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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内部的是非对错，往往很难用公共空间中的伦理道德标准来判断。吴飞在关于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书《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就把很多自杀案例解读为对家庭内部“不公”的极端反应。家庭问题想必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中，在心理医生遍地的美国，解决家庭问题不是用农药，而是用“治疗”。
本书聚焦的问题看似很小：你得是女性，并且母亲有“自恋特质”，似乎这事儿才跟你有关。但母亲自恋以及相关的家庭互动，背后涉及很多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作者关注的，主要是自恋母亲及其育儿方式对后代的影响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技巧。但如果读者对书中的案例多加留意就会发现，即便在女权主义风起云涌的美国，家庭结构和互动，仍然在很多方面呈现强烈的父权色彩。家庭对女性的期待，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女性要随时待命，满足他人的各种需求。而当家里的母亲具有自恋特质的时候，家庭等级结构对女儿施加了另一重压力。女儿遭受的双重剥削，可能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文化的自恋特性也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在这方面，美国比中国严重，但随着商业主义的扩张，自恋的文化也逐渐渗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不仅越来越注重相貌，也更乐意追求物质财富、地位和奢侈品，用以维持外在的成功形象，而忽略了内在成长和自我完善——这是西方心理学用语，简单地说，中国已经从“金钱不足”的时代，进入了“道德缺失”的时代。与“自己”相对的是“他者”，自恋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体验“他者”感受的能力。在家庭内部，缺乏这种能力会导致不良的互动，而在公共空间里，这种能力就是道德的心理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虽没有丰富的心理学体系，在家庭问题上，仍强调“慈”和“孝”两个概念。“不孝”是我们更常听到的罪名，但上不“慈”，下“孝”就无从谈起，指责后代“不孝”之前，恐怕先得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正如作者在第13章中介绍的，在20世纪的美国，育儿理念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早期的观念和老辈中国人的“不打不成材”“棒下出孝子”很相似；但到后来，家长甚至都不要求孩子在学业和社交方面取得多大成就，反而十分注意培养他们的自尊心；世纪之交，育儿观念更加多元化，以致都很难找到“正确”的理念。但无论古今中外，所有的家长在育儿问题上应该都同意一点，那就是书中引用的一位母亲的话：“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我攒的钱是给孩子上大学用，而不是付他们的心理治疗费。”
本书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家长的行为模式会通过耳濡目染传给下一代，相比之下，谆谆劝导的教育方式却效果甚微。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你最好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在本书的语境下，哪怕只是为了孩子好，家长也应该努力完善自我。
尤其值得中国家长注意的一点是，书中提到的那些母亲，哪怕童年时期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哪怕成长道路崎岖多艰，成年以后仍然默认应该教给孩子的是诚实、正直、善良、仁慈……这种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是非常值得国人思考、学习的。
于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