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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1

01 阴谋是可能的吗

有了数据,人和人可以对话,人和人可以协作,知识和知识可以产生累进的作用。而现代化不就是这样爆发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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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阴谋论

5岁之前,我唯一还记得清楚的情境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经历。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一个孩子王,拿着一柄木头做的红缨枪,带着我们七八个小伙伴上街抓阶级敌人。结果走了一两个小时,我们遇到的不是面目慈祥的大人,就是面目凶恶的大人。这面目慈祥的,不像阶级敌人;这面目凶恶的,就算他是,我们也打不过。我那时候就胖,走了一两个小时,累得气喘吁吁,一看夕阳西下了,大家就哄然而散回家吃饭去了。所以那次抓阶级敌人的任务就可耻地失败了。

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个目标却留在了我的心里,因为世界上总有坏人,总有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但他是谁,又在哪儿呢?怎么才能抓得住呢?随着成长阶段的不同,我得出来的答案就不同,形形色色。有的时候觉得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或者资本家及其走狗;有的时候觉得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极右势力,有的时候觉得是美国人及其中央情报局;后来又觉得是房地产商,他们全是坏人。

不管答案是什么,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叫阴谋论。我们认为那些坏人不是明目张胆跟我们作对的,他们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在某个密室里谋划一些小阴谋,总想在我们出其不意的时候蹦出来,祸害一下我们这个由善良人构成的世界。这就叫阴谋论。

在人类历史上,阴谋论的说法真可谓源远流长,最古老也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就是针对犹太人的阴谋论。在中世纪的欧洲,甭管什么屎盆子都可以扣在犹太人身上。比如说黑死病、大瘟疫,肯定是犹太人干的;经济危机就更没跑了,犹太人都是银行家,不是他们干的是谁干的呢?包括革命。十月革命的时候,西欧的太太先生们都觉得,犹太人果然发动了革命,你看,第一届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24个中央委员中有16个犹太人,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所以这当然就是犹太人阴谋的总爆发。

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二战时期达到了顶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二战结束之后,由于纳粹德国的失败,迫害犹太人的声音就从主流舆论界淡出了,但是边边角角、零零星星依然多得很。

你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相信阴谋论,确实,有些阴谋论扯得实在不像话。例如,有人说希特勒根本就不是德国人,有大量资料证明他是英国特工机构培养出来的一个特务。你看,德国让他祸害了吧!英国终于把世仇德国人给搞下去了吧!为什么敦刻尔克大撤退,希特勒不下令追杀,反而让英国人安全撤退?桩桩件件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希特勒就是英国人培养的。

这种低级的阴谋论你当然不信,但是我们往下看,有些阴谋论你会不会信。比方说,美国有一派人说,阿波罗登月是肯尼迪政府造的一个假象,美国人从来没有登月,都是在地球上拍的。你是信还是不信呢?人家手里可有大量的证据。

还有一套说法,说“9·11”事件也是假的,什么拉登、伊斯兰恐怖极端势力,都是扯淡,那就是小布什干的。美国人为了获取中东人民的石油,就得找借口出兵,所以策划了“9·11”事件,所以一切都是监守自盗,都是自导自演。这个你信不信?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还有一些阴谋论,我们很多人就半信半疑了。因为《罗辑思维》的受众当中,智商特差的估计没有,但是我们都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心,自由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权威。美国人一定没有骗人吗?当然有可能。

还有一些在中国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说全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转基因食品,目的是什么?就是掌控住中华民族的命脉,什么时候想让我们的粮食绝收,我们就真的绝收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大阴谋。你信不信?

还有人说,美国人及其小伙伴正在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扼制中国崛起的国际阴谋,想要祸害咱们中国人。你信不信?

再比如说,韩寒和他爹韩仁均,瞒天过海,欺天下无人,明明是他爹写的文章,非要说是韩寒写的文章。你信不信?

所有这些,你有没有相信一点点呢?有,那就说明你和我一样,这是我们人类从进化初期就带到今天的一个毛病—我们天性当中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儿相信阴谋论的。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要简化世界。

构建阴谋论的一些手法

阴谋论为什么会长久存在?人们在用什么手法构建阴谋论?识破阴谋论的根本思维方式是什么?

其实构建阴谋论的手法很简单,无非就是几招。

比方说共济会,何新先生就在他的书里面铁口直断,说美国43个总统里面有41个都是共济会的,只有两个不是,一个是林肯,一个是肯尼迪,还都被刺杀了。这么说总得有点儿证据吧?没有,人家就是不告诉你证据在哪儿,一口咬定41个都是。而且还告诉我们,美国签署《独立宣言》的56个人,有53个都是共济会会员,所以美国就是一个由共济会控制的国家。证据在哪儿?人家从来不跟你扯证据。

再比如说,宋鸿兵先生写的《货币战争》里面有一个判断,说美联储表面上是个国家机构,其实就是个私人银行,它是有股东的,他们都在隐瞒这个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美联储真的是有股东的,可是美联储的股东都是什么人?这在1913年颁布的《美国联邦储备法案》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在美国联邦注册一家银行,就必须入股美联储。入股之后,可以享受到两个权利:

第一个权利,每年拿6%以下的股息。这是什么概念?细的推算咱们就不展开了,一家银行一年大概可以分到10万美金。对开银行的人来说,这点钱估计都看不到眼里,还不如中关村一个干得比较好的产品经理的年薪高呢。

第二个权利,可以参加地方美联储主任委员的选举。要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7个人都是由总统任命的,跟选举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里这一整套推论,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阴谋论可以论证一切观点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阴谋论者的手段。第一,在论据上完全造假;第二,在论据的采用上,完全采用旁证;第三,在论证方法上,完全不可证伪;第四,跑到“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把头一蒙。请问,这样的阴谋论,我们如何去反驳它?不能反驳也就罢了,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只要用这四种方法,阴谋论可以论证一切观点。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有人仿造阴谋论的口气写的,论点是:早睡早起是一个大阴谋论,是集权主义者对我们的迫害。首先,他抛出了一个假论据,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个教授发现了一个惊天的事实—人的脑部有一块区域的发育是跟集权主义相关的,这块区域发育得越健全,我们就越适应集权主义。这块区域要发育需要一种激素,叫褪黑素,而天光越暗,褪黑素就分泌得越多。

所以,证据就来了:原始人早睡早起,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灯,所以他们就愚昧,就倾向于集权,所以奴隶制就诞生了;等人类技术发展了一点,我们有火把有蜡烛了,人就睡得晚了,所以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这些智者就出现了,人类文明就进步了,我们就不再那么愚昧了;到后来,有了电灯,汽车、飞机、互联网就发展了起来。所以,人类摆脱愚昧跟睡得晚很有关系。

为什么有人要宣传早睡早起呢?就是希望我们睡得早一点儿,让我们适应集权主义的黑暗。不信我再给你一个证据,你看现在什么机构是希望人早睡早起的?军队。军队晚上10点钟熄灯,早上5点钟起床,这不就是证据吗?因为军队需要集权,需要服从,需要愚昧。你看那些需要对员工加强管理的大公司,都是早上9点上班,所以员工就不得不早睡早起。而那些需要创造性的IT公司呢?他们允许员工中午才到公司上班,然后熬上一夜,他们多有创造性啊!所以,只要哪个媒体宣传早睡早起,他们就是集权主义者的爪牙,就要迫害我们。

这套论证看起来没问题,但是仔细一对照,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阴谋论的四大招。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你完全可以论证,我罗胖这么胖,就是一个阴谋,我就是想联合全世界的胖子把地球压垮。有这种可能吗?你可以试着论证啊!罗胖在何时何地讲过要减肥,这说明他想减肥,可他想减肥又不减,这说明他有阴谋,想干坏事。然后你可以找出一万张我在各种场合大吃大喝、把自己喂得肥肥的照片当论据。罗胖还经常请朋友吃饭,要把他们也养成胖子,他的目的就是把地球压垮。如果你得出了这套论断,我又怎么申诉呢?我真的是百口莫辩。

听了我上面的话,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罗胖你什么意思?本来还挺喜欢你的,结果你净替美国人和韩寒这些坏蛋说话。

我并不知道韩寒是坏人还是好人,有没有代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拿出来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点,我的论证仅止于此。如果你用这个旁证就一眼看穿我拿了美国人的钱,跟韩寒勾搭了,或者我自己想炒作,对不起,你的思维方式就叫阴谋论。

阴谋论思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古往今来就有,往后也会有,它是无法灭绝的。所以,我真没打算跟阴谋论抬杠,把它驳倒。没有用,它永远会存在。

那我到底想干什么?《罗辑思维》之所以提到阴谋论这个话题,其实是想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由谁、由哪一种力量来控制的?阴谋论的前提就是这样,只要一小拨人足够团结,有足够的智商,策划的时间足够长,且计划足够严密,控制的资源足够多,那么理论上这拨人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真相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把这一点驳倒了,阴谋论的理论基础是不是就倒塌了呢?

我们来看人类历史,人类从有文明一直到现在,能够整合的社会力量只有两种。第一种,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第二种,以自由为前提的市场。仅此两种而已。越往前追溯,市场越不发达,权力越发达;越往后看,你就会发现,市场起到的作用越大,权力的作用就越萎缩。这个分水岭就出现在20世纪。

我们知道20世纪以冷战为基本态势,实际上人类做了一个大实验,一方面是苏联东欧集团,他们用集中的权力,试图通过中央的计划经济、集中权力这样的一种安排,给人类造出一个天堂。但是这个实验在1992年前后就整体失败了,人类发现这条路好像走不通。

1992年,我们中国人干了一件事,那一年小平同志南巡,我们坚定地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走去。这说明整个人类在1992年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共识,原来靠权力、靠集中来造天堂这种方式可能不大行,我们还是要试试市场这一条路。

但是你发现没有?历史越往前追溯,权力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而权力的作用越大,阴谋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两件事,一件是公元835年,唐文宗觉得身边的太监太跋扈了,企图控制自己的身家性命,那怎么行?于是他心生一计,说要去一个大臣家看天降甘露,结果就跟大臣勾搭好,把那群太监全部给杀了。太监头子叫仇士良,这哥们儿特别精明,没上当,反而把皇帝带回皇宫,把大臣全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又过了几百年,1457年,明朝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夺门之变”。明英宗那时候在南苑当太上皇,有一个将军叫石亨,一个太监叫曹吉祥,这两个人跑到南苑把太上皇拥立到皇宫里来,取代了当时在位的明景帝,这就叫“夺门之变”。

这两件事情都是阴谋,阴谋为什么起作用呢?因为社会是由权力来控制的。权力本来就是一种中心化结构,中心的中心不就是皇上嘛,只要把皇上拿住,只要控制了皇上,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阴谋论在历史上确实有对的一面,因为历史越往前追溯,权力就越能控制人类。

市场经济中,阴谋论还管用吗

可是当1992年整个人类发生了大转折,市场成为协同人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后,阴谋论的思路还管用吗?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如美国的登月工程阿波罗计划全是假的,是美国政府捏造的。那么,搞这个阴谋的人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的嘴全部封牢。稍有点儿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你跟闺密讲的话都会被传出去,何况上千人的大工程,上至科学家下至看门的老大爷,想让他们都把嘴全部扎严不跟外人说,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呢?

要知道,当一个气泡越吹越大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爆破都可能造成整个气泡的崩溃。如果给每个人发钱买他的嘴,新闻机构要用多少钱来封嘴?这是没法博弈的,要出比别人能出的最高价多几千倍的钱,这怎么可能做到?

更何况有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钱,就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临死就忍不住向全社会公开。所以,封闭这个信息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很多人说“9·11”事件是小布什自导自演,我从来没有赞赏过小布什的个人道德,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即使他是坏人,他也做不到。自导自演那么大的工程,得多少人配合他?让这些人封口、住嘴,是一件太难做到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所有阴谋论者,如果有一个控制全世界的阴谋,他必须要有一种能力,就是要对世界上所有人、所有机构、所有企业的反应,每一个时机的反应,做出精准的预测。为什么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状诸葛多智近妖”?因为,事事料敌先机,能够把所有人的动态都想明白,这不是人能干的,只有妖精才能做到。

没有妖术,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庞大的信息呢?我随便举个例子,一个美国农民现在有几百亩地,今年要种玉米还是种大豆,请问他怎么判断?如果他整天到处搜集信息,哪个地方玉米市场怎么样,哪个政府用玉米提炼油的计划到底有没有破产,中国人接不接受转基因大豆……那么,这个美国农民无论组织多大的班子,都不可能把这些信息搜集完全。搜集完全之后再做决策,黄花菜都凉了,下种的时机早就过了。

这就是阴谋论的一个根本难题,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市场上,想封闭信息和了解全部信息的真相,都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那请问,市场经济是怎么来完成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呢?很简单,用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分头决策,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决策;第二个方法叫用价格信号来调整每一个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刚才那个美国农民,要种几百亩地,种玉米还是种大豆?不知道。决策方法很简单,到期货市场上看价格。玉米和大豆的期货价格哪个高就种哪个。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因为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数字,它的实质是什么?实质是全世界关于玉米和大豆的复杂信息,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最后浓缩成价格这一个信号。北京市到底哪个企业污染,哪辆车不达标,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信息;我们只知道,今天PM2.5多少值,这就是最终合成的信号。

今天早上要不要出门锻炼身体?看看PM2.5数值就可以了,没必要说今天有多少辆检验不达标的车从我们家门口过,这些信息你是不可能掌握的。这就是市场的优越作用,分头决策,最后加一个非常精妙的、集成的价格信号。

价格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的

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叫市场经济,尤其在价格这个问题上。比方说到现在为止,中国和外国很多媒体都在讲央行决定利率,我们经常在各种财经评论里头听到,央行该不该升息,什么时候升息,大家都盼着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央行在决定。当年格林斯·潘每天夹一个公文包到美联储开会,大家都说,要根据他公文包的厚度判断,他到底是要升息还是降息。

我要告诉你,根据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格林斯·潘每根本没这权力。权力在哪儿呢?权力是市场给的。央行—不管是中国人民银行还是美联储—能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跟在市场的屁股后头,想办法把市场已经决定好的那个利率表达出来,仅此而已。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什么是利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简单地说,构成利率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比如说我预计一万块钱到明年只能买一盒火柴,那我现在最理智的行为是什么?赶紧找所有朋友借钱。因为明年一万块钱就只值一盒火柴了,明年买几盒火柴还给他们,我就赚了。

所以利率的本质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就那么简单。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由于这个预期全是分散的,所以他们要去想,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个合适的点在哪里。因为这个决定很重要,如果把利率定低了,没有跟上市场,大家会拼命来借钱;如果定高了,没有人来借钱,会导致市场的银根不足。

所以央行行长的工作就是体察市场,寻找到、倾听到那个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告诉公众,仅此而已。他们不是在决定利率,因为利率的本质是什么?是货币的价格。价格是不可被预测,而且不可被决定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火车票价格、地铁车票价格、暖气价格应该怎么样,好像价格是能由谁决定似的。其实,价格从来不是由谁定的,甚至不是由商家定的,因为商家和顾客之间从来不是竞争关系,他们永远是合作关系。是谁在竞争?是消费者自己,价格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的。就算是天上掉馅饼,也得看底下有多少人抢。天上掉下的馅饼本来是不要钱的,但是底下饿汉太多了,馅饼的价格仍然会涨。经济学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第二个例子,如果你熟悉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新闻,你可能听说过,2000年中国诞生了一个彩电价格联盟。因为国美、苏宁太不像话,把价格搞得太低,这个联盟坚决不降价,不停开会,还签下生死文书。后来呢,中国的航空公司也搞了个价格联盟,声称绝不打折。2007年,重庆洗车行业也有一个价格联盟,说10块钱洗车太便宜了,我们要涨到20块钱。

所有的价格联盟基本上瞬间就崩塌了,因为那十几年我都在做财经报道,在我印象中这些联盟结成一两周后就崩塌了。所以,商家若想多挣钱,控制价格是没用的。那政府把价格按住有没有用呢?我告诉你,一样没用,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多了去了。最可笑的是,对于兰州拉面,政府都出过一纸公文,规定一碗拉面不准超过多少钱。

最典型的就是眼下对房地产的限价,请问有用没用呢?当然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大家误解了价格的本质。价格是什么?价格不是这个商品销售的价格,价格是指你要购买的一整套配套服务。你如果能理解前面两个价格控制和价格联盟崩溃的原因,你就能理解这个道理。

为什么航空公司的价格联盟没用?因为我们即使定下来北京飞深圳的经济舱多少钱,但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办法在私下里突破这道底线。航空公司可以不背弃联盟,但是它们可以把座位加宽点,把机舱的伙食变得好一点,还能免费送票上门,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对一米以下的孩子免票,甚至还能把空姐弄得漂亮点,这都是在价格之外建立自己的竞争力。

所以价格联盟有什么用呢?价格是一整套服务最后的信息标签,你把这个标签定死了,后面的实质内容还是可以变的,所以价格联盟是控制不住的。政府限价是同一个道理,你可以限一碗兰州拉面的价,但你无法限制里面有多少根面,有多少块牛肉,牛肉是找贵的大厨做还是找街边的小工来做。你怎么控制?

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73年,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跟美国人对抗,要控制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导致石油价格飙涨。于是美国政府就做了一件事,限制汽油价格,结果呢?加油站大排队。你以为你到加油站买的是汽油吗?错,你买的是汽油周边的一整套组合服务,其中就包括买汽油,包括不排队买汽油,包括买汽油没有搭售。

结果政府一限价,汽油的价格是控制住了,但是要排队了。不排队买汽油这项服务不提供了;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就没有了,因为不挣钱,加油站为什么要24小时营业?我一天营业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嘛!如果不想排队怎么办?有的加油站就开始提供一种服务,只要同时购买某款润滑油,买汽油可以不排队,这款润滑油的价格就上去了。美国当时有一个评论员开玩笑说,石油危机期间是美国车辆润滑销售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

因为价格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因素,而价格本身仅仅是一个信号。所以老想控制这个世界,老想控制价格,这是人类从权力时代带来的一个妄念,由此才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谁控制的?由所有在自由市场中作为交易主体的决策者。他们分散决策,形成的一个总体现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没有谁能够真正控制它。

如果这个道理你还没弄懂,你就想想,冬天要不要穿秋裤这件事情。政府、中央银行行长是可以规定你哪天穿秋裤,但是你真正穿秋裤的时间,跟你妈妈、你媳妇、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穿秋裤只是对天气变冷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你可以通过穿脱秋裤来控制外在的天气。

阴谋论为什么会破产

前面我讲了一系列经济学的原理,其实只是想描述一个趋势,就是历史越往回追溯,你越会发现人类社会是由权力来主导、由中心来控制的一种社会样态。但是越往后,越往未来,人类社会就越以自由为前提,以市场来协同,由分散的节点来分头决策,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社会样态。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我们回头再来看阴谋论这个话题,你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在空间上看,阴谋会永远存在,但是阴谋的规模会遭到限制。为什么?因为阴谋的前提是保密,策划阴谋的一帮人不跟其他人说。但是保密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所以阴谋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受控。你瞒着你老婆出去玩点儿花花肠子也许能做得到,一帮人躲在家里想控制全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结论,在时间上,历史越往回追溯,和中心化的社会联系越紧密的时候,阴谋就越奏效。但是越往后看,随着开放社会的到来,信息流动的加强,阴谋得逞的可能性就太低了。

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儿糊涂,那就记住这句格言吧:“你可以短暂地骗住所有人,你也可以永久地骗住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想得永久地骗住所有的人,对不住,您办不到。”这就是阴谋论会破产,它的理论根基扎不牢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想跟阴谋论者抬杠,因为他们是说服不了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想探查一下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叫“去中心化”。你可能会反驳,人类没有中心怎么行?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这天下不就乱了吗?

你还真别把这个中心的作用绝对化,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市场的力量》,作者叫李子汤,是一个用小故事来揭示市场经济原理的高手。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一个例子,18世纪的时候,欧洲对于鲸鱼的需求非常大,那个时候妇女穿的裙子里面都是用鲸鱼骨来支撑的,而且家家户户点灯用的都是鲸鱼油。但是在浩瀚的大洋上,那些分头进行捕猎和作业的船只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太大了,因为一头鲸鱼那么大,不可能一个鱼叉叉上去它马上就死,一般会带伤逃亡一段;第二艘船上去再来一叉子,这条鲸鱼死了,请问这头鲸鱼是谁的?非常容易产生纠纷。

奇怪的是,在18世纪中期,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英国法院很少接到这个方面的诉讼。说白了,就是捕鲸船的老板们和水手们之间形成了一套规矩,没有法院的掺和,没有成文的法条,他们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纠纷。

根据李子汤先生的介绍,欧洲的捕鲸船大概形成了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在英国海岸周边适用,叫系牢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鱼叉叉上去,你后面得带根绳子,这头鲸鱼负伤跑掉以后,你可以像牵着一条狗一样跟在后头追,一直追到这头鲸鱼死掉,你把它收获上来。但是请注意,什么能够证明你是这条鲸鱼的主人呢?就是这条绳子,一定要系牢。

可是到了北美海岸就不一样了,就不能用系牢原则了,为什么?因为鲸鱼品种不一样。英国海岸的鲸鱼叫露背鲸,性格比较温顺,它不会往下沉,不会跟你折腾,它就是跑,跑累了就死了。美洲海岸的叫抹香鲸,抹香鲸的脾气很大,你扎我,我就下沉上浮跟你一通折腾,所以这个时候再牵一根绳就太危险了,容易把船都拽到大海底下去。那就得另定一套规则体系,叫“鱼叉占有规则”。就是每个鱼叉上要带有这艘捕鲸船的标志,最后这头鲸鱼死了,就看上面的第一个鱼叉是谁的,那这头鲸鱼就归谁。

虽然形成了两套规则,可是这两套规则不能互换,比如说在英国海岸,如果你用鱼叉规则的话,那就很麻烦,因为露背鲸常常单独出现,一堆捕鲸船要是都上来用鱼叉戳,最后怎么判别哪个是第一个叉的?但是抹香鲸不一样,抹香鲸成群出现,几艘捕鲸船可以一起作业,分头追捕,所以容易平息纠纷。

任何一个长期在一起博弈的群体,都可以形成大家默认的法规,而没有必要用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

但是很奇怪,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法院突然接到很多捕鲸业的诉讼,为什么呢?根据李子汤先生的分析,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没奔头了,大西洋海域的鲸鱼都被捕杀得差不多了,这个行业很快就要日落西山了。

所以这又得出另一个结论,人们在长期博弈过程中,要想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盼头、有奔头。如果没盼头、没奔头,大家都倾向于打破这个规则,这个时候就得法院介入,就得中心化的那个社会结构来介入了。

西方的法理学当中有一脉理论,叫作自然法理论,它的理论就和李子汤先生讲的这个理论差不多。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类的法律是客观的,它有一些公序良俗、天理人心、公平和正义、先验的原则在。我们人类制定法律,不过就是把这些早已经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落实到纸面上,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更倾向于公平正义、公序良俗,仅此而已。所以法律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我们努力去发现的一个天条。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发现,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利息、利率的来源有点像?美联储不是去制定利率,而是去发现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表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社会到底是由中心来控制,还是由大家分头决策,早已经形成,最后只不过是通过价格、法律法规这些显示屏把它显现出来而已。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阴谋论这个话题,阴谋论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前提,那就是阴谋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以谁战胜谁、谁控制谁、谁把谁搞定为基本样式的,就像30多年前的一首歌唱的那样:“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但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谁怕谁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和谁发生了良性的、有行为规范的合作,这个世界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02 中国窄门

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国庆长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了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是《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所有朋友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用了这个‘荡’字,后面可没什么好词了。”正当我们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请教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古代的,有多少人会看?你为什么要写呢?”

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是当时我觉得太牵强了。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多简单呀!而现在是多么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并不大。

可就在我仔细拜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帮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问题,一个宏观问题。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可是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越活越健康?不仅“垂死病中惊坐起”,而且返老还童了,这是为什么?

宏观问题是,当中国经济的体量变得这么大,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总不能说中国崛起之后就是另一个美国或英国吧?我们总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可这个特质是什么?

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我们中国到底要往哪儿走,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那首小曲里说的,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从历史中带来又一定会带去未来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经济,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阶段性的解答。

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它越长越大了。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死前写的一本书得出来的结论,让我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有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意外,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还险些当了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300年后再来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冷战结束只能算是第三流事件,现在觉得很热闹,300年后一点儿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嘛!第二流事件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第一流事件是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大一统:中国文明的内核

那粒铜豌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内核呢?吴晓波老师的回答是,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上上下下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

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已经证明,分裂的时候,任何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一个恶果。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控制着华东的苏、松二府,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和上海一带,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治理得非常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张士诚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被朱元璋打败了,所以他的老百姓还是要受苦。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都非常重,带有一点儿惩罚的意义。张士诚的铁杆儿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很多工作都不能干,只能干最下贱的事,比如淘粪桶,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才终结。

所以,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只能盼望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都是要实现大一统,那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第一项,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就是郡县制。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第四项制度就是宏观经济制度,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自由派市场经济大师—管仲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大家都知道,管仲辅佐齐国公子小白登上了齐国的宝座,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他只有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我都不管,我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越读管仲的事迹,我越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一整套经济管理方法,不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是根本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的。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儿熟悉吧!我接下来讨论的内容,你可以对照中国的经济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就是让老百姓到处去做生意,到处发财。管仲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鼓励全天下的商旅到齐国来做生意。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我全包了,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来,你的马的草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来,那就是贵宾,我给你派小厮、丫鬟供你驱使。

此外,管仲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比方说,他跟国君讲,如果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了,而要对布的原料—麻进行征税。一旦对麻征税,麻的价格就会上涨。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也就会涨,麻的价格上涨5倍,没准儿布的价格就能涨上10倍,这个时候把国库里那批布在全国市场一甩卖,就能大挣一笔了。你看,这多么聪明,这不就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吗?

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所有事迹都会告诉我们,管仲是一个自由派的市场经济大师。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放活微观之后还有四个字,“管制宏观”。

怎么管制?还是收税。有一天齐桓公跟管仲说,不收税哪有好日子过?咱们得收人头税、物业税、遗产税,百姓家里养头猪、养只羊,咱都要征个税,好不好?

管仲说不能这么征,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征税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得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西方人也说,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那怎么征呢?

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叫“官山海而已矣”。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都变成官家所有,说白了就是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里,盐和铁是农家不能生产的东西,一定要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少。

管仲算了一笔账,比如说齐国有1000万人,但是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100万人。每个月每人征30钱,不才3000万钱吗?可是,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一个月就可以征到6000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何必去征那30钱呢?还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

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妇女做针线活儿用的针都离不开铁。管仲说,一根针我征它一钱,30根针就是30钱,何必再去征那个人头税?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齐国靠着大海,煮海为盐,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都等于给我们齐国交了税。

在管仲留下的很多事迹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自由派、开放派。可是管仲也有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一面,那就是“官山海”。管仲发布的政令中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铁矿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想要开采,那就严刑峻法伺候,左脚先踏进去就砍左脚,右脚先踏进去就砍右脚。这是他的底线。

在管仲的整套治理结构当中,有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比如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拿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没有。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

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老百姓交了税就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税收一定要放在明面上。比如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交的税钱是要单算单付的。

可是管仲的做法就不同了,他的九字心法“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要偷偷地收,让老百姓没感觉。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属于这一套。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

什么是国营企业?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形态。

但是管仲这套做法,并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弈形势变得特别残酷,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这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打造出了一个虎狼之秦。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中断了几百年。但是就像《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打个比方,为什么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的生理依赖,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时间就能让人摆脱生理上的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心理上的毒瘾。这个人只要吸过毒,他就知道吸毒的感觉很爽,吸完之后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瘾,此后再看见那东西还是想来上一口,所以终身无法脱瘾。

管仲这套做法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就是毒品,历朝历代都不会忘。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也就是西汉之后,管仲这套做法就复活了。

管仲式经济政策的复活

西汉初年真是穷,按照礼制,“天子六骏”,可是此时皇帝出门乘坐的马车,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齐,普通官员出门只能坐牛车。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当年我们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西汉就是一个字—放。就是轻徭薄赋,原来不是十税一嘛,现在三十税一,而且曾经连续12年不征田赋。

《史记》里面有记载,当时“开关梁”,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弛山泽之禁”,不再有所谓的“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了,老百姓随便采盐、贩铁。于是,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富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没错。可是历史老师没告诉我们“文景之治”也有害处,那就是“七国之乱”。

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以后,中央反而会变得比较弱,这就叫弱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七国之乱”就是来自吴王刘濞的挑战。吴王刘濞掌控着东南沿海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还能煮盐,所以他非常富有,就有了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

虽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了,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继续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全国的统一是不利的。所以汉武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推恩令”。就是诸侯生了儿子,要把土地均分给儿子们,领地越分越小,最后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了吗?这是当时政治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

你不要以为汉武帝是多虑,往后再推几百年,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么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那么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可是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重心位置的下降,弱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次“安史之乱”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了。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把权力和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让他主管天下财政。汉武帝虽是一代英主,也有点刻薄寡恩,他之前10年用过六任大农令,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40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特别好。

桑弘羊用的是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件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统统让中央来。那个时候铸的五铢钱一直用了六七百年,唐代之后才被废掉。第二招,平准和均输。“均输”就是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而“平准”就是价格管制,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也就是中国30多年前使用的百货商店、供销社那套体系。

第三招,盐铁专营政策,正是复活了管仲那套方法。当然,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也得专营,这就是第四招。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管仲的时候盐铁专营,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又加了个茶,到宋代,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全部专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毒品尝上一口就知道好,那个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榷”就是木字旁加上“鹤”字的左半边,象征一种外形似鹤颈的城门吊桥。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都要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中央就富了,卫青、霍去病就有钱去打匈奴了。但是老百姓却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做了盗贼。汉武帝临死的时候很伤心,下了一道《轮台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

收放之间,无限循环

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其实走过了一个大循环,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就搞活经济,就放。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就酝酿着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就面临瓦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就降低了,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之中。那怎么办?再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说,这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

其实放眼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一种格局。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去世的这段历史,给我们完整地演绎了一遍。

所以,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只能在河床当中左冲右突,跑不出这个河床。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

吴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这河床的两岸都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唐代也是,开始先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出现了“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又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很有活力;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开始收,收到最后,整个北宋崩溃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一看,王安石变法把我们搞得伤了心,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明清两代,对外就变成了铁桶江山,把国家封闭了起来。对内呢?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他发明了一套“路引”制度,只要有人出门,就得让地方官提供一封介绍信,如果没有这封介绍信,出门的人连饭都吃不上,因为当地饭馆不敢卖饭给他。朱元璋用这套办法,把所有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

“桑弘羊之问”的现实意义

其实民国时期也有这么一轮。民国总共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也分两段。1927年之前,也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的政策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但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与汉初非常相似。

汉初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列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里面有21个大富豪,前4个都是钢铁大王。民国初年也是这样,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张謇在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是火柴业,交通运输业则是卢作孚,各种大王涌现,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也是声名卓著,民间资本非常活跃。

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表面上统一了,可他使了几招来收,国民党整个意识形态也是偏向收的。先是把银行收归国有,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变成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上海总商会解散掉,成立官办的组织,让商人都到政府这儿来报到。再然后,整顿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

从1927年到1935年,蒋介石上台之后三拳两脚就把国家经济全部搞到了自己手里。当然,这里面有抗战的因素,但结果导致继续国富民穷,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短短38年之间,就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好像完全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6年,桑弘羊在朝堂之上组织了一场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上来的儒生指责他,说这40多年来,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

桑弘羊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你们说我这套制度不好,那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军费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们哑口无言。

在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中国历史始终逃不开的死循环

中国历史中的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

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

十几年过后,农民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到了1992年,新问题出现了,并不是说中央遭到了地方的挑战,但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

1992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剩余的2500亿都归地方所有。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当时共和国的长子,还没有启动改革的上海,一年上交国家的财政有120亿;而广东经济已经那么好了,只需要交10亿。所以当时有人戏言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让他们多交点儿。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回忆说,那时中央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

接下来怎么办?只好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通过“分税制”的改革,他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这次改革是1993年启动的,到1994年底的时候,一算账,中央财政当年增长了200%,原本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如今上升到了56%,所以解决了弱干强枝的问题。

可是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教师发不出工资,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搞“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现在房价的飞涨正是植根于此。

所以,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这个闭环逻辑,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统一的、安定的局面,就走不出这个逻辑。

你可能会说,干吗要统一呢?民国的时候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每个省都来自治,这多好?我敢铁口直断,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一定是一场灾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地方自治,也不是没有好事,比如说残唐五代时期南方的藩镇割据,当时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很好,老百姓也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代的互相残杀。

民国时也搞过地方联省自治,广西就是那时的模范省;阎锡山在山西搞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呢?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迟早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

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闭环逻辑。

中国要面对的也许是一扇窄门

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

他说:“中国式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这段话的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可以看到;“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平衡点”。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这个瓷器店中,没有任何条条框框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

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极左和极右的说法,我们不去理会,它们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未来,有两派观点。

一派是历史学家唐德刚老先生提出来的,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作民制。从封建到帝制的转型用了300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昭帝时期。第二段,从帝制到民制需要多少年?说白了,就是中国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老先生说,大概要200年,就是从1840年到2040年。他说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到2040年前后,中国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制的国家。

这派说法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什么依据,凭什么上一次转型用了300年,这次一定要用200年?它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

另外一派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中到现在为止研究中国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各地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非常深。1948年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他在这本书里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更窄的路。”

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扇窄门的道路。

也许费正清是对的。

03 是非功过说泡沫

经济不能没有泡沫—从荷兰“郁金香泡沫”说起

“经济泡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它指的是人们追逐某一个商品或者投机机会,导致它的价格虚高;而这种价格又和它真实的价值完全背离,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导致经济受到巨大损失,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泡沫。

很多年前,我听一个经济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经济不能没有泡沫,经济有点儿像啤酒,没有泡沫反而不好。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琢磨泡沫这个概念,那么泡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它产生的后果又是什么?

我今天就回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而且很有名的经济泡沫,就是发生在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泡沫说起。

1637年是个什么年头?搁中国来说就是崇祯十年,这个时候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张献忠起义就发生在这一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当时中西两种文明可以说是此消彼长,中国渐渐地衰弱了,西方正在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大国崛起。

整个17世纪,西方社会最强的是哪个国家?就是荷兰。当时仅仅一个东印度公司,贸易量一度就占到了全球贸易量的一半。而且,荷兰人在17世纪侵占了中国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从荷兰人手里收复的。可见,它的足迹、它的商船已经遍及当时已经开发的文明地区的所有角落。所以荷兰有一个名字,叫“海上马车夫”。

荷兰人的故事我们先搁一边,我们来看看郁金香泡沫是怎么回事。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1637年1月,有一种郁金香的球茎只能卖到20多个荷兰盾,但是到了2月,已经被炒高到了1000多个荷兰盾,比现在我们看到的任何一次大牛市的股价的涨幅都要高得多。当时最名贵的一种郁金香的球茎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000,甚至是6000荷兰盾。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富有的荷兰商人投资一船货,运到远洋去贸易,大概也只需要一万到两万荷兰盾,换句话讲,几乎是用半船货来换一朵花的球茎。可见这个价格已经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泡沫破灭。到2月的时候,价格开始狂跌,一下子跌去了近乎99%,很多花的球茎只值原来1%的价格。据说对当时的荷兰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就是“郁金香泡沫”的一个大体的状况。

因稀缺而引发的泡沫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细节,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供我们琢磨。

郁金香这种花为什么会被炒到这样?所有能被炒高的东西一定是稀缺品,如果是欧洲人满地都在种的玫瑰花,一定不会被炒成这样的,对吧?

郁金香的原产地不在欧洲,而在中国的天山地区以及中亚一带。现在中国新疆有些地方,每年还要搞郁金香节。当年郁金香就顺着丝绸之路这个中亚的贸易路线,一路向西传播,传到了土耳其;然后通过一些住在土耳其,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大使,渐渐地送到了维也纳,最后抵达了荷兰,所以这个传输过程非常长。

现在全世界还有三个国家以郁金香为国花,第一个是荷兰,因为它有郁金香培育的技术,种植量很大。第二个是土耳其,第三个就是新疆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这三个以郁金香为国花的国家,基本上也显示出了郁金香的传播路径。

郁金香为什么很名贵呢?跟这种花的生长机制有关系。郁金香的培育方法大概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下种子,这跟我们种韭菜、种花菜是一样的。但是,从一颗种子落地到培养出一个能开出艳丽的花的球茎,大概要7~15年,所以这个方法太慢,太不靠谱。现在只有那些专业的园艺师,会用这种方法培育郁金香。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球茎。郁金香一年开一次花,开完之后,它的球根就会分裂一次,1个变成2个;第二年,2个变4个;第三年,4个变8个。把球茎栽种下去,然后再长出郁金香,相对来说就比较快,一年就可以见到花。

但问题在于,这种种植方法虽然来得比较快,但并不是每一代分裂出来的球茎都能拿去种花,多少会损失掉一批。而且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天然缺陷,就是花形会衰竭。原来一朵花形状特别好看,颜色特别鲜艳,但是种了几代之后,美人迟暮,就变丑了,又得从头再来。大家想想,郁金香的原产地在中国的新疆和中亚地区,那是什么地方?少雨,干旱。可是荷兰背靠大西洋,湿润、多雨、多风,所以郁金香到了这个地方那叫背井离乡,多少是有点儿水土不服的。再加上它比较名贵,名贵就会比较柔弱,有点儿像林黛玉,动不动一个病毒来了,一死就一大片。

所以郁金香就符合所有能被炒上去的产品的特征—稀缺。什么东西会引发泡沫?往往都是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石油、铁矿,经常会有泡沫。为什么?就那么多,它是稀缺品。

包括现在的农业,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业就特别看好农业。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农民伯伯不挣钱吗?为什么资本家还看上这个行当了?农业和工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工业来说,只要这个产品适销对路,马上上产能,就能迅速扩张,所以它就炒不起来。可是农业不一样,一旦一个产地、一个品种被垄断之后,只要把营销做好了,它的供应量就那么多,价格就容易上来。就像“罗辑思维”之前卖的柳桃,就是联想投资的佳沃农业生产的。这家公司大量买进来自世界上很多原产地的物种,把货源给控制住了,只要营销做得好,这个公司肯定挣钱。 gLyZTf3w1K4KANDnPR09DxnsG1e+rqW7Sl8VZjFeUZarKe13UIGGYgvuBBKYTJ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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