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再造统一的杨坚死于今天陕西省麟游县境内的仁寿宫，次子杨广即位，是为大名鼎鼎的隋炀帝。

如果我们问：“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暴君是谁？”恐怕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会回答说是秦始皇与隋炀帝。相比之下，隋炀帝似乎更为不幸。毕竟，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是“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不过是个亡国之君，是后世帝王的反面教材。“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瓦岗军领袖李密讨伐隋炀帝的这句檄文，早将杨广残暴、荒淫的形象牢牢确立在国人的心目中。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是真的犯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近隋炀帝和他的时代，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隋朝的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官制的变革。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彦光的官员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583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小集团，这对中央集权、对中央的统一领导是非常不利的。杨坚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皇帝以后，实行了改革，把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全国两千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由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任命、罢免、考核的文书都归吏部处理。这样，吏部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以至吏部的官员抱怨说“年纪稍大的官员，会被需要处理的文书活活累死”。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

在相州，梁彦光只能工作三年。三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互相勾结影响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五百多个，裁减了大批的官员。

另外，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完成了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型，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

“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尚书令通常空缺，而以左、右仆射总其权。尚书省内设有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合称“六部”，其长官称为尚书。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

门下、内史两省最初设置于内廷，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到了隋代，它们正式成为国家的政权机构，这是三省制形成的重要环节。

内史省主要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而门下省不仅要签发内史省起草的皇帝诏令，还要对尚书省呈交的奏案进行审核，因此成为政务运行的枢纽。

隋朝最终摆脱了秦汉“家国一体”的体制。在外朝，形成了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三省成为国家政务运行的不同环节，而皇帝自己则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与此同时，三省六部中的所有官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已不再是三省长官的僚属，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受到宰相的监临，但其关系却是比肩的同僚性质。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发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通过大索貌阅以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一百六十四万，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了隋朝粮仓——含嘉仓。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炭化的谷子。含嘉仓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四百个，每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五十万斤的粮食。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隋朝的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七百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仁寿四年（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短短十五年时间内，增加了近二百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

从晋王到皇帝。 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

首先，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杨坚的观念就很不相同。其次，他的一些做法触动了杨坚敏感的神经，比如说，有一年冬至的时候，他在东宫接受百官的朝贺，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谅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

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二十一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

就在两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

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顗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智顗来说，能够在故国覆灭之际，为佛教僧团找到杨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作为外护，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事；而对于杨广而言，能够借助这位名重一时的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更是收取江南民望的方便法门，何况，佛教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传信仰。

杨广、智顗二人的交往，可谓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杨广为智顗奉上“智者大师”的尊称，而智顗则不仅盛赞杨广镇守江南的功业，甚至将其视作“总持菩萨”再世，这无疑对江南的百姓产生了巨大影响，杨广平陈以来那种“征服者”的形象也渐渐得以改观。

杨广随后镇守扬州达十年之久，其间江南社会稳定，经济文化日渐繁荣，而与智顗等佛教高僧的交往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事业的成功往往伴随着野心的滋长，杨广开始觊觎太子之位。此时的杨勇日渐失去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宠爱，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杨广一方面培育自己的势力，并成功取得了朝中重臣杨素的支持；另一方面矫饰言行，处心积虑地骗取了父母尤其是独孤皇后的信任。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正是杨广。

仁寿四年（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一年，他三十六岁。

为了巩固皇位，杨广刚一登基，就立即派人赶回长安，以文帝遗诏的名义将长兄废太子杨勇赐死。此前，三弟秦王杨俊早已离开了人世，而四弟蜀王杨秀也因杨广的诬陷，被文帝废为庶人。因此，当杨广即位时，只有幼弟汉王杨谅有能力表示反对。

杨谅时任并州总管，今天山西、河北、山东的五十二个州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早在杨勇被废、杨广入嗣东宫时，杨谅就非常不满，到蜀王杨秀被废之后，他心里更加不安，因为杨广的下一个清算目标显然就是自己。果然，在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随即以文帝的名义召杨谅入朝。

以前，隋文帝曾担心京师发生叛乱，若皇帝与太子身遭不测，而领兵在外的汉王却被伪诏征调回京，这无疑会使隋王朝陷入巨大的危险。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当年隋文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北周的五位亲王骗回长安并一网打尽的。于是，文帝跟杨谅订下一个密约：如果是文帝本人召他回京，玺书上的“敕”字旁边会别加一点作为暗记。

杨谅在玺书上没有发现暗记，心知京城有变，于是立即起兵造反。可是，追随杨谅起兵的却仅有十九个州，由于实力的差距，这次叛乱很快被杨素平定。通过短短的平叛战争，杨广不仅清除了那些异己势力，又发现了一批能干的将领，如杨义臣等人，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顺利完成。

“尚秦汉之规摹”——志向远大的隋炀帝。 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

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三年中，除了平陈之役及开皇末年对高丽和突厥的两次小规模战争之外，社会是相当安定的。杨坚一直推行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除交租调、服徭役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了。

杨广即位的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他，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杨广开始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帝王生涯。

千名美女划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板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在香艳化的过程中，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便可窥见他的雄心。《隋书•炀帝纪》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当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身边就聚集了许多青年才俊，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时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之初，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此后，形成了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进士科取人颇多，隋朝的进士房玄龄、侯君集和孙伏伽等人后来甚至成为唐初的名臣。

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巩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隋朝统一以后，东部河北、山东的地方势力是有很强大的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589年）杨广平陈之后，第二年，陈朝旧境全叛。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国家的核心建在关中、在长安，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是天下之中，相对来说，对于控制河北、山东、江南，是比较有利的。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邻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

王朝的都城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

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约二十七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很难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三千多户工匠就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南北之间的水路交通运输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而水路运输的便利、低成本又使开挖大运河成为最佳选择。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又发淮南十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六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两千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文明，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与南朝那些“面傅脂粉”、坐于深宫的皇帝不同，精力旺盛的隋炀帝喜欢四处巡狩。即使是对炀帝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初唐史官也不得不承认，杨广“志包宇宙”，“威震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而在《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一诗中，炀帝这样表达了他的心声：“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可见，对隋炀帝的巡狩活动，不可一概以游山玩水视之。

在西部的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衰败。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祁连山海拔近四千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域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燕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麴文泰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曾经两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越南，招抚流求。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四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炀帝始终在不停奔走，但这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王朝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东征高丽——隋王朝开始步入险境。 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谅率三十万大军反击了高丽与靺鞨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二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为什么要打高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实际上是打辽东，当时“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因为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巩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大业七年，为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当时的强盛，平高丽将会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他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炀帝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他们不擅长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但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几近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来，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很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几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刻下令从高丽撤军。

杨玄感是杨素之子，他叛乱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没有死的话，我也会把他灭掉。因此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心里自然就觉得很害怕，担心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打断了。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表明隋朝的统治阶层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一方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就动摇了隋朝的统治基础，使之后的农民战争获得了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大业十年（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征高丽前后动用一百三十万军队，除了军队以外，还要征发大量民工为战争服务。拿造船来说，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南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天天造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死了差不多一半。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走投无路的百姓高唱《无向辽东浪死歌》：“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呐喊。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十三年（617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也加入其中。

国破身亡——隋炀帝身后事。 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

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卿卿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们提到他时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地贬低。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隋炀帝的统治是一种急政，而不是单纯的暴政，事实上，他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推行得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经过了几百年的割据战争之后，广大百姓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大业，这个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 gasJ8fbvqVslaFVpceE27/DIZJmzxE/Ufboxm1oZnFm9Ew0fzt51fFFolh7Udg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