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遭议论

看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对这样一幕一定不陌生。话说那位巧施“美人计”的司徒王允，诛杀了董卓后开庆功会。会上，蔡邕想起董卓平时对自己的好，忍不住叹了口气。想那王允也是练过内功的，这轻微的一叹，不知怎的，竟穿过了喧闹的祝福声，让王允给听了个一清二楚。王允立刻命令士卒干掉蔡邕。马日磾听说了这件事，赶紧乘专车向王允求情，他说蔡邕水平高、能力强，将来能写一部了不起的历史著作。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更是火上浇油。王允说，当年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致使那小子写成了《史记》，诽谤朝廷要员，影响了几代人。现在我要是让蔡邕活着，不就是放活了第二个司马迁吗？让他写史，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被他描画成个什么样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于是蔡邕就无奈地和这个世界说了再见。

这，大概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既得利益集团对《史记》的不满赤裸裸地摆上了桌面。

在中国的记史传统里，有用直笔和曲笔的分别。

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实事求是地记录真实历史，就叫作“直笔”；而替主子遮掩丑陋、扭曲真相，就叫作“曲笔”。北魏的权臣崔浩在奉命修魏史时，对拓跋鲜卑早期部落陋习原原本本地进行了记录，结果被杀。鲁迅曾对清朝政府在修订《四库全书》时，对汉族既有历史典籍大加删改的伎俩做过辛辣的讽刺。这说明，在记录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和当代史时，因为直接牵扯到作史者当时的领导、同事、同学。人情关怎么过？面子关怎么过？生死关怎么过？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这样，不少史官为了糊口活命，就选择了用曲笔来写。

但《史记》恰恰相反，司马迁直言无忌，做了好人好事，不让他们白干，有了人生污点，也不让他们逃脱青史的制裁（“不虚美，不隐恶”）。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人，既不拔高，也不贬低；对那些他看不惯的做派，进行了猛烈抨击，让他们在历史镜子的照映下显露原形。在《史记》里，人们第一次知道，孔子原来是野合的结晶，孔子到楚国后，和楚王的爱妃南子关系暧昧。看他俩这热乎劲，子路有点儿不高兴（“子路不悦”），孔子赶紧赌咒发誓，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说自己要是真的和南子有一腿，连老天爷也不会满意的。（“天厌之，天厌之。”）司马迁还用无可辩驳的史实告诉人们，汉高祖刘邦是个无赖，樊哙是个杀狗的，周勃曾长期从事出殡吹箫的工作，而审食其也和丧夫的吕后存在私通的可能……

司马迁在记录历史的时候，特别注重揭露利益集团之间钩心斗角的内幕秘闻，让人们看到了上流社会精英们平时你好我好哥俩都好，关键时候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的勾当。这让历代的精英人士情何以堪？

比如那位曾经在月亮升起之后，撑着老骨头把韩信追回来的萧何，其老辣阴险，不愧西汉第一功臣。说是在高祖十年（前197），陈豨被逼得没办法，一扔帽子，喊了一声“老子不干了”，就操着家伙背叛了刘邦，还联系匈奴，要和刘邦比个高低。刘邦在外亲自率领部队征讨陈豨，吕后就在长安城里诬陷韩信谋反，让萧何把韩信骗入宫里杀害。刘邦知道后，马上派人传达他的手谕：加封萧何为相国，食邑五千户，还专门派了五百个士卫保护他。萧何那个乐啊，喜不自胜。故秦朝的东平侯召平却哭丧着脸来给他吊丧。萧何一看他这架势，满脸不高兴，问他您这是干吗？好好的酒不喝是想闹事咋地？召平探头探脑地对他说，皇上在外征战，受了多大的苦，谁给他好处？你镇守关中，多舒坦，反而要接受加封，你这不是找死吗？——皇上现在是怕你也像韩信一样造反啊。你先别慌，赶快撤摊子，实名申报全部家庭财产，捐出来当军饷。皇上一定喜欢你。萧何一听，恍然大悟，赶紧照样行事。《史记》怎么记载此事？他只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这四个字就明白无误地昭告世人，刘邦的真实想法，是典型的直笔。通过对上流社会的这些忠实记录，司马迁活生生地把往日这些在神坛上装模作样的帝王将相活生生地拉了下来，让人们看清楚他们的本来面目。

对于汉王朝的死对头们，司马迁没有因为他们是落败者而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地表述了他们的功绩，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优点，还加以赞扬。最突出的是项羽，他虽败犹荣，在司马迁眼里是一位略带可爱的末世君主。他在垓下突围，在乌江自杀，一直被汉朝胜利者所嘲笑。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司马迁却把他列入本纪，并且位置在秦始皇之后、刘邦之前。这不是明摆着替失败者张目，给胜利者抹黑吗？司马迁特别强调道德的力量，他不以成败看待英雄，不以贵贱评论古人。在司马迁眼里，项羽虽然死了，但死得悲壮，死得有骨气，“重于泰山”，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是人品方面的胜利者。反观刘邦，虽然挣下了好大一份家业，却是个酒色之徒，为了一己之私利，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在他眼里可以弃之如敝屣，什么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他眼里都是腐朽观念，远不如一个“利”字来得实在。司马迁在字里行间，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了对刘邦的鄙薄和不屑。在司马迁眼里，刘邦就是一个虚伪阴险的政治流氓。对这样一位王朝开创者，司马迁没有随波逐流，敢于指摘，发表心声，无疑是“弥天大勇”。

同时，司马迁从来没有因为底层人民的微贱，而忽视了他们在历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比如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一个奴隶起来闹革命，连皇帝的祖宗十八代的祀庙也保不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从来的史家，对农民起义都是视为“贼”的，但司马迁却丝毫也没有掩盖他的崇敬之情，他把陈胜专门放进了“世家”——按照诸侯王的待遇来写，专门抬高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这不是和统治阶级公开闹别扭吗？这也成为后世包括王允之流千方百计攻击《史记》是“谤书”的重要证据，司马迁的这些前卫举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多统治阶级看不起的“鸡鸣狗盗”之辈，像《刺客列传》《滑稽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主角都是社会最底层人士，这些人士第一次代表劳动人民进入了堂皇的正史，让人另眼相看。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是中国学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可以说，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做到了，他问心无愧。当然，这和《史记》是私人修撰的史书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是官修，以《史记》逾矩尺度之大，恐怕难以逃过审查官的审核。

但，独立精神和自由编撰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不注意也会伤了自己。平心而论，司马迁有时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统治者的，比如他最恨的汉武帝。

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以草根的身份，揭竿而起，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位成功了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身上，虽然有流氓的种种习性，但豁达大度，拥有超人的管理才能，并且一生不避剑矢，勤于征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稳定，是汉民族的主要奠定者之一。

而汉武帝刘彻当家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内部繁荣稳定，官府储存的余粮，连老鼠都不愁吃喝。对外，爱将卫青和霍去病经过几次长途远征，狠狠地打击了匈奴的侵略势头，迫使匈奴一分为二。

这样两位帝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仍应该从整体上加以肯定。但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好话，揭了汉武帝的老底，遭受了汉武帝的宫刑羞辱，导致他潜意识里，对本朝的这两位帝王颇有怨言，总是条件反射似的加以指摘诋毁，经常对汉王朝的几位皇帝冷嘲热讽，有时是幸灾乐祸式的记录。比如，对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上威名赫赫的军事家的主要战功，《史记》语焉不详，但却像狗仔队一样，专嗅卫青、霍去病的出身，揪住他们和汉武帝的裙带关系不放。在《史记·匈奴列传》里，司马迁对贰师将军李广利和赵破奴的军事失败记叙貌似公正，其实潜藏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以此来证明他和李陵一干人等的正确。

更要命的是，他用“太史公曰”的论赞形式，不止一次地表达出自己对与匈奴战争的前景的悲观情绪，反复强调战争胜负的关键“唯在择任将帅哉”，以此论证自己的高明，为自己申冤。但事实让司马迁这位戴着有色眼镜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大跌眼镜，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取得了傲睨古今的伟大业绩，这不能不让司马迁感到沮丧，也不能不让读者对《史记》关于本朝那些不堪的描写有所怀疑、有所警惕。

就在这样一个如何看待当时的主旋律的问题上，汉朝人以开通自信的民族心态，对《史记》的记述一笑了之，并没有对其在本朝的传播横加干涉，但随着汉民族精神的逐渐颓废自卑，司马迁的悲情牌有了越来越多的拥趸者，他的狭隘趣味和委屈宣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鸣，对汉朝的贬抑也大行其道。唐宋以后，随着司马迁走上神坛，一些谎言也摇身变为真理，对于《史记》里的些许不妥之处，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了。

看来我们在阅读《史记》时，有时也还要打点预防针了。 tkGld6FfiHf9K9fRpBe72/pyJM1VgpbKQsbiBNAy+9ztCimh5xtMb1FUW+nmdj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