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接班前奏曲：赣南初啼

太子归来

1937年3月25日上午，一份加急密电端送到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案前。蒋介石与其长子蒋经国失联已经十二年，其间音信杳然，天各一方。如今终因国际局势丕变，中苏联手抗日战略成型（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两国关系日趋紧密，在斯大林的认可下，蒋经国终于得以与暌违十二载的父亲重新取得联系。受蒋介石托付，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矮小精壮、皮肤黝黑的蒋经国。与蒋经国见面的第二天清早，蒋廷黻给蒋介石拍发了一份特急密电：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经国兄昨夜来见，与谈甚久，彼甚关心国事及钧座健康，决于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国，夫人系俄籍女士，廿一岁，曾学工程，公子一岁，约于下月中抵沪，行期确定后再报。职廷黻

迈入知天命之年的蒋介石刚逃过西安事变劫难，日本军阀又在华北和上海等地无理寻衅，节节进逼，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席不暇暖，日夜奔忙。俄国人帮他找到长子行踪，无疑是纷至沓来的坏消息中唯一的喜讯，尤其从蒋廷黻电报中得知蒋经国不但已经结婚，还育有一子，想到自己已“升格”为祖父，内心既欣喜又意外，诚非笔墨所能形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蒋廷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少将副武官干卓（1898—1937，浙江青田人，黄埔二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等人函电交驰，不断以特急电报向蒋介石汇报其协商、安排蒋经国归国的最新进展，蒋介石热切地期盼着父子团聚之日。当时，由于日本军阀在华北节节进逼，更在苏联远东太平洋滨加强军事活动。为了计诱中国抗日，减轻其远东压力，斯大林与蒋介石言归于好，慨然应允蒋经国可随时离境返国。

就在蒋经国会见蒋廷黻后五日，蒋廷黻、毛庆祥陆续向蒋介石捎来好消息。3月30日，蒋廷黻特急密电：“经国兄廿六日早，偕夫人公子离莫，赴海参崴（按：符拉迪沃斯托克）搭船回国，惟须在崴等候一星期，抵沪约在下月十七日左右，其表弟竺君来电将由驻崴领事馆译转。”3月31日，毛庆祥加急密电：“俄国副武官干卓来电称：遵 示进行经国兄回国事已成功……彼下月五日抵崴埠，约二十日左右抵沪。”报告了蒋经国得以获准离开苏联的经过。

蒋介石手下的文书侍从、外交官员都感受到其急切与蒋经国团聚的心绪，在这期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第一要务似乎就是平安护送蒋经国回国，回到蒋介石身边。接下去的几天，南京和莫斯科之间函电交驰，蒋经国、蒋方良、蒋孝文一家三口在驻苏联大使馆、驻海参崴领事馆及沿线所有驻苏人员一站一站接力护送下，一路从莫斯科、海参崴……返回中国。这些特急电报对蒋经国而言，象征着一个旧的人生阶段的结束，一个崭新的人生历程正揭开帷幕。3月底，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大部分地区依旧一片银装素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蒋经国少年到青年的第二故乡，再见了！十二年来，所有的磨难、艰险、光荣与耻辱，一切的一切，行将结束。在火车上，蒋经国和蒋方良啜饮着最后一杯苏联红星标记伏特加，蒋方良的眼里挂着热泪，她明白，丈夫是归乡，而她却是离乡！对芬纳（蒋方良的俄文名）而言，却是离乡有期，归乡无期啊！

焦虑等待的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翻看着一大沓从苏联打来的电报。毛庆祥特急电：“顷接干卓来电……经兄于十七日可抵上海。”蒋廷黻4月6日的特急电：“经国兄于五日到崴候船，拟乘十二日开沪之北方号返国。”驻海参崴代办权世恩4月12日的特急电：“钧座长公子经国先生，本日乘北方船离崴，瀛眷随行，约筱晚或巧晨可抵沪。”蒋廷黻4月14日的特急电：“经国兄于十二日乘北方号离崴，计于十七日抵沪。”蒋介石在“军委会机要室电报摘要”的公文纸上用红铅笔在每一封电报上打一个钩，用这个记号告诉机要人员说他已经审阅过这些电报。

蒋介石把儿子自异邦返国当成一桩普通公事吗？不然为何和批阅寻常公事一样打钩了事，蒋介石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蒋经国去国十二载，难道血肉之躯的蒋介石从不念及亲情？于国于私，蒋介石究竟何所取舍？

蒋介石《蒋公事略稿本》1931年12月16日之记载称：“下午，公思孙夫人为谋救回经国事曰：孙夫人欲释放苏俄东方部长，谓可交还我儿经国，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夫绝种亡国乃气数使然，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文中的“孙夫人”就是向来很少与其互动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他的话看来，私情与国家利益相较似乎微不足道，蒋介石宁取国家利益而舍弃后嗣香火，说得一派轻松，但骨子里却充满了煎熬和冲突，等待从别的途径营救蒋经国。

人生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让人无法捉摸。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微妙地牵动着蒋氏父子的命运，也牵动着中国的命运。在最黑暗的时代里，上帝赐给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道幽微的光线，这道光让他们有了重逢的契机。

原来，1931年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并扶植傀儡爱新觉罗·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他的前任光绪皇帝一样，都只是傀儡皇帝，光绪的后头是慈禧太后，他的后头则是磨刀霍霍的日本关东军。日本不但垂涎华北，也处心积虑要进占苏联靠太平洋地区的广袤蛮荒之地，那里是距离莫斯科最遥远的极东之地，斯大林担心日本从后门闯进西伯利亚。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曾经让沙俄的陆军和海军吃足苦头，伤亡达十二万人，而日军伤亡人数仅八万人，斯大林唯恐跟日本打一场类似旅顺“二○三高地争夺战”的苦战，或仁川海战、对马海峡海战，没有把握可以洗雪这一奇耻大辱，因此想出一个拖延战争的万全之策—以中国为挡箭牌，立刻设法改善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也因此，才有宋庆龄以苏联东方部部长牛兰（Hiaire Naulen）交换蒋经国的两全之计，蒋介石不仅赢回了儿子，还可调和已经断绝的邦交，两国复交之后可以共同对付日本侵略，但蒋介石却断然拒绝宋庆龄。毕竟，蒋介石思考的出发点和宋庆龄完全不同，蒋介石认为蒋经国扣在苏联手里不过是一桩小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形成的那股势力才是他首先要解决的心腹大患，而这个心腹大患的后台老板就是苏联。这使得蒋经国必须在苏联多留四年，“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的中苏联合抗日的方略也整整延迟了三年。

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蒋介石认为，于国于私，这都是一个值得运用的大势。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中苏关系日渐缓和，形成一种相互利用的态势。1933年，苏联和中国同时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斯大林派遣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担任复交后首任苏联驻华大使，他被赋予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和中国打好交道，让中国守住苏联的东边大门。

蒋介石毕竟是个聪明人，不论是国事、家事，自不方便亲自出马。国事，由职业外交官出面谈；家事，则须找个值得信赖，且又在社会上卓有威望的人士出马和苏联人折冲。

他认为《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总编辑张季鸾是出面与苏联人打探蒋经国下落最恰当的人选。在蒋介石嘱托之下，张季鸾、吴鼎昌先后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约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1934年9月14日，吴鼎昌拜访了鲍格莫洛夫之后，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特急密电，告知蒋经国的下落及其居所的正确地名及服务单位，并于晋见蒋介石时又当面做了汇报。这是父子阔别近十年后，蒋介石头一回得知蒋经国近况。

吴鼎昌说，在他和鲍格莫洛夫晤谈行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才透露关于蒋经国的行踪。鲍格莫洛夫说他已经调查清楚蒋经国定居何处，如果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他可以协助蒋经国归国。吴鼎昌听到苏联大使提起蒋经国的名字，马上竖起耳朵。鲍格莫洛夫说，前几天，苏联政府回电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印象中，这份电文说蒋经国在乌拉山区某大工厂担任社会生活部部长，身体情况极好。

鲍格莫洛夫问吴鼎昌说：“需不需要我打电报给莫斯科方面，详细询问蒋经国的住址？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发电报给莫斯科。”并说，“蒋经国在苏联完全自由，并未被监禁，如果委员长需要他回中国，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吴鼎昌明明受蒋介石嘱托，要与鲍格莫洛夫洽询包括中苏两国合作及查询蒋经国行方何处等事宜，但为免遭人物议或滋生不必要之误解，他很委婉地答复鲍格莫洛夫，并极力撇清他是受人之托，说：“我要强调，之前，我在天津和您见面询问蒋经国的下落，纯粹是我个人偶然间的询问，并未受任何人的委托。我们感谢贵国政府协助调查，并且承蒙你们据实相告，因为纯粹是我个人偶然间的询问，所以没有请贵国再深入查询其他的相关问题。”

在这之前，张季鸾也问过鲍格莫洛夫同样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张季鸾和吴鼎昌都是蒋介石的民间挚友，往来密切，张季鸾和吴鼎昌向苏联大使询问蒋经国的下落，其目的当然不是要炒新闻或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实际上是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援救蒋经国回国投石问路。毕竟，蒋介石是个好面子的人，如命令外交官询问鲍格莫洛夫，万一鲍格莫洛夫来个顾左右而言他，场面势必弄得很尴尬，唯有委托张季鸾和吴鼎昌去向鲍格莫洛夫打听，既不致引起苏联方面关注，也不会释放错误的信息，造成苏联的误解。

不过，张季鸾询问蒋经国下落时却把地名和服务单位的名称翻译错了。乌拉岭被张季鸾误以为是高加索，社会生活部被错译成文化部。

蒋介石固然从未针对蒋经国返国问题和苏联方面正式协商，蒋经国返国的时机未臻成熟，但是，东方已经露出一线曙光。

溪口读书

蒋经国回到溪口老家，忙于军政要务的蒋介石犹以函电耳提面命，规定各种功课，要蒋经国逐日学习，不得荒疏。

从蒋经国致父亲的家书中，检视蒋介石规定蒋经国研习的功课内容，固非古代封建帝王教育储君的“帝王学”课程，但起码也是为了训练与陶铸治国济世的政治家，蒋介石无疑开了一份气魄恢宏的书单以作育子孙。

由蒋经国于1937年6月14日写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可知，蒋经国返乡之后，蒋介石交代给儿子的功课，在6月是“以研究三民主义”为中心要课，第一周详读《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蒋经国并因此拟购一中国地图，依孙总理计划做成图表，借此更可详知孙先生之建国主张，并能得吾国之地理知识。第二周则要读完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军人精神教育，对三民主义之全部做一极详细之札录。

由此看来，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是蒋介石交代蒋经国最核心的必修课程，这也是蒋介石重新形塑蒋经国意识形态，施以民族精神爱国教育的重要途径。

蒋介石施予儿子的“帝王学”教育的第二部分是他最重视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所以他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并视之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涵。因此，蒋介石要蒋经国熟读《曾文正公年谱》，抄写一遍《曾文正公家训之要言》，研究比司马光原著《资治通鉴》易读易懂的由南宋袁枢写的《通鉴记事本末》，而书法则临摹唐代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体字。

蒋经国是个聪明人，他明白父亲开给他这份书单的真正含义，是要将他去国十二年在苏联习得之偏差思维尽早扭转过来。秉承中国传统的孝思，蒋经国明知意识形态之事不是一两天所能改变，但是，他还是在信上极力迎合父亲的意旨，极力做反省和悔忏的工作。所以蒋经国在家书中表示要去除他自己心中的“恶劣思想”，并期许自己要“以孙总理之主义为唯一思想，以吾父之事业为一生志愿，此儿今日志也。此后必将力折少年血气之‘勇’，勉忍小忿，而就救国之大谋，或可略副 大人对儿热望也”。

尽管如此，证诸尔后蒋经国赣南经验之所作所为，滞留苏联近十二年之思维印记何能轻易抹去？其意识形态难以跳脱“布尔什维克”框架。

蒋介石为他请了徐道邻当家庭老师，指点他读古书，写文章，练毛笔字，把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及儒家思想等灌输给蒋经国，期待蒋经国知今是而昨非，陶铸成具备三民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

蒋经国这段埋首读书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37年5月到1938年1月，他在溪口老家闭户读书八个月。

谈起蒋经国的老师，吴稚晖应该是第一人，这位主张无政府主义、首倡勤工俭学的国民党党国大佬是蒋介石相当推崇的老师。所谓经师、人师，吴稚晖不仅仅是蒋经国的经师，更是蒋经国的人师，在某些作风上，蒋经国有吴老的形影，唯独无政府主义找不着一丁点痕迹。

要以八个月的“补习”衔接之前十二年的学习断层谈何容易，更何况这段时间正是蒋经国人格形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换言之，蒋经国的青年时代是完全在苏联度过的，即便是一块钢，也已经熔入苏维埃的大洪炉里，淬炼、形塑为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克。蒋经国会因为父亲给他开的一长串书单而彻底脱胎换骨吗？

即使闭户读书，和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蒋经国仍未忘情苏联—在往昔潜意识中视之为“祖国”发生的各种事件，并通过委员长寓所取得信息便利的机会，随时随地取阅有关苏联的最新时事。这正足以说明蒋介石为儿子设计的“洗脑”课程和蒋经国定型的思维存在着若干凿枘难容、扞格不入的矛盾。

例如其于1937年6月21日给蒋介石的信，说：“前日儿详读大人在报上所发表之大学生暑期服务谈话，此诚今日救国之要举，吾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即国家经济。但因年来内忧外患，农业日趋凋敝，农民日益贫困，故复兴农业，实为目前复兴民族最急之务。而服务乡村，不但教导农民，同时习练勤俭、诚实之生活，多采农民之意见，尤为大学生在农村服务时应取之态度。我国数十万之学生，如能在暑假期内全数散布农村，勤恳为社会服务，必能得极大效果也……儿现已读完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军人精神教育及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诸书，刻正开始详细摘记各书要点及儿个人见解。”

蒋经国在写这封家书时，脑中是否仍留有苏联集体农场之形影犹未可知，但其主张大学生“在暑假期内全数散布农村，勤恳为社会服务”，不又与斯大林实施指令式计划经济，学生大量投入集体农场的场景若合符节？

附录：夹处两母之间的孤臣孽子

“孤臣孽子，愁闷孤独，操心也危，虑患也深”，这十六字是蒋经国一生之心理写照。何以至此？这牵连复杂繁多的因素，要言不烦地讲，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自几个主要面向，源自父亲蒋介石与母亲毛福梅夫妻关系的形同冰炭，中途仳离，源自对母亲毛福梅处境艰危、孤立无援的忧愤，源自蒋经国与庶母宋美龄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使得蒋经国陷于一种高度压抑的孤臣孽子情境中。

1939年12月12日，日本军机大举轰炸其浙江奉化溪口的故居，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躲避不及，被一面倾倒的土墙压倒，当场被土墙及弹片伤及，肚破肠流，气绝而亡。悲剧发生之初，现场一片火海，鬼哭狼嚎，处处狼藉，瞬间变成了瓦砾堆，被压在土墙下的毛福梅未被发现。蒋介石接报后即以特急电报通知在江西的蒋经国，说：“顷接张恺电称，家中被炸，尔生母无踪，恐有不测，将生亦受伤，希即请假回家，照料理一切为要。”

关于毛福梅死难的详情，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十天发给在美国考察美军的次子蒋纬国信函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说：“溪口家中与乐亭皆被敌机炸毁，经国生母不幸在屋后单家墙门之倒墙压死，宋甥将生亦死，全村约毁屋八十间，死二十人，皆在三房与四房之间地区，余皆无恙。家中事已有经儿归家料理，丧事亦已办妥，勿过哀伤，望努力求学，以报家国。”

毛福梅是蒋介石结发原配，因毛福梅出身农村，学历不高，与蒋介石之间情感素来不睦。但是，毛福梅之死，让蒋介石也相当错愕、忧戚，他在12月14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透露了内心感受，并交办处理毛福梅丧事的原则，他说：“刻与赣县接电话，据报昨日已起程回奉，想今夜可到家，家事至此，悲戚无已，惟事由天命，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也。家中丧事，在此乱时一律从俭、从简，不宜张皇登报发讣，免敌多一宣传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葬更妥，其葬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如何？望与大姑母等商定可也。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希代慰大姑丈母与其家属衷怀。”

蒋介石心细如发，远在重庆，心神却与蒋经国同在溪口老家，但是他考虑的重点不仅是丧事本身，还在此事于政治上可能牵起的阵阵涟漪。

在避免予敌人“多一宣传材料”的前提下，“秘不发丧”“一律从俭、从简”“从速安葬”的三个原则就是蒋介石交代蒋经国处理毛福梅后事的准则。这事若发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会引爆父子矛盾，毕竟母子连心，母亲惨死于日寇炸弹，竟然强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对外发丧，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压抑激越情绪，常人是万万难以消受的。蒋经国面临如此悲愤情境，犹能遵命行事，更见其虑患之深与孝父之诚了。

但是，于私，蒋介石也有一番说辞与思虑，他唯恐日机再到奉化侵扰、滥炸，因此，觉得毛福梅葬在摩诃殿后仍非稳妥之地，在12月18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说：“葬地如在摩诃殿后，离村庄太近，恐遭轰炸，则应另觅较远之处，如在上山桥头，现在兵房附近，择一墓地安葬，似较妥也……丧事后，家中如不便居住，你可移住慈庵庄屋也。此次居乡应略久，以便整理家务，你当告假二三月，派员代理为妥。”

12月19日，蒋介石又电蒋经国，交代他再找别的地点葬毛福梅，并且要蒋经国不要听信风水堪舆之说，这说明外界常称蒋介石信风水，其实完全是一种以讹传讹的扭曲。蒋介石此电说：“上山桥头如无相当墓地，则在显灵庙东首，即马鞍山东北山脚，或可觅得一地，惟不可听乡人讲风水堪舆之说，而只择高朗之地，如其无水蚁之患足矣。”不久，蒋介石又补发一电报给蒋经国，说：“本日为祖母诞辰，谅在慈庵祭祀。回念家事，无任惶惶，惟望尔兄弟能立业光前也。葬事待明春再举亦可，你待家事料理完妥，可仍回任服务……”忧惶之念跃然纸上，但仍不忘鼓励蒋经国墨绖从公，移孝作忠。

毛福梅意外遇难，在蒋经国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少年时代，他感觉到父亲和毛福梅感情并不融洽，未料，远赴苏联途中，1927年12月，父亲与母亲仳离，与宋美龄结婚。蒋经国虽然远在苏联，父母离异形成的心理阴霾如影随形，他却只能压抑心中，莫以名状，况且，离国十二载，回国不过八个月，又赴赣任官，鲜少承欢毛福梅膝下，遭此巨变，尤其悲恸逾恒。1945年1月14日，蒋经国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家书说：“儿此次在渝得与大人谈及家事，心感欢乐，但在离渝之前二夜，当拜读大人在儿日记本上批示之后，心中未得一时安宁，且曾痛哭数次。儿回国以后第一次哭泣，是在杭州初次拜见大人之时。第二次是在溪口家乡当儿生母罹难之日……此次受大人之感动而数次流泪，乃第四次也。”

母亲死于日寇狂轰滥炸，蒋介石复以不让倭寇有可资宣传的题材，谕令蒋经国要低调处理毛福梅后事，令其情何以堪？

尤令蒋经国悲愤莫名的是日军在1941年春多次侵扰奉化故里，这期间的蒋经国始终处于焦虑、愤懑的情绪之中，难以平抚。5月19日，蒋经国写信禀告其父，说：“此次敌军扰侵浙东故乡卢舍，祖先坟墓备受蹂躏，国难家仇于斯已极，每念及此，终夜不能成眠，今后只有埋头苦干，尽忠党国，以期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未几，蒋经国复又得知日军拆毁毛福梅的坟墓，稍后连棺椁也遭贼人掘开，让蒋经国既惊骇又悲愤，但消息未经证实，只是故里辗转传来之音信，而他又未便亲往已经沦陷的溪口一探究竟，因此备感焦灼、苦闷。为此，蒋介石父子之间函电交驰，为了安抚儿子，9月20日，蒋介石亲笔写下致蒋经国电文文稿，说：“皓电悉，此消息不必可信，寇或藉此以试探吾家人对此之心理如何，如我着急，则寇更进一步对我祖父母之坟墓亦将加以破坏为恫吓，故此事无论其虚实，即使果有其事，亦已成过去，着急亦无能挽救。昔汉高祖之父，被敌军所俘，敌藉此要挟汉高祖，乃以‘愿分乃父一杯羹’，以示决不以家人为念之意。吾人立志革命，早以为国忘家，只求对民族子孙能永久获得自由独立，则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顾，何惜死后之尸身，故不必过于悲痛，应以革命大业之成败为怀也。此时可由学校间接派人设法探视，如其实在，则再托人殓葬，总不使寇兽藉此要挟，以示吾人心理上之弱点也，至于暴尸在外之说，余决不能信，希儿亦宽怀勿过忧伤。总之，此事以岩头舅家为名，派人照料最为相宜，以寇兽决不能将收尸之外亲牵累也。”

蒋介石担心蒋经国无以释怀毛福梅坟头遭破坏的消息，翌日又发了一封特急电报给蒋经国，说：“昨电谅达。未知儿意如何决定，惟对武岭学校应先复一电，其大意如下：电悉，此事恐系谣言，未必真实（原件中有一段话是蒋介石删掉的文句，删除之全文为：我家上下早以牺牲救国，即使有此事，其实亦不足为异，先人求仁得仁，遗体虽毁，其灵亦安）。但既有此消息，请派人前往墓地省视，如墓柩果毁，望代为在原地埋葬，不必移墓等语。一面速派可靠乡人或亲友，前往溪口附近，与当地县府军警极秘密探察究竟。以余判断，决不致暴尸天外，可勿过虑。岩头如有人能代办更好，否则亦不必强勉，以免乡人起谣，更使寇兽有此要挟也。”

所幸，蒋经国对父亲的意思心领神会，他明白，于今之计，除了按照父亲的计策，坚定意志，不受敌人裹胁，别无他法。9月24日给蒋介石发了一通特急电，答复称：“哿马二电拜悉，谕以大义，以汉高祖为法，公尔忘家，儿不胜感奋涕零。暴尸在外，儿亦不信，即使是事实，为表示吾人革命决心，亦决不受敌威胁，兹已遵谕电复武岭学校，并电在永康之毛母舅，设法派人探视。儿对此事已不过于悲痛，乞释念，儿远离膝下，已将一年，眷念无似，决于十月底来渝，以补定省有阙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坟墓遭敌寇破坏之事，之后证实并非谣言，为此，蒋经国在11月7日给父亲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内心难以言宣的深沉悲伤，他说：“武岭学校来信，儿生母之墓被敌人拆毁后，灵柩亦遭盗贼开拆。后来，以我方无动静，敌人见计不售，乃听由乡人将灵柩盖好。儿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对此事已坦然于怀。武岭学校方面已汇去五千元，作为校费及分赠亲友之用。”

1945年2月25日，毛福梅亡故已过六年，蒋经国回顾往事，在致父亲信上，仍三复思言，指陈生母之死是他毕生最悲痛之事，说：“儿于上月三十日深夜含泪上机忍痛离赣以来，无时不在忧念苦愁。儿生母之亡于敌手，以及赣州之陷于敌军，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终身所不能忘者。”

体念父亲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顾及与宋美龄之间微妙的“母子”关系，蒋经国必须谨慎地处理若干问题。小自应对进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国事，凡涉及宋美龄者，蒋经国无不小心应对，从来不敢稍有造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处置，基于父亲关照，既不能过于张扬，可是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让蒋经国大伤脑筋。受到战争的耽搁，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到1947年才告一段落，诸如墓地的选定、墓志铭的撰写、墓碑的题字落款，在在让蒋经国大费周章。

蒋经国在1947年3月24日致父亲的信上说：“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请吴老先生书写。”1948年2月1日的信上说：“一、关于为生母立墓碑与作传事，儿定遵谕办妥，附呈吴老先生有关墓碑评论一则，敬请大人一阅。”信中的“吴老先生”即吴稚晖。

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副碑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晖就在蒋经国的样稿旁边写“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实为经国先生之显妣也”，接着在一旁写下“显妣毛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取代，并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设想得面面俱到，铭刻“‘显妣’毛太夫人之墓”，而不是铭刻“‘蒋母’毛太夫人之墓”，既顾虑到蒋介石，让他在宋美龄面前好交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同时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原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道。

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题字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落款处则铭刻“男经国敬立”。

将毛福梅生前事略编入家谱亦是抗战胜利后蒋家一大盛事。蒋经国奉父命委请吴稚晖写就母亲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虑到父亲蒋介石的多所顾虑，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措辞引起宋美龄不悦，事前也曾敦请吴稚晖规避。等吴稚晖写好，蒋经国将毛福梅传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内容全部呈蒋介石过目、定夺，蒋经国完全听从父亲意思办理，个人完全不表达强烈意见，只扮演被动角色。故而，蒋经国在1948年6月28日给父亲的信上写道：“前奉谕，托请稚晖先生为儿生母作一传，以备刊入家谱，儿之衷心感动万分，曾为此亲谒稚晖先生，作数次之长谈，并以生母事略与祭母文，送稚晖先生参考。在事略与谈话中，皆曾特别指出，生母与大人离婚后，由祖母收为义女一节，并恳请稚晖先生对于此点在传中加以叙述，日前接奉稚晖先生手书，并附生母传一篇，但此传‘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此乃稚晖先生自己之意思，与大人之本意，以及儿之所请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晖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将稚晖先生手书，与其亲书之儿生母传，以及曾供稚晖先生参考之事略与祭母文，呈请大人核阅，儿一切决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请勿以儿意为念。”

换句话说，吴稚晖不仅不认同蒋介石父子以“蒋经国生母”称呼毛福梅，更不认同蒋介石把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后，曾由蒋母王太夫人将毛福梅收为“义女”的情节，纳入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传略及祭文之中。因为，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将毛福梅收为义女，是为免毛福梅离开蒋家的权宜之计，此为王采玉、蒋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间的事，与蒋经国毫不相干。吴稚晖的意思至为明显，蒋介石要注明此事，应是避免宋美龄之吃醋。但是，事略与祭文的主人公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故而根本无须以此狗尾续貂。

由此可证此时之蒋经国内心之压抑，以及为了不致影响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关系，表现了他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关于毛福梅的归葬事宜及立碑、传略、祭母文，实际上最后都有蒋介石干预的影子。例如，吴稚晖写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显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蒋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勒的却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这最后手笔乃是蒋介石修改后的结果，说明蒋介石仍觉得以“夫人”称呼毛福梅似有不妥，为免造成宋美龄不快，故修润成“太君”二字。按唐宋之间，凡四品官都可称死去的母亲为“太君”。

赣南小苏联

抗战军兴，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日军之手，蒋经国奉命离开溪口，出仕江西。

出人意料的是，蒋经国刚开始任官，居然就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在苏联时，蒋经国主要的工作历练是埃尔他金矿场《工人日报》的主编，以及斯夫洛斯克地方乌拉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并无任何军中资历，竟然能直接任少将副处长。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曾在德国任少尉军官，回到中国之后，亦不过跳两级，从上尉干起。兄弟两人所受待遇如此天差地别，除了直属上司熊式辉对蒋经国的另眼看待，只能解释为这是蒋介石对阔别十二载、受尽艰辛困顿的儿子另一种形式的补偿。

二十八岁的蒋经国虽然因着父亲的光环担任赣南方面大员，但他并不恃宠而骄，他在工作上力求表现，且借着家书不断表达他的积极性与洞察力，争取父亲之青睐。

从蒋经国在赣南各种作为观察，与其说他想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模范区”，不如说他想在这个曾经的中共苏区根据地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小苏联”，或者说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在那个共产党仍被当成毒蛇猛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也唯有他能受此优遇，在赣南地区关着门搞“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蒋经国究竟要如何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呢？从他给父亲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几个重点方向 。

第一，在赣南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1938年3月25日，蒋经国上任保安处副处长两个多月，在致父亲的家书上建议按阶级比例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他说：“今日中国之青年有热情，而无工作方法与正确政治路线……故统一之青年组织，实非常需要，并为彻底执行民族解放之历史任务，组织分子之比例，应以农民、工人之数量为最多，学生、教员，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商人资本家之数量为次要成分。一切革命青年，凡切实接受本团团章，确能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而奋斗者，皆可加入。”究其本质，蒋经国这个青年组织的组建方向，其实和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致雷同。

第二，在赣南大力兴办“青年工厂”，使教育与生产相连，训练与劳动并重。他向蒋介石详细说明了这种青年工厂的性质，说：“今已订定该工厂办法大纲：一、本厂收容失业失学青年，在二十五岁以下，以五百人为限。二、本厂资本以三万元为最高额，月息收入备充工人教育家专款。三、本厂产品以肥皂、布疋、毛巾、印刷、棉、纱布、皮鞋、竹器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等。四、选择优秀青年送往各工商处所属各厂实习，以备将来回厂作指导工作所需。”并希望蒋介石设法拨款给他，“儿自当谨慎办事，使该厂成为训练青年之生产学校”。

第三，效法苏联共产党，强化党员的廉洁操守。为激发公务人员之爱国热情，使人人努力于工作与事业，蒋经国“特规定本行政区公务人员服务公约十二条。一、信仰三民主义。二、绝对服从命令。三、遵守政府法令。四、接近广大群众。五、尊重民众意见。六、实行自我教育。七、爱惜公家物品。八、不怕死不偷懒。九、不嫖赌不贪财。十、不招谣（按：应为不招摇）不骄傲。十一、养成高尚人格。十二、锻炼坚强体格”。要求严格遵守，以维持极高的革命道德标准。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在台湾接班，也曾经提出“十项行政革新”，并以类似的信条精神规范台湾的党政军及公教人员。

蒋经国主张建立以农民、工人为主要成员的青年组织，其实即为列宁、托洛茨基提倡之“职业革命家党”之翻版。蒋经国采用苏联共产党的指令式计划经济治理江西，但也兼容并包中国传统的手法。为建立“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蒋经国效法父亲蒋介石军事“剿共”的手段，并实行曾国藩以地方团练剿匪的手法对付在江西建立苏维埃的“赤党”。1941年4月17日，蒋经国从赣县县政府写信给蒋介石，说：“最近在赣交界边区，发现共产党活动，人数约八十人，并带有武器，儿已组织清乡工作团，在该地清剿，上星期已将其负责人之一在南康境内击毙，并有二十余人要求自新，此股匪党不日即可解决矣！”这证明蒋经国绝非仅止于空谈。

要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天堂”梦想？蒋经国津津乐道地向父亲提出他的“赣南三年计划”“赣南第二次五年计划”。虽然抗战时期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但是，除了蒋经国，其他封疆大吏有谁敢做同样的事？杀共产党杀红了眼的蒋介石会任令其他封疆大吏这么做吗？和苏联的指令式计划经济一样，“赣南第二次五年计划”自然有一些漂亮的口号做包装，如“（一）人人有工作，（二）人人有饭吃，（三）人人有衣穿，（四）人人有屋住，（五）人人有书读”，“人民的义务与权利。（一）人人要劳动，（二）人人要读书，（三）人人要当兵，（四）家家穿得暖，（五）家家吃得饱，（六）家家住得好”。

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空有口号毕竟成不了事，为了具体落实建立“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最简便的方法便是照搬苏联的建设经验。

尽管蒋经国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强调，建设新赣南之目的在于“完成整个三民主义国家之建设”，“有计划、有组织的运用人民劳动”，“各尽其劳动义务，各享其生活权利之三民主义新社会”，然而，从蒋经国的一些具体做法看来，很明显的是，他在赣南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建设经验。他在“赣南第二次五年计划”中说：“新赣南之经济建设，应以发展公营及合作事业为其主要形式，实行人民义务劳动，发展社会公用事业，同时在政府计划和统制之下，奖励私人投资，使每个人民均有参与劳动之机会，而在人民方面，亦应以参加社会劳动为无上之光荣。每个男女壮丁，每年应为社会做义务劳动工作三百六十小时（五年工作共值七十万万元）。”

但如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觉，蒋经国这些构想存在着牛头不对马嘴的荒谬性，因为，要将苏联的“工业建设计划”移植到完全属于“农村经济形态”的赣南，无疑是空中楼阁、水中捞月的浪漫空想。蒋经国幻想在江西“运用科学技术改良生产方法—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树立重工业之基础。动力类—电厂。机械类—机械厂电机厂、无线电厂。化学类—火柴厂、电池厂、漂染厂、染料厂、制革厂、纸厂、酒精厂、炼油厂。纺织类—麻织厂。饮食类—碾米厂、罐头厂、面粉厂、糖厂。文化类—教育用品厂、文具厂、玩具厂、印刷厂。冶炼类—钢铁厂。土木类—瓷厂、水泥厂、锯木厂、建筑公司”。

在“赣南第二次五年计划”中，蒋经国想要对“农村工业公司手工业社”，五年之内共投资五十亿元，其中百分之七十投资于工业，百分之三十投资于农业，又工业部门之百分之七十投资于重工业，百分之三十投资于轻工业，体现了蒋经国要在赣南复制一个“小苏联”。

别说赣南的建设有照搬苏联指令式计划经济模式之嫌，就是三十年后，蒋经国在台湾的“十大建设”，都还有舆论批评蒋经国仍旧在照搬苏联经验。青年时代的苏联经验深深烙印在蒋经国的脑海，成为他思维和工作的固定模式，至死不渝，“十大建设”弥补了他在赣南的遗憾。

模仿苏联斯大林计划经济的“赣南第二次五年计划”，还包括都市改建计划，建设现代工商业中心城市，鼓励老百姓多生小孩的奖励生育计划，提倡体育，健全体格，推行卫生，延长人寿，将战时的人口年增率增加到百分之七等措施。

“赣南第二次五年计划”的苏联特色更凸显在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上。蒋经国向蒋介石画出赣南五年之后的民生富裕的远景—“平均每人每年可消费棉织品二丈五尺，毛织品一尺，皮鞋一双，糖十斤，肥皂三斤，白米四百五十斤，肉四十六斤，蛋三十六个，住屋面积每人平均四平方公尺”。在物资匮乏、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这样的远景让人翘首企盼。蒋经国还计划在赣南“成立大学，设立科学馆、艺术馆及职业学校，普设托儿所、幼儿园，增设国民学校、民众教育馆”，强调要“提高劳动人民之智识水平（设立农民学校工人学校）”。

在交通设施方面，要“做到逢山开大路，遇水架桥梁，乡乡通汽车，村村装电话的地步”，并且要“疏通大小河道，便利水道运输”，“每三乡设立无线电台一所，灵通各地消息，设立造车工厂，大量制造各种车辆，五年之后，平均每家要有一辆手运车，每十家要有一匹骡马，每一万家要有一辆马车，每两万家要有一辆自行车（共要有三十万辆手运车，三万匹骡马，三千辆马车，一千五百辆自行车）”。

蒋经国自诩要把赣南擘画成“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他的规划是“江西第四行政区十一县，将大庾、祟义、上犹划分第一重工业中心区（矿）；赣县为第二重工业中心区（机械）；龙南、定南、虔南为轻工业中心区；寻邬、安远为手工业中心区；各县普设电厂、天文台、广播电台；大庾之白溪，祟义之聂都，开辟成为风景区，并建筑疗养村庄，在大庾、龙南、信丰温泉地方建筑旅行社”。

总结起来，蒋经国在赣南构筑共产主义天堂的目的，心心念念仍是以老百姓的生活为根本考虑，而非纯系浪漫共产主义之空想。若干年后，蒋介石因国共内战失利而下野，在巡访家乡农村建设时有感于中国农村之严重落后，在日记中写道：“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耳。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未为晚也。”

列宁、托洛茨基提出的“职业革命家党”、建立“先锋队政党”，以及在全世界进行永久革命（或译“不间断革命”）等政治主张，不只内化为蒋经国内心世界的一部分，更成为他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维元素。是以，1939年6月23日，蒋经国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督练处写信给蒋介石说：“儿自接事以来，赣南各县城皆先后被炸，故最近特别注重防空设备之加强，及救护工作之推进。赣市已成立救护消防各四队，由儿兼任救护总队长，各队队员皆有勇敢之服务精神，每次不待警报之解除，机声甫息，儿即率领队员驰赴投弹灾区工作，四次轰（按：疑漏一‘炸’字）以来，经救护队队员开掘倒坍房屋及防空洞，救活二十三人，儿亲自开掘一坍墙，费力三小时，曾救活母子二人，第三次轰炸时敌投弹最多，大半为燃烧弹，中国银行被炸起火，儿率领消防队拆屋、运沙、打水，各公务人员均奋勇参加，故火势未能蔓延，损失甚少，此乃儿一生所最快乐之事。今后自当更加努力，期以稍慰大人之望。”

并说：“转移风气，为修明政治之先决条件。现已开始严禁烟、赌，实施以来甚得社会人士之同情，此间江西政治讲习院有学生一千二百名，儿甚望彼等能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江西团部尚未成立，不知可否在该院组织临时团部，办理入团手续，盖学生即将毕业分派到各地工作。”

奋勇救火、严禁烟赌不仅仅展现了蒋经国自我期许的“职业革命家党”“先锋队政党”的革命形象，更印证其既然身为“先锋队政党”“职业革命家党”的一分子，当然要竭尽所能，用全副心力扮演好这个角色。

蒋经国复于10月2日在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写信给蒋介石，在字里行间不断强调其“先锋队政党”“职业革命家党”的热忱特质，他说：“儿于中秋节在赣州发起举行官民同乐会，参加者除公务人员外有农民八百六十名，官民挤挤一堂（按：应为‘济济一堂’之误），极为融洽，尊重民意与集中人才为修明政治之主要条件，故拟组织设计委员会，吸引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协助政府推行政令，使地方行政更能积极化。最近航空委员会在赣州南门外建筑机场，儿已动员民工一万三千名在该地工作，并于前日集合各机关职员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共八百名，在机场服务，儿亦与民工共同劳动，担任挑土工作九小时中共挑四十六担，比其他民工多挑七担，身体虽觉疲乏，但精神则得到极大之兴奋，盖全场之民工皆因此而更加努力矣。现将民工编成十二大队，实施军事管理，注重于各项工作分配之合理化，并组织宣传慰劳队，在机场工作，使机场能早日完成。”

蒋经国非常清楚父亲反共之决心，他亦深知国民党在政权上的最大对手是共产党，但是，他在江西落实的却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尽管反共口号挂在嘴边，但在具体作为上却是时时刻刻“以俄为师”。他在1942年10月24日给父亲的信上明确建议说：“接胡世杰同志来信，知其已由苏联返国，胡君曾谈及苏联战后之各种设施，如有机会，儿甚望能赴苏……将来可作为我国建国、建军参考之处定多。”蒋经国写此信时，已离苏返国五年有余，尚且念念不忘苏联，足证苏联营造的“共产主义天堂”在蒋经国心目中之烙印何其深刻。

然而，蒋经国太浓厚的苏联色彩，平日言必称苏联的习惯也曾经为自己闯下祸端。抗战初期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苏联为了降低其远东地区的日本侵略压力，一度给予中国大量军援物资，包括战机和枪、炮等，期望中国阻挡日本的军事威胁。1942年以后，由于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战争打得十分艰苦，必须全力对付德国，援助不若以往，加上美国已开始大量军援中国，蒋介石担心蒋经国太过于接近俄国人或强调苏联色彩，可能引起美国敏感或不悦，因而再三告诫蒋经国应该在言行上节制。

蒋经国因此特于1943年2月12日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说：“儿前次在曲江，并未住在俄国顾问招待所。内有一炮兵顾问，为儿在俄时之同学，上次由渝返赣时，曾相遇于火车中，故此次特去访问，并应约曾与媳赴宴一次，今后自当避免与彼等见面，儿自知处境特殊，一切自应谨慎，请大人放心。”婉言解释他与一名苏联顾问接触的经过和缘由，说明以后会避免再和这位苏联顾问碰面。

赣南时期，由于蒋经国做事不讲情面，大公无私，雷厉风行，因此有人以“蒋青天”称呼他。究竟他在赣南如何以最短的时间让赣南大治？而他又在家书中呈现了什么样的政治风貌，让他的父亲对他的勇于任事、勤于政务，刮目相看？

1941年5月19日，蒋经国从赣县县政府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说他“自服务社会以来，无时不牢记‘民饥我饥，民寒我寒’之明训”。其实，蒋经国的政治生活始终以“民饥我饥，民寒我寒”这八个字为核心思想。本质上，自苏联归来的蒋经国就是一个以民本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职业革命家党”“先锋队政党”成员精神为动力的革命家，与其他脑中尚留存浓厚传统“牧民”思想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实大异其趣。

尤其，眼见赣南父老面临日本侵华之战祸，与自然不可抗力之灾难，蒋经国“民饥我饥，民寒我寒”的情怀更是跃然纸上。1939年7月24日，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赣南安远县水灾惨重，儿于本月十一日亲往勘验，但见哀鸿遍野，田舍成墟，触目创怀，至堪悯恻，当即发款赈救，并实行施饭，留安三日，别时人民扶老携幼，垂涕送行。有一九二老人，并以手杖相赠，儿极为感动。此行经定南、龙南、信丰各县，每到一县，除考察地方政治情形，慰问伤兵难民，召集学生、商人、农民谈话外，并柬请七十岁以上老人举行叙餐。在信丰时一老妇畅饮数杯愤起而言曰：‘抗战不胜利，我死亦不闭目。’”他以冒险犯难、与民同在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赣南民众的感佩和爱戴。

人祸和天灾一样可以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因此，蒋经国上任之后，“各县人民条陈意见，与控告贪污者，应接不暇，群策群力，共图革新”，让他感奋无已，虽然如此，蒋经国心里明白，在地方旧势力环伺之下，他首先要对付的是横行乡里的“汉奸”与“贪官污吏”。因此，他上任之后，首先建议蒋介石应成立“统一之青年组织”，并在其下成立一个“非常行动部”，这个单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执行铲除汉奸贪官污吏之工作”。

其次是转移社会风气。蒋经国认为，转移社会风气是“修明政治之先决条件”，并从禁绝鸦片烟和禁止赌博开始着手，但是，社会风气毕竟不是经济指标，也不是民生物资，无法用具体刻度去表现社会风气的改善或转移，他突发奇想，以建立“纪功碑”表彰好人，另外树立“公告板”专门公布坏人的丑行劣迹。他把自己这个“创意”告诉了蒋介石：“今日之社会，应重向善风气之培养。爰酌仿建碑纪功之古制，决定建筑伟大之石牌楼一座，以纪功绩，凡对地方建设有较大贡献，及为抗战捐躯造成忠义之风者，均镌名留芳，群相景慕。并另建石质公告板一块，公布罪恶多端，而不守法纪者，如汉奸、贪官污吏、烟贩、烟犯、匪徒、奸商、土劣等，如查明确实者，刻名遗臭贻羞，社会庶几善恶昭彰，皆知乐于为善，以补助政令之不及。”

按照他在1939年8月29日的一封家书上的说法，到任不过一年有余，他自信赣南的恶势力基本上已经铲除得差不多，他说：“关于专员公署工作，禁烟禁赌，目前已有相当成效，地方土匪大部亦已击散，今后除继续严禁烟赌、肃清土匪外，当着手整理保甲，推进教育，及组训民众。”

蒋经国是如何在一年之间让赣南地方治理工作取得初步的成果呢？他在一封家书上告诉蒋介石说：“此次搭乘公共汽车外，步行三百四十里，拟稍事休息再度出巡，期能于最短期间能遍历赣南各县。”说他靠着行动哲学，以步行方式，跋山涉水好几百里地，巡行于幅员辽阔的穷乡僻壤和崇山峻岭之间，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他廉能与雷厉风行的形象。在1940年6月11日的信中亦告诉蒋介石说他“于五月二十六日，由赣出发视察，于本月八日返署，步行六百余里。经过信丰、安远、寻邬、定南、龙南、虔南六县”。他以脚踏实地的从政精神，使老百姓认知到蒋介石的公子竟然能剑及履及地服务人民，让老百姓亲眼证实他说到做到，而且，不论在私底下或是公开场合，干任何活，做任何事情，不论再辛苦，蒋经国总是身先士卒，和老百姓站在一块儿，这一点跟当时官僚尽是“口腔派”—光说不练的风气大相径庭。

他的身先士卒，自我磨炼，不止一端，类似事迹在家书中更是不胜枚举。如在1941年10月2日的家书中，蒋经国向父亲禀报：“第七期干部人员讲习会，于上月二十二日，在离城四十里之崆峒山顶举行结业典礼。结果极为圆满，在二星期内，天天轮流举行赤脚赛跑，冒暑冒雨，长途跋涉，夜行军，紧急集合，不眠不食，动心忍性之刻苦训练。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儿即本斯旨从事于此次训练，使人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养成卓绝意志，坚强体格，准备忍受并克服将来更艰难更困苦之遭遇！”

蒋经国最脍炙人口的是他的亲民爱民、与民同在的政治作风，姑不论是政治表演或发自内心，因为他经常与民众在一块儿，嘘寒问暖，闲话家常，更能亲自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真心诚意，自然而然赢得民心爱戴。在1939年10月17日的家书中，蒋经国告诉蒋介石说：“赣县潭口乡，王、陈二姓之农民，因为开掘水沟之争执，双方大事争讼，诉讼延续五年之久，同时五百亩土地之生产因此而停顿。昨日儿特别到该处视察，经调解后，双方同时签订合同，开掘水沟，且规定尺寸，限期完成。五年来之争执，一旦圆满解决，家家户户非常快乐。儿对于此事感慨甚多，互让、互助、互信实为创造事业之先决条件。”

即使在战争年代，蒋经国仍左手忙于赈济受到战火蹂躏的县民，右手忙于向烟赌宣战，要老百姓脱离腐败风气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他告诉父亲说：“赣城自遭轰炸之后，儿即创立施粥厂，及于城中，儿童避难室、民众俱乐部，于郊外禁烟禁赌，早已严厉执行。有和记土膏行设立赣市，资本雄厚，组织广大，勾结军人，在绝对禁烟区内私贩私运，儿业将该店查封，俾得扫除烟祸，以免流毒赣南。”换言之，面对老百姓，他是慈眉善目、菩萨心肠的父母官，但在另一个面向则是青面獠牙、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形象，绝对是贪官污吏、地痞流氓、鸦片烟馆和赌场的克星。

蒋经国固然全心全力治理赣南政务，但中国毕竟幅员辽阔，尤其偏远地区、政令难以到达之地，别说“蒋青天”的德泽未能及被，即使是蒋介石，凭借着枪杆子，亦未必能处处行得通。在1940年6月11日的家书中，对公务人员之治事能力及消极态度，蒋经国也不免感慨道：“大部分人民均有敌忾同仇心理，穷乡僻壤，处处皆以国家大事及大人之健康相询。人民在政治认识方面，实大有进步，唯一部分公务人员尚乏蓬勃朝气，基层干部亦少健全，致一切政令尚不能广泛推入民间，致土豪劣绅在地方上尚拥有相当势力，归根结底，赣南病原实在于交通不便，以及民智不开。”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不仅仅是一句讽刺的歇后语，而且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十分普遍的怪现象，和贪官污吏搏战经年的“蒋青天”仍然难敌铺天盖地、多如牛毛的贪腐官僚。

看不惯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奢靡风气的蒋经国只要路见不平，即使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外发生的不法情事，也一定马上写信告诉蒋介石，建议办人。他在1941年6月15日的一封家书中就痛陈时弊，说他去赣东视察时，见到贪官污吏一路嚣张的丑陋行径。“经过鹰潭、上饶等地，地方官吏与部队官佐大都经营商业，竞相逐利，终日在应酬场中任意挥霍。在金华、鹰潭公开赌博，无人过问；在上饶，则西装店、菜馆店林立，供人享受。故此次浙东战事一起，官吏争率逃命，斗志丧尽，毋怪百姓都说中央好，地方不好，此种病象亟应加以纠正。”

显然，蒋经国在面对贪官污吏的战争中并未取得完全或决定性的胜利。他感叹成果未臻理想，同时也抱怨自己迭遭贪官污吏和地方恶势力的反扑报复。蒋经国满心以为投入革命热诚即可孚得人望，殊不知任何政治领袖都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反对派，受到委屈，他也不免对父亲多所倾诉，足证国民党政府党政军人固然不看僧面看佛面，头顶着父亲的光环，蒋经国也不免经常四处碰壁，例如，“儿当接事之初，即立下决心，改变过去脱离群众之作风，以刻苦自励，为民兴利，无如地方旧势力在一部分党部人员领导之下，殊多牵制，在彼等心目中，如有不与土豪劣绅相勾结，而与民众接近并努力工作者，均为有共产嫌疑之左倾分子。儿竟亦不能逃出被人嫌疑之列，并造谣生事，不遗余力。儿个人对于此种攻讦自问于心无愧，不但毫丝无动怀，而且将以更大之努力，禀承大人之训示，深入群众，修明地方政治”。

赣南之淬炼，陶铸了蒋经国不轻易服输的个性，转任中央干部学校之前，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上说：“儿自任赣县县长后，倾全力于县府整理工作，人事问题已告段落，乡镇基层干部大多为青年团团员，精神饱满，尤富工作热情，今后青年团工作可与行政配合，不致多落空谈，在行政方面注入此新血素裨益亦非（匪）浅……在此短短二月经验中，深觉当专员易，当县长难，因县政繁杂，千头万绪，又均须亲自处理，非若专员，仅负督察之责已耳。至全区政务亦均在按步施行，信丰县至会昌及赣县至崇义之公路已开始建筑，此外在赣县设立之经济干部训练班即可开学，六个月后即有大批干部分发各县下乡工作。”

在赣南期间，蒋经国一方面形塑其“蒋青天”的形象，一方面善用机会、把握机会，在父亲面前或者在家书内容中颂扬父亲的功业伟绩，煞费苦心。

为了讨父亲欢心，蒋经国细腻地察言观色，更巧妙运用苏联经验，为蒋介石营造偶像崇拜的氛围。他曾经运用一位孤儿“自然流露”的感情，借诸孩子投射出对蒋介石的英雄崇拜，这展现了蒋经国典型的俄式个人崇拜风格。

事情发生在1947年10月25日，再过一个礼拜就是蒋介石的阳历生日，蒋经国利用一位名叫何社龙的小朋友表达对蒋介石的谄媚。

蒋经国把长期培养这位小朋友的缘由向蒋介石做了一段简短的汇报，说他“在赣县县长任内巡视乡间，在社龙村遇一小乞丐，他不知自己何姓何名，亦不知何处人，当时儿即将其带回赣州，送入儿童教养院读书，并名之为何社龙，今夏毕业于小学部名列第一，儿时以此事而自喜，今接其来信向主席祝寿，儿觉此信非常天真而且甚有意义敢转呈，想大人亦必乐于一读也”。

何社龙小朋友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上说：

敬爱的主席：

去年九月下旬看见主席和悦的容貌和理健的身体，我心中有无限的愉快，敬仰的心，直到现在没有一刻会丢开，昨晚忽想起主席的生日又快到了，全国的人民，正在准备怎样庆祝，照理我们应该登堂拜寿，但是山川阻隔，那只好遥远敬祝主席像太阳一般照着我们，于有害人类生存的细菌，完全杀灭。我们年纪小……只有好好的求学，锻炼强健的体魄，将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这就是我的礼物，后敬祝

万寿无疆

小学生何社龙敬上 十月八日

何社龙小朋友将蒋介石比喻为太阳，或谓蒋经国治赣期间有不成文规定，每年10月31日为赣南之“太阳节”，每逢此日，无论军民，一律张灯结彩，游行欢庆，为蒋介石祝寿。

蒋经国毕竟是在苏联待过，他很清楚搞个人崇拜的诀窍在哪儿，是这方面的翘楚。因此，明眼人固然可以看出何社龙小朋友写的这封信出自何人手笔，只是，看在蒋介石眼里，这封信竟是如此暖心，如此真诚。何社龙小朋友还借机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说：

亲爱的恩哥：

不觉得又快到主席的生辰，全世界又在准备着怎样欢迎庆祝，我们要拿无限的热忱和尊敬，庆祝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保母，这真正为人类解放自由的救星，他左手抱着同胞，右手除灭了强暴的敌人，他从容创建新世界，又培养了人类的新生命，就是写千百个伟人，也比不上主席忍耐革命的精神。最后请您转交这点礼物给主席，敬祝

健康

愚弟社龙敬上 十月八日

赣南不仅是蒋经国实验其“小苏联”的小王国，更是他营造蒋介石个人崇拜氛围的小天地。出了赣南，蒋经国个人崇拜的风格依旧。昔日行乞的小孤儿的文化水平焉能独力写就两封信，小小心灵更焉能将蒋介石主席描绘成“照耀着老百姓的太阳”，如果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很难令人相信是行乞孤儿何社龙个人所为。

其实，非仅何社龙这位行乞的可怜孩子，蒋经国的家书中亦经常描绘市井小民，甚至贫病无依者、白发耄耋、老残病弱者也投入热诚捐输、歌颂领袖的行列中去，更不乏对父亲奉承之词句，其为父亲营造个人崇拜环境的斧凿痕迹至为明显。

例如，1939年11月2日，其于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发出的家书中即描述道：“赣州各界……举行庆祝大人寿辰大会，并献金、献物、献身，共到民众九万余人。有二百六十名伤愈将士，与四百三十二名壮丁自愿献身赴前线杀敌。有一位七十四岁长者由沙田（离赣城一百十五里）步行来赣祝寿，并献出其袋中仅有之两角四分钱。次之一位九十三岁贫苦太太到寿堂祝寿，并献出四枚铜元，后又命其孙儿购买一段爆竹燃放，以表敬意。参加提灯游行者，除士农工商兵外，尚有和尚、道士，以及双目失明之算命者，此外尚有龙灯台阁及各色各样之灯彩，此种具体事实，表现人民拥护大人之诚意，完全发自心底。在此次大会中，儿更认识民众力量之伟大，对于民众赤忱之表现，使儿起无限之敬意。”

1941年11月7日的家书，蒋经国告诉蒋介石，有关江西百姓庆祝其华诞时之情景：“今年大人寿辰，全市人民自动挂灯结彩，参加拜寿及游行庆祝者，不下十万人，壮丁献身入伍者，有八百二十五人，此皆人民爱戴大人热情之自然流露，儿身处其间深为感动。”

1942年10月24日，蒋介石生日前夕，蒋经国在江西以“三南联合行政会议”的信纸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今日是大人寿辰，儿等未能亲来拜寿，罪甚！今晨四时，儿即起身洗面沐浴，后一人行至赣州南门城上，面向重庆而立，心中遥祝大人福体康健，精神胜常，并望上天保佑全国平安，全家康乐。今年七月间，赣南民众代表大会出席会员曾经建议，为力行大人勖勉国人埋头苦干努力建设之训示，并以具体行动表示对大人之崇仰，决定展开征兵、征粮、修桥、筑路、建陂、建校六项工作竞赛，限于十月内完成。儿此次由各县视察回来，亲自看见各地民众皆在积极参加建设，并请求将此六项工作成绩，作为庆祝大人寿辰之礼物。”

中国传统习俗喜以仪式主义的形式表示对尊长的孝敬，这本是天经地义、十分平常的事，但是，如果将这种本来应该是家族内的仪式主义形式扩大到社会人群的层次，就超乎中国人的伦常观念，而有个人崇拜之嫌了。当然，在大敌当前的时期，绝对有必要凝聚全国民心，一致对外，故而这种偶像崇拜无可厚非，可是，一旦战争结束，国家政局回复常态，个人崇拜风气若是依旧挥之不去，就难免要遭人物议了。

附录：隐匿于国难夹缝中的风花雪月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适为春秋鼎盛之年，是时，三妻四妾观念仍深植庶民大众思维之中，固然妇女逐步获得解放，但旧中国向例以男性为尊，拈花惹草固招人物议，但亦非十恶不赦。章亚若与蒋经国在人生道路上偶遇，因相知相惜擦出火花，从人性的角度思之诚不足为怪，但以时下一夫一妻的标准衡量、臧否他的风花雪月，难免以今非古，引喻失义。

蒋孝严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中说：“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1941年10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

可是，一位与蒋家甚为亲近的人士透露，蒋介石并不知晓蒋经国、章亚若恋情，更不知道两人育有二子，因为，依蒋介石的个性，如知悉有孝严、孝慈两位孙儿，肯定会想办法让这对孪生兄弟认祖归宗，不会让他们在外吃那么多苦头，必定会有低调妥适之圆满安排。

与章亚若之间的悲剧恋情，蒋经国始终掩饰得天衣无缝，他如此低调，不让恋情曝光，除了担心曝光之后造成与蒋方良夫妻勃谿，更应与他担心影响其宦途有关，毕竟蒋介石、宋美龄结缡之后，笃信基督教，万万不容许蒋经国搞婚外情。

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能解开“章亚若死亡之谜”，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蒋经国是否曾经禀告蒋介石有关其与章亚若之恋情。然而，我们却能从蒋经国给父亲家书的字里行间寻索若干蛛丝马迹，找到更出人意表的秘密。

蒋经国于1942年1月5日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是他在整个章亚若事件中系列“掩耳盗铃”行动的关键证据，这个关键证据一定程度说明了蒋经国的双面性格，更说明他是以什么态度处理自己的婚外情，他说：“赣南各县县长，发起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儿亦拟参加，约二月间出发。”这段文字藏着什么玄妙之秘呢？细想，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无比艰困，国民党军士兵上战场每人仅发四发子弹，哪有经费让小小的县长“组织参观团”到广东、广西、湖南“考察行政”？蒋经国是委员长之子，自有其差旅费上的便利之处，但其他的县长何德何能，焉有经费与蒋经国合组“参观团”？更不可思议的是，2月14日为农历除夕合家团聚之日，2月15日为大年初一，以当年中国交通建设的情况，蒋经国和“赣南各县县长”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就算2月1日就出发，路上也不做勾留，只靠舟车，光是粤桂湘跑一圈儿，至少也要到3月初才回得了江西，不是摆明不在赣南与妻子蒋方良过春节吗？这确实启人疑窦。

存在着一种可能情况是，蒋经国在农历新年前夕，千里迢迢地从赣南跑到广西桂林，目的就是依约和章亚若团聚，因为，蒋经国写这封信给蒋介石时，章亚若已经身怀六甲，蒋经国事前承诺章亚若一块儿在桂林共度新年。

完全有此可能，而且合情合理。按照怀胎时月计算，章亚若应该于5月才生产，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蒋经国和章亚若事先的安排是2月间一块儿在桂林过年，到5月预产期，蒋经国再借故到广西陪伴章亚若生产。无巧不成书，怀胎仅七个月的章亚若却在蒋经国到达时阵痛临盆，生下了双胞胎章孝严（今已归宗改姓名为蒋孝严）、章孝慈。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蒋孝严公布的生日为1942年5月2日，但若考证蒋孝严的回忆录《蒋家门外的孩子》，蒋孝严说他外婆亲口告诉他们兄弟，章亚若“在1942年8月15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遗言”，她“终于断断续续，指着照片说，‘大毛、小毛（孝严、孝慈之乳名），这是你们的亲娘、我的宝贝三女儿亚若……她好命苦，你们半岁大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由此推算，蒋孝严的生日绝非5月2日，应为2月15日前后。

2月15日前后，正是蒋经国禀告蒋介石要“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的时间点。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意外”？确实耐人寻味。一个可能的推论是，蒋经国认定广西位处西南边陲，远离重庆与赣南，不但隐秘性高，而且天高皇帝远，没有人认识，更不会有人认出大腹便便的章亚若，因此选为章亚若秘密生产的地点。

令人不解的是，果如蒋孝严所言，蒋经国曾向蒋介石报告章亚若怀了蒋家骨肉，且获得蒋介石谅解，那么，蒋经国为什么不敢跟蒋介石禀报他2月间要到广西探望章亚若，而竟是以“赣南各县县长，发起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儿亦拟参加”为借口。由此可以证明他并未向蒋介石报告章亚若生子之事，而且，种种迹象显示，终蒋介石一生，从来不晓得蒋家门外还有骨肉。

6月6日，蒋经国写信禀告父亲，说他已经从大西北回到赣南任所，并提出防共与“剿共”的意见，信末，蒋经国说：“华秀妹处，因过桂林未停，致未能一见。”

这更令人大惑不解，蒋经国漫游西北期间，蒋孝严兄弟刚出生三个月，若确如蒋经国所说，他曾经途经桂林，但却“过桂林未停”，甚至连章亚若母子三人的住所都过门而不入，这根本违背人情义理。

至于蒋经国信上所说的“华秀”，系蒋介石兄长蒋介卿的女儿蒋华秀，蒋介卿于1936年年底去世后，蒋介石爱屋及乌，蒋华秀因此成为最受他关照的侄女。蒋华秀毕业于之江大学，抗战时溪口沦陷，蒋华秀和母亲等家人避居赣南，与蒋经国、蒋方良夫妇生活在一起。1942年春，蒋华秀嫁给桂系将领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韦永成曾留学苏联，与蒋经国系同窗。婚后，蒋华秀与夫婿韦永成择居桂林。因此，身为堂兄的蒋经国假使真的到了桂林，按中国人的观念，说什么也应该到蒋华秀家里探视，而蒋华秀也势必要尽地主之谊好生接待，何况蒋华秀曾在赣南住了两三年，必也受蒋经国不少照拂，何至发生“过桂林未停”的情况？

合理的推断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借着“漫游西北”到桂林，而5月是章亚若原来的预产期，也就是蒋孝严对外数据上显示的生日，尽管蒋孝严兄弟提早降生，并不影响蒋经国的5月桂林之行，他依旧可以拿“漫游西北”作为向父亲禀报的借口，到桂林和章亚若母子三人团聚，隐秘地共享天伦。

从蒋经国安排章亚若离开赣南远赴广西生产这一点看来，他是极端小心翼翼，忌讳与章的恋情曝光，更忌讳有人得知章亚若怀孕之事。这种谨小慎微的行为都十分合情合理，但这两封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在在让人觉得不合常情，最合理的解释是，蒋经国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掩饰章亚若生产之事，因此不惜向蒋介石撒谎，这种想“掩饰些什么”的想法是否隐伏了8月15日章亚若神秘死亡的杀机呢？

以当时蒋经国所处的客观环境，任何人处于他的立场，都会对婚外情、私生子采取绝对掩饰的做法。试想，蒋经国自回国到1942年2月，不过五年时光，尚未站稳身子，章亚若在桂林隐姓埋名产下一对麟儿，对蒋经国而言，无异一枚不定时炸弹。这期间，蒋经国在蒋家、国民党内地位都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他首先必须顾虑到太太蒋方良的态度，深受苏联东正教熏陶的蒋方良岂会容忍蒋经国在外另筑香巢，产下一对麟儿？他也要顾虑到父亲的地位，一旦消息走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要如何面对国民党政府大员，更要如何向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自圆其说？蒋经国本人要如何面对蒋家内部的压力，更别说国民党政府内部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一切的一切都困扰着蒋经国。

蒋孝严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中说：“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1941年前后，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后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后，父亲还在1943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 e9M2W/Ma/MRV9JF2C5jPxQoQ3tRoA7Rj+4/ZHuZ42xriOLJVCsVUWz2/hla/UA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