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南路军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总司令，由粤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司令，由湘军部队组成。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构筑了各种碉堡、工事，形成了数道严密的封锁线。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了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

红军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动摇自身的统治，因而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兵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以重兵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构筑防线，防守广东，且派员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西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

广东军阀陈济棠

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而这对其来说正中下怀，因而并没放在心上。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他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令南路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

王母渡国民党军碉堡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陈济棠的粤军沿桃江构筑的防线，位于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共部署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这道防线后来被称作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陈济棠只以部分兵力分驻各地，“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以示其执行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而将主力集结于纵深，以便机动。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段突破粤军防线；红9军团在红1军团后跟进，红8军团在红3军团后跟进，分别掩护左翼和右翼安全；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突破粤军防线后，全军向湘南前进。突围时间确定在21日夜至22日晨。

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但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陈的前沿部队了解红军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

战斗首先在江西安远与信丰间打响，红1师第1团向新田攻击前进，粤军守军一个团认为是“土共”、“游击队”骚扰，以两个营出击，遭到红1团迎头痛击，仓皇逃跑，红1团乘胜追击，进占新田。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也攻占百室、韩坊、固陂。红军旗开得胜。

激战一夜，粤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遭受小股游击队的骚扰，而是面对红军主力的大规模行动，遂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即全线后撤，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部队也遵守协议，对后撤的粤军未作深远追击，主力按照原定计划向信丰东南地域推进。

红4师师长洪超

22日，左路红1军团部队与从重石、版石退往安西的粤军第1师两个团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红1军团部队发起追击，共歼灭其约一个团，并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3军团在向白石圩前进时，前卫红4师第11团突遭粤军截击。师长洪超指挥红11团奋力反击，很快将粤军击退，但洪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至22日，红2军团部队占领坪石、固陂。红8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口、大垅方向前进。

洪超烈士墓

粤军第1师退守安西后，惊恐不定，数次向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求援。余汉谋也搞不清红军真实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了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两个团向北佯攻，接应和掩护第1师南撤。但红军的目的并非攻占安西，而是震慑粤军，保障主力西渡桃江。23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继续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处之敌，主力转兵西进。红1军团绕过安西，与红3军团并肩疾速西进，直向桃江。24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3军团主力占领大塘埔等地，两军团的前锋部队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红军先头部队渡江，抢占西岸要点，掩护主力过江。红3军团第5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1军团第2师向广东乌径方向推进，严密屏蔽着渡江通道。25日，军委第1、第2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从信丰南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陈济棠将主力全部撤至大庾（大余）、南雄、安远等地转入防御，以防红军进入广东。此刻，湘军何键部队仍然分散各地担负“清剿”任务，湘南、湘中只有部分地方保安部队；担负“追剿”任务的蒋介石嫡系薛岳部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地区，短期内无法赶到湘南、粤北地区。国民党军力量分散，再次给予了红军西进的良好战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完全判明红军意图之际，迅速沿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湖南汝城和广东城口之间地区前进，并确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于大庾、南雄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相继占领汝城。

兵贵神速，对于突围西进的红军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红军只有快速行动，方能抓住瞬间即逝的战机，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突出重围，摆脱险境。但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却使得红军步履艰难，一步一顿，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离开中央苏区时，博古、李德等人不仅下令带上了众多非战斗人员，而且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印钞机、机床、医院的“X”光机等各类笨重机器，乃至于桌椅板凳都进行了包装，雇请了上千名挑夫，加上中央教导师和各单位原有人员，组成了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队伍，肩挑人抬，全部携带上路。这些“坛坛罐罐”，加上各种非战斗人员，构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非战斗人员占到了红军西进部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行动极其迟缓，有时一天只能走十至十五公里路。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

红军送给汝城群众的棉毯

机动灵活，本是红军部队作战的典型战法。但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行进，昔日来去无踪的红军部队此刻却变得步履蹒跚。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从离开中央苏区起，红军一直采取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殿后的甬道式部署行进。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由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变成了一个轿子，合力抬起中央、政府机关与沉重的辎重行装，机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时间就在这种缓慢的行进中一点一点地被销蚀了。

城口旧照

蒋介石接到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迫近湘南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急电陈济棠、何键，令其火速出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坚决堵击红军西进。同时令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部队，迅速集结开进，参加“围剿”行动。

蒋介石心急如焚，但此时国民党军却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部署。湖南军阀何键部虽欲全力阻止红军进入湖南，无奈部队尚在收拢并次第向湖南衡阳、郴县之间集结，在湘粤边地区只有一个旅和部分地方保安团，对堵截红军是有心无力。唯一能够立即投入堵击红军作战的粤军陈济棠部队则另有打算。桃江沿岸的交手，使陈济棠充分领教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既怕红军挥师入粤，又不愿正面堵截红军，况且他已经与红军签订了让路协议，更不愿与红军死打硬拼。为了敷衍蒋介石，他只命李汉魂率三个师赶往乐昌、仁化、妆城附近，参加堵截行动，而将主力第1、第2军和几个独立师部署于粤赣边地区，防止红军南下，确保广东地盘不失。同时令参加堵截红军的部队小心行动，切不可贸然出击。因此，李汉魂率领堵截的部队行进缓慢，行进数日，才只有一个旅赶到了仁化地区。

各路国民党军行动参差不齐。如果红军这时能够抓住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创造战机，完全有可能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彻底打乱国民党军的追堵部署，争取主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方针，由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主义、堡垒主义变为了战略转移中典型的逃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敌人来了打一下，打完之后就走，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一味避战，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10月29日7时，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一地区地处湘粤两省交界的山区，虽然守军以保安队居多，但没有见过正规红军，且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快，防务松懈，但道路沿线碉堡相连，大队红军通过也非易事。因而，中革军委于11月1日令红1军团夺取城口，红3军团夺取汝城，撕开突破口，掩护主力迅速通过。

担负奔袭城口任务的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在营长曾保堂的率领下，急行军220多里，于11月2日夜奔袭得手，夺取城口；红3军团部队进到汝城城下后，发现汝城守敌较多，短时间内不易攻取。中革军委遂于11月5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兵分三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和军委两个纵队、第5军团为中纵队，红1军团第2师、红9军团等部为左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穿越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当日，红军各纵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至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对红军西进的路线有所判定，认为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遂于11月6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紧急“堵剿”电令，令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位于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间地区，利用原有的碉堡加强工事，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堵截红军西进湘西。同时令嫡系薛岳的追剿部队昼夜兼程，由江西、福建赶赴湖南。

1934年11月8日，中革军委关于红3军团在良田、宜章突破敌军封锁线的命令

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向西则进入湖南，向南则插入广东，直接威胁着何键、陈济棠的统治地盘。何键与陈济棠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湘军以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郴县、良田、文明司等地，粤军将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当时，粤汉铁路虽未全线通车，可部分路段已经能够短途使用，湘军、粤军利用铁路、公路运送部队，并使用筑路的物资、器材构筑工事，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很快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毕竟心怀鬼胎，湘军和粤军都把堵住红军不进入自己的防区作为第一要务，因而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均为“先堵后剿”，将主力控制在纵深，在力保地盘不失的前提下，再准备利用道路交通方便的条件，从南北两侧向红军部队进行挤压。在部署上，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配置兵力不多，在九峰坪仅有粤军一个团，并没有堡垒；乐昌只有粤军两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第15师的一个团。

红军此刻正行进在韶关以北乐昌地区的五岭山脉中。山高路窄，加上行装笨重，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全走一条路，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很慢。11月6日，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西进计划，向北翻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下，甩掉追兵，在山口山一带休整，然后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建议，顽固坚持既定的西进方针和路线不变，只是命令红军尽快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夺路前往湘鄂西。

彭德怀

杨尚昆

11月7日11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提出了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指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何键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付我们；而粤军疑蒋入粤，目前与蒋介石无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建议“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封锁。三军团本着原计划西进，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机略取宜章，不得即监视之。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九峰之敌无大企图，可驱逐之”。

中革军委接受了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7日16时，中革军委对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做出部署，决定：红军在宜章以北之良田和宜章东南之坪石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红3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以北通过；红1、红9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5军团视情况而定。红8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严密警戒汝城。并指出：为保证红军通过乐昌、坪石封锁线，红1军团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牵制乐昌之敌。

红1军团部队到达麻坑圩后，军团长林彪亲自利用粤军留下的电话线，冒充国民党军军官，与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话，得知粤军邓光龙部三个师三个团已经进至乐昌，并以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闻言，十分震惊，挂上电话后，马上命令第2师第4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必须抢占九峰山制高点。第4团在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疾速前进，抢在粤军之前占领了九峰山，接着又拿下了九峰山南侧的茶岭。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占领了良田。两支部队扼守左右两翼，掩护全军安全通过了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

红军继续西行，很快就与在郴县、宜章地区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与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对湘南敌情有了充分的了解，获取了宜章、嘉禾、临武等地国民党军力量依旧薄弱的重要情况。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郴县，牵制湘军；一部兵力攻占宜章，拒阻粤军，主力从宜章、郴县之间地区通过并向临武、嘉禾前进，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宜章，此刻成为红军西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担负攻占宜章，打开西进通道任务的红3军团本来决定以红5师全部和红6师主力并肩西进，首先突破章桥市、万会桥之线，然后相机占领宜章城。但在9日，彭德怀获悉宜章没有国民党军正规军部队，仅有地方民团据守，立即改变计划，确定以第6师第16团为先遣支队，配属军团迫击炮营，对宜章实施远程奔袭。而以红5师主力、红6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随后跟进。

10日，红5师攻占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6师第16团立即出发，团长李寿轩、政治委员于端祥率领团队，在游击队的引导下，冒着倾盆大雨向宜章疾进。当部队逼近宜章城时，遭到民团的拦截。红16团在行进间发起进攻，民团根本无力抵抗，顿作鸟兽散。红16团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并很快扫清城外据点，包围城池。当地群众见红军到来，纷纷出来迎接，三百多名筑路工人主动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城内守军见状，魂飞胆破，半夜弃城逃跑。12日拂晓，城门大开，红军不战夺取了宜章城。在此期间，红1军团以一部北进，连克堡垒百余座，切断郴县至宜章的大路，威逼郴县，使得湘军惊惶不已，急忙收缩固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行动。

至此，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打开了西进的通道。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红3军团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功勋卓著。11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通令表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期胜利。红军部队在艰难的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坚强意志、高昂斗志与锐利攻击力，令对手胆寒，也保证了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设置的重重壁垒，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

然而，“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博古、李德等人武断、愚蠢的指挥，使得西进的红军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难以充分施展红军灵活机动的作战特长；甬道式行进的撤退部署，消极避战的作战指挥，庞大笨重的行军行列，还有避开大路专走小路的西进路线，等等，把战略转移变为了逃跑行动。尽管有与粤军的借道协议，尽管前锋部队夺关抢隘，但八万多红军队伍拥挤在五岭山脉南岭、大庾岭、骑田岭中崎岖的山路上步履蹒跚，整个队伍如同一个被坚冰阻塞的板块，行进速度迟缓得令人难以置信。红军为此付出了代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三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九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八千六百余人。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国民党军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红军为此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加严酷的战斗。

史料链接

★城口奔袭战

城口镇，位于广东省与湖南省交界的山区，河水环抱，四周为起伏的山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公路由镇中穿过，是从粤入湘的必经之路。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这里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地方民团，有七百余人，凭险固守，卡住了红军西进入湘的通路。能否迅速拿下城口，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迅速通过国民党军所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夺取城口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

1934年11月1日下午，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亲自向1营营长曾保堂部署任务。从部队驻地到城口，需西行一百一十多公里，沿途要经过民团、保安队设置的碉堡、路卡。林彪命令1营黄昏出发，务必在11月2日天黑前赶到城口，并迅即发起战斗，抢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夺取城池，并就地坚守阵地，保障大军西行。左权参谋长令1营沿大路跑步行进，争取时间，沿途如遇民团，不许纠缠，可冒充国民党正规军通过，实在不行就硬闯，一步不可停留。聂荣臻政委最后要求1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敌人主力未到达前夺取城口，使部队能从这个唯一的口子突出去”，并语重心长地嘱咐曾保堂：“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

曾保堂热血沸腾，向军团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回到驻地，马上集合全营，传达军团首长命令。官兵斗志昂扬，高声表示坚决完成为全军夺路的任务。夕阳西下，队伍出发。按照左权的指示，曾保堂命令全体人员上刺刀，呈四路纵队沿大路跑步前进。全营三个连加团里配属的侦察排如离弦之箭奔向城口。

走出不远，一个碉堡横在路旁。守堡的民团拉动枪栓，厉声发问：“干什么的？”开路的红军侦察排战士边跑边骂：“老子是中央军，你们诈唬什么？有胆子下来看看，惊动了红军，老子毙了你们。”不知道是真的把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还是胆量有限，完全被红军的气势所镇住，民团士兵没再吭声，也没进行阻拦。不仅如此，自从第一个碉堡的民团挨训，后面公路沿线碉堡里的民团竟对从鼻子下通过的红军队伍根本不理不睬，大概是第一个碉堡的民团给沿途的“弟兄们”打了招呼的缘故。

队伍飞速行进在大路上。为了赶时间，早饭也是边走边吃，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方休息片刻，养精蓄锐，随后一鼓作气，在11月2日黄昏时分赶到了城口镇前。队伍马上进入了作战准备。曾保堂判断，镇上民团对红军的到来尚不知晓，遂决定偷袭加强攻，以侦察排与3连解决镇内敌军，2连、3连迂回镇边山冈，摧毁岗上的碉堡，力争迅速解决战斗。

行动开始。侦察排的十余名战士从河里隐蔽泅渡接敌，曾保堂率其余人员大摇大摆地走向桥头。民团桥头哨兵见河对岸突然冒出一支队伍，大惊，慌忙打开电筒乱照，嘴里连叫“站住！你们是什么人？”红军战士厉声骂道：“瞎照什么？老子是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说着就闯上了桥面。哨兵见状，拉动枪栓，高叫：“不许走！只能先过来一个说话。”侦察员们边骂边走，一步没有停止，没等民团哨所醒过神，他们就已经冲到近前，甩手将其撂倒在地。就在此时。泅渡的人员也已靠岸，几颗手榴弹将桥头民团哨所送上了半空。曾保堂见偷袭得手，立即发出进攻命令。全营官兵如猛虎下山冲过木桥，枪炮声、爆炸声刹那间响彻小镇上空。

民团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团长带着一些人冲出镇子，企图上山顽抗，被早已占领山冈的2连、3连候个正着，一顿痛打，民团团长当场毙命，余者或者缴枪投降，或者作鸟兽散。仅用不到三个小时，1营就控制了全镇及周围山冈，结束战斗。曾保堂命令全营加紧整修工事，准备迎击敌军主力部队。

一夜平安。第二天上午，警戒人员捉到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审问后，曾保堂不由地倒抽冷气：当他们对镇子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一个师已经进到了距城口十公里的地方。听到镇子有枪炮声即停止前进，后遇到溃散的民团人员得知镇子被红军部队占领。国民党军师长不摸虚实，令部队连夜回撤四十里。如果1营迟到城口两个小时，战局将可能变为完全不同的模样，后果也不堪设想。

然而，就是这两个小时，使得红军抢得了先机，打开了西进的通道，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拼意志、拼作风的较量中，红军部队永远是强者，因为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借道陈济棠

1934年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忽然接到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通知，令其立即赴瑞金接受任务。周恩来与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向何长工交代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作为红军代表，前往寻乌与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周恩来没有具体交代此次谈判的直接目的，只是嘱托何长工要勇敢沉着，见机行事。而实际上，此次谈判将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顺利打开西进通道，顺利突出重围，通过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周围精心部署的封锁线。

陈济棠号称“南天王”，属地方实力派，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封其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粤军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担负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向筠门岭、会昌推进的任务，一方面借陈济棠之力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让粤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消耗实力，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陈济棠对此心知肚明，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于是，虽然在蒋介石的压力下，粤军也向红军阵地实施了进攻，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暗地里则秘密派人向红军进行不再互犯的试探。

毛泽东对此高度关注，指示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何长工要抓住这一时机，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加强统战工作，同时要缓和前线局势，将主力红军抽下来整训，积蓄力量，以备不虞。粤赣省委负责人依计行事。因而，在南线战场上，双方外打内通，明打暗和，战事始终比较和缓。蒋介石虽勃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

1934年9月，陈济棠再次派出代表，要求与红军代表进行谈判。这一要求对于正在酝酿突围西进的中央红军来说正中下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马上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力争与陈济棠达成协议，借道西进，顺利突出国民党围剿军的包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信陈济棠，同意进行谈判，建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与何长工作为谈判代表。朱德于10月5日亲笔署名，为潘、何二人写下了介绍信。

潘汉年与何长工在粤军的秘密护送下，到达粤军独1师2旅旅部所在地寻乌县罗塘镇，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两层小楼上，与粤军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进行秘密谈判。

就在双方代表尚在为协议内容而紧张谈判之时，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已经开始。何长工接到周恩来发出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代表非常敏感，立即追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作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其内心则非常清楚，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行动，谈判必须迅速达成协议。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通知陈，陈部后退四十华里。为防泄露消息，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协议，只由双方代表将内容各自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

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意义重大。红军突围行动开始后，粤军根据协议，稍做抵抗，即边打边撤，或不做堵击。红军也遵守诺言，10月26日，中革军委专门电令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惕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红军在长征初期，能够顺利通过陈管区，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并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一方面是由于红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与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直接指导下，红军巧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并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有直接的关系。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序列表（1934年10月～12月） fekWcEOQ5P89bpC4DhGXtHsX84xxe4ohY4yWgb1GkH4LTnmLFJNz1gkBwGTp44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