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从戎露峥嵘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党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此后，孙中山虽然又多次组织讨袁和护法战争，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却被军阀所利用，以失败告终。

1922年，陈炯明发动羊城兵变，彻底促使孙中山觉醒。严酷的历史事实，使孙中山陷入反思。他终于在惨痛的失败中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没有完全成功”，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要创造革命军，首先要有一个革命党。而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此外，孙中山在南方还没有自己巩固的政权，没有一个可靠的环境来创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此时，孙中山看到，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几年就呈现出蓬勃生机；在国外，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革命武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因此，联合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成为孙中山创建革命军的最初认识。他决心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先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对黄埔军校都极为重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冬，高文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该期学员于1924年冬招考于广州、上海等地，陆续进校，分步、骑两科，高文华被分到步兵科。1925年1月，黄埔三期学生相继成立第一、二两营，编为第一纵队，以王懋功为总队长，张治中为总队附，陈继承为第一营长，张治中兼任第二营营长。后又续编第三营，以文素松为营长，并直属于纵队。4月1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代理总队队长，负责全队入伍生的训练。入伍生的教育为三个月，期满升学后，再修学六个月就可毕业。高文华考入黄埔军校时年仅17岁。他身体比较瘦弱，但凭借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武装革命必胜的信念，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刻苦坚持，从不因为苦和累而抱怨、退缩。

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的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具有很鲜明的苏军烙印。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给予了很多帮助。他们帮助制定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修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黄埔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黄埔军校开办了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要为自己确定人生观与政治立场。学生们组成各种主题的政治研究小组，关于人生观、政治立场、道路选择、奋斗目标等展开激烈的讨论。当时，校内最大的两派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部分学生认为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领袖，继承了中国的千年之古训，开启了三民主义革命学说，他了解中国国情，以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来进行革命可以创造出大同世界，所以要信仰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目标，黄埔军校的学生应该做三民主义的信徒，而对那以舶来品为教条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概不能接受。另一部分学生认为，三民主义固然是国粹，但是唯心的、脆弱的，缺乏坚强的革命性。其他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毫无革命性，更不用说。只有共产主义是科学的结晶，是最富于革命性与阶级性的。它有步骤、有组织，对于每个时期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策略，找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了如何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须要经过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搞好合作，只有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搞得越彻底，那么对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有利。由此可得出结论：一个真正为革命而奋斗的青年，应该有远大的目标，崇高的信仰，信仰共产主义，做一个共产党员，积极协助完成三民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共产主义虽是舶来品，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最理想的革命目标。高文华起初识别不清，曾一度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三民主义在高文华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动摇，最终他退出孙文主义学会。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所部，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且病重之机，自命为救粤军总司令，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以7个军6万余兵力进攻广州。陈部把防线布置到石龙、东莞附近，准备随时由博罗、石龙、石滩一线向广州进攻，妄图摧毁革命政权。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为了打破陈炯明进攻广州的反动企图，巩固基地，决定清除叛逆。

1月15日，广州革命政府发布《东征宣言》。2—11月，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东江农工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力组成东征军，进行了两次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作战。2月，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右路军为黄埔军校校军和粤军，由校长蒋介石亲自统率，周恩来、叶剑英和苏联顾问等具体领导指挥，共有3000多人，任务是进攻淡水、海陆丰及潮汕；左路军为滇军，进攻河源、五华、兴宁；中路军为桂军和一部分滇军，进攻惠阳。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第二期学生、第三期入伍生大部随军校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成为东征的主力。高文华作为第三期的入伍生也参加了东征，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东征开始后，担任左路和中路作战任务的杨希闵、刘震寰部按兵不动，右路军却进展迅速。首次参加战斗的黄埔军校校军，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战绩显赫。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这支军队先后攻下淡水、海丰，于3月占领潮汕地区。当部队回师到棉湖时，被敌军包围。连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和曹渊、许继慎等率部奋力作战，击溃陈炯明主力林虎部，扭转了战局。营党代表章琰在战斗中牺牲。4月，东征军控制东江地区，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等军阀勾结，在广州公开叛乱。正在东征的黄埔校军及其他部队迅速回师平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负责人的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并指示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2日平息叛乱，歼敌2万余人。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6月21日，五卅运动后，为声援上海的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广州市内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黄埔军校也积极响应，组织军校学生参加游行。高文华所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伍全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当岭南大学、坤维女子师范学校、圣心书院、执信和广州二校及黄埔军校等学生队伍行进到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罢工结束，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至1925年6月14日，高文华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伍编排的三个营陆续入伍期满，准备编队升学。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开始试验党代表制度，此时党代表工作还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工作难度比较大。随着黄埔军校校军队伍日渐扩大，所需党代表数量增多。且现有党代表大多由一般军官担任，其政治知识与普通军人相差无几，党代表制度形同虚设，对于军校校务和党纪影响极大。鉴于此，6月20日，为了培养党代表和政治人才，黄埔军校政治部开设政治训练班。这一期政治训练班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队、湘军学校、滇军投诚干部学校学生、桂军军官学校学生及学兵连中选拔120人，分三个班教授。一班速成，以一月为期；另外两班以三个月为期，以培养党代表和政治宣传人才。选拔考试的内容以国文试题、政治问答、调查表甄别、政治口才为主，择优录取。政治训练班的名额分配：第二期学生30名，第三期入伍生50名，桂军学生50名，滇军学生10名，学兵连3名，湘军学生10名，各部队书记、司书自愿投考者选拔2名。高文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政治训练班学习。黄埔军校政治训练班有严格的训练纲要，主要包括八项：一、帝国主义的解剖；二、中国民族革命问题；三、社会发展史；四、帝国主义侵略史；五、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六、各国政党史略；七、各国革命史略；八、三民主义。政治训练班毕业的学员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的各个部队，军队中的政治人才得到充实，政治工作得到加强。

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聘任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兼任主席，蒋介石等8人为委员，并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作国民革命军，计划北伐。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年底，共编成6个军，有8．5万人，6万支枪，加上各军校学生6000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部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中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党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军长。9月20日，由原来的建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四师（师长许济）整编成立第三师，编入第一军，由谭曙卿任代理师长。

就在国民政府成立的同一天，黄埔军校三期学生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廖仲恺等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因为第三期学生入学时间不同，学业程度差异较大，黄埔军校于7月21日举行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重新编队。

9月，当东征军主力已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叛乱时，粤东的军阀陈炯明又死灰复燃，乘机重新占据梅县、潮汕、惠州等地乃至整个东江地区，而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也配合陈炯明的进攻，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分左、中、右、侧四路，形成对广州的夹击之势，企图推翻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10月初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高文华所在黄埔军校三期学生大多参加了第二次东征。高文华被派到第三师某连担任连党代表。军中的党代表责任非常重大，监督并辅助行政长官。新成立的第三师训练还不到一个月，便踏上了东征的战场。此时第三师由旧式军队改编而成，官兵原封不动，他们的军纪作风还是照旧，不过是形式上换了一面旗子。当时派黄埔生进入军队的目的，是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政治教育，实行政治领导。高文华到部队未满三日，即向前线挺近，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只能在行军中、休息中见机进行。这批官兵长期混迹于旧式军队，只知道当兵拿饷，吃粮打仗，从来没听过政治教育，更不知军队中有什么党代表，他们认为派来的这些黄埔生都是书呆子，派到军队里来就是摆洋相。所以他们拒绝政治教育，依旧抽大烟、赌博、嫖娼，士气非常低落。初期开展政治工作阻力很大，但是高文华充满信心，非常耐心地进行教育，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行军中，高文华常常照顾生病士兵，帮他们背包袱。到了宿营地，又替他们解决睡眠的用具，如稻草、门板等。平时与士兵睡在一起。在战斗中，高文华虽然年龄小，但能不顾生死，冲锋在前。在战斗闲暇，高文华与官兵谈心，谈些官兵们关心的话题，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并帮他们解决，同时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更高的理想信念，坚定他们革命的目标和信心。官兵们在军队中混迹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体贴的好长官，因此，他们对高文华逐渐由讨厌、疏远转为佩服、亲近，并自愿接受政治教育。

11月25日，邓本殷部主力约万余人与留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陈铭枢所部三个团相遇。陈铭枢部虽拼死抵抗，但因寡不敌众，连忙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与李济深商议后决定，由李济深率第二纵队中的第四军主力回援广州，蒋介石率领一个独立旅及两个补充团左右的兵力继续向河源前进，留第四军的十一师在紫金待命。这时，蒋介石得到报告，陈炯明叛军集主力于紫金、蓝塘、河婆一带。见第一纵队已攻占河婆，第三纵队的主力也已经出河源到达老隆，蒋介石便调第一纵队第三师为第二纵队的前锋，以加强第二纵队的力量。27日下午，东征军指挥部到达羊高圩，此地距华阳约二十里。忽然接到前方谭曙卿派通信兵送来的一份急报，内称第三师被敌军包围于距华阳十余里的塘湖地区，形势危急。原来，第三师事先没有探明敌人虚实，也没有作周密部署，贸然率3000多人向华阳前进，结果与叛军林虎部的主力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三部共约1万多人遭遇（另有3万说）。叛军发现第三师孤军深入，立即展开迂回攻击。敌军火力超过第三师数倍，兵力上也占据优势。战斗一开始，谭曙卿命令第七团、第八团抢占莲花山的一处高地，但莲花山的高地早已被敌军占领，第八团遭到敌军的猛烈还击，官兵伤亡惨重，很快也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在向西突围时，第一补充团团长、共产党员周保山及其代理团长车鸣骤（黄埔军校三期生，时任第三师第四团第八连党代表）等8名连长、8名连党代表和1000多名士兵先后阵亡。战斗开始两个小时后，叛军向第三师合围，第三师据守高地拼死抵抗。但敌人攻势很猛，第三师第七团第五连党代表周玉冠（三期生）在率部坚守高地时腹部中弹牺牲，年仅25岁。林虎的部队已经迫近，第三师溃散撤退至羊高整顿。

在华阳，官兵们因轻敌而打了败仗。后来开检讨会，研究战斗失败的原因，从此获得经验教训。通过政治教育，高文华所在的连队在革命精神方面有很大的提高。他们以前在部队打仗是在混粮吃，毫无目的，现在从军打仗则是有远大的目标与理想。这种觉悟，在进攻惠州城的战役中完全表现了出来。

惠州战斗，是第二次东征整个战役中的硬仗。惠州分东、西两城，高大坚固，号称东江天险。东城外有一条8米宽、4米深的城壕；西城三面环水，一面壕沟。西门面临西湖，只有一条窄路通到城脚，窄路的两边都是很深的湖水。北门地形比西门好一点，但也要通过北门桥，由桥下徒涉，才能逼近城垣。城墙外侧都以大石块砌成，城门上设有望塔。惠州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塞，在过去历次战争中，从未被攻破过。第一次东征时，东征军绕过惠州城，直奔潮汕。当时驻守惠州的杨坤如部曾表示归顺革命政府，但当陈炯明重占东江后其又反叛，并修筑防御工事，加紧备战，将城郊的民房和西湖的景物夷为平地，砍光城墙附近的树木，布满竹栅等障碍物，城墙上备足石灰包，架起机枪。晚上，点燃火把，照亮城外。东征军于10月13日到达惠州城郊飞鹅岭山脚下，集结待命。第三师奉命先行占领上下马庄、飞鹅岭，担任攻破惠州府城南门及惠阳城的任务。蒋介石亲至飞鹅岭炮兵阵地指挥炮兵射击。东征军的野炮、山炮、机枪向选定的目标射击，枪炮声密集，如过年的鞭炮连成一片。有的部队已经展开攻击战，有的部队组织连长以上军官到飞鹅岭观战。先发起攻击的第一军攻打的是惠州城北门和西门。战斗前夕，第三师各团各选士兵150名，第二师四团挑选士兵200名，共计650名，编成攻城先锋队，冲杀在部队最前面。10月14日下午4时，东征军完全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惠州之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中的一次关键战役，在整个东征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高文华所在连队在此次战役中立了功。11月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抵达汕头，第二次东征大功告成。

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东征的数次战役中，高文华看到一些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到部队后，腐化堕落、贪生怕死，同旧军官、兵痞无两样，极为不满。同时，高文华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引导下，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大纲》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认识到一个人觉悟了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团结起来，推倒一切恶势力，解放自己。这种推倒恶势力的方法，唯一的只有宣传革命。经过内心的对比和斗争，高文华在政治上作出新的选择，就在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投身北伐勇征战

五卅运动后，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迫切渴望结束已经维持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此时，南方和北方的实际情况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通过东征，国民革命军击败陈炯明残部，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完全表面化。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而在北方，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勾结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冲突。1925年10月起，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集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中国共产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全国反奉运动高涨，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势力进一步扩展。为了对付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1926年4月15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广大人民越来越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1926年1月6日，高文华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月17日，军校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后第三期毕业生被分配到潮汕第一师、第三师和第四军等部队见习，还有69人没有分配到部队而留校的，则于1月26日进入政治训练班学习。此时，高文华被分配到第四军。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号。2月，在北京，中国共产党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进行北伐、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5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筹建总司令部、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决议案。

5月，高文华进入广州国民政府高级政治训练班学习。一天，高文华收到父亲的来信，说已托人替他在山东胶济铁路找到一份做财务的工作，月薪60元，要他赶快到山东就职。在当时，6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铁路上的职业又是个“打不碎”的“铁饭碗”。父亲以为高文华到广州无非是为了找个饭碗，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工作，他一定很满意。同时希望高文华考虑一下个人的婚姻问题。可是谁知高文华接到这封信后，却拒绝了。他回信对父亲说：“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怎会受钱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六百元、六千元一月的事，我都不做的。你们要我回来可做什么呢？要到山东又怎样，山东也是离家，广东也是离家，有什么两样呢？要我回来，什么方法都是不行的。早已向你们讲过，‘英雄一去不复还矣’，我要做的是使天下穷苦人将来吃饱穿暖的事情。”父亲自然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他还以为高文华一定在广州谋到了一个比山东更舒适的位置，所以不稀罕这60元一月的工资。至于婚姻，高文华觉得不是考虑这问题的时候。有一位姑娘对他很好，亲手织了毛线背心送他，高文华对她也有好感，但他克制儿女之情，全力投身革命。当然，高文华也体谅父母的苦衷，自己自1922年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后，就离家到南京读书，继而又南下广州，没有尽到作为长子的责任。因此，他在广州省吃俭用，尽力筹款供几个妹妹读书，同时鼓励妹妹们投身革命。

此时，北洋军阀的兵力还很强大。直系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及直隶的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直系孙传芳控制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兵力20万。奉系张作霖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北京、天津地区。张宗昌控制山东，但他受张作霖的节制，包括张宗昌兵力在内，奉系共有30万人。其他各省还有一些小军阀。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仅有8个军，兵力约10万。从兵力数量来看，军阀占据很大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早已不得人心，内部也存在严重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提供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北伐开始时，张作霖部和孙传芳部出于自己利益的打算，均持观望态度。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正在北方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在两湖的兵力、战斗力很弱，因此国民政府委员会最终确定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迅速消灭吴佩孚所部；同时和孙传芳进行谈判，并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分别派出兵力监视、防备，等两湖战场获胜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国。5月，根据既定战略方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第八军唐生智部，拉开北伐进军的序幕。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此时，高文华任总司令部下属工兵团的营指导员，随第四军等部行动。这时，父亲寄来家信，说家中生活拮据、度日艰难。一段时间来，父亲的工作时有时无且体弱多病，弟妹们要吃饭、要读书，弟弟还要治病，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度日。高文华读完信后，非常悲伤，为自己不能马上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而懊恼。但是，他回信告诉父亲，在军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很难谋得好的生活，况且父亲体弱而多病，家中人口众多，又要读书、治病，家中拮据至此也是正常不过的了。因此，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觉悟，要获得富足快活的生活，“非先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不可，故儿子在外，虽不能直接帮助无锡受难人民，而间接亦在救济中，虽不能常寄钱回家，但亦在救我已受压迫而感觉痛苦之父母亲及子妹们也。”这时，高文华的薪水很少，每个月仅80元（小洋），除去伙食12元，生活费七八元外，仅余60元，而且有多种的捐款、印花税等12元，所以在工兵营工作两个多月，高文华获得的薪水只有百余元，而且在广东还欠了一些钱，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急须添置。即使如此困难，高文华也了解家里的困苦状况，还是千方百计筹了小洋100元（合大洋70元左右）寄回家中。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正式开始。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到达湖南的衡阳和攸县一带，同第三军一起分三路进攻长沙。7月11日，北伐军攻占长沙。攻克长沙后，北伐军中有些将领主张同时向湖北和江西进攻。但在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加仑的建议和努力下，最终作出了集中力量进攻武汉攻打吴佩孚的决策，对孙传芳则继续采取中立的政策。8月中旬，北伐军继续北进，19日占领平江，22日占领岳州，随即进入湖北。此时，吴佩孚紧急调动在北方进攻国民军冯玉祥部的直系主力南下增援，并在地形险要的汀泗桥一线布防。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北伐军一鼓作气，于8月27日攻下汀泗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南大门。北伐军乘胜追击，一举占领咸宁。8月30日，第四军、第七军攻占贺胜桥，直接挥师武汉。高文华跟随所在部队，冒着枪林弹雨，英勇作战。在紧张战斗的间隙，高文华发出家书，“现日处于枪林弹雨之中，终日只想战斗之进退，并未顾及家中”。北伐军挥师武汉后，高文华告诉家人，“我住武昌郊外近一月，武昌不日约可攻下”，他对攻克武昌城充满信心。

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进攻武昌的战斗接连受挫。10月10日，高文华所在的第四军连同第八军再次发动对武昌的总攻，占领武昌城，基本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

北伐军攻占湖南、湖北两省后，孙传芳大为震惊，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1926年8月底，孙传芳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等部队均转向江西作战，连克赣州、铜鼓、修水、萍乡等地，于9月中旬攻占南昌。孙传芳迅速调集主力反扑。第一军第一师不听从命令，师长王柏龄贪生怕死，从南昌逃跑，加上各军之间缺乏配合，致使占领南昌的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师几乎全军覆没，南昌再次落入敌手。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攻打南昌，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仑的建议，将第四军一部分调到江西，加上已入江西的第七军，使北伐军势力大增。此时，高文华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工兵团党代表，陆军上校军衔，薪水130大洋。由于薪水有限，征战中花销比较大，高文华寄回家的钱物十分有限，心感愧疚。虽然反馈给家里的钱物有限，但高文华坚信可以通过自己所参加的革命和征战，使家乡的人民得到自由和解放。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今年或能随军队回籍，以武装见我乡父老，以自由赠我乡兄妹时，则光荣而幸福矣”。随后，高文华跟随部队开赴江西南昌。11月初，北伐军集中兵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孙传芳主力。11月上旬，北伐军相继占领南昌、九江，彻底扭转了江西战局。由于受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驻留在粤、闽边境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不战而占领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遭到严重打击。

北伐军在赣、闽取得胜利后，奉系、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又组织所谓“安国军”，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北伐军对抗。北伐军则制定夺取浙、沪，会师南京的作战计划。高文华率工兵团随东路军由江西向浙江、上海进攻。北伐军首先开辟浙江战场，由于浙军两个师于12月先后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于3月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被北伐军占领。高文华此时跟随部队在沪、宁等地活动。

拒绝变节誓反蒋

1926年初，当出师北伐蓄势待发之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蒋介石，把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扩大自己势力、建立独裁统治的好机会。与此同时，他也把正在蓬勃兴起的革命力量视为其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在出师北伐之前，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权限、肆意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3月8日，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待命。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此命令。这时有谣言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史称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使黄埔军校一部分进步学生十分愤慨，他们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并准备上街示威游行。而此时国民党的六个军中，有五个军长同蒋介石有不同程度的矛盾，而且在这些部队中，共产党人的影响很大。这时，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同共产党分裂，于是他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来缓和矛盾，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他还表示此举与广州的其他各个军队没有关系。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各军军长如谭延、朱培德、李济深等由中立观望转向支持蒋介石。3月2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除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撤回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等提案。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还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提出所谓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并要求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接受，使得《整理党务案》通过。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职务的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相继辞职。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高文华在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时，也敏锐地发现了革命热潮下此起彼伏的反革命逆流。此时，妹妹写信给他，说姨母一家要去广东，她也想跟姨母一起去找高文华，想要到革命的广东来上学。高文华看过妹妹的信后，给妹妹回了很长的一封信，拒绝了妹妹的要求。高文华告诉妹妹广东已不像原来那样的革命，广东开办的学校已是反动的。他在信中写道：

你以为到广东去进学校，可以求到高深的学问，将来做妇女的官，发财，有好名誉，你何曾想过“革命”两个字。你只以为你哥哥赞成你去（为了哥哥以前也跑了广东，做了大官）。咳！如其你真有这思想，那么你真大错而特错了。不错，广东多少也是革命的潮流来冲动着的，多少也带上了革命的意义和向社会上做工作的开始的，可是这是表面的话，明白的哥哥曾经把全国的政治革命状况观察过，很知道广东已经不很革命了，尤其在广东开办的学校是反动的，你去，你会学着来革命吗？不错，做官在你们看来是多少有趣而光荣的事情，做官可以把家里弄得很舒服，把个人弄得很好看（以便进行着所谓恋爱）。可是你们可知道，官固然是好，可是也坏呀！你们要改造社会，可是社会却把你们改造了，你们要光荣而且好看，可是事实都会使你倒台而且丑观。妹妹！你错了，你该想一想呀！我们人为什么要生在民世间呢？大自然也为什么要我们生活着呢？我们怎样可以除了这些痛苦呢？我们的痛苦是否一个人可以除得了呢？想呀！要用十分的脑筋为这问题去想。妹妹！你有眼睛吗？你应该看见现在中国的局势是怎样了，是在一个怎样严重的局面之下，你知道吗？你在这局面中，应该处在什么地位，自己对这局面应取怎样的态度，和对现在局面应如何应付，都是很急要的，每个人都应知道的！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极大地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利益。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他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不过，帝国主义列强分析中国的局势后，认为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直接出兵就可轻易平息的。他们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美、日等帝国主义看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纷纷对蒋介石采取各种拉拢手段。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同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一批官僚、政客、买办也同国民党上层拉关系，混入了革命阵营。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的“迁都之争”。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并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0日，第一批委员经南昌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改变主意，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公然阻挠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员，并于1月5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就形成了南昌和武汉公开对峙的局面。此时，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也日益公开化，禁止罢工，破坏工人运动，进攻农民协会，极力限制工农运动，排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权。

蒋介石日渐露出反革命的狰狞面目。面对革命形势的骤变，高文华联络同志和黄埔军校的同学，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的叛变行为，在军队中积极进行反对蒋介石的宣传，秘密地在红色群众中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指出：

在现在我们很知道外国洋鬼子又向我们受穷苦的人民更进一步的进攻了，他们要利用新的压迫人民的工具新军阀——蒋介石——来向革命的战线进攻着，这种方法是巧妙而且厉害，可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到，都知道不为我们利益的，我们没有拥护他的必要，违反我们人民利益的，我们都要打倒他，就他表面说的多少好，可是在实际都一点都没有用，虽然在骗我们，可站在自己利益观点的人民怎会被骗呢？因此一切压迫人民利益而得存在的，是暂时而且不稳固的，是勾结了外国洋鬼子而得暂时存在的，为得一旦外人势力一倒，或者外人不信仰他时，就我们不起革命，他自己也会倒下去。

高文华还剖析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民主义”，并与当时已经变了的“三民主义”进行对比，以此来让人民大众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高文华首先剖析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民主义”：

1．中国现在发生混乱，发生内战，这混乱的原因，内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侵略我们中国的外国人民里面指使的，他们为了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食料，因此他们就养些走狗——军阀——在国内来繁殖他自己的势力，这些势力发展的不平均时，也因为各国的势力冲突时，因此各国在中国国内圈养的军阀也各为了他自己的主人而斗争起来，把中国就愈闹愈糟、愈穷、愈弱，外国人便愈容易侵略（这些抱侵略主义的外国人，我暂时给他个名字为帝国主 义者）。中国人便愈苦。因此要解决这痛苦，便要打倒这般帝国主 义者，打倒帝国主义者，便是民族主义。简单的说，因为我们中华 民族受了压迫，我们要起来革压迫我们民族的命。（但是需要知 道，我们并不是希望我们自己与别国平等了，就完结，也不是我们 自己平等了还要侵略他国，而自己来做帝国主义者。我们是希望 自己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以后，还同时希望世界上各民族，尤其是 弱小民族一律站在一条线上，一律平等。我们不能做帝国主义者，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而痛苦，难道我们可以自 己做帝国主义而使别人痛苦否，况此事不可能，因现帝国主义要 被人打倒。将来我们若成了帝国主义也就要被别人打倒，因此我 们须知道，世界上十五万万人口，可分成两种，一种二万万五千万， 一种十二万万五千万，多数是被压迫者，少数是压迫者。世界上发 生被压迫者十二万万五千万与压迫者二万万五千万之斗争，而并 无国界，并无民族区分。）

2．中国政治腐败，已达极点，选举制度之不良，代议制之流俾，贪官污吏之多，军人之干涉政治，军阀之残害人民，都是因为没有良好政治组织的原因。因此选举制度要行直接普通选举权，就是随便什么人（除反革命以外）都可选举，因有贪官污吏，故有罢官权。因代议制之不良故行创制权、后决权，这便是民权主义，就是人民有了选举、罢官、创制、复决这几项权利，就一切政治上的不良都可以改革了，都可随自己的意思了。

3．现在中国之贫穷，和失业者日益增多，人民生计日渐穷困，对于此种之解决就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绝不是像普通人所谓的平分地权，限制资本，他是用和缓的方法，使个个人有差不多的生活，不使一个人的生活很好，而一个人太不好，不使一个人在吃大菜，而一个没有饭吃。总之，民生主义在使个个人有相当的工做，个个有相当的饭吃。我知道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如此的。

现在他们是否实行三民主义呢？他们非但没有实行，他们非 没有准备实行，而且要把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拘禁起来，要 把准备实现三民主义的人民用枪炮屠杀，他们要准备实行帝国主 义了，他们的三民主义可改为民弱、民贫、民死，他们不是在救国而 是在卖国了。现在的“三民主义”已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现在 的“三民主义”已成为“民弱、民贫、民死”的“三民主义”。

1927年初，高文华率工兵团随军由江西向浙江、上海进攻的过程中，同乡缪斌找到了他。缪斌与高文华是同乡，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此时已成为蒋介石的忠实随从。他极力劝说高文华停止反蒋，并保证只要高文华不再反蒋，蒋介石可以为他提供一个高官的职位。如果高文华敬酒不吃吃罚酒，继续坚持反蒋，便会有十分严重的后果。蒋介石为了笼络高文华，以“图书费”名义专拨五百银洋给高文华所在部队，供他支配。总参谋长白崇禧也曾不断地接触高文华，希望他能为自己效力。面对威逼利诱，高文华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绝不被他们所利用，绝不当新军阀反攻革命的工具，严词拒绝反动派的拉拢，继续大义凛然地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高文华的做法惹怒了蒋介石，蒋介石派人跟踪他。有一次，高文华外出，发现有人盯梢，走了好一阵，“尾巴”还盯住不放。高文华立即改变了原先计划，直奔白崇禧公馆。白崇禧知道是高文华专程来访，殷勤接待。高文华与白崇禧扯谈了一阵告辞出来，“尾巴”才不见了。缪斌没有能说服高文华，失去了向蒋介石邀功的机会，遂怀恨在心。高文华继续进行反蒋活动，使蒋介石恼羞成怒。蒋介石指使爪牙逮捕了高文华，扣押于江西东路指挥部，后经共产党设法活动获释。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2000名纠察队员被军队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惨遭失败。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第二十六军士兵对游行队伍射击，打死100多人。此后，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相继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事件。蒋介石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工具，高文华决不当新军阀反革命的工具，愤然离开了工兵团。此时，京沪线一带的群众运动也需要更多共产党的干部，党便派高文华回无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高文华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