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童年爱探究

无锡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北倚长江，南濒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山光水色，气象万千，秀丽无比。无锡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3000多年前，泰伯偕弟仲雍为让王位离开陕西岐山，南来“荆蛮”，最后定居长江以南、太湖之滨的梅里（今无锡梅村），立国“句吴”。泰伯与仲雍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使黄河流域文明与江南土著文化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了句吴文化。

无锡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唐宋时期，无锡农业生产从“火耕水耨”的轮荒耕作发展为耕、耙、耖配套的耕作技术，形成稻麦两熟制，太湖周围卑湿之地被改造成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结合的水网系统。养蚕业发达，“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无锡河道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城中金银、彩帛、烟酒、油酱、食米等作坊错杂开设，市场繁荣。无锡成为富庶江南的一块宝地。

明清时期，无锡依凭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水陆交通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无锡西北的芙蓉湖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治，形成大批良田。农业上由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春豆夏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岁，亩得三石”，成为全国“米仓一区”。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无锡逐步成为江南著名的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甲午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国家积贫积弱，主张“实业救国”。戊戌变法后，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民间兴办实业的限制，实行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迅猛发展。1895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业勤纱厂，成为无锡近代工业企业的滥觞。1901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朱仲甫合伙创办保兴面粉厂，匡仲谋创办亨吉利布厂。1904年，周舜卿开办裕昌丝厂。以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加工业为三大支柱的近代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锡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1895年至1913年，无锡共建工厂19家，平均每年1家。从1914年至1933年的20年间，共建工厂182家，平均每年9家。

民族工商业的发达，造就了无锡独有的工商文化，即尚德诚信、奋发进取、智慧灵动、开放务实。无锡的实业家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企业经营中坚持诚实守信原则，注重产品质量和声誉；在企业管理中，注重恩威并用，将西方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注重规范管理、技术革新的同时，改善员工福利；在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励精图治，大胆改革管理制度，开拓市场，从而转危为安。在这种环境下，无锡不仅涌现了一大批实业巨子，也造就了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比如清末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孙冶方、薛暮桥等，国学大师唐文治、钱穆、钱基博、钱钟书等，现代音乐家刘天华，民间音乐家阿炳等，科技界则有近代化学之父徐寿和他的儿子徐建寅，近代数学之父华蘅芳等。此外，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如秦邦宪、陆定一、秦起等，他们之中有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有的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光荣献身。雨花台烈士高文华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恪守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坚持奋斗到底的壮丽画卷，展现出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无锡人民的骄傲。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力量。列强们加紧了资本输出和掠夺。当时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帝国主义通过培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利用封建政权和势力来统治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在武昌发动起义，震动了全国。随之，革命烈火燃遍祖国大地。无锡老同盟会会员秦效鲁召集几十人密议响应，准备起义。11月6日下午，起义人员在多寿楼前召开誓师大会，后出发攻打无锡、金匮两县县署，一举成功，从而结束了清王朝在无锡的统治。无锡光复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锡金军政分府。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辛亥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锡金军政分府终究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锡金军政分府旋即残酷镇压了新义庄农民的抗租斗争。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宣告失败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其中尤以皖、直、奉三系军阀的势力最为强大。无锡属直系军阀控制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连年战祸给无锡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种税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无锡人民不堪承受、怨声载道。

高文华，别名文华，化名程清，1908年11月22日（旧历十月二十九）出生于江苏无锡城南岸桥弄的一幢旧平房里。高家引以为傲的是祖先高攀龙。高攀龙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这些针砭时弊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由于东林党人言路开放、指责朝政，触动了明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上报朝廷。天启五年（1625），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天启七年（1627），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崇祯二年（1629），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高文华这一辈是高攀龙的第12代孙，他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了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奸党斗争的故事。祖父高旭如在世时是私塾先生，家里也因此留下了很多书。父亲高汝璜是家里的独子，从小体弱多病，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高文华的母亲高华氏没有工作，在家里操持家务。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却非常好强、有远见。高文华家里日子过得穷苦，而高文华的几位堂叔伯，有的做官，有的做大生意，家庭条件都比较富裕。他们经常对高文华家投来取笑和嫌弃的目光。高文华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家里虽然破旧，却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在那时，别人家，特别是穷人家的女儿，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或者得些彩礼钱，都早早地嫁人了。而高华氏却认为读书、学文化是很重要的，有了文化才能有出息，才能改变命运。因此，尽管家里的收入十分微薄，高华氏仍然坚持送几个儿女读书。高华氏虽然不识字，却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她对高文华后来的革命工作非常支持，高文华家一度成为高文华和同志们的联络站。

高文华是家中长子，他下面还有高福珍、高寿珍、高文英、高亚珍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妹高福珍从小学断断续续读书、工作，一直到抗战时期在四川后方免费读完大学和研究生，终生为教师；三妹高寿珍读了护士学校，从事医疗工作；弟弟高文英从小得了脑膜炎，智力有障碍，需要长期治疗服药；小妹高亚珍读了高等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高文华家中的生活十分拮据。祖上虽然留下来些许祖产，但少得可怜。父亲高汝璜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他到处做临时工，替资本家收茧子，有时也做点小生意来维持生计。但由于体弱多病，高汝璜经常因健康问题不能出去干活，全家便没了收入。但是，家里大大小小七口人总要吃饭，小儿子要看病抓药，几个孩子都要读书，因此高家很多时候要靠典当借贷度日。

高文华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由于高文华的祖父高旭如做过私塾先生，家里留下了很多书，因此虽然生活困苦，生活资料缺乏，但高文华自幼受书的熏陶，精神世界是比较丰富的。或许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书籍和文化氛围，也或许是因为骨子里承继了先祖高攀龙的文学气质与革命精神，高文华很小就喜欢读书，喜欢动脑筋、学知识，经常为了读书而忘记了吃饭时间。少年时代的高文华有许多时光便是在书箱旁度过的。高文华喜欢思考和问“为什么”，有些问题总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树木为什么生长呢？他曾为了解除这个疑问，把庭院里的树苗拔起来仔细观察。或许是由于他对这些别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问题的学习和钻研过于执着，留下了“小傻瓜”的外号。五六岁时，高文华脑子里的问号更多了。离高文华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幢漂亮的小洋房，小洋房里的男孩和高文华差不多大，小男孩的爸爸是个大老板。洋房里的一家人过着奢华的生活，小男孩日日穿着洋装、餐餐是山珍海味。小男孩的父亲出门车接回家车送，却从没有见过他干什么活。高文华看到自己的父亲却天天起早摸黑到外面去干临时工，很少有时间在家，即使在家也是长吁短叹、沉默寡言。父亲辛苦工作四季却只能换来家里的勉强过活。高文华看到了这鲜明的对比，经常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老是板着脸啊？”“因为他心里不高兴，他挣的钱不够养活一家人。”“洋房里小男孩的爸爸出去干活吗？”“傻孩子，他要干什么活？”高文华眼睛里充满疑问的目光，“可为什么他们家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又穿这么好的衣服，还经常有大皮球、小汽车玩哩？”“因为他父亲是大老板嘛！”“大老板就应该比咱们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吗？”“是啊，那是命里注定的。”“为什么咱们就该注定命不好呢？”“那……那是菩萨注定的。”“那菩萨为什么这样偏心呢？你见过他吗？”“这……”妈妈终于回答不出来了。萦绕在高文华小小的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多。

1915年，高文华7岁时，进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三师”）的前身是1911年秋由顾倬创办的官立江苏第三师范学堂（1912年4月，改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随后顾倬着手筹建附属小学。他多次去日本考察，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为蓝本，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东侧严家池畔（今勤学路）建立附属小学。1913年9月4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成立。小学初设普通部四个学级，为七年制。分为初、高两个阶段，前四年为初等小学，后三年为高等小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乡土、历史、地理、理科、图画、手工、唱歌、体操、英文、商业、工业、农业。当时学校的教师是由校长聘请，顾倬重人才而不讲私情，他除聘任三师的优秀毕业生外，还招聘其他师范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由于师资水平高，再加上教师们踏实工作，从事教育研究不遗余力，三师附小教育成绩显著，教育质量较高，在江苏享有盛誉。

1914年到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派兵侵占原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并趁机控制山东。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全部转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学生、工人首先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5月4日，北京各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会后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时任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军阀镇压、逮捕游行的学生，更加激起北京学生及全国各界的愤慨，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无锡各界积极响应，掀起爱国宣传、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的高潮。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师生群情激奋，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无锡率先上街游行，开锡地爱国运动之先声。6月，无锡学生联合会成立，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任正副会长。高文华当时在读小学，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爱国游行，但是在三师进步环境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也接受着冲击，他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多。他经常问老师，为什么一样的人过着天壤之别的生活？为什么这个社会存在那么多不公？为什么一个家庭劳作一年仍然饥寒交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呢？如何才能使穷苦的人过上好的生活？这些疑问在高文华幼小的心灵里愈积愈多，这些疑问驱动着他去不断地去寻找答案。

学海逐浪觅灯塔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1922年，高文华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中。此时的南京同全国各地一样，在五四运动后形成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包括各种思潮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国立东南大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而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并行至1923年而撤销。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是南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中心，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贤江、杨杏佛等都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了《少年社会》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杂志。面对汹涌澎湃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无数的青年学生中交织充斥着，他们思索着、彷徨着、动摇着，最终作出坚定的选择。国立东南大学附中当时实行美国的道尔顿制。道尔顿制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变革教学组织形式，使“教”与“学”在一种更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由选择时间、自主安排进度进行自学。学校将学习的主动权真正还给学生，让学生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意志，在老师的指导下相对自由地支配学习时间，选择学习科目，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他人共处的能力。道尔顿制下的学习计划由学生与教师协商决定，鼓励学生自己研究、阅读、参考、解答；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提出由小组共同讨论；再不能解决，才询问教师，教师予以帮助。高文华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学生可以自由支配学习时间，既可以学习，又可以在空闲时间找份工作，打工挣钱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入学后，高文华向老师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恳请老师帮助介绍一份工作。在老师的推荐下，高文华到学校附近的书店当学徒。高文华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书店里支付给他的工钱足以维持他的基本生活，工作之余他还可以免费博览群书。更使高文华高兴的是，竟在书店里看到不少进步书籍，解决了一些他幼时一直没有解决的疑问。同时，他也认识到只有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才能深入学习与理解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接触到更多的新事物，高文华头脑里的问题范围更大、疑问更多了。一天，高文华经过一家丝厂的门口，看到里面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拉住丝厂门口的铁栅栏，望着门外大声哭叫着：“妈妈！妈妈！不要走，不要走！我不要在这里！”“哭什么！还不快进去！”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工头模样的男人，拉着小女孩的一只手，往里拖着。门外，一对青年夫妇正朝着背对着小女孩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又忍不住回过头，哭泣着说：“孩子，乖，进去吧！妈妈有时间会来看你的，好好干活啊！这里面有好吃的，进去就不会饿肚子了！”小女孩哭得声嘶力竭，“妈妈，我听你和爸爸的话，我再也不顽皮了，再也不叫饿了，我能帮你们干活。”妈妈终于忍不住了，跑回到丝厂门前，嚎啕着扑向自己的女儿，“孩子，不是妈妈不要你，妈妈实在是……”此时，工头模样的男人抱起小女孩就往里走，越走越远，然而那尖厉的哭喊声仍清晰地传出来：“妈妈，妈妈！我要妈妈……”青年妇女伏在铁栅栏上，痛哭着，叫着小女孩的名字。高文华走过去对青年夫妇说：“这个小女孩那么小，应该先进学校，怎么能这样早就送进工厂去做工呢？”青年男人回答道：“我们的工钱连自己的一身衣着还不够，尽管知道小孩这么小年纪早早做工，不利于身体发育，但为了能让她活下去，不得不送她进工厂了。”听到这里，高文华悲愤至极，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这种悲惨的情景，他看到过不止一次，也听到过不少关于包身工的遭遇。那些连自己也养不活的父母，怀着一线希望，以为把孩子送进工厂，能让孩子在厂里混到一口饭吃。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儿同样是一所人间地狱，有多少天真活泼的孩子，进了这扇铁门，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贪婪的老板，凶残的工头，像吸血鬼一样，很快就吮干了他们的最后一滴鲜血。

面对世上如此多的不平与不公，高文华不断地思考着，不断地问自己：“我们人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呢？大自然为什么要我们生活着呢？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这样的痛苦呢？我们怎样可以解除这些痛苦呢？想呀！用十分的脑筋为这问题去想……”一个人即使用十分用万分的脑筋闷想也是不可能想通的。无数的疑问充斥着高文华的内心，他越想越糊涂，再加上当时身体的病痛，乃至于在国立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闷想得消极厌世。此时的高文华在日记中写道：

可是睡了下去并不因此而减少头痛，照常的痛着。咳！难过极了，难道脱不掉这些痛苦的了吗？我睡着，只是不安，只是头痛，痛极了，反一个身，痛极了，又反了个身，但是痛却不因反身而减少；痛呀！痛呀！喊了！便极高的喊着有谁听见。自己在床上反来覆去的叫痛，在痛稍微减少的时候，便为着自己的将来生计而设想，想着又不得不流泪了。便是尽力的喊着，便是尽力的哭着，也无人来阻碍你，你便剧烈地哭一哭罢，喊一喊罢！可喊也何用，哭也何用，死罢！快些的死罢，可是又不死！咳，可恶极了。

高文华忍受着头痛之苦的折磨，更遭受着疑问无法解答、看不到奋斗目标的彷徨之苦。

而在这时，进步的老师和同学帮助了他，逐渐解答了他的疑问，为他指明了奋斗的方向。高文华接触了穆济波等具有革命思想的老师和同学，接触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高文华像迷航的船舰，终于找到了灯塔。每天晚上，四周一片寂静，高文华便躲在帐子内，用被子遮着手电光，轻轻地把书打开，如饥似渴地开始学习。这些宣传革命、宣传马列主义的书，一下子把长期以来纠缠在高文华心头的许多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高文华渐渐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拯救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这些书像春风，驱散了笼罩在他心头的愁云，使他在徘徊中停住了脚步，在彷徨中找到了目标。后来高文华在狱中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回忆道，当时家庭经济恐慌到极点，自己在南京生病，非常的消极，否认人生，否认社会，简直否认一切。“幸而教员和同学好，他们介绍了不少Marx的思想，因此，生活上，思想上便渐渐地改正了，终于积极到革命，跑到广东去进黄埔……”

高文华虽然在国立东南大学附中只读了两年多，但他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善于思考，不仅认真学习课本和老师授予的知识，而且善于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内国际局势进行独立的思考。高文华每一学科的笔记都记得十分工整、详实。如国文笔记，对每一篇所学文章都从参考、体裁、主旨、要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记录，条理清晰，字体端正。特别是他在每一篇笔记的最后都加上自己对所学内容的思考和认识，都能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高文华初中二年级的国文笔记中记录着第二单程第四周学习的两篇文章——《精神独立宣言》和《知识阶级的使命》。高文华在笔记中分别记录了这一周所学的两篇文章的参考，即两篇文章中出现的人名、词组的注释和释义；文法研究，包括体裁、主旨、要义，并在认为重要的文字旁边添加标注符号。

高文华初中二年级的国文笔记

这里所说的《精神独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者是罗曼·罗兰。《宣言》中指出战争把知识分子的队伍搅乱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科学、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理智为各国政府服务，从而把“思想”歪曲了，玷污了，使它降低，堕落，使它听凭一个政治或社会的小集团、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或一个阶层的自私利益所使唤。《宣言》号召知识分子们起来，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委屈的联合以及这些阴暗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只去崇敬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毫无种族歧视或阶层偏见的真理。知识分子们生存着是为了支持思想的光明，捍卫思想的光明。知识分子要坚持为全体人类而工作，使受苦和奋斗的人民，跌倒了再崛起，永远沿着他们的血汗所渗透的崎岖之路前进。这篇《宣言》于1919年6月26日在法国《人道报》上发表，至1919年底已有巴比塞、爱因斯坦、玛蒂斯、泰戈尔等140多人签名。

高文华在学习了这篇文章之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我很奇怪，想我们的人们为什么要争土地的权利的缘故去牺牲我们知识阶级的思想，去减了许多不辜的人的生命，这不是蠢极了吗？用自己的刀割自己的肉，好蠢不好蠢，好笑不好笑呢？精神当然有独立的必要，否则一直埋首做奴隶。就我们必须要求的世界就是一个在其中创造的精神是活泼生动的，在其中生活是一个充满愉快和希望的冒险事业，基于建设的冲动，而非基于去保留自己所有或去攫取他人所有的欲望的世界。

高文华认为“精神不能得到情感的自由活动”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并且表示如果当时自己也在法国，一定会在《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关于知识阶级的使命，高文华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1．没了文化则不能启发个人的思想。所以全体的文化就不进而退了。2．使个个人都不能得到训练思想的机会。譬如：我们不看书，思想哪里会到这种田地？然而他们没有书给他读，思想叫谁去训练他呀？3．就是减少科学思想了。虽科学是可以独立的东西，但是没有文学怎能表出。但科学退化，人民还有进化的理吗？4．我们要是离了文化，一定一天愚蠢一天。因为，文学、音乐、艺术也是一种娱乐的文化。可以打发脑子开发而愉快。脑子愉快后，就能增加他的智慧了……

我们既知文化的重要，当然知道要普及教育来提倡。而文化的普及和教育要依靠知识阶级传播、宣扬和教育。

但是，高文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更看重物质的享受。而国家需要的知识分子阶级要到“民间去教育民众，反对国内或国外的加于人民压迫、不公道及各种科罚，为力争国家的自由权奋斗到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阶级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力，甚至是大众的不理解，但是不能知难而退，而要坚持到底。而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具有自愿牺牲精神的人。在这个方面，俄国作出了榜样，中国的知识阶级要向俄国学习。

第三单程第三周国文的学习内容是一篇小说，名为《狭的笼》。这篇小说是鲁迅于1921年9月翻译的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并作“译后附记”，发表于当年10月延期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四期。译文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译后附记”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第二卷附录。《狭的笼》是《天明前之歌》中的首篇，描写一只不愿做笼中奴隶的老虎，为同类获得自由而奋斗的故事，发出“将人类装在笼里面，奴隶一般畜生一般看待的，又究竟是谁呢”的责问，表达了追求自由渴求解放的思想。

高文华在国文笔记中分析了《狭的笼》的布局格式、作者的主旨和性情，并进行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虎的在狭的笼里是被动的——捉进去的——但人类的在狭的笼里却是自己造成的。自己造自己的笼，而造的更狭，事情更闹得悲惨。这种人类，我们看自己想想不可怜而可笑吗？人类自己既然要给自己造狭的笼，但还不够，再要叫别的动物关在笼里来，使他不自由，这东西渐渐地也糊涂了。不觉悟到自己在狭笼里，而觉得狭的笼可以禁去各种危险的。所以觉到没有别的东西比狭的笼更好而安适的了。照理上讲来他是不自由，但他自己以为很安适。这种见解是错了的，但这种见解却从人们得来的。这可见得人类有侵犯别的自由的罪恶了。但虎的□ 使他们脱离人们狭 笼而到自由的地方去，却是好意，但羊、鸟、鱼所以不受他们的好意 也有几个原因：

1．因为他们——鸟、鱼、羊——已经在笼里过惯了生活，以为也是很安全的地方，可以避去各样的侵犯，而不知道人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了。

2．他们——羊鱼鸟——不懂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不自由，什么样是个狭的笼，完全没有了解，所以那肯脱去本来的旧熟的地方……

3．老虎的手段不对，照上面所说当然虽在狭的笼里而不知，所以也不肯脱离，你一直的叫他们出笼如何使得，所以一定要同他们讲明白，然后自己也能知道要出笼了。

4．就是虎平常的态度的可怕，也许这只是好的，但普通一般看了老虎的形状，总非常凶的，所以一般不信你是来使好意的，一定要来伤害自己的。这一点先就要避去他，因为老虎叫我的事情一定危险而可怕的。所以不肯脱离了。我们现在知道被束缚者的不肯解脱，也有这几层原因。但如何可以达到虎的心理呢？有的只有老虎要羊出圈，除非己身变做羊群里去，于是可以除去虎是要吃我的心理。于是可以详细解自由的原理。……大家明了后，自然地能够一致的打破狭的笼，那时的老虎所费的力也很少的，而效果却过之。

由此分析，高文华推想到时事：

现在的一般社会主义者或一般的学者，终要想怎样怎样的改革，做了几片文章，在书报上极力的鼓吹，但看看实际有何效果呢？若是你实行了，像虎这样实行了，到乡间去，农民见了你们这种讲新学的早就不欢迎了，再去和他们讲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大道理，他们非但不懂，还要恨你，以为你这种吃洋教的来□□，坏掉我们这里的风俗……这时的社会主义者、学者出多少汗，去要他们好， 而反打，这气也不可怪。

因为现在的工人、农人以为你们是不可靠的，犹羊之视虎，以为要吃我的。这实是一大的缺点。

在分析了当时社会主义者理论传播方法的不足后，高文华提出了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他们好，无非我们也作为农民和他们一共生活。于是他们就有信仰于你了。你借信仰也可达到目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看了别人的错处，不应该马上就去救他，应当拿自己的身体放到他的地位，去得到别人的心理，这也是这文给我们的教训。

虽然当时高文华只有十六七岁，但他对于国家和人民所处的境遇、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及跳出这种境遇的途径，都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定论——那就是通过革命，深入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带领他们通过由下而上的革命来推翻现有的牢笼，去争取自由和权利。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府。1923年3月，直系军阀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到1924年，参加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由此，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至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随着阅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进步刊物，高文华对革命理论的理解不断加深，对革命的追求更加迫切，他热切希望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潮中去。当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正在广州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进行革命，并且于5月成立了培养革命武装力量的黄埔军校时，高文华参加革命、追求真理的愿望变得更为迫切了。1924年底，17岁的高文华兴奋地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毅然跨上了南行的列车，奔赴广州。 i7HTNmpZlX/Ht9kEiA7nR29NzjvuGc6Jc8jTxWD49GhZ8Nc+51sKej4GBu0xJE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