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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来的第二大议题，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乐的关键。历史上已有无数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众认为，所谓的“至善”与其说是拥有生命本身，还不如说是能够幸福快乐。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说过崇拜神是浪费时间，死后一切不复存在，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古代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享乐主义，但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预设思想。由于对来世概念有所怀疑，人不只想追求长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间的快乐。毕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难里？
对伊壁鸠鲁来说，追求快乐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则相反，认为这需要群策群力。如果没有政府规划、经济资源和科学研究，个人追求快乐并不会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国家战火纷飞、经济陷入危机、医疗护理求而不得，快乐就成为天方夜谭。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主张，所谓至善就是“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并认为国家、市场和科学界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乐。政治家应该追求和平，商人应该促进繁荣，学者应该研究自然，但不是为了荣耀什么国王、国家或神，而是为了让你我都享有更快乐的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许多政府、企业和实验室也曾号称追寻边沁的理想，但实际上仍然专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要判断国家是否强大，看的是领土大小、人口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不是国民是否幸福快乐。德、法、日等工业化国家虽然打造了宏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统，但仍然是为了国家强大，而不是确保个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温顺而有技能的国民，忠实地为国家服务。年轻人到了18岁去当兵，除了爱国也得识字，这样才能读懂将军的命令，制订明天的作战计划。他们还要懂数学，才能计算炮弹的轨迹或破译敌人的密码。另外还得了解一定的电子学、机械原理和医药知识，才能操作无线电设备、驾驶坦克，以及照顾受伤的战友。这些人离开军队后，会成为公司职员、教师或工程师，撑起一个现代经济体，缴纳大量税金。
卫生系统也是如此。19世纪末，法、德、日等国开始为大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为婴儿提供疫苗，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为青少年提供体育课程。另外还将腐臭的沼泽排干，消灭蚊害，并建立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人民快乐，而是让国家更强大。国家需要强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妇女，这样才能生养出更多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员能够在上午8点准时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连福利制度，最初也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利益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率先开办国家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民忠诚，而不是增加国民福祉。你在18岁为国家打仗，在40岁愿意纳税，是因为希望到70岁的时候能够得到国家的照顾。
1776年，除了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把“追求幸福”列为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强调，美国《独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权利。关键的一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的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的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的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我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幸福、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快乐、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我就有权利追求这些幸福快乐，就算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的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一个世纪、为了国家强大而设的宏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的福祉而服务。不是我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原本只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享有幸福的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么让我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在20世纪，想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公认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一标准，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平均总价值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产平均总值14000美元的哥斯达黎加，实在是成功太多。但现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都呼吁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来补充甚至取代GDP。毕竟，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不想总是忙着生产，而是想要幸福快乐。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哥斯达黎加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都远高于新加坡人。你愿意当一个生产力高但不开心的新加坡人，还是当一个生产力低但心满意足的哥斯达黎加人？
可能就是这样的逻辑，推动着人类把“幸福快乐”当作21世纪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饥荒、瘟疫和战争正逐渐绝迹，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因此，人类想必都很幸福快乐吧？
事实并非如此。伊壁鸠鲁把幸福快乐定义成至善的时候，就曾告诫弟子，快乐是件辛苦的差使。仅有物质成就，并不能让我们长久感到满足。事实上，盲目追求金钱、名誉和欢愉，只会让我们痛苦不堪。举例来说，伊壁鸠鲁就建议吃喝要适量，性欲也要节制。从长远来看，深厚的友谊会比一夜狂欢让人更快乐。通往幸福快乐的道路其实暗藏艰险，伊壁鸠鲁则为我们规划出了整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作为引导。
伊壁鸠鲁显然意识到一件事：快乐得来不易。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很难看到有哪个现象能够证明当代的人显然比过去的人更为满足。事实上，甚至还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虽然发达国家更为繁荣、舒适及安全，但自杀率也远高于传统社会。
在秘鲁、危地马拉、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这些贫困而政局不稳定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1人自杀。但在瑞士、法国、日本、新西兰这种富裕且和平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25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85年，大多数韩国民众生活贫困、未受教育、深受传统束缚，并且生活在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而到了今天，韩国已经是一个领先的经济强国，国民教育水平在全球数一数二，并且享有稳定而相对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韩国在1985年大约每10万人中有9人自杀，如今的自杀率则超过3倍，达到每10万人有30人自杀。
当然，也有些趋势是日渐向好、令人乐观的。比如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这无疑让人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也部分缓解了现代生活的压力。然而，就算我们确实比先人快乐了那么一点，但整体福祉的增加幅度还是远远低于预期。在石器时代，人类平均每天消耗4000卡路里的热量，除了用来觅食之外，还要准备工具、衣服、艺术和营火。而今天，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22.8万卡路里的热量，除了填饱自己的胃，还要供给自己的汽车、计算机、冰箱、电视所需。
这么看来，美国人平均消耗的热量足足是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近60倍。但美国人真的比以前快乐60倍吗？这种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而且，就算我们已经克服许多昨日的苦难，但想要获得快乐可能远比解除痛苦更加困难。对于一个濒临饿死的中世纪农民，只要给他一块面包，就能让他非常快乐。但如果是一个百无聊赖、薪水超高、身体超重的现代工程师，你要怎么让他快乐起来？对美国而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黄金时代。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随后在冷战时期也取得更关键的胜利，让美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GDP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新发明的避孕药让性爱变得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女性、同性恋、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终于从美国这块大饼中分到了比过去大许多的一块。便宜的汽车、冰箱、空调、吸尘器、洗碗机、洗衣机、电话、电视和计算机如潮水般涌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变了样。但研究显示，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观幸福感，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结果仍然大致相同。
1958—1987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经济增长可以说达到了史上最快。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财富，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形成了各种正面及负面的影响，但对日本人的主观幸福感却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对生活还是如同20世纪50年代时一样满意或不满意。
看来幸福感有一个神秘的玻璃天花板，虽然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却未能实现同步。就算我们能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食物、治愈所有疾病、确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这个玻璃天花板。要实现真正的幸福快乐，难度并不亚于战胜老死。
幸福快乐的玻璃天花板有两大支柱，分别属于心理与生理层面。在心理层面，快乐与否取决于你的预期，而非客观条件。仅有和平繁荣的生活，并不能让我们满意；现实必须符合预期，才能让我们满足。但坏消息是，随着客观条件改善，预期也会不断膨胀。于是，虽然人类近几十年来的客观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带来的并不是更大的满足，而是更大的预期。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未来不论达到什么成就，可能我们还是会像当初一样，永远不会真正满足。
从生理层面来说，不管是预期还是幸福感，其实都是由我们的生化机制控制的，而不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决定的。根据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愉悦，而且没有不快的感觉。边沁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大自然让人类由两个主人控制：快乐和痛苦；我们的所为、所言、所思，都由这两个主人决定。继承边沁思想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则解释称，幸福快乐就是只有愉悦、没有痛苦，而在愉悦与痛苦之外，并没有善恶之别。如果有人想根据愉悦和痛苦之外的理由（比如上帝的话语或国家利益）推导出善恶，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想骗你，而且也可能骗了他自己。
在伊壁鸠鲁的时代，这种言论是亵渎神灵。在边沁和穆勒的时代，这种言论是反动颠覆。但在21世纪初，这就成了科学正统。根据生命科学的说法，快乐和痛苦只不过是身体各种感觉的总和。愉悦或痛苦从来就不是对外在世界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自己体内感觉的反应。失业、离婚或国家之间开战，这些事件本身并不会让人受苦。唯一能让人痛苦的，是自己身体里不愉快的感觉。失业会引发沮丧，而沮丧才是一种令人不悦的身体感觉。世界上可能有上千种事情会让我们愤怒，但愤怒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体内温度升高、肌肉紧绷的感觉，这才是愤怒的真相。我们说“怒火中烧”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根据的。
相对地，科学也认为没有人是因为升职、彩票中奖甚至找到真爱而快乐。真正能让人幸福快乐的，只有身体里的愉悦感觉，别无其他。想象自己是马里奥·格策（Mario Götze），担纲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的攻击型中场，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这时已经开赛113分钟，两队都未能得分。再过短短7分钟，就要迎来恐怖的点球大战。里约的马拉卡纳（Maracanã）体育场塞满了75000名无比兴奋的球迷，全球还有几百万观众焦急地紧盯着屏幕。你离阿根廷队的球门只有几米，这时安德烈·许尔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给你一记妙传！你胸部停球，看着球顺着你的腿落下，你起脚劲射，看着球飞过阿根廷队门将，钻进球网。进了！体育场如火山爆发，几万人疯了一般大吼，你的队友冲上来拥抱亲吻你，柏林和慕尼黑的数百万观众也在电视屏幕前激动落泪。这时你欣喜若狂，但并不是因为射进阿根廷队球门里的那粒球，也不是因为挤爆巴伐利亚州露天酒吧的球迷的欢天喜地，而是因为在你的身体里各种感受正如风暴一般袭来，而欣喜若狂就是对这些感受的回应。你觉得气流在你的脊椎里上下涌动，电波冲击着你的身体，好像体内有几百万颗爆炸的能量球。
你不用在世界杯决赛踢进制胜一球，也能得到这样的感觉。比如工作中意外升职，让你开心地跳了起来，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在内心深处，你其实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实际生物的感觉。如果你升职，但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得到这种愉悦的感觉，你就不会觉得满意。反之亦然。如果你刚被开除（或是输了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但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嗑药），一样会觉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顶峰。
但坏消息是，愉悦的感觉很快就会消退，迟早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觉。就算踢进了世界杯决赛的制胜一球，也无法保证你一生都幸福。事实上，这甚至有可能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同样，如果去年我意外升职，很有可能虽然现在我还在这个位子上，但当初听到消息时的愉悦感早已经在几个小时后就烟消云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觉，就得再次升职，然后再升职。这时如果没能升职，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可能远比当初干脆一直当个小职员更大。
这些都是进化的错。历经无数代人之后，我们的生化系统不断适应变化，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不是幸福快乐的机会。只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化系统就会用愉悦的感觉来回应。但这不过是一时的营销伎俩。我们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侣，就是想避免饥饿带来的不愉悦感觉，并且享受进食的愉悦、性爱的高潮。但无论进食还是性爱，这种愉悦都无法长时间维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侣。
如果哪天出现一种罕见的突变，让某只松鼠只要吃了一颗坚果，就能一辈子感受无比的快乐，情况会怎样？从技术角度来说，只要从松鼠的大脑下手，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谁知道呢？或许几百万年前就出现过这样幸运的松鼠。但是，如果是这样，这只松鼠的一生将极其快乐但也极其短暂，让这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迅速画下句点。个中原因在于，觉得快乐的松鼠再也不会努力去找更多坚果，更不用说求偶交配了。至于和它竞争的其他松鼠，吃过坚果才5分钟就又觉得饿，反而能有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并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同理，人类收集的坚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带来长久的满足。
可能有人会说，情况也没那么糟糕，因为让我们快乐的不是结果，而是追求目标的过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会比站在山顶更令人满足，挑逗和前戏要比最后的性高潮更为精彩，进行开创性的实验也比最后获得赞美和奖项更有趣。然而，这并未改变事情的全貌，只是说明进化会用各种不同的愉悦来控制我们罢了。有些时候，进化是用愉悦或安宁的感觉来引诱我们行动；还有些时候，是用得意或兴奋的感觉刺激我们向前。
动物在寻找某种增加生存和繁衍机会的物品或对象（例如食物、伙伴或社会地位）时，大脑会产生警觉和兴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会促使动物更加努力。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科学家把电极连接到几只大鼠的脑部，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制造出兴奋的感觉。接着，当他们让大鼠在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中二选一时，大鼠宁愿选择踩踏板（很像小孩宁愿玩电子游戏也不想下楼吃饭）。这几只大鼠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直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地不起。
人类可能也是这样，喜欢比赛过程的兴奋大于最后夺得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让比赛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开心的感觉。比如爬山、玩电子游戏或相亲，这些活动中绝不可能只有压力、绝望或无聊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否则不可能有人参加。
可惜的是，参加比赛的那种兴奋感，就像胜利时的幸福感一样转瞬即逝。风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着指甲看道琼斯平均指数上上下下，电子游戏玩家享受在计算机屏幕上打怪物，但对他们来说，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险并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就像大鼠必须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风流男子、商界巨擘还是电子游戏玩家，一样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这里的期望一样会因现有条件而适应，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战，很快就变成今天的沉闷。或许幸福快乐的关键既不是比赛，也不是金牌，而是能配比出兴奋与安宁这两种元素的正确剂量；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不断在紧张与无趣这两端来来回回，到了一端就开始对另外一端感到不满。
如果科学说得没错，幸福快乐是由生化系统所掌控的，那么唯一能确保长久心满意足的方法，就是掌控这个系统。别再管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了：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乐的程度，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化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开始这么做了。50年前，精神类药物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如今这种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论这是好是坏，现在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治愈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偶尔袭来的抑郁。
举例来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服用哌甲酯（Ritalin）之类的兴奋剂。2011年，美国因为患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服用药物的儿童就有350万。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1997年的92000上升到2012年的786000。
这些药物原本用于治疗注意力不集中，但今天就连一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开始服药，希望借此提高成绩，以迎合老师和家长越来越高的期望。
很多人极力反对这种发展，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教育系统。如果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压力过大、成绩不佳，或许我们应该怪学校教育方法过时、教室过度拥挤、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不正常。或许应该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学校？各种相关论点的历史演变十分耐人寻味。几千年来，对于教育方法的争论从未停息，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人都有一套理论，而且都对其他理论嗤之以鼻。但在先前，大家还有一点共识：想改善教育，应该从学校入手。而现在大概是历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经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从学生的生化机制入手。
军队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美国有12%的伊拉克驻军、17%的阿富汗驻军曾服用安眠药或抗抑郁药物，以缓解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痛苦。人会感觉到恐惧、抑郁和精神创伤，原因不在于炮弹、诡雷或汽车炸弹本身，而在于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网络。同时遇上同一场伏击的两名士兵，可能一个吓得方寸大乱，之后几年间噩梦连连；另一个却能勇敢杀敌，最后荣获勋章。这里的不同点就在于两名士兵身体里的生化反应，如果能设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鸟，让士兵更快乐，军队也更有效率。
通过生化反应追求快乐，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犯罪原因。2009年，美国联邦监狱有半数囚犯是因为毒品入狱；意大利有38%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毒品相关罪行被定罪；英国也有55%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吸食或交易毒品而入狱。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有62%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吸食了毒品。
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抽大麻是为了感到平静，用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冰毒）是为了感到敏锐而自信；摇头丸能让人感受狂喜，而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强致幻剂）则会让你落入一场脱离现实的迷幻梦境。有些人凭借用功学习、努力工作或辛苦养家才得到的快乐，另一些人则只需操纵分子配比出正确剂量，就能极为轻松地得到快乐。这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都是实际存在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各国才会坚持对毒品犯罪发动一场血腥而无望的战争。
国家希望管控通过生化反应追求幸福快乐的手段，定出“好”与“坏”的标准。这里的原则很清楚：如果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这样的生化操纵不但被允许，甚至还应得到鼓励（例如能让多动的学龄儿童平静下来，或是能让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战役）。如果威胁到稳定和增长，这样的生化操纵就要被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许多新药从各大学、药厂及犯罪组织的实验室中诞生，国家与市场的需求也不断变化。随着通过生化反应来追求快乐的脚步逐渐加速，其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也将有所影响，并越来越难以控制。
使用药物还只是个开始。实验室里的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以更复杂的方式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例如将电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脑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类身体的蓝图。不论确切方法是什么，要通过生化操纵方式得到幸福快乐并不容易，因为这其实改变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但话说回来，战胜饥荒、瘟疫和战争，在过去又岂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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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人类该不该花这么大的心力来追求生化反应带来的快乐，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会说，快乐这件事根本没那么重要，要说个人满意度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是误导。有些人可能认为快乐确实是至善，但对于生物学把快乐定义为身体的愉悦感觉则持有异议。
在大约2300年前，伊壁鸠鲁就曾警告门徒，无节制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几个世纪前，佛教甚至还有一个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这种感觉只是一种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得到快感时，我们的反应不是满足，而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论我们得到多少幸福、兴奋的感觉，都永远无法满足。
如果我认定快乐就是这些稍纵即逝的快感，并且渴望得到更多，我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断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后，快感又很快消失，而且因为仅有过去快乐的回忆并不足以令我满足，所以我必须从头再来。像这样的追求，就算持续几十年，也永远无法得到长久的成果；相反，我越渴望这些快感，就会变得更有压力、无法满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人类该做的并非加速，而是放慢追求快感的脚步。
佛教对快乐的看法，与生化视角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认为，快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如果人类只是渴求快感，却不去真正好好体验快感，就仍然无法满足。但是，两者却有非常不同的解决方案。生化办法是开发出各种产品和疗法，为人类提供无止境的快感，让人永远享有。佛教的建议则是减少对快感的渴望，不让渴望控制我们的生活。佛教认为，我们可以训练内心，仔细观察各种感觉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消逝的。只要内心学会看透这些感觉的本质（也就是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我们就不再有兴趣追求快感。毕竟，追求一个来去不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目前，人类对于生化解决方案的兴趣远远大得多。不论那些在喜马拉雅山洞穴里的僧侣和象牙塔里的哲学家怎么说，对资本家来说，愉悦的快感就是快乐，别无其他。每过一年，我们忍耐不悦的能力就会降低一些，而对快感的渴望则越来越强烈。现在的科学研究和经济活动都以此为目标，每年研发出更有效的止痛药、新的冰激凌口味、更舒适的床垫、更令人上瘾的手机游戏，好让我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连一秒的无聊都无须忍耐。
当然，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智人的进化并未让人感受长久的快感，因此仅靠冰激凌或手机游戏还不够。如果真想长久感受到快感，必须改变人类的生化机制，再造我们的身心。我们也正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可以争论这究竟是好是坏，但似乎21世纪的第二大议题——确保全球的幸福快乐——就是涉及再造智人，让人可以享受永恒的愉悦。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是在努力把自己升级为神。这不仅仅是因为幸福和不死是神的特质，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基质。如果我们有能力将死亡和痛苦移出人体系统，或许也能随心所欲地再造整个系统，以各种方式操纵人类的器官、情感及智力。这样一来，你就能为自己购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爱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话，还可以购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疯狂。到目前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还是依靠改进外部工具。但在未来，则可能会着重于改进人的身心，或直接将人与工具结合起来。
人要升级为神，有三条路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于我们认识到人类还远远没有发挥身体的全部潜力。40亿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调整和修补人类的身体，让我们从阿米巴变成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现在成了智人。但没有理由认为智人就是最后一站。只不过是基因、激素和神经元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并不大的变化，就已经足以让直立人（最厉害的成就只是制作出石刀）变成了智人（制造出了宇宙飞船和计算机）。没有人知道如果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内分泌系统和大脑结构再多一些变化，结果会是如何。生物工程并不会耐心等待自然选择发挥魔力，而是要给智人身体刻意改写遗传密码、重接大脑回路、改变生化平衡，甚至要长出全新的肢体。这样一来，生物工程将会创造出一些“小神”，这些小神与我们智人的差异，可能就如同我们和直立人的差异一样巨大。
半机械人工程则更进一步，是让人体结合各种非有机的机械装置，例如仿生手、义眼，又或是将几百万个纳米机器人注入我们的血管，让它们在血液中巡航、诊断病情并修补损伤。这种半机械人的某些能力将会远远超出有机人体。例如，一个有机身体的所有部分必须紧紧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有一头大象的大脑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国，脚在澳大利亚，那么这头大象其实就是死的，就算出于某种神秘的因素它还活着，也是眼不能视、耳不能听、足不能行。然而，半机械人却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比如半机械人医生根本不用离开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诊室，就能在东京、芝加哥甚至火星上的太空站进行紧急手术。唯一需要的，就是够快的网络连接，以及一双仿生眼、一双仿生手罢了。但再想想，为什么只能是一双呢？为什么不能是四只眼睛？事实上，连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如果能有仪器直接连接半机械人医生的大脑，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术刀？
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已有猴子学会如何通过植入猴脑的电极控制与身体不相连的仿生手脚，瘫痪的病人也能够仅依靠意念就移动仿生肢体或操作计算机。如果你想的话，也能够戴上电子“读心”头盔，在家里遥控电子设备。这种头盔并不需要把电极植入大脑，而是读取头皮发出的电子信号。如果想开厨房的灯，只要戴上头盔，想象一些事先编程的心理符号（例如想象你的右手做某个动作），就能把开关打开。这种头盔现在在网上就能买到，只要400美元。
2015年年初，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数百名员工在手上植入了芯片。这个芯片大约米粒大小，存有个人安全信息，只要他们挥挥手，就能打开门或操作复印机。他们希望很快也能用这种方式来付款。汉纳斯·肖布拉德（Hannes Sjoblad）是这一芯片的幕后技术人员之一，他解释道：“我们已经随时在与科技互动，但现在搞得手忙脚乱，得输入各种个人身份识别码和密码。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岂不是轻松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机械人工程，现在也相对保守，因为它假定由有机的人类大脑作为生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抛弃有机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神经网络将由智能软件取代，这样就能同时畅游虚拟与真实世界，不受有机化学的限制。在有机化合物的世界徘徊40亿年之后，生命将打破藩篱，进入一片无垠的无机领域，变成我们在最疯狂的梦中都未曾设想的样子。毕竟，不管我们的梦想多么疯狂，也还是逃不脱有机化学的限制。
离开有机领域后，生命或许终于能够离开地球。40亿年来，生命之所以还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为自然选择让所有生物都要完全依靠地球这个巨大星球的独特环境。就连现在最强大的细菌，也无法在火星上生存。相反，如果是非有机的人工智能，就比较容易移居外星球。因此，用无机生命替代有机生命之后，可能就播下了未来银河帝国的种子，但其领导者不见得是《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反而有可能是“数据先生”（M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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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眼前的道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那些像神一般的后代会是什么样子。预测未来从不容易，而各种革命性的生物科技又让这难上加难。原因就在于，预测新科技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已经十分困难，而要用科技升级人类则可以说是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挑战。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心灵和欲望，而我们以今天的心灵和欲望，当然无法理解其对未来的影响。
几千年来，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一直在发生着巨变，但有一件事始终未变：人类本身。现在人类拥有的工具和体制已经和《圣经》时代大有差异，但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圣经》《论语》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仍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自我。这些经典的创作者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于是我们觉得他们写的就是我们。在现代剧场的作品里，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可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甚至还有脸谱网账号，但他们的情感冲突和原剧并无不同。
然而，一旦科技让我们能够再造人类的心灵，智人就会消失，人类的历史就会告一段落，另一个全新的过程将要开始，而这将会是你我这种人无法理解的过程。许多学者试图预测世界到了2100年或220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这显然是浪费时间。任何预测要有价值，就必须考虑人类心灵再造的影响，但这件事本身就无法考虑。有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心灵与我们不同的人，又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好的回答。我们能说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用生物科技来再造人类的心灵，而以我们现在的心灵，并不能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相关细节，但仍然能够肯定历史的大方向。在21世纪，人类的第三大议题就是为人类取得神一般的创造力及毁灭力，将“智人”进化为“智神”。这第三项议题显然会将前两项议题纳入其中，而且也正是由前两项议题推动形成的。我们希望拥有再造身心的能力，首要目的当然是逃避老死和痛苦，但等到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谁知道我们还会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新议题其实只有一个（但有许多分支）：获得神性。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不科学，或者觉得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人们往往误解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质，也不是所谓的全能。这里所说的让人类进化为神，指的是像希腊神话或印度教中的诸神那样的神，而不是《圣经》里全能的天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罗并非完美一样，我们的后代也会各有弱点、怪癖和局限，只不过，他们的爱、恨、创造和毁灭，都可能在规模上远大于现在。
纵观历史，人们通常相信大多数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拥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够设计和创造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身体，能够控制环境和天气，能够读心及远距离沟通，能够高速移动，当然也包括能够长生不死。人类正努力获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某些数千年前认为如同神迹般的能力，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很少去考虑它们。现代的普通人要移动或是远距离通信，可能要比希腊、印度或非洲的某些昔日诸神容易许多。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gbo）相信，造物主丘格乌（Chukwu）原本是打算让人永远不死的。他派了一条狗来告诉人类，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在尸体旁边撒上一些灰，人就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这条狗觉得很累，一路上拖拖拉拉。心急的丘格乌于是又派了一只羊，叫它赶快把这个重要消息传过去。很遗憾，羊气喘吁吁地赶到，却把指示讲错了，要人把死者埋葬，于是死亡成为定案。这正是我们至今还难免一死的原因。如果丘格乌能有个推特账号，而不是靠懒狗或笨羊来传递消息，不就太好了！
在古代农业社会，许多宗教对于形而上或来世的问题缺乏兴趣，只着重于一项非常世俗的议题：如何增加农业的产量。因此，《旧约》里的上帝从未承诺死后会有任何奖励或惩罚，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申命记》，11：13—17）现在科学家能做的，会比《旧约》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业用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越了古代农民对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气候炎热的以色列也无须再担心哪位愤怒的神会使天不下雨，因为最近以色列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厂，现在他们的所有饮用水都来自海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靠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昔日诸神竞争。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超人类，不只在工具上胜过远古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神后。然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神性也将变得像现在的网络世界一样平凡无奇——我们早已习惯网络世界，但其实它正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人类会向神性迈进，因为人类有太多理由渴望这样的进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算某条原本看来很有希望的路其实是条死胡同，我们仍然有其他替代路径。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基因组实在太复杂，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开发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
然而，没有必要惊慌，至少不是现在。智人进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世界末日。并不会忽然出现一群反抗的机器人，使智人遭到灭绝。反而可能是智人将自己一步一步升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与机器人和计算机融合，直到某天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历史，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写下《圣经》、建起长城或会因为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发笑的动物了。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后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看似平凡的行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或者尝试某种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