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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和莉拉决定爬上那段阴暗的楼梯，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层层往上走，一直走到堂·阿奇勒
的家门口，就是那天我们开始了与彼此的友谊。
我记得，院子里有一种紫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春天夜晚的气息。母亲们都在做晚饭，是回家吃饭的时候了，我们没马上回家，而是在彼此较劲。虽然我和莉拉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但我们在比谁的胆子大。
这种比赛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学校外，我们都一直在较劲。莉拉把自己的手甚至整条胳膊都伸进了下水道黑黢黢的洞里；我也马上把手伸进去，但我的心在怦怦跳，我希望蟑螂不会顺着我的手臂爬上来，希望老鼠不会咬我。莉拉攀上住在一楼的斯帕纽洛太太家的窗户，吊在窗子的铁栏杆上，那是绑晾衣服绳的地方。她吊在那里，摇晃着身体，然后猛地跳到人行道上。我也马上照着做了，但我很害怕掉下来摔到自己。莉拉把一枚锈迹斑斑的法国胸针扎到皮肤里，那是她在路上捡的，她一直把胸针装在口袋里，说那是一位仙女送给她的礼物。我看着那个白色的金属尖头在她手掌上留下一道白色的口子，她把那枚胸针递给我，我也照她的样子做了。
这时候，她用一种她特有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她眼睛眯着，很坚决，然后看着堂·阿奇勒住的那栋楼。我吓呆了，因为堂·阿奇勒是童话中的怪兽，我绝对不能靠近他、看他、和他说话、偷窥他。我要假装他和他的家人都不存在。不仅仅是在我家，大家对于他都有一种又恨又怕的情感，我不知道这种情感是怎么来的。我父亲谈论堂·阿奇勒的方式，让我想象他是一位身材高大、满脸横肉、非常易怒的人，尽管他被尊称为“堂”，对我来说，拥有这个称呼的人，应该是那种非常平静安详的权威人士。我想象他由一些难以描述的材料构成：铁、玻璃和荨麻。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鼻子和嘴里冒着热乎乎的气息。我觉得，即使远远看见他，也会刺痛我的眼睛。假如我胆敢靠近他的家门，他一定会把我杀了。
我迟疑了一下，想看看莉拉会不会改变主意，退回去。我知道她想干什么，我徒然地希望她能忘记那件事情，但她却没有。路灯还没亮，楼道里的灯也暗着，从房子里传来让人不安的声音。要跟上莉拉的脚步，就要离开院子里微蓝的天光，进到漆黑的大门里去。我终于决定跟着她进去了，刚开始，我什么都看不见，只闻到一些旧物件，还有DDT杀虫剂的味道。我的眼睛最后适应了黑暗，我发现，莉拉坐在第一段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这时候她站了起来，我们开始向上爬。
我们靠着墙走，她走在我前面两个台阶，我跟在后面。我觉得很矛盾，不知道是应该赶上去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应该拉开距离。我们肩膀靠着泥灰脱落的墙壁走，这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些台阶非常高，要比我们楼里的楼梯高。我在发抖。脚步声，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堂·阿奇勒在我们身后出现，或者是迎面走过来的声音，他拿着一把长长的刀子，像那种给鸡开膛的刀子，楼道里弥漫着油炒蒜的味道，堂·阿奇勒的妻子玛丽亚会把我扔到热油锅里，几个孩子会把我吃掉，堂·阿奇勒会把我的脑子吸出来吞下去，就像我爸爸吃鱼头那样。
我们时不时停下来，每次我都希望莉拉后退。我浑身是汗，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感觉。她时不时向高处看，但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头顶上是楼梯间灰色的大窗户。这时候灯忽然亮了，但灯光很微弱，灯上落满了灰尘，还有很多可怕的角落沉浸在黑暗里。我们停了一下，想搞清楚是不是堂·阿奇勒开的灯，然而我们什么都没听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开门、关门的声音。莉拉继续向前走，我跟在后面。
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该做的事情，而我忘记了我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那里是因为她在那里。我们慢慢走向那些年我们最害怕的人，我们去探索、审问自己的恐惧。
上到第四级楼梯时，莉拉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她停了下来，等了我一会儿。我赶上她，她向我伸出手来，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是她的错。在不久之前——可能是十天，也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没人知道，那时候我们不太重视时间——她拿了我的布娃娃，还忽然把娃娃扔到地窖里去了。现在我们朝上走，走向我们恐惧的人；但当她把娃娃扔到地窖时，我们不得不向下走，匆忙地奔向未知。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走向恐惧。尽管这些恐惧的事情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但它们一直在等着我们。当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很难搞清楚哪些是灾难，哪些是灾难的源头，可能也觉得没必要了解这些。那些大人呢？他们在期待“明天”，在“现在”活动，“现在”之前有一个“昨天”，或者“前天”，最多一个星期前，其余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多想。小孩子不懂“昨天”的意思，也不懂“前天”和“明天”，所有一切都在“当下”：街道在这里，大门在那里；这些是楼梯；这是妈妈，那是爸爸；这是白天，那是夜晚。在我小时候，我的布娃娃可能都比我懂得多，我和她说话，她也会和我说话。她的脸是赛璐珞的，头发和眼睛也都是赛璐珞的，她身上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裙子，那是我母亲缝的，她难得有这个兴致，我的娃娃漂亮极了。而莉拉的娃娃是用破布块拼起来的，上面有好多裂口，我觉得那个娃娃很丑、很脏。两个布娃娃相互窥探，相互打量，假如要打雷下雨，假如有一位高大强壮、长着利齿的人要撕咬她们，她们好像会随时逃离我们的怀抱。
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但我们假装没在一起玩儿。莉拉坐在地上，一边是地下室的小窗子，我坐在窗口的另一边。我们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铁网边上的水泥地上，摆上蒂娜和诺的玩意儿，“蒂娜”是我的布娃娃的名字，莉拉的娃娃叫“诺”。我们会放一些石子儿、香槟酒塞子，还有玻璃碎片在娃娃旁边。莉拉给诺说的话，我也会低声说给蒂娜，但会换个说法。假如她拿一个酒瓶塞子放到她的布娃娃头上，就好像给娃娃戴一顶帽子，我就会对着我的娃娃用方言说：“蒂娜，戴上你这顶女王王冠，不然你会着凉的。”假如诺在莉拉的怀里玩跳格子的游戏，我也会让蒂娜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一起玩过游戏，甚至那时候我们一起玩的地方，彼此也没有明确约定。莉拉坐到那里，我在她周围转悠，假装要去别的地方，后来我若无其事，也坐在了地下室的窗口旁边。
最吸引我们的是地下室吹出来的凉风，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那里的微风都让人觉得舒服。我们还喜欢铁栅栏上的蜘蛛网、地下室的黑暗，还有因为生锈有点发红的密密铁网。我坐的一边，还有莉拉坐的那边，铁网都有些散开了，形成了两个对称的洞，通过这两个洞，我们把石子丢进去，倾听石子落地的声音，一切很激动人心，也让人害怕。因为通过那两个洞，黑暗可能会忽然夺走我们的布娃娃。有时候，我们把娃娃紧紧抱在怀里，我们经常也把娃娃放在洞口旁边，也让她们享受地下室吹过来的凉风，听下面让人害怕的窸窸窣窣、吱吱嘎嘎的声音。
诺和蒂娜都不幸福，因为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恐惧也会传递到她们身上。阳光照在石头、楼房、田野、外面和家人的身上，但我们都没有安全感，我们能感觉到那些黑暗的角落，还有那种近乎让人崩溃的感情。我们把这种恐惧和不安归结于那些黑洞——整个城区下面的地窖，即使是日光下也让我们害怕的东西。比如说堂·阿奇勒，他不仅仅生活在自己位于顶层的家里，而且也存在于这些楼房的下面，他是蜘蛛中的蜘蛛，老鼠中的老鼠，他可以呈现出很多种样子。我想象他张着血盆大口，因为满嘴獠牙，他合不上嘴，他的身子是石头和玻璃做成的，身上还长着毒草。他总是拿着一只巨大的黑包，会把我们扔到地下室的任何东西都放到包里，那只黑色大包是堂·阿奇勒的象征，他一直都带着那只包，在家里也背着，他在包里放着各种东西，死的活的都有。
莉拉知道我很害怕，我的娃娃已经表达了我的恐惧，因为这个缘故，那天我们没经过商量，只是通过目光和动作，第一次交换了我们的娃娃。她刚拿到蒂娜，就把蒂娜从铁网上的洞口丢了出去，我的娃娃坠入黑暗之中。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莉拉就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她很快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很坏。那个班的所有女生都有点坏，但我们不当着奥利维耶罗老师的面淘气，而她在谁面前都一个样。有一次，她把卫生纸撕成碎片，塞到墨水瓶里，然后用钢笔尖捞出来，往我们身上甩。我被她击中了两次，一次是头发，一次是我的白领子。老师像往常一样尖叫起来，声音像针刺一样，我们都很害怕。老师让莉拉站到黑板后面去，莉拉不听，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害怕，还继续往别人身上甩沾了墨水的纸。
奥利维耶罗老师是一个比较肥胖、笨拙的女人，她那时候也就刚满四十岁，但我们都觉得她很老。她一边从讲台上下来，一边骂莉拉，这时她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失去平衡摔倒了，脸撞到了桌角上。她倒在地板上，看起来像死了一样。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老师一动不动，她的身体像一块黑色的包袱扔在地上，莉拉一脸严肃地看着她。
我想起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故。我们生活的世界，大人和小孩都很容易受伤，伤口会流血，会化脓感染，有时候就死了。卖蔬菜水果的女人阿孙塔太太有一个女儿，有一次被钉子弄伤了，得破伤风死了。斯帕纽洛太太的小儿子，得哮喘死了。我的一个堂哥，他二十岁了，早上去清理废墟，晚上就被压死了。我外祖父在修建一栋楼房时死了，因为楼塌了。佩卢索先生少一条胳臂，因为出了意外，那条胳膊被车床切断了。佩卢索先生的妻子朱塞平娜有一个姐姐，二十二岁上死于肺结核。堂·阿奇勒的大儿子——我从来都没见过，但我总感觉有些印象——他去打仗，结果死了两次，第一次是淹死在太平洋里，第二次是被鲨鱼吃掉了。梅尔·奇奥莱全家人是抱在一起死的，在大轰炸期间，他们都吓得大喊大叫。老姑娘克劳林是煤气中毒死的。在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章尼诺上四年级，有一天他死了，因为他找到了一颗炸弹，炸弹被引爆了。路易吉娜，我们之前一起在院子里玩耍过——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伤寒要了她的命。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致命的词汇：哮喘、破伤风、毒气、战争、机床、废墟、工作、轰炸、炸弹、肺结核和传染。那些年听到的这些词汇陪伴了我一辈子，是我很多恐惧和担忧的根源。
那些看似普通的东西也能要人命。比如说一个人出了汗，如果没有先弄湿手腕，直接从水龙头上喝水，可能会满身长红点，开始咳嗽，喘不上气来死掉。也可能会因为吃黑樱桃没吐核而死掉。有时候可能吃美国口香糖，一不留神咽了下去，被卡死了。特别是，如果太阳穴挨上一拳的话，也会死掉，因为太阳穴是很关键的部位，我们都很小心，如果一块石头打中太阳穴，就会要了命，躲过石头是生存原则。学校门口有一伙乡下男生，领头的是恩佐，人称“混混恩佐”，他是卖菜的女人阿孙塔的儿子，他先向我们撇石头，他很生气，因为我们学习比他好。石头砸过来时，我们都逃开了，但莉拉没有，她还是像平时那样走路，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她很擅长推测石头扔过来的轨迹，不紧不慢地躲过，按照我现在的形容，她是很优雅地躲过去了。她有一个哥哥，这可能是她哥哥教给她的。我有好几个弟弟，但我从他们身上什么都没学到。我意识到她落在后面，虽然我很害怕，但我还是停下来等她。那时候我对她已经有某种情感，让我撇不下她。
在班里班外，虽然我们一直在较劲，但我和她还不是很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模糊地感觉到，假如我和其他女生一起逃走的话，我会失去某些无法挽回的东西。
一开始我藏在一个墙角，探出身子，看莉拉有没有跟来。我看到她没有动，于是不得不跑到她跟前，递给她几块石头，我自己也扔出去几块。我扔石头时不是很确信，在我的生命中，我做了很多自己都不是很肯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候很盲目，缺乏连贯性。莉拉从小——我现在说不准，她也就六七岁吧，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堂·阿奇勒家里的那次，我们八九岁的样子——她的决心一直都很大。无论是手上拿着三色笔杆，还是拿着一块石头，又或者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给人的感觉都是她很坚决。她一下子把钢笔尖扎到木头桌面上，把沾满墨水的卫生纸甩出去，拿石头打那些乡下的男生，一直走到堂·阿奇勒的家门口，她都会毫不犹豫。
这伙男生在火车站站台，用铁轨那里的石头袭击我们。恩佐是他们的头儿，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孩子，比我们至少年长三岁。他是个留级生，头发很短，是金色的，眼睛是浅蓝色的。他扔出来的石头很小，但边上很锋利，莉拉等他的石头撇过来，轻盈地躲过，这让他更加恼怒，接着扔过来的石头更加危险。有一次，我们打中了他的右脚踝，我说是“我们”打中了，因为是我递给了莉拉一块边上很锋利的扁平石头，那块石头像剃刀一样，擦过了恩佐的皮肤，留下了一道伤口，血很快就冒了出来。恩佐看着眼前受伤的腿，他的拇指和食指中间还捏着一块石头，他已经举起手臂了，这时候他惊异地停了下来，他手下的喽啰也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脚踝上的血。石头打中了对手，莉拉没有任何满意的表示，她低下头去捡另一块石头。我拉住了她的一条胳膊，这是我们第一次身体接触，非常匆忙，充满惊恐。我感觉那伙男生会更加凶猛，我想把莉拉拉走，但来不及了，尽管恩佐脚踝破了，但是他回过神来，扔出了手上的石头，石头打中莉拉的额头。这时候我还紧紧地拉着她，她一下子就躺在了人行道上，头被打破了。
血，一般是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肮脏的辱骂之后，才从伤口里流出来，事情总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我的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面对一些按他的话说“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也会破口大骂，尤其针对堂·阿奇勒，我父亲总能找到骂他的理由。有时候，我用手堵住耳朵，不想听那些难听话。当父亲和母亲说起堂·阿奇勒时，会把他称之为“你表哥”，我母亲会马上否认这种亲戚关系（他们是远房表亲），也会跟着我父亲一起骂起来。他们的愤怒让我很害怕，最让我害怕的是堂·阿奇勒可能会有听到很远地方骂他的话，我害怕他会来杀了我父母。
无论如何，堂·阿奇勒的死敌不是我父亲，而是佩卢索先生。佩卢索先生是一个木匠，非常能干，但他一直都没钱，在索拉拉酒吧的密室里，他总是把挣来的钱输光。佩卢索是我的同学卡梅拉的父亲，他有一个大儿子叫帕斯卡莱，还有两个更小的孩子。他们都是比我们更悲惨的孩子，我和莉拉有时候也会和他们玩。在学校里，在外面，他们总是会偷我们的东西：铅笔、橡皮、零食，回家时总是鼻青脸肿的，因为总是挨我们揍。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佩卢索先生，他看起来真绝望。一方面，他赌博输掉了所有钱；另一个方面，他受到所有人的指责，因为他让家人都吃不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堂·阿奇勒，他欠堂·阿奇勒的钱，他所有的工具都被拿走了，就好像堂·阿奇勒的身体是磁铁做的，所有木工干活用的工具都被他吸走了，这样一来，那个木匠作坊就没什么用了。他骂堂·阿奇勒，后来作坊也被堂·阿奇勒收走了，变成了一家肉食店。很多年里，我都想象着那些锯子、夹子、榔头、锤子，还有成千上万的钉子，都像蜂群一样，跟在堂·阿奇勒身后；很多年里，我都想象各种各样的材料——香肠、奶酪、熏肉、猪油和火腿，像蜂群一样，从他粗糙的身体里往外冒着。
这都是我们不了解的年代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出生之前，堂·阿奇勒应该已经展示出了他那可怕的本性。“之前”——莉拉通常用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我觉得她对于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事情并不在乎。之前的事情，通常都是一些搞不清楚的事情，大人们不说，或者说的时候也闪烁其词。看起来，莉拉更在乎的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之前”。在当时，这就是让她不安，甚至让她烦恼的事。我们成为朋友之后，她经常会跟我谈起那些荒谬的事情——“我们之前”的事情，这让我觉得也有些焦虑。之前——那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不存在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堂·阿奇勒向所有人展示了他的本性：一个很邪恶的人，身体一半是动物，一半是矿物，好像他能让别人流血，自己却从来都不会出血，你连抓一下都抓不到。
我们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可能我和莉拉还没开始说话。那时候，据说在圣家教堂的前面，佩卢索先生做完弥撒出来很愤怒，就对着堂·阿奇勒大骂起来，堂·阿奇勒撇下大儿子斯特凡诺、女儿皮诺奇娅、妻子，还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阿方索，忽然间露出他让人毛骨悚然的本性，一下子扑到了佩卢索身上，把他举了起来，扔向小花园里的一棵树，转身就走了。佩卢索躺在那里，半死不活，从头到脚都在流血，都来不及说一句：“救救我！”
我一点也不怀念我们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暴力。在我们身上，在家里，在外面，每天都会发生各种事情。但我记得，我那时从来没觉得我们遭遇的生活很糟糕，生活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的一个责任就是，在别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之前，我们不得不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当然，我也很喜欢我们的老师，还有神父那种彬彬有礼的行为方式，但我觉得他们的方式不适合我们的城区。在这里，尽管你是个女人，你也不能太客气，女人比男人斗得更凶，她们会拽头发，会相互伤害。伤害是一种疾病。从小我就想象有一种很微小的动物，肉眼几乎看不见，会在夜晚来到我们的住宅区，它们来自水塘，来自废弃的火车车厢，来自臭草、青蛙、蝾螈、苍蝇、石头和灰尘，它们会进入我们喝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里。这些细微的虫子，会让我们的母亲、祖母像恶狗一样易怒。她们比男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男人不断发火，最后他们会平息下来，但是女人呢，她们表面上很安静，心平气和，但她们会愤怒到底，停不下来。
发生在梅丽娜·卡普乔——莉拉母亲的一个亲戚——身上的事情，对莉拉影响很大，我也受之影响很深。梅丽娜和我父母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住在三楼，她住在四楼。她才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很老，她有六个孩子。她丈夫和她年龄相仿，在蔬菜水果市场给人家卸货，我记得他个子不高，很壮实，但是脸长得很英俊，满脸自豪。有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出去，就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被杀了，也可能累死了。他的葬礼非常悲惨，整个城区的人都参加了，我父母和莉拉的父母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梅丽娜从外表看没发生什么变化，她还是那个干巴巴的女人，鼻子很大，头发已经花白了，声音尖锐刺耳。每天晚上，她都要从窗口一个个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每个音节都拉得很长，带着一种愤怒的绝望：艾—达！米—凯—莱！刚开始的时候，多纳托·萨拉托雷没少帮她，他住在梅丽娜楼上，也就是五楼。多纳托持之以恒地去圣家教堂，作为一个行善的基督徒，他尽心尽力为梅丽娜筹款，收集旧衣服、旧鞋子，把梅丽娜的大儿子安东尼奥安置到了他的熟人格莱西奥先生的修车铺子。梅丽娜对他非常感激，在她寂寞的女人心里，那种感激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爱和激情，也不知道萨拉托雷有没有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男人，但也非常严肃，生活总是三点一线：家、教堂和工作。他是国家铁路系统的乘务人员，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可以很体面地养活着妻子莉迪亚和五个孩子，他们最大的孩子叫尼诺。如果他不在那不勒斯—帕奥拉的那趟车或者回程的车上，那他就在家里，修修这个，整理整理那个。他会去买东西，用小车推着最小的孩子出去散步，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街区很不正常。没人想着：多纳托这么做是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没有任何人那么想。整个楼里的男人，以我父亲为首，都认为多纳托是一个喜欢当女人的男人，加上他居然还写诗，还喜欢念给别人听。梅丽娜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寡妇更愿意相信：因为他善良，所以他就被妻子搞得俯首帖耳。因此梅丽娜决定和莉迪亚·萨拉托雷斗争到底，她要把多纳托解放出来，让他和自己结合。刚开始的时候这场残酷的战争让我觉得很有趣，无论在我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谈起这件事情时，都会满怀恶意地笑起来。莉迪亚把刚刚洗好的干净床单晾在外面，梅丽娜会跳上阳台，手上拿着一根竹竿，一头专门用火烧黑了，用竹竿把床单弄脏；莉迪亚经过窗下，梅丽娜就会朝她脑袋上吐口水，或者倒下去一桶脏水；白天，莉迪亚在梅丽娜的头顶走来走去，加上几个闹翻天的孩子；整个晚上，梅丽娜都用拖把敲打天花板。萨拉托雷想尽一切办法想平息这场战争，但他是一个过于敏感、客气的男人。就这样，战争在不断升级，两个女人在楼道里或者路上遇见，就开始相互咒骂，骂得非常难听、激烈。从那时开始，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害怕。我的整个童年最可怕的一个场景就是：开始是梅丽娜和莉迪亚的叫喊，随后是从窗子和楼梯上传来的咒骂声，愈演愈烈，接着我母亲打开门去看，后面跟着几个孩子，最后一个场面是这样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两个女邻居扭打在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梅丽娜的脑袋撞到了楼梯间的地板上，离我的鞋子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像一只失手掉在地上的白色甜瓜。
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女孩子都站在莉迪亚·萨拉托雷一边。有可能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标致，头发是金色的；或者是因为多纳托本身就属于她，梅丽娜想抢过来；又也许是因为梅丽娜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但莉迪亚的几个孩子都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莉迪亚的大儿子尼诺比我们大几岁，长得很帅，我们都很喜欢他。只有莉拉一个人是向着梅丽娜，但她从来都没说明为什么。有一次，她说假如莉迪亚·萨拉托雷被杀了，那她活该！我觉得莉拉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她很坏，而梅丽娜是她的远亲，这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天我们四五个女孩一起从学校回来，玛丽莎·萨拉托雷和我们走在一起。通常我们和她一起走，并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她，接触到她哥哥尼诺。
玛丽莎先看到了梅丽娜，她在大路的另一边走着，走得很慢，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子，正从纸袋子里拿东西吃。玛丽莎指着她说，那个婊子！但语气里没有鄙视，她只是在重复着家里母亲常说的话。当时莉拉个子很小，人很瘦，她马上狠狠打了玛丽莎一记耳光，把她打倒在地。莉拉打人的时候非常冷静，就像其他施暴的场合，前后都不会叫喊，也没有任何预告，她眼睛都不眨一下，非常冷静、精确。
我先是扶哭起来的玛丽莎站起来，然后我转过身去看莉拉在做什么。她正在穿过大路，向梅丽娜走去，她根本不管来来往往的大卡车。我看到她的动作，但看不到她的脸，那时候有一种很难描述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不安。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她个子小小的，一头黑发，强健有力，带着她一贯的决绝和坚定。她内心很坚定地支持母亲的这位亲戚，她坚定地面对痛苦，像石雕一样沉默、坚定不移。她贴着梅丽娜站着，梅丽娜的一只手上拿着一块黑色肥皂，那是她刚从唐卡罗的店里买来的，另一只手正掰着什么东西吃。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奥利维耶罗老师那天从讲台上摔下来，颧骨碰到了桌角上，我以为她死了呢，就像我外公或者梅丽娜的丈夫那样，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我觉得莉拉要承担责任，她会被判处死刑。过了一阵子——我没办法说清时间长短，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两个人都消失了，老师和学生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很惊异，奥利维耶罗老师活着回到了学校，她开始照顾莉拉，而不是惩罚她，惩罚她才是正常的事情，但老师却一直在表扬她。
这个新阶段始于莉拉的母亲赛鲁罗太太被叫到学校。有天早上，校工来敲门，通报莉拉的母亲来了。农齐亚·赛鲁罗马上就进来了，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就像这个城区的大部分女人一样，整日都蓬头垢面，穿着拖鞋和旧衣服，但那天她是穿着节日（婚礼、圣餐礼、坚信礼和葬礼）的盛装出现。她一身黑衣，手上拿着一只黑漆皮包，高跟鞋让她浮肿的双脚很难受。她给老师带了两包东西，一包是咖啡，一包是糖，都用纸包着。
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她眼睛看着莉拉，她对莉拉的母亲，还有全班人说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都才上一年级，刚开始学字母和数字——从一数到十。我的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我认识所有字母，能从一数到十，老师一直都在表扬我，说我字写得好，我总是能赢得三色奖章，那是老师自己缝的。然而让人惊异的是，莉拉让老师摔倒、进了医院，老师现在说班上学习最好的人是她。说她是最坏的学生倒是真的，因为她把蘸着墨水的卫生纸甩到我们身上。假如莉拉没有调皮，那老师也不会从讲台上摔下来，碰伤颧骨。而且，之前老师一直在用木棍惩罚莉拉，让她跪到黑板后面的地上。但现在作为老师，作为人，奥利维耶罗老师却非常欣喜，因为几天前，她很偶然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好像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或者说她要告诉莉拉的母亲，还有我们：事实要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她拿了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个词，我那时候还不认字，因此我随便说一个词）——“太阳”，然后问莉拉：
“赛鲁罗，这里写的是什么？”
整个教室陷入了寂静，大家都充满了好奇。莉拉微笑了一下，看起来像做了一个鬼脸。她侧过身去，整个身子靠在同桌的身上，她同桌满脸不悦。莉拉带着愠怒念道：“太阳。”
农齐亚·赛鲁罗看着老师，她的目光不是很确信，甚至有点儿害怕。奥利维耶罗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莉拉的母亲没有和自己一样充满热情？老师不得不推测：农齐亚不识字，或者她不是很确信黑板上写的字是“太阳”，老师皱起了眉头。为了向莉拉说明情况，也为了表扬一下我们的这位同学，老师说：
“很好！黑板上的确写的是‘太阳’。”
然后她对莉拉说：
“过来，赛鲁罗，来黑板这里。”
莉拉很不情愿地走到黑板前，老师递给她一节粉笔。
“你写‘粉笔’这个吧……”
莉拉非常专注，颤巍巍，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分笔”。
奥利维耶罗老师把这个词补充完整，赛鲁罗太太看到了老师的纠正，很沮丧地对女儿说：“你写错了。”
但老师马上让赛鲁罗太太放心，她说：
“没有，没有问题。莉拉的确应该练习一下，但她已经会读书写字了，问题是谁教会她的？”
赛鲁罗太太低下了头，说：
“我没教。”
“在你们楼里，有没有人教她？”
农齐亚很有力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老师带着一种真诚的欣赏，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问莉拉：
“是谁教会你读书写字的？赛鲁罗……”
莉拉只有六岁，那时她很瘦小，黑黑的头发，身上穿着深色的罩衫，脖颈处有一朵粉色的小花。她回答说：
“我……”
按照莉拉的哥哥里诺的说法，莉拉大概是在三岁时，看着他的识字课本上的图片和字母学会了读书。他在厨房里做作业，妹妹总是坐在他身边，比他学得还快，还多。
里诺要比莉拉差不多大六岁，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在院子里和街道上玩游戏，他玩得特别棒，特别是抽陀螺，但说到读书写字，他不是那块料。他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费尔南多就开始把他带到铺子里，教给他修鞋的手艺。那个铺子位于大路背面的一条窄胡同里。我们这些小女孩遇到里诺的时候，能从他身上闻到臭脚、旧鞋面和鞋胶的味道，我们都开玩笑地称他为“小鞋匠”。他很自豪自己的妹妹学习那么好，觉得自己也有一份功劳。但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过一本识字课本，也没有坐下来写过一分钟作业。因此说莉拉是从他的课本上学会认字是不可能的。莉拉的早慧极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包鞋子的报纸。她父亲有时候会把那些报纸带回家，给家人读些有意思的新闻，莉拉因此才明白了字母的用法。
无论是哪个原因，事实是这样：莉拉会读书写字了。在那个灰暗的早晨，老师向我们展示出了这一点，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那种虚弱感。从第一天上学开始，我就觉得学校要比我家里好，我感觉学校是整个城区最安全的地方。每次去学校，我都很激动，我上课很专心，非常认真地听老师的话，我学到了东西。我喜欢取悦于人，尤其是喜欢取悦老师。在家里，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几个弟弟也很爱我。问题在我母亲身上，我和她的关系不怎么样。我觉得，从我差不多六岁开始，她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明白：在她的生命中，我是多余的。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我尤其讨厌她的身体，她可能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她头发发黄，眼睛是蓝色的，体态臃肿，她的右眼歪斜，总让人搞不清楚她在看哪里。她的右腿也不好使，她说那是一条“受挫的腿”。她走路一瘸一拐，步子让我非常不安，尤其是在夜里，她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去厨房，然后又回到房间。有时候，我能听到她用鞋跟猛踩蟑螂的声音，那些蟑螂是从大门底下进来的，我想象她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就像她生我气的时候。
她一定很不幸福，家务让她很累，钱一直都不够花。她经常对我父亲发火，我父亲是市政府的门房，她冲着父亲大声嚷嚷，让他想办法挣钱，要不然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经常吵架。我父亲即使在失去耐性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大声嚷嚷。我总是支持父亲，反对母亲，尽管父亲也会打母亲，有时候对我也很凶。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我父亲，而不是母亲，对我说：“莱农奇娅，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们供你读书，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如果你不是学习最好的，你就去工作吧！爸爸需要帮手……”这些话一直都让我很害怕，尽管这些话是父亲说的，但我觉得好像是母亲的提议，是她逼父亲说的。我答应父母会好好学习。在学习上，一切都很如意，老师经常对我说：
“格雷科，你过来坐在我跟前。”
坐在老师跟前是一项很大的特权。奥利维耶罗老师旁边总是有一把空椅子，她让那些学习最好的女生坐在那里，作为一种奖励。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到她跟前。她总是用温暖人心的话激励我，说我的金发很漂亮，这样一来，我就想表现得更加出色。在家里，母亲正好相反，她总是在指责我，有时候近乎辱骂，让我渴望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渴望消失，让她找不到我。后来赛鲁罗太太来到班里，奥利维耶罗老师向我们展示：莉拉的学习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不仅仅如此，她还经常叫莉拉坐在她身边，比叫我更频繁，这让我内心非常失落。现在事隔多年，我觉得很难清楚描述当时的感受，可能我和所有女生一样，觉得有些嫉妒。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好在那个阶段，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担忧：尽管那时候我的腿好着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可能变成跛子。早上醒来，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会马上从床上起来，检查我的腿。我特别关注莉拉，也许是因为她双腿很瘦，非常灵活，总是在动来动去，一刻不停，即使是坐在老师旁边的时候，她的脚也在踢来踢去，让老师很烦，很快就让她坐回座位。那时候我有一种信念：如果我一直跟着她的话，学她走路的样子，那刻在我脑子里我母亲的走路方式就不会威胁到我。我决定跟着那个女生，盯紧她，即使她会很烦，即使她会把我赶走。
也有可能这就是我应对嫉妒和仇恨、压制这些情感的方式，或者说那是对我的自卑和感受到的魅力的一种伪装。当然，我很容易就忍受了莉拉的霸道，还有她的欺负。
除此之后，老师的态度也很明显，她的确经常让莉拉坐在她旁边，但她这样做好像不是为了奖励她，而是让她乖乖待着。老师还是继续表扬玛丽莎·萨拉托雷、卡梅拉·佩卢索，尤其是表扬我。她的表扬让我觉得自己熠熠生辉，变得更加守纪律，更加勤奋和敏锐。当莉拉不捣乱时，她很轻易就会超过我，奥利维耶罗老师先是比较节制地表扬一下我，然后会表扬莉拉。我觉得，如果萨拉托雷和佩卢索超过我，我会觉得非常沮丧；但如果莉拉超过我，我会默然接受。在那些年里，我最害怕的是在奥利维耶罗老师设定的等级里，我不是和莉拉排在一起，老师不再用骄傲的语气说：赛鲁罗和格雷科是最棒的。假如有一天她说：班里学习最好的是赛鲁罗和萨拉托雷，或是赛鲁罗和佩卢索，我可能会当场气绝身亡。因此，我用尽全力，不是想成为第一名——当时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而是为了不落到第三、第四名，或者最后一名。我学习特别努力，除了学习之外我还投身于很多艰难的事情，那些距离我很远的事情，就是为了跟上那个女生，那个可怕、耀眼的女生。
莉拉对我来说很耀眼，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她只是很可怕。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因为校长的缘故——奥利维耶罗老师也是一个因素——莉拉是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城区最遭人恨的女生。
校长会让每个班级进行竞赛，一年至少有两次，这样就能选出那些最出色的学生，还有最厉害的老师。奥利维耶罗老师最喜欢这种竞赛了，因为她一直和其他同事有矛盾，有时候简直都要打起来了。老师利用莉拉和我作为武器，证明她自己很厉害，证明她是我们城区最厉害的小学老师。因此她经常把我们带到别的班里，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赛，有男生班，也有女生班，有时候也是校长的意思。我通常是打前锋，探测对手的实力，一般我都能赢，但并不夸张，不会让别的老师和学生觉得丢脸。那时候我是一个梳着辫子的金发小姑娘，很漂亮，很乐于表现自己，但并不肆无忌惮，我很文气，招人喜爱。在背诵诗歌和口诀表、做乘除法运算、列举阿尔卑斯山山峰的名字方面，我最厉害。如果我获胜了，其他老师也会抚摸一下我的脑袋，那些学生也能感觉到我背诵那些东西费了很大劲儿，因此他们不会痛恨我。
莉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小学一年级时，她就无人匹敌了。老师说如果她努力一点，就可以直接参加二年级的考试，不到七岁的她就可以跳级上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莉拉可以心算很复杂的数学题；她听写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一个错误；她和其他人一样，总是说方言，但如果需要的话，她会说一种书面的意大利语，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很难的词汇——比如“积习”、“繁茂”、“欣然”。每次老师让她上场比赛动词时态和变位，或者做数学题，大家根本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进行比赛，一般都会群情激奋。对于任何人来说，莉拉都太过强大，而且她会毫不客气地大获全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承认她的无敌，就是承认自己永远跟不上她，竞赛也没用；对于老师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很平庸的学生。莉拉的头脑反应太快了，她能捕捉到非常细微的东西，给人致命一击，她总是勇往直前，锐不可当。她总是穿得乱糟糟、脏兮兮的，她的胳膊肘和膝盖总是有伤疤，旧伤没有好呢，就添了新伤。她的大眼睛非常灵活，在给出精彩回答之前，总会眯成一条缝儿，她的目光一点儿也不幼稚，简直可以说有点非人类。她的每个动作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伤害她是没有用的，无论如何，她会变本加厉地还回来。
对莉拉的仇恨是大家能感觉到的，我也能觉察到：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恨她，但是男生表现得更加明显。实际上，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奥利维耶罗老师喜欢把我们带到其他女生班里，挫败那些女老师和女学生。她最喜欢把我们带到男生班里，打击那些男老师和男学生。因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我们的校长很支持后一种比赛。我甚至想到了学校的老师在我们的竞赛上押了钱，可能筹码很高，但也有可能是我夸张了，这可能只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打破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或者让校长把那些不够能干，不够听话的老师踩在脚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上二年级时，有天早上，奥利维耶罗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四年级的一个班里，那是费拉罗老师教的班级，卖菜女人的淘气儿子恩佐·斯坎诺在那个班，还有玛丽莎的哥哥尼诺·萨拉托雷——我喜欢的男生。
我们所有人都认识恩佐，因为他是一个老留级生。有好几次，他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费拉罗老师在牌子上写着“驴子”，他被老师拽着，在各个教室示众。费拉罗老师头发花白，剪了板寸，他人又高又瘦，脸很小，满脸皱纹，目光犀利。尼诺呢，则是一个很乖的男孩，温和安静，也很有名，我很喜欢他。当然，恩佐在学习方面是负分，我们都躲着他，因为他爱打人。我们在学习上的对手是尼诺，我们在那里还发现了另一个对手——阿方索·卡拉奇，他是堂·阿奇勒的第三个孩子，非常整洁，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二年级学生，但他看起来比他七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费拉罗老师把他也叫来了，这说明他更看好阿方索，而不是尼诺，尽管尼诺要比他大两岁。
事先并没有约好把阿方索叫过来，这引起了奥利维耶罗和费拉罗老师之间的争议，但最后我们几个班合在一起，大家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比赛。老师考我们动词变位、乘法口诀、四则运算，先是在黑板上算，后来是心算。当时那场竞赛，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是阿方索·卡拉奇很快就超过了我，他不慌不忙，非常精确，即使是打败你，他也不会得意洋洋；第二件事情是尼诺·萨拉托雷，让人惊异的是，他几乎没有回答问题，他看起来很迷糊，就好像听不懂两个老师的提问；第三件事情是莉拉似乎不情愿和堂·阿奇勒的儿子比赛，好像不在乎是否能赢他。到了心算的时候，竞赛开始变得激烈：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尽管莉拉不是很积极，有时候她不回答，好像没有听到问题，但阿方索开始出错，尤其是乘法和除法。这样一来，如果堂·阿奇勒的儿子输了，那莉拉也不怎么样，他们基本上是平局。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有两次莉拉不回答，或者阿方索算错了，大家都能听到恩佐·斯坎诺充满鄙视的声音，他坐在教室后面，喊出了正确答案。
这使学生、老师、校长、莉拉和我都很惊异：一个像恩佐这样懒惰、资质一般、爱耍流氓的学生，他的心算怎么可能比我、阿方索，还有尼诺都要厉害？忽然间，莉拉好像醒了过来，阿方索很快就出局了。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下，莉拉和恩佐开始决斗。
恩佐和莉拉两人一直不分胜负，比分胶着良久。忽然间，校长直接越过老师，把卖菜女人的儿子恩佐叫到了黑板前，让他站在了莉拉旁边。恩佐对着他的几个喽啰干笑了一声，有些紧张，他来到了黑板前，站在了莉拉对面，阴着脸，很不自在。他和莉拉比的还是心算，难度越来越高。恩佐用方言说出答案，就好像不是置身教室，而是在街上，老师会纠正他的说法，但答案总是对的。恩佐好像胜利在望，他非常自豪，好像也惊异于自己的能力。后来，他开始失手，莉拉在最后关头好像彻底醒来了，她眯着眼睛，非常坚定，回答非常准确。恩佐最后输了，但他不认输，开始骂人，喊出很多脏话。老师让他去黑板后面跪着，但他不愿意去，老师用教鞭敲着他的脑袋，拽着他的耳朵，把他拉到了处罚学生的角落。学校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那时候起，那伙男生开始向我们扔石头。
那天早上她和恩佐之间的较量，在我们漫长的故事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莉拉就表现出一些很难描述的态度。比如说，我清楚地看到：莉拉可以自己控制才能的使用。她就是这么对待堂·阿奇勒的儿子的，她不仅不想战胜他，还算计好了沉默和回答的时机，让自己不被他打败。那时候我们还不是朋友，我不能问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问，原因我都可以猜出来，她像我一样，她也知道不仅仅不能得罪堂·阿奇勒，也不能得罪他的家人。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那种夹杂着害怕、仇恨和顺从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我们的父母对待卡拉奇家人的态度，这种情绪也传递到了我们身上，这种感觉很明确，就像这个街区灰白色的房子，楼梯间传出的悲惨气味，还有街上的灰尘一样具体。
尼诺·萨拉托雷没有回答问题，极有可能是为了让阿方索更好地表现自己。他只回答了很少几个问题，他那么英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睫毛很长，瘦弱而紧张，最后他彻底不回答问题了。为了继续爱他，我愿意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怀疑：他选择闭口不言，就像莉拉一样吗？我不是很肯定。我输了，因为阿方索的确比我厉害。莉拉本可以很快打败阿方索的，但她选择了打个平手。尼诺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有些混乱，甚至有些痛苦：不是他不行，也不是他放弃了，现在说起来，那是一种崩溃。他小声的嘀咕，苍白的脸色，眼睛里忽然出现的血丝，那么漂亮白皙，他苍白的面孔真让我难过。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莉拉也漂亮极了。通常我是那个漂亮女孩，她瘦巴巴的，像条咸鱼，身上散发着野孩子的味道。她的脸很长，太阳穴那里很窄，有两缕漆黑的直发垂在耳边。但当她决定甩掉阿方索和恩佐时，就像一位圣女战士一样被照亮，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全身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热情。我第一次想到：莉拉比我漂亮，我什么都比不上她。我真希望没人能发现这一点。
但那个早上最重要的发现，是我们逃避危险的方式，逃避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真实存在的危险。这个方法就是：我不是故意的。恩佐不是故意加入这场比赛的，他也不是故意击败阿方索的。莉拉有意击败恩佐，但她无意让阿方索出局，也不是故意让他丢脸，那只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做的缘由是我们确信：要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行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就能预测后果。
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措手不及。尽管我们都不是故意的，但还是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像火山爆发一样降临到我们身上。阿方索比赛输了，流着眼泪回家了。他哥哥斯特凡诺那时十四岁，在肉食店里（之前是木匠佩卢索的铺子）当学徒，那家肉食店是他父亲的，但堂·阿奇勒从来都不到店里去。竞赛完的第二天，斯特凡诺来到了学校楼下，对莉拉说了很多难听话，而且还威胁了她，后来莉拉也回敬了一句，斯特凡诺把她摁到墙上，想捉住她的舌头，说要用针扎她的舌头。莉拉回家后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哥哥里诺，莉拉越说，里诺的脸就越红，眼睛亮晶晶的。后来，恩佐在回家的路上——他是一个人，那些乡下喽啰没和他在一起，他被斯特凡诺截住了，挨了很多耳光、拳头和脚踢。里诺呢，他早上去找了斯特凡诺，两人打了一架，他们势均力敌，基本打了平手。过了几天，赛鲁罗家的门被敲开，堂·阿奇勒的妻子玛丽亚大娘出现了，她对着农齐亚破口大骂。
没过多久，在某个星期天的弥撒之后，费尔南多·赛鲁罗——莉拉和里诺的父亲，他是一个鞋匠，个子很小，很瘦，——怯生生地走近堂·阿奇勒，请求他的原谅，但没说明是为何。我当时没有看到，或者是不记得了，但听说鞋匠道歉的声音非常大，所有人都听见了，但堂·阿奇勒走到一边去了，就好像没有听到鞋匠对他讲话。没过多久，恩佐和莉拉相互扔石头，莉拉弄伤了恩佐的脚踝，恩佐打破了莉拉的头，我吓得大喊大叫。莉拉头发底下在滴血，她站了起来，恩佐从路堤那里过来，他也在流血。他看到了莉拉的样子，在我们难以置信的目光下，然后出人预料地哭了起来。没过多久，莉拉最爱的哥哥里诺来到学校，在校外打了恩佐一顿，恩佐根本无法还手。里诺年龄大一些，块头很大，理直气壮。恩佐挨了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喽啰，也没有告诉他父亲、母亲还有堂兄弟——他们都在乡下种菜，用小推车推到城里卖。到他这儿，整个冤冤相报就结束了。
头被打破之后，莉拉头上包着绷带，很骄傲地出去。若有人问她，她就会把绷带解开，给别人看那道黑色的伤疤，伤疤边缘有些发红，从发际线那里伸出来。最后，她把这件事忘记了，如果有人盯着她看，看留在皮肤上的那道白色伤疤，她会恶狠狠地做个手势，意思是说：看什么看！关你屁事！她对我什么也没说，也从来没有感谢过我给她递石头，用围裙边儿给她擦流出来的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比谁胆子大，这已经和学校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了。
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见面。我们把各自的娃娃拿出来，假装在自己玩，假装无视对方的存在。后来我们就让两个娃娃一起玩，就好像看她们是不是很友好。那天我们坐在地下室的有破洞的通风口旁边，我们交换了娃娃，我拿着她的，她拿着我的。这时候，莉拉不动声色，把我的娃娃从通风口的破洞那里扔了下去。
我感觉到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赛璐珞娃娃是我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我知道莉拉很坏，但从来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么邪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的玩偶是有生命的，地下室下面，居住着成千上万个凶残的动物，现在娃娃在下面，这让我无比的绝望。但在那时候，虽然我的眼里全是泪花，但我学会了一样东西——一样后来我非常擅长的本领，就是抑制我的绝望。莉拉用方言问我：
“你不在乎吗？”
我体会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但我觉得和她吵架，只会让我更加痛苦。这两种痛苦让我喘不过气来，一个已经发生，就是我失去了玩偶，还有另一种可能的痛苦，就是失去莉拉。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平静地做了一件事情，就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我的举动并不自然，我知道我在冒险，我只是把她的玩偶，她刚刚交给我的诺也扔到了地下室里。
莉拉用很惊异的目光看着我。
“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我马上大声说，表面平静，实际内心极度恐惧。
“现在，你下去给我捡回来。”
“如果你把我的娃娃也捡回来。”
我们一起下去了。那栋楼房的大门左边有一道小门通往地下室，我们知道那道小门。那道门很破败，其中一扇只有一个折页支撑着，门上有一根链条把两扇门锁在一起。门缝很宽，随便一个孩子都可以挤进去。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心怀恐惧，把门推开到我们能进去的宽度，我们的身体瘦小灵活，从门缝溜进了地下室。
莉拉先进去了，然后是我。我们进去之后，下了五个石头台阶，进到一个潮湿的地方。路面的高度有一个很小的孔，有光透进来，但地下室里依然非常幽暗。
我很害怕，想跟紧莉拉，但她好像很愤怒，一门心思地找她的玩偶，我们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我听到鞋底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那是玻璃、石子还有虫子发出的声音。周围有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黑的、圆的、方的，有的是尖的。从窗口透进来的光，有时候会落在一些物体上面，我看到破椅子、台灯支架、水果箱子、衣柜的架子和废铁。有一样让我非常害怕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张软塌塌的脸，上面有两个巨大的玻璃眼睛，下巴那里有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我看到这张脸挂在一个木质晾衣架上，表情很沮丧，我叫喊起来，指给莉拉看。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慢慢走近那个东西，小心地伸出手，把那个东西从晾衣架上拿了下来，然后转过身来。她把那个东西戴在自己的脸上，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到两只玻璃大眼睛，还有一张巨大的脸，眼眶里没有眼珠子，也没有嘴，只有黑色的长下巴，在她胸前晃荡。
这个场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不是很确信，但那时候我一定是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尖叫。她马上对我说，那是一张面具，只是一张防毒面具——她爸爸是这么叫的，他们家的储藏室里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她的声音有点儿回响，我还在发抖，吓得直叫，很明显地这让她很快把那张面具摘了下来，扔到一个角落里，一阵噼里啪啦。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里，可以看到面具扬起了很大的灰尘。
我平静下来了。莉拉看了看四周，定位我们扔下蒂娜和诺的那个窗口。我们沿着粗糙、因潮气而结块的墙壁向前走，在黑暗中寻找，但我们的玩偶不在那里。莉拉用方言不停地说：她们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她用手在地上翻找，那是我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经过了漫长的几分钟。有一瞬间，我好像忽然看到了蒂娜，我心跳加速，伸出手去拿，但那只是揉成一团的报纸。她们没在这里——莉拉又说了一遍，她向门口走去。我觉得很茫然，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里继续寻找，但我也不想和她一起走开，因为没找到玩偶。
她站在台阶上说：
“娃娃是被堂·阿奇勒拿走了，他放到了一个黑包里。”
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堂·阿奇勒的声音，他像蛇一样，在那些说不上名字的东西中间爬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莉拉已经很灵活地从那道破门里钻了出去，为了跟上她，我只能放弃了蒂娜。
她说的话我都相信。我简直可以想象，堂·阿奇勒那难以描述的身体在地下隧道里跑来跑去，他双臂低垂，长长的手指，一手捏着诺的头，另一只手提着蒂娜的头。我非常痛苦。
我得了生长热，好了之后又病了，反反复复。我的感觉功能出了问题，有时候我感觉周围的每样东西都加快了节奏，物体坚实的表面在我的手指下面变得柔软，抑或物体的表层肿胀，和内部剥离开来。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摸起来也好像是肿的，这让我非常伤心。我觉得自己的脸颊圆得像球，手上长满了伤疤，耳垂就像熟透了的花楸果，手指上全是裂口，脚也肿得像圆面包一样。
走在路上或是在学校里，我觉得空间也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自己被夹在了黑暗的两极中间：一边是地下的气球不断地膨胀，挤压着房子的根基，以及两个玩偶掉下去的地窖；还有一只气球从上面压下来，那是住在五楼的堂·阿奇勒，他偷了我们的娃娃。这两只气球的两边好像被铁栅栏卡住了，在我的想象里，这道栅栏斜穿过房子、街道、乡村、隧道、铁轨，从上下两侧挤压着这一切。我觉得自己，还有周围每天遇到的人和事，一起被夹在了铁栏里。我觉得嘴里很苦，一直觉得恶心疲惫，就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挤压过来，越来越紧，我要被挤成一堆让人作呕的糊糊了。
这场疾病很顽固，可能持续了好几年时间，一直快到青春期。我刚生病时，出乎我预料的是，出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告白。
我和莉拉还没去楼上找堂·阿奇勒，我还沉浸在失去蒂娜的痛苦之中。我很不情愿地出门，去给家里买面包，是我母亲打发我去的。那时候我正走在回家路上，手里紧紧攥着零钱，生怕丢掉。我低着头，下巴抵着胸口在走路，我发现尼诺·萨拉托雷拉着他弟弟走在我后面。在夏天，尼诺的母亲莉迪亚让他出门时总是带着皮诺，那时候皮诺不到五岁，尼诺不得不时时带着弟弟。走到街角时，在距离卡拉奇家的肉食店不远的地方，尼诺一下子就赶上了我，但他没有超过我，而是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把我推到墙上，空出来的那只手，挡在了我的前面，不让我逃走，另一只手拉着弟弟，他弟弟一声不吭，看着他的壮举。他气喘吁吁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他脸色苍白，开始时微笑着，后来变得严肃，最后又微笑了。他用学校里学到的意大利语对我说：
“等我们长大了，我要娶你。”
然后他问我，在这之前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
他个子比我要高一些，很瘦，脖子很长，有点儿招风耳，他头发蓬乱，目光很有神，眼睫毛很长。他战胜了自己的羞怯，鼓起很大勇气向我告白，这让我非常感动。尽管我也想嫁给他，但我还是回答说：
“不，我不能。”
他惊异地张大了嘴巴，皮诺这时候拽了他一把，他跑开了。
从那时候开始，每次我看到他都会绕开。尽管我觉得他非常帅，不知道有多少次，为了靠近他，我会接近他妹妹玛丽莎，只是为了和他们一起走回家。很明显，他选错了告白的时间，他不可能知道，我有多混乱，蒂娜的消失给我带来了多大痛苦，院子、楼房，还有城区都让我喘不过气来。
他总是远远看着我，有些胆怯。过了一阵子，他也开始回避我。有一阵子，他一定是担心我把他向我告白的事告诉其他女生，尤其是他妹妹。大家都知道，恩佐向糕点师傅的女儿吉耀拉·斯帕纽洛表白时，她就是这么做的。恩佐知道之后非常生气，在学校楼下和她大吵大闹，说她是个骗子，还威胁说要用刀砍死她。我本来也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但最后我谁也没说。和莉拉成为朋友后，我也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她，慢慢地，我自己也忘了。
等到过了一阵子，萨拉托雷全家搬家时，我才回想起这件事情。那天早上，卖菜女人阿孙塔的丈夫尼科拉出现在院子里，还有他们在城里卖菜用的那辆破马车。尼科拉宽脸，蓝眼睛，头发和他儿子恩佐一样，也是金色的。他除了卖菜，还会帮人家搬家。多纳托·萨拉托雷、尼诺，还有莉迪亚把所有东西都搬了下来，有各种各样的破玩意儿、床垫、家具，尼科拉把每样东西都放在马车上。
楼里的女人，包括我母亲，听到院子里马车的声音，都从窗子探出头来看。我也去看了，大家都很好奇。好像国家铁路局给多纳托分了一套新房子，在国家广场附近。或者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他们搬家是为了躲过梅丽娜的迫害，极有可能是他妻子强迫他搬家的，梅丽娜想抢她丈夫。我母亲总能看到事情糟糕的一面，这让我觉得厌恶。但事后我很快会发现，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她的那只斜眼好像生来就是为了窥探街区的秘密。梅丽娜会是什么反应呢？我听到有人说，梅丽娜和萨拉托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被弄死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梅丽娜在破口大骂时，有没有这种可能也会提到这件事情？
那时候，所有女人——大的小的——都站在窗前，也许是为了和这家人挥手告别，也有可能是为了看那个丑陋、干瘦的寡妇发怒的情景，我看到莉拉和她母亲从窗子探出身。
我在寻找尼诺的目光，但他好像在忙别的事情。就像往常这种时刻，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我觉得非常虚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形。我想，他向我告白，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走了，在他离开之前，他要告诉我他的想法。我看到他忙前忙后，在搬装满东西的箱子，觉得很愧疚，我为自己曾经拒绝他而感到痛苦，现在他像小鸟一样飞走了。
最后，搬运家具和其他零碎物品的队伍停了下来。尼科拉和多纳托把绳子扔上去，把马车上的东西固定好。莉迪亚·萨拉托雷出来了，她一身节日的装扮，头上戴了一顶蓝色的草帽，推着一辆童车，里面是她的小儿子，旁边跟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玛丽莎和我差不多一样大，克莱利亚六岁。我忽然听到三楼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几乎同时，大家都听到了梅丽娜的叫喊声，那是一种非常揪心的痛苦叫喊，我看到莉拉用手堵住了耳朵。这时候，传来了梅丽娜的女儿艾达悲痛的声音，她一直用悲痛的声音说：“妈妈，别这样！妈妈！”
过了一会儿，我也把耳朵堵上了。这时候，忽然我看到有东西从窗口飞了出去，出于好奇，我把堵在耳朵上的手拿开了，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梅丽娜并没有喊出什么话，而是不停地叫喊：“啊！啊！啊！”就好像受伤了一样。我看不见她扔东西的手臂或者手，只能看到铜锅、杯子、瓶子、盘子都从窗子飞了出来，好像它们是自己飞出来一样。路上的莉迪亚·萨拉托雷则低头疾走，她弯着腰，护着小推车，几个孩子跟在她后面。多纳托爬上马车，趴在了他的东西上，尼科拉紧紧拉着马嚼子，马蹄子不安地踢动着。从楼上扔下来的东西摔到了马路上，弹起来，在马脚下裂成碎片。
我用目光搜寻着莉拉，看到一张和平时不一样的脸，她满脸迷茫。她应该感觉到我在看她，于是很快从窗前消失了。那辆马车出发了，马车是挨着墙走的。他们和谁都没告别，莉迪亚和四个幼小的孩子低着头，走向铁门。尼诺好像不想离开，好像那些易碎物品砸在地上，让他觉得挺遗憾的。
最后，我看到从窗口飞出来一个黑影，那是一把熨斗，纯铁的那种：把手和底座都是铁的。还没有失去蒂娜的时候，我用母亲的熨斗和她做游戏，假装那是暴风雨中的一艘船。扔下来的那把熨斗和我母亲的一模一样，也像船，尖头朝下飞出来了，“咚”的一声，落在离尼诺几厘米的地方，在地上砸了一个洞，差一点——真是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
从来没有男生向莉拉表白，她从没说自己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断有男生向吉耀拉·斯帕纽洛表白，向我表白的人也很多。没人喜欢莉拉，首先是因为她瘦得像竹竿一样，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伤；其次是因为她嘴巴非常刻薄，总是给人起一些侮辱性的绰号，喜欢在老师面前炫耀自己丰富的意大利语词汇——很多没人知道的词汇。她一直和我们说一种粗俗的方言，夹杂着很多脏话，这扼杀了任何爱的萌芽。
只有恩佐对她有所表示，假如那不算是示爱，那也可以算得上一种欣赏和尊敬的表示。那是恩佐把莉拉的头打破之后很久，在他向吉耀拉·斯帕纽洛示爱之前的事。我记得，当时我和莉拉走在大路上，他跟了上来，在我惊异的注视下，递给了莉拉一个花楸果花环。
“干嘛啊？”
“可以吃呀……”
“生的？”
“你可以等熟了吃。”
“我不想要。”
“那你就扔了吧。”
恩佐说完就转身去干活了，我和莉拉笑了起来。我们很少说话，但每次一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先笑起来。我用满怀兴趣的语气对她说：
“花楸果，我喜欢……”
实际上我在说谎，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花楸果。花楸果还没成熟时，我觉得那种红里带黄的颜色很诱人，在太阳底下，它们的果实很绚丽；但果子在阳台上慢慢成熟时，就会变成褐色，很软，就像小小的烂梨子一样，皮很容易去掉，里面是颗粒状的果肉，味道不错，但看起来烂糊糊的，让我想起马路上被车压扁的老鼠，让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我说那句话只是想试探一下莉拉，我希望她把那些花楸果递过来说：“你拿去吧！”如果她能把恩佐送给她的东西给我，我觉得那要比收到一件她自己的东西还让我高兴。但她没有给我，我还记得她把那些花楸果带回家，亲自在窗户上钉了一枚钉子，我看她把花楸果挂在上面，我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恩佐没有再给莉拉送其他礼物。吉耀拉把恩佐向她求爱的事情弄得众所周知，他们吵架之后，恩佐就很少出现了。尽管他在心算方面非常厉害，但他不想学习，老师没有建议他参加升初中的考试，他也不觉得懊悔，反倒觉得很高兴。他注册了技工学校，实际上，他每天都在帮父母干活。他早上起得很早，和父亲一起去蔬果市场，或者是用马拉车拉着地里种的菜来城区卖，他的学习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而我们几个呢，五年级快结束时，老师说我们是可造之才，可以继续学习。老师把我的父母、吉耀拉和莉拉的父母轮番叫到学校，告诉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们继续学习，除了小学毕业考试，我们还要参加中学升学的考试。我费尽心机，想让父亲而不是母亲去学校和老师谈话。我母亲走路一瘸一拐的，又是斜眼，最主要的是她总是怒气冲冲；而我父亲作为市政府的门房，懂得礼貌用语。但我的算计都落空了，后来是母亲去的，她和老师谈了，回到家时表情非常阴郁。
“老师想要钱，她说那个考试很难，要孩子补课。”
“参加这些考试有什么用呢？”我父亲问。
“让她学习拉丁语。”
“为什么？”
“因为老师说她学得好。”
“如果她学得好，那为什么还要上这些收费的课呢？”
“这样一来，她的日子就好过些，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他们讨论了很久。一开始，我母亲反对，我父亲不是很确定，后来父亲很慎重，开始支持我上学，母亲做出了让步，不像之前那么反对。最后他们决定让我参加考试，但是有言在先，如果我不是特别出色的话，就要马上退学。
而莉拉的父母决定不让她继续上学。她母亲农齐亚不是很肯定，她想说服莉拉的父亲，但他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还扇了里诺一个耳光，因为里诺说这么做不对。莉拉的父母甚至不想去和老师谈，但后来校长叫他们去，农齐亚不得不去了。这个满脸惊恐的女人拒绝了奥利维耶罗的提议，老师有些不悦，但还是尽量保持平静。老师拿出了莉拉写的精彩作文，还有解出的高难度算术题，甚至是课堂绘画。莉拉无论画什么，班上的女生都很喜欢，她巧妙地模仿乔托的画法，她笔下的那些公主都很逼真：头发、珠宝、衣服和鞋子，都是在书上看不到的，在教区的电影院里也看不到。当她的提议被彻底拒绝之后，奥利维耶罗老师失去了耐性，她把莉拉的母亲拉到了校长跟前，就好像她是一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但农齐亚不能做出让步，因为她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她一直不停地说“不”，直到自己、老师和校长都精疲力竭。
第二天我们去学校时，莉拉用她通常的语气对我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考试。”我相信她的话，禁止她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她好像比我们所有女生都强大，她比恩佐、阿方索、斯特凡诺，还有她哥哥里诺都要强大，她比我们的父母、老师，还有可以把我们抓进监狱的宪兵更强大。尽管她外表看起来很脆弱，但是任何禁令在她面前都会失去效力。她知道如何跨越界限，但又不会真正承担后果，最后人们会做出让步。尽管很不情愿，人们还是不得不赞赏她。
去堂·阿奇勒家是被禁止的事情，但她一样决定去做，我跟着她去了。就是在那次，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她，她每次违背常规，总会有让人惊异的结果。
我们想让堂·阿奇勒把布娃娃还给我们。我们走上了楼梯，每上一级台阶，我都有转身跑回院子的冲动。我能感觉到莉拉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很欣慰地想：她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她估计我没有勇气一直走到顶楼，其次，她通过拉我的手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我们并肩向前走，我走在靠墙的那边，她走在有扶手的那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着，汗津津的。我们走上了最后一段楼梯，来到了堂·阿奇勒家门前，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从耳朵里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但我安慰自己，那也可能是莉拉的心跳声。从房子里传出声音，可能是阿方索、斯特凡诺或者皮诺奇娅的声音。莉拉默不作声，在门前待了很长时间，最后摁了门铃。很长时间都没动静，后来我们听到拖鞋的声音，是玛丽亚给我们开的门，她穿着一件褪色的绿色家居服。她说话的时候，我看到她嘴里的金牙亮晃晃的。她有些惊异，以为我们找阿方索。莉拉这时候用方言说：
“不是，我们找堂·阿奇勒……”
“说吧，什么事儿。”
“我们要跟他说……”
那女人喊了一声：
“阿奇……”
又听到一阵脚步声。
从暗处走来一个非常粗壮的男人，他上身长下身短，胳膊也很长，到膝盖那里。他嘴上叼着烟，烟燃着，他粗声粗气地问：
“谁啊？”
“鞋匠的女儿，还有格雷科的大女儿……”
堂·阿奇勒来到了亮光处，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他。他身上没有矿石，也没有亮晶晶的玻璃片，他的脸是肉长的，脸很长，头发耷拉在耳朵上，脑袋中间光秃秃的。他眼睛很亮，眼里有血丝，嘴很大，嘴唇很薄，下巴很长，中间有个窝。我觉得他很丑陋，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丑。
“说吧。”
“布娃娃的事。”莉拉说。
“什么布娃娃？”
“我们的布娃娃。”
“这里没有你们的布娃娃……”
“您从地窖里拿了我们的布娃娃。”
堂·阿奇勒转过头，对房子里喊了一句：
“皮诺奇娅，你有没有拿鞋匠女儿的布娃娃？”
“我没有。”
“阿方索，你有没有拿？”
传来一阵笑声。
我不知道莉拉哪儿来的勇气，她非常坚定地说：
“布娃娃是您拿走的，我们看到了。”
这时候，他沉默了一下，问：
“你说是我拿的？”
“是的，您把娃娃放到了您的黑包里了。”
那男人听到最后这句，眉头皱了起来，有些厌烦。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就站在那里，面对着堂·阿奇勒，莉拉用那种方式和他说话。他有些不安地看着莉拉，我们能隐约看到他身后的阿方索、斯特凡诺和皮诺奇娅，玛丽亚在往桌上摆餐具。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是一个普通人，个子有点低，有点秃顶，四肢不是很匀称，但他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时刻防备着他变形。
堂·阿奇勒重复了一遍莉拉的话，就好像他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我拿了你们的布娃娃，我把娃娃放在黑包里了？”
我感觉到他没有生气，而是忽然间变得很痛苦，就好像确认了一件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用方言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明白。这时候，玛丽亚喊道：
“阿奇，饭好了。”
“我马上来。”
堂·阿奇勒把一只大手伸向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们的手握得紧紧的，觉得他肯定会掏出一把刀来，但他却拿出一只钱包，他把钱包打开，看了一眼，然后给了莉拉一些钱，我不记得数目是多少。他说：
“你们拿去吧，去买布娃娃吧。”
莉拉抓过钱，拉着我跑下了楼梯。他从护栏探出身子，喊了一句：
“你们要记住，布娃娃是我送给你们的。”
我一边防备着从楼梯上摔下去，一边用意大利语回答说：
“祝您用餐愉快！晚安！”
过了复活节之后，吉耀拉·斯帕纽洛和我开始去老师家上课，为中学入学考试做准备。老师就住在圣家教堂对面，她的窗子对着花园，从那里可以看到茂密的田野，还能看到铁路上的一排电线杆。吉耀拉来我家窗户底下叫我，通常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喜欢上这种小课，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两次。在上完课之后，老师总是会给我们吃些心型点心，让我们喝点儿汽水。
莉拉没来过，因为她父母不愿意付钱给老师。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莉拉一直对我说，她要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要和我在一个班上课。
“书怎么办？”
“你可以借给我。”
这时候，她用堂·阿奇勒的钱买了一本《小妇人》。她决定买这本书是因为她读过，而且非常喜欢。我们上四年级时，奥利维耶罗老师给我们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女生一些书看，分给莉拉的是《小妇人》，还附上了一句话：“这本书是大人看的，但对你来说很合适。”老师分给我的书是《爱的教育》，关于这本书，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在很短几天里，莉拉把《小妇人》和《爱的教育》都看完了，她说《小妇人》写得太棒了，《爱的教育》简直没法比。但我没时间读《小妇人》，我在设定的还书期限之前很吃力地读完了《爱的教育》。我读书很慢，到现在还是这样。莉拉把书还给奥利维耶罗老师时，她很懊悔没再看一遍《小妇人》，另一个遗憾是她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我没看过。一天，莉拉在路上叫住我，我们一起去池塘边，用一只金属盒子把堂·阿奇勒给我们的钱装起来埋在那里。我们拿了钱，到文具店里问老板娘约兰达那些钱够不够买本《小妇人》。那家商店的橱窗里一直陈列了一本《小妇人》，已经被太阳晒得发黄了。她说钱够了。我们一买来那本书，就一起在院子里看了起来，有时候是朗读，有时候只是默读。我们一起读了好几个月，看了那么多遍，后来那本书变得很脏，书脊脱落，书页散开，装订线也开了，但那是属于我们的书，我们非常喜欢它。那本书由我来保管，我把书藏在课本中间，因为莉拉觉得没办法把那本书放在自己家里，那段时间，他父亲一看见她读书就会发火。
里诺一直是护着她的，谈到升学考试的问题时，他和父亲之间经常会爆发争吵。里诺那时候已经快十六岁了，脾气很大，他开始要求父亲给他付工钱，理由是：他早上六点起床，在店里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他要一份工资。但他的话让父母都很气愤，里诺有睡觉的地方，有饭吃，为什么还要钱呢？他的任务是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不是从家里拿钱。但他一直坚持说，他那么卖命干活，一分钱都没有，这实在不公平。这时候费尔南多·赛鲁罗强忍着怒火，回答他说：“我已经付钱给你了，里诺，我把我的手艺交给你，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你不仅仅会学会钉掌、缝边、换鞋底，你爸爸会的所有手艺，迟早都要传给你，你很快就会学会所有技艺，做出一双完整的鞋。”但这种传授技艺的报偿方式让里诺很不满意，所以他们经常拌嘴，尤其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开始谈钱，然后为莉拉的事情吵架。
“如果你付钱给我的话，我来供她读书。”
“读书？为什么要读书，我读过书吗？”
“没有。”
“你读书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你妹妹要读书？而且她还是女孩……”
他们的争吵基本上以里诺挨一记耳光收场，尽管并非有意，但他对父亲总是表现得很失敬，里诺一般不会流眼泪，他总是恶狠狠地请求父亲原谅。
父亲和哥哥争论的时候，莉拉一般会保持沉默。她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她对自己父亲的看法，我感觉我全身心地痛恨我母亲，从内心深处痛恨她，但她却不恨他父亲。她一直说父亲很好，说他算账时总是让她来算；她说父亲对别人说，女儿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人；她说过命名日的时候，早上她父亲会亲自端一杯热巧克力，还有四片饼干到她床前。但真没办法，他就是不接受莉拉继续上学的事，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家里人口多，都靠一个小铺子养活，他有两个没嫁出去的姐姐，还有农齐亚的父母要赡养。跟他说上学的事情，就像对墙说话一样。莉拉的母亲也基本赞同她父亲的观点，只有哥哥的想法不一样，他站出来勇敢地和父亲做斗争。莉拉呢，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她总认为哥哥能赢，他会拿到工资，掏钱供她读书。
“如果要付学费的话，他会替我付的。”她向我解释。
她很确信，哥哥会给她买课本的钱，甚至是买钢笔、文具盒、水彩、世界地图、围裙和蝴蝶结的钱。她很爱自己的哥哥，她对我说，上完学之后，她想赚很多钱，唯一目的就是让她哥哥成为整个街区最有钱的人。
财富成为我们小学那几年最关注的问题。我们谈论这个问题，就好像小说里描写的寻宝故事。我们说：发财以后，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个。听起来好像财富就藏在街区的某个角落里，在保险箱里，一打开就会金光闪闪，就等着我们找到它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把财富和上学联系在一起。我们想如果自己努力读书，这样就可以写书，可以靠写书发财。对于我们来说，财富是一堆堆耀眼的金币，存放在无数箱子里，只要好好学习，写一本书，就可以得到这些财富。
“我俩一起写吧。”莉拉有一次说，这个提议让我很欣喜。
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她发现《小妇人》的作者挣了好多钱，她把赚的钱分给了家人，但我不敢肯定。我们商量了一番，我说我们可以在入学考试之后开始写。她表示同意，但她没能等到那个时候。我和斯帕纽洛下午在老师家补习，我忙于学习，而她却比较空闲，她开始一个人写了，没有等我，她要写一篇小说。
她把写好的小说带给我看时，我有些难过，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压抑着自己的失望，表示很高兴。那是在格子本上写的十几页文字，折起来，用一个裁缝用的别针别了起来。在封面上，她用彩色笔画了画儿。我还记得那部小说的标题叫《蓝色仙女》，小说激情洋溢，里面有很多很生涩的词汇。我说她可以让老师看看，她不愿意，我再三请求她，她让我带给老师看，其实我不是很确信，但我点头同意了。
有一次，我在奥利维耶罗老师家里上课，我利用吉耀拉上厕所的机会，拿出了《蓝色仙女》。我说那是莉拉写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她想让老师看看。在过去的五年里，无论莉拉多调皮，老师都对她所做的一切充满热情，但那时候她只是冷冰冰地回答说：
“你告诉赛鲁罗，让她好好准备一下小学毕业考试，不要在那里浪费时间。”虽然她留下了莉拉的小说，但她把小说撇在桌子上，看都没看一眼。
老师的态度让我很迷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生了莉拉母亲的气了吗？她也在生莉拉的气吗？我朋友的父母没有付钱给她，这让她很窝火吗？我不明白。几天之后，我小心翼翼地问老师有没有看《蓝色仙女》。她用一种异乎寻常的语气——非常隐晦，就好像只有我们俩才能真正理解——回答我：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格雷科。”
“是的，罗马帝国的平民，当时有庶民的民权保卫者。”
“当庶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是的。”
“假如一个人想一直做庶民，那他的孩子、孙子，都会命若草芥，不值一提。你不要管赛鲁罗了，为你自己考虑吧。”
关于《蓝色仙女》，老师一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莉拉问了我两次，最后不了了之。她有些沮丧地说：
“我一有时间，就重新写一部小说，之前写得太糟糕了。”
“写得很好啊。”
“写得太恶心了。”
但她不再那么活跃，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有可能她意识到，奥利维耶罗已经不再表扬她了。有时候莉拉表现得过于优秀，甚至让老师很烦。
每次竞赛的时候，莉拉还是胜出的那个，但不像之前那么肆无忌惮。在竞赛结束时，校长会考考我们几个没被淘汰的人——也就是莉拉、吉耀拉和我，校长亲自出题，难度非常高。吉耀拉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没有做出来。莉拉是最后一个投降的，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用一种羞怯的语气——一种不常见的语气，说她解不了这道题，题目本身可能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奥利维耶罗老师破天荒地教训了她一通，她看着莉拉站在黑板前，手上拿着粉笔，非常单薄、苍白，说了一连串非常刺耳的话。我觉得很难过，我受不了莉拉下嘴唇颤抖，快要失声痛哭的样子。
最后，奥利维耶罗冷冰冰地总结道：“当你不会做一道题时，你不能说这道题出错了，而是要说：‘我解不出来。’”
校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我的记忆里，那天就这么结束了。
在小学毕业考试之前，莉拉促使我做了一件事情，一件我一个人永远也没勇气做的事：我们决定逃学，走出我们居住的城区。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自记事以来，我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我家住的那栋五层的白色楼房，没有远离过院子、教堂和小花园，也从来没想到过远离这个城区。有火车不断经过这里，也有很多汽车和卡车经过大路。记忆里，我从来都没问过父亲或者老师：这些汽车、卡车，还有火车开往哪里？它们去哪个城市？哪个世界？
莉拉对于外面的世界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但那次出行是她策划的。她让我告诉我母亲说，我们所有女生放学之后都会去老师家参加期末的聚会。尽管我提醒她，老师从来都没有邀请过所有女生去她家里参加过什么聚会。她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要这么说。这件事情很特殊，我们的父母不会厚着脸皮，问学校有没有这回事。我像往常一样相信了她的话，就按她教的对我家人说了，我家里人都相信了，不仅仅是父亲和弟弟，连我母亲也信了。
出行前一天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睡。这个城区外面是什么，在我熟悉的这个区域之外会有什么呢？我们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很多树木，零星的几座建筑，还有闪闪发光的铁轨。在我们前面，大路另一边有一条沿着池塘的路，坑坑洼洼的。从小区门出去，在广阔的天空下，右边是一望无垠的田野，田野里一棵树也没有；左边有一条隧道，有三个出口。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走到铁轨那里，穿过一些低矮的房子、凝灰岩墙，还有浓密的树林，就能看到维苏威山，那是一座火山，一座蓝色的山脉，有一高一低两个山顶。
我们将要看到的情景和每天眼皮底下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或者说和我们爬上山丘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这让我们很振奋。学校的课本上通常详细地描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让我们很激动。莉拉说，在维苏威火山方向有大海，里诺去过那个地方，他说那里的海水是蓝色的，波光粼粼，非常漂亮。尤其是夏天周末的时候，冬天也一样美，他和朋友一起去那里游泳，他答应带她去一次。当然，里诺不是唯一见过大海的人，还有其他我们认识的人也见过大海。有一次，尼诺·萨拉托雷和他妹妹玛丽莎提到过大海，对于他们来说，大海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时不时去海边吃牡蛎和其他海鲜。吉耀拉·斯帕纽洛也去过那里，吉耀拉、尼诺和玛丽莎都是幸运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会带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散步，不只是在教堂前面的小公园里走几步而已。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他们没时间，没钱，也没有那个意愿。说真的，我好像隐约记得大海的蓝色，我母亲说在我小时候她带我去过，她那时候去海边做沙浴，治疗那条有毛病的腿。但我都不怎么信母亲的话。莉拉说她没见过大海，不知道海是什么样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她打算和里诺一样去看海，她决定一个人动身去看海，她说服我陪她去，我们第二天就走。
我起床很早，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像要去学校一样，我把面包泡在热牛奶里，带着书包和围裙。我像往常一样在大门口等莉拉，只是我们没有向右边走，而是穿过大路，往左向隧道方向走去。
那时候虽是清晨，但天气已经很热了。太阳底下，有很浓烈的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我们穿过高大的灌木丛，走上了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小路，向轨道走去。我们到了一根电线杆那里，把上学穿的围裙脱下来放进书包，然后把书包藏在灌木丛里。我们向田野走去，我们对那片田野倒是很熟悉，非常激动地顺着一条斜坡跑了下去，这条坡通往隧道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隧道口非常黑，我们从来都没有进去过。我们手拉手走了进去。那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出口那里的光亮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后来，我们的眼睛习惯了隧道的黑暗，我们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响亮，还看到隧道墙壁上有一道道水流下来，亮晶晶的，地上有大片积水，我们走得很小心。这时候，莉拉大叫一声，然后笑了起来，她的声音好像炸开来一样，回声很大。接着我也喊了一声，也笑了起来。这段路我们一直在大喊大叫，有时候一起喊，有时候各自喊：又笑又叫，又叫又笑。我们很高兴听到自己的叫喊产生的回音，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和，我们开始了旅行。
我们的时间很多，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人谁也不会找我们。当我想到自由的美好时，我就会想到这一天的开始。当我们从隧道里出来，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望不到尽头。里诺之前告诉莉拉，走完这条路，就会走到海边。我内心充满了进入未知世界的喜悦，这和我下到地下室，或者爬上堂·阿奇勒家的楼梯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天有云，太阳不是很烈，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我们沿着一条倒塌的墙壁向前行走，墙上长满了野草，路边有一些低矮的房子，我们听到有人说话，说的是方言，有时候也能听见喇叭声。我们看见一匹马嘶叫着从路边跑下来，穿过马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用篦子梳头，把头发里的虱子篦出来；我们看到一帮流着鼻涕的小孩在路边玩，他们看到我们就停了下来，凶恶地看着我们；我们还看到一个肥胖的男人，穿着背心，他从一个房屋摇摇欲坠的院子里出来，解开裤子，对我们露出他的阴茎，但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恩佐的爸爸堂·尼科拉有时候会让我们摸他的马；我们院子里的小孩也很凶；还有堂·密密那个老东西，每次我们从学校回来，他都会当着我们的面，把他那个让人恶心的玩意儿暴露出来。我们在那条大路上走了至少三个小时，我觉得看到的东西和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没有什么差别。我感觉到带路不是我的责任。我们手拉着手，并肩向前走，但对我来说，就像莉拉走在我前面十步一样，她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里。我已经习惯于跟着她，我确信她比我强，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她知道去的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还有到海边的路程。我觉得她脑子里已经算计好了，周围的世界永远不会打乱她的计划。我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我记得有一种淡淡的光，好像来自大地深处，而不是来自天空，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光是一种贫穷、肮脏的光。
后来我们累了，又饿又渴，这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事。莉拉走得慢了下来，我也慢了下来。有两三次，我发现，她好像很懊悔让我做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发现她一直向后看，我也向后看。她的手开始出汗，我们离开那条隧道很长时间了，已经看不到隧道了，那是我们城区的边界。现在，眼前的路开始变得非常陌生，不断地向前延伸。人们好像对我们的命运漠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变得荒凉：有丢弃的破桶、烧过的木头、汽车的骨架，还有断了辐条的车轮、破烂家具和生锈的铁器。为什么莉拉要看着四周？为什么她不再说话？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四周，天空一开始很高远，现在好像阴沉了一些。我们的身后变得黑压压的，天上有大片厚重的乌云，就好像被树木和路灯支撑着。在我们前面，还是明亮的日光，但那片发紫的阴暗好像要把这道光吞没，能听见远处传来雷声。我很害怕，但最让我害怕的是莉拉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种表情。她张着嘴，眼睛瞪得很大，很焦虑地看着前后左右，她握着我的手越来越紧了。我心想，有没有可能她也害怕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开始落雨，雨滴落在大路的灰尘上，留下一个个褐色的泥点儿。
“我们回去吧。”莉拉说。
“那大海呢？”
“太远了。”
“家呢？”
“也很远。”
“那我们还是去看海吧。”
“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从来都没见过她那么焦虑，有什么事情让她欲言又止，她无法决定是否告诉我，拉着我就回家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继续走下去呢？我们还有时间，大海应该已经不远了。假如要下雨的话，无论是向前走还是回家，我们都一样会被淋湿。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那么想。
一道紫色亮光劈开黑色的天空，雷声更大了。莉拉拽了我一下，我不是很确信地向我们城区的方向跑去。起风了，雨滴越来越密，几秒钟之内就成了瓢泼大雨。我们俩都没有想到找个地方避雨，而是很茫然地在雨中奔跑，衣服已经湿透了。我们光脚穿着旧鞋子，脚下已经变得泥泞湿滑。我们跑得喘不上气来。
后来我们跑不动了，就慢下来。电闪雷鸣，大路两边流淌着雨水，卡车飞速地开过，声音很大，扬起一阵阵泥水。我们走得很快，内心很慌乱。那天先是瓢泼大雨，后来是小雨，雨停了，天空是灰色的。我们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嘴唇冻得发紫，眼睛里充满惊恐。我们重新经过隧道，爬上山坡，那些落满雨水的灌木丛掠过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浑身颤抖。我们找到了书包，把干围裙穿在湿漉漉的衣服上面，朝家里走去。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脚下，莉拉没有拉我的手，气氛有些僵。
我们迅速发现一切都超出我们的计划。放学的时候，乌云密集，我母亲拿着伞来到学校，想送我去参加老师家的聚会。她发现我不在学校，而且也没有什么聚会，找了我好几个小时。我远远看见她一瘸一拐的身影，马上从莉拉身边跑开，我希望母亲不要怪罪莉拉，就跑向了母亲。没等我开口，脸上就劈头盖脸地挨了耳光，母亲还用伞打我。她大喊大叫，说下次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定会杀了我。
莉拉满不在乎，因为她家里谁也没有发现。
晚上，我母亲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让父亲教训我。父亲有些恼火，但他不想打我，最后他们吵了起来，先是父亲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后来他很生自己的气，就打了我一顿。整个晚上，我都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本来是去海边的，但是我们没去成，我白白挨了打。后来我们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转变：尽管天开始下雨，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觉得自己远离了所有人和事，去遥远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的东西，这让我忘记了所有担忧；但莉拉却反悔了，那是她的计划，下雨之后，她放弃了大海，决定回到我们居住的城区。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第二天，我没在小区门口等她，一个人去上学了。我们在小花园里见面，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青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耸了耸肩膀，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
“他们打你啦？”
“那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他们还让你去上拉丁语课？”
我很不安地看着她。
她拉着我去远行，心里其实是希望我父母惩罚我、不让我上中学，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她急匆匆把我带回来，是为了避免我遭受惩罚？或者——今天的我在想——是不是她在不同时候，都想到了这两种结果？
我们一起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当莉拉看到我还要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就马上失去了劲头。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异的事情：在这两场考试中，我所有课程都是满分十分；而莉拉的小学毕业考试，其他课程都是九分，算术得了八分。
她没有对我说任何不满或者愤怒的话。她开始和卡梅拉·佩卢索来往甚密，卡梅拉是那个赌钱的木匠的女儿，就好像对她来说，有我做朋友还不够。我们迅速结成了三人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我在学校考试是第一名；但三人在一起时，我的位子很靠后，几乎总是排在第三位。她们俩一直在说话，开玩笑，说得准确一点，是莉拉在说话、开玩笑，卡梅拉在兴致勃勃地听。我们在教堂和大路中间散步时，莉拉总是走在中间，我们走在两边。如果我察觉到莉拉距离卡梅拉近一点，我会很痛苦，想马上回家。
在最后一个阶段，莉拉看起来很茫然，像是中暑了。天气很热，我们时不时用喷泉把头发打湿。我记得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脸上全是水，她还是不停地说第二年我们一起上中学的事情。那是她最爱谈论的话题，她谈论这些时，就好像在谈论她要写书发财一样。当她谈论中学时，一般都是对着卡梅拉·佩卢索说的，卡梅拉小学毕业考试每门课程都得了七分，她没参加升中学的考试。
莉拉特别擅长讲话，好像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将来的学校和老师。这让我觉得很好笑，也让我很担忧。一天早上，我打断了她：
“莉拉，你不能去上中学，你没参加考试。你和佩卢索都上不了中学。”
她生气了，她说无论考不考试，她都会去的。
“卡梅拉也去吗？”
“她也去。”
“不可能。”
“你就等着瞧吧！”
我的话可能让她很受震撼，从那时候开始，她不再谈论我们将来一起上学的事，变得沉默了。最后她忽然又下定了决心，开始折腾她的家人，说她想学拉丁语，就像我和吉耀拉·斯帕纽洛一样。她尤其是生里诺的气，因为他答应帮助她，却没有做到。跟她说什么也没用，她变得很不讲理，很蛮横。
夏天来了，她开始用一种很难形容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得出她很焦虑，和以前一样有攻击性，我很高兴，因为我了解她，同时我也感觉到，在她那种惯用的方式背后隐藏着痛苦，这让我很难受。她很痛苦，我不喜欢她痛苦。我更喜欢那个和我不一样的她，那个不会有焦虑的莉拉。我发现她的脆弱之处，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暗地里转化成了一种优越感。一有机会，尤其是卡梅拉·佩卢索没和我们在一起时，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我的成绩比她好，我要去上中学了，她却不能去。我不再跟在她后面，而是超越了她。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成功。我能察觉到她比之前更刻薄，不仅仅对我，而且是对她的家人。
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等她，听见她的叫喊声从窗口传了出来。她在骂人，比骂街还难听，还伤人。我听到她那样骂人，想到了规矩和尊敬，我觉得她不应该那样和大人说话，包括和她哥哥。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只有五分钟耐心，之后会发怒，就像其他父亲一样。如果莉拉不惹他的话，他是一个热情、客气的人，一个了不起的鞋匠。他长得像一个叫兰道夫·斯科特的美国演员，但毫不精致，要比那个演员粗糙得多，他不会穿浅色衣服。他留着大胡子，黑色的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他的手很宽大，指甲里全是黑色的污；他很爱开玩笑，有时候我去莉拉家里，他用食指和中指捏住我的鼻子，假装把我的鼻子揪下来了，他想让我相信他偷走了我的鼻子，鼻子在他的手里挣扎，想回到我脸上，我觉得非常好玩。但假如里诺、莉拉，或者其他孩子让他发火了，从路上都能听见他怒吼的声音，这让我也很害怕。
在炎热的季节，我们在外面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间。一天下午，不知发生了什么，那次莉拉没出现，我在窗下叫她，他们家住在一楼。我大喊着：“莉拉！莉！莉”我的声音和费尔南多，还有他妻子的叫喊声融为一体，中间还夹杂着我的朋友莉拉倔强的喊声。我听得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从窗口传出撕心裂肺的那不勒斯方言，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表面上听起来，这和我们家发生的争吵没什么差别，我母亲因为钱不够用而发火，我父亲因为母亲已经把他的工资花了大半而愤怒。我父亲发火时会控制自己，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怒火，他会压抑自己的声音，尽管他气得脖子上青筋暴露，眼睛发红。费尔南多则会大声嚷嚷，摔东西，愤怒会越烧越旺，停不下来，如果他妻子尝试阻止他，只能让他更加愤怒，尽管和妻子无关，他也可能会动手打她。实际上，他们家的争吵和我们家的没什么本质差别。我还是在叫莉拉，我想把她从那场充斥着叫喊、咒骂和破坏的暴风雨中拉出来。我大声喊道：莉拉！莉拉！但她没听到，还在和她父亲争吵。
我们当时十岁，已经快过十一岁生日了。我变得越来越丰满，莉拉还是小个子，非常瘦弱、轻盈。忽然间，争吵声停了下来，过了几秒钟，我看到我的朋友从窗子飞了出来，经过我的头顶，落在了我身后的地上。
我顿时目瞪口呆。费尔南多从窗子探出头来，还继续在痛骂女儿，是他把莉拉扔出来的，就像扔一件东西。
我恐惧地看着她，她试着站起来，做了一个近乎开玩笑的鬼脸，说：“我没事。”
但她在流血，她的一条胳膊摔断了。
对于蛮横不听话的女儿，父亲可以随意处罚。经过那件事情之后，费尔南多变得更阴郁，比平时更加努力工作。整个夏天，有时候我、卡梅拉和莉拉经过他的铺子门口，里诺看到我们，总是会很热情地给我们打个招呼，但是鞋匠费尔南多——女儿手臂上还打着石膏——他眼睛都不抬一下，能看出来其实他也挺难过的，但和发生在这个城区的暴力事件相比，他施行的父亲的暴力算不了什么。在索拉拉的酒吧里，天气炎热，男人们赌输了钱，加上喝多了，有时候会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失去了一切希望，同时也没有一分钱），就会开始斗殴。西尔维奥·索拉拉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他很壮，肚子很大，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额头。他柜台后面有一根黑色大棍。如果有人没付钱，或者不想按时还账，说话不算数，那根大棍会毫不犹豫地打在他头上。通常，他的两个儿子——马尔切洛和米凯莱也会出来帮他，他们和莉拉的哥哥年龄相仿，但他们下手比父亲还狠。有人打人，也有人挨打，有些男人窝一肚子火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输了钱，喝了酒，欠了账，还不上钱，挨了打，家里人一句话说得不对就会动手，就是这样一个死循环。
在这个漫长的季节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不安的事情，对莉拉的震撼尤其大。堂·阿奇勒，可怕的堂·阿奇勒，在八月的一天下午被杀死在自己家里，那天很意外地下了一场雨。
他当时在厨房，刚刚打开窗子，想让雨后的凉风吹进来。为了这么做，他中断午休从床上起来。他穿着一件很破旧的天蓝色睡衣，脚上只穿着袜子，袜子颜色有些发黄，脚后跟有些发黑。他刚打开窗子，就有一阵雨打在了他脸上，这时候，他的脖子，下颌和锁骨中间，挨了一刀。
血从他的脖子上喷出来，喷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口铜锅上。那口锅很亮，血像墨汁一样洒在上面——莉拉给我们讲述说——那些血流下来，形成一道道不是很规则的黑线。那个凶手——莉拉认为是个女的——悄无声息地进到房子里。凶手利用中午这个时机：孩子们都在外面，大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休息。“她”一定是拿了一把假钥匙开的门，是想趁他午休一刀扎进他的心脏，但凶手看到他起来了，就给了他脖子一刀。堂·阿奇勒转过身去，整个刀刃都没入了脖子，他眼睛瞪得很大，血从伤口流出来，像小溪一样流在睡衣上。他跪在地上，脸朝下倒下了。
这场谋杀让莉拉非常震撼，几乎每天，她都会很严肃地补充一些新的细节，就好像她当时在场一样。她给我们讲述这场谋杀，我和卡梅拉·佩卢索听着都觉得非常害怕，卡梅拉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讲到最可怕的情节——就是血从铜锅上流下时，莉拉的眼睛会眯成一道缝，显得很凶残。她想象那个杀手是个女的，这样她就比较容易进入角色。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佩卢索家里一起玩三人跳棋——莉拉忽然有了这个爱好。卡梅拉的母亲让我们去餐厅玩，那里的家具都是在堂·阿奇勒剥夺了木匠铺子之前由她丈夫做的。我们坐在桌前，桌子放在两个带镜子的橱柜中间，我们在那里玩跳棋。我越来越不喜欢卡梅拉了，但我假装和她是朋友，至少是莉拉在场的时候，有时候我甚至假装更在乎卡梅拉。作为补偿，我很喜欢佩卢索太太，她在卷烟厂工作，但那几个月她失业了，所以总是待在家里。无论日子好坏，她都是一个快活的女人，她很胖，胸很大，脸颊上有两团红晕，显得很热情，尽管家里穷，但她总能拿些好东西给我们吃。她丈夫是一个安静的人，那时他在一家披萨店里当服务员。他强迫自己不去索拉拉酒吧，不想把自己辛苦赚来的几个子儿也赔进去。
有一天早上，我们在佩卢索家的餐厅里玩跳棋，我和卡梅拉一起对抗莉拉。我们都坐在桌子前，我们俩坐在一边，卡梅拉在另一边。莉拉的身后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我和卡梅拉身后也有一个一样的橱柜，橱柜都是深色木头做成的，镶了花边。我看到我们三个人在镜子里形成无数重影像，无法集中精神，我不喜欢镜中有那么多我们；还有，阿尔佛雷多·佩卢索那天非常烦躁，频频对他妻子发火。
后来有人敲门，佩卢索太太去开门，接着传来一阵惊叹和叫喊声。我们三个女孩从餐厅探出头去，我们看到了宪兵，那是我们都很害怕的人物。宪兵抓住阿尔佛雷多，把他带走了。他张开双臂挣扎，不停地叫喊，叫几个孩子的名字：帕斯卡莱、卡梅拉、西罗和依玛科拉塔。他紧紧捉住自己亲手做的家具，还有椅子，对朱塞平娜发誓说，他没有杀死堂·阿奇勒，他是无辜的。卡梅拉很绝望地哭了起来，所有人都在哭，我也哭了起来。莉拉没有哭，她的目光和几年前她看梅丽娜的目光一样，但要漠然一些。那时她一动不动地待着，好像目光在跟随着阿尔佛雷多。阿尔佛雷多发出沙哑的叫喊：“啊！啊！”非常吓人。
这是我们整个童年看到的最可怕的场景，让我非常震撼。莉拉为卡梅拉担心，她安慰了卡梅拉。她对卡梅拉说，假如真是她父亲杀了堂·阿奇勒，那他做得太好了，但她觉得不是佩卢索干的，他是无辜的，很快会被放出来的。她们一直在那里窃窃私语，如果我靠近，她们会移开一点，不让我听到她们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