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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 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 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 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 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 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 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 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 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 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