逼近县城，没有办法，两人只好向王震政委报告。王震听后，沉吟片刻，说：“要赔就赔到底吧。你们团再掏两百块大洋，分发给群众！”
郭鹏、苏杰叫苦不迭，说：“我的政委啊，我们饭都吃不好，从哪里找两百块大洋？”
“那我不管，”王震的回答不容商量，“反正不能损害群众利益，更不能不按时完成烧桥任务！”
两人回到桥上，苏杰说：“没有办法了，只好发动大家凑钱。”郭鹏同意，首先掏出两块大洋放到了苏杰手中，转身对众官兵叫道：“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掏干为止！”
大家正在凑钱，一阵风过，桥上的火焰猛起。等候领钱的人群中有人喊道：“桥上有东西！”原来红军到来前，城里的富户人家悄悄地把细软、财物、烟土藏在花桥的板缝里。火舌一起，噼里啪啦地往河里掉。桥上的人群见状，不再与红军纠缠，纷纷跳到河里捞财宝去了。
51团顺利地完成了烧桥任务，刚刚撤到城边，国民党军部队就进了县城。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国民党军旅长周燮卿见红军烧掉花桥，哈哈大笑，称：“人人都怕贺龙，我偏不怕！他烧桥断路，是害怕我们，逃命去了。我要追上他，活捉他，根绝匪患！”
第二天，国民党军倾巢出动，在桥墩搭上木板过河，一路紧追北撤的红军不放，最终被红军诱入了十万坪谷地，遭到歼灭性打击。周燮卿等人率残部好容易逃回永顺，一到猛洞河边，全傻了眼。贺龙先敌一招，派出小分队撤掉了木板，只给他们留下了空荡荡的桥墩。红军大队人马追到河边，国民党军被歼大部，只有少数人沿河岸突出包围，侥幸逃得性命。
★模范会师
1934年10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2军团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会师。红3军视来自中央苏区的红6军团为老大哥，对带来中央红军光荣传统的红6军团有着钦慕之情。尽管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但以最大的热情帮助红6军团的战友。贺龙事无巨细，亲自部署一切，要求尽最大的努力保证红6军团官兵好好恢复体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官兵睡好觉，吃饱饭，二是洗澡、理发、洗衣服，三是打草鞋。他还专门下令，从红3军挑选了部分乘马和轻机枪送给了红6军团。红3军上下齐动员，承担了驻地等全部的岗哨勤务。官兵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省下粮食、肉和盐巴送给战友，有的组织队伍上山打茅草给红6军团部队垫铺，有的拿出自己所存的草鞋筋子帮助打草鞋。浓浓的战友情荡漾在会师的部队之中。
红6军团由湘赣根据地初到地形、民情、风俗截然不同的黔东地区，对与当地人民血肉相连的红3军有着依存心理，同时也对贺龙领导的红3军战绩早有所闻，特别是对贺龙的传奇经历更是崇敬万分。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红3军中的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层党、团组织瘫痪。任弼时主持两军联席会议，初步纠正了红3军中的左倾错误，并与萧克、王震从大局出发，将红6军团政治部与红3军政治部合并为红3军政治部，并将保卫局完整地调给了红3军，还选调了一批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3军师、团两级政治机关工作，从而使红3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制度逐步健全。
正是这种高度的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党性原则，奠定了红3军与红6军团团结协作、共同战斗的坚实基础。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两军已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次会师也因此而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史上著名的“模范会师”。
10月26日，两军会师大会在南腰界举行。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祝贺两军会师的贺电后，抬手一指贺龙，高声说道：“六军团的同志天天想看到的贺龙，就是他！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的贺龙军长！”
贺龙登上方桌，笑容满面，说：“同志们啊，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咯。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单刀，不是双刀，我拿了一把，另一把在我把兄弟的侄子手中哩。……”全场爆笑，统帅与士兵的距离骤然拉近。
贺龙接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是从井冈山来的，那是朱德、毛泽东同志创建的苏区，朱毛红军一直是我贺龙和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热烈地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老师！”
“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一阵，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用烟杆一敲自己的草鞋底，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
两天之后，整编后的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精神抖擞，跟随贺龙、任弼时踏上了进军湘西、开辟新苏区的征程。
★红2、红6军团序列表（1934年10月～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