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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成长三部曲(共三册)
罗振宇

罗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第一章 理性乐观派1

01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会一路向好,20年之后会达到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高度。

———

“希望美国政府变成中国政府”

中国会不会有前途?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关心,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可不是个政治话题,这是和地球上此时此刻所有活着的人命运攸关的话题,尤其攸关我们中国人。

我们关心的是,每一个活在这个领土上的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成败利钝要把握住什么样的机会,这个国家会把我们的命运带向何方,这是基本的坐标系问题。所以,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你在读书,在思考,这就是你心中排遣不去的问题。

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问题。前几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这个人很有思想,前年他在台湾做了一次演讲,说如果再过几百年,我们回头来看21世纪前10年人类的历史,会发现“9·11”事件、奥巴马上台等都是浮云,都不重要。这10年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政府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然后他说,美国政府真要命,民主、共和两党为是否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扯皮。有什么好扯皮的呢?有眼光、有战略高度的政治家马上就可以确定,美国人也要走这条路。但是,美国政府就是定不下来,“我真希望有一天美国政府能变成中国政府,赶紧把持续发展的决策定下来。”

全场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都在听他下面怎么讲。弗里德曼说,当然,把这个决策定下来后,还得赶紧变回美国政府。

从这次演讲当中,我们就能看出美国公知的一种心态:世界上崛起了一个国家,我们不喜欢它,也不认同它,但是它有时候真的很有效,所以我们真心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变成那样,把它有效的部分也利用一下,中为洋用,然后再变回来。

中国经济会好到我们不敢相信的程度

这体现了西方公知的一个矛盾心态,他们面对这个国家,既厌恶又羡慕。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我还记得前几年去美国,有一个人10年前就断言中国不行了,觉得自己得移民。移民到美国后,他其实混得很一般。一旦国内来人,他就问:“中国现在怎么样了?新闻我是不敢信的,我问问你们,中国怎么样?”我们就说很好啊,蒸蒸日上。他就很失落,很沮丧,因为这跟他10年前的判断不一样,跟他用生命和全部家当赌上去的那个方向不一致,所以他的后半生也够悲惨的,天天在美国、在自己的别墅里盼着传来祖国不好了的消息。

我还记得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大家都在抱怨现在生意不好做,企业的发展环境不好。然后我的朋友、主持人袁岳就蹦上台说:“这个现场弥漫着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大家一边在抱怨生意不好做,一边却拼命在投资、在做生意。所有的生意人都是对未来看好才会去投资、做生意的吧,谁要是觉得这个国家快完蛋了,就会马上把钱换成金戒指跑路了,可你们还在做生意,这说明你们的判断和你们的行为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这个大国妙就妙在这儿,复杂也就复杂在这儿,因为它太大,我们能看到的现象太多,它折射给我们的那些面相太多元、太丰富,所以就看你信什么。

《罗辑思维》要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会好到我们不敢相信的程度。什么叫不敢相信的程度?你倒下带,30年前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们今天会是这样一幅生活光景,这就叫好到不敢相信的程度。换句话说,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会一路向好,20年之后会达到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高度。我是中国经济的铁杆乐观派。

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观点是我画线画出来的吗?有一派傻帽经济学家就这么画线,他们告诉我们,过去30年我们每年征粮10%,延长到20年后就会达到一个高度,所以我们很好—这叫傻帽儿。真正有眼光、有格局、有战略高度的经济学家,一定会回到一个词—“现有格局”。

什么叫中国经济有前途?前途指的是我们能够改造或者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否则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阻力的真空,我们自己走上康庄大道,一路往前狂奔就可以了—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每一步我们都是在束缚之下往前走出的,这个束缚就是美国人在二战后已经维持了70年、已经熟透了的一套捆绑体系,我们中国人就被捆绑在这个体系的某一个位置上。

要想搞清楚这个体系,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它的作者叫翟东升,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这本书是相关主题的著作当中,框架最简洁,但是论述最深刻的一本书。其中我重点推荐第一章,它能帮我们理清很多似是而非的框架,比方说,现在国际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格局?按美国人的说法,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就是所谓“全球化进程”。可是,“自由”这个词能够解释我们的现状吗?不能,这本书告诉你,现在全球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喷泉。

这个喷泉是怎么喷的呢?且不说复杂的,我们就说中美两国。中国在下面,美国在上面。第一点,中国人生产东西,然后卖给美国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主要依存对象就是美国市场,江浙一带的很多工厂生产了东西卖到美国市场,让美国消费者来买,买完之后要付钱,付的是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印的美钞。这些绿票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中国人觉得这钱好烫手啊,搁在手里也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怎么办?再存到美国的银行。美国再发行各种金融产品,把这笔资本反过来投资到中国。

大家清楚了吧,里外都是美国人赚。我们造的东西给他们用,他们付给我们的钱是他们印的,他们印的钱回头我们还存在他们那儿。所以经济学上就有一个词叫“铸币税”,这个铸币税跟其他税都不一样,其他的税只能收自己国民的,可是铸币税不同。美国人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文化、军事后盾,可以向全球发行美钞。现在美钞连印刷成本都省了,在键盘上敲几个字,钱从硬盘的一个区换到另外一个区,就完成了一笔大交易,然后就可以免费地、无偿地占有中国人的劳动了。

郎咸平教授经常讲一个例子,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卖10美金,但是中国人生产出芭比娃娃卖给美国的经销商,只能得到1美金,这意味着,在全球的产业链里面,我们才占10%,剩下的钱全让美国人赚了。

如果这套理论你听着还有点迷糊,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房地产商在劝我们贷款买房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美国老太太怎么活?她年纪轻轻就贷款买了一套房,临死前一天把贷款还完了,但是她住了一辈子的房。中国老太太不行,她拼命攒钱,在临死前一天才凑足了买房的钱,买了一套房,一天没住就死了。所以房地产商告诉我们,聪明人都得按美国老太太那套活法过。

经过房地产商十几年的谆谆教导,中国人也接受这套玩法了。但是不知道你从中琢磨出什么没有,凡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就必须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按美国老太太的活法,贷款借钱,谁借给你?总有一些傻帽儿天天只干活儿不消费,勒紧裤腰带把钱借给你,富人借了这笔钱开始花天酒地,然后又用自己想的各种招,把钱还给穷人。所以,当美国老太太在壁炉前安详地摸着孙子的头讲故事的时候,总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汗流浃背地举着杠铃在她身后站着。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美国老太太的活法,你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的活法,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有前途的前提是,美国这套玩法要解体。请问这有可能吗?当然很难,美国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美国可是世界精英荟萃之地,是一个强大而有创造性的国家。他们用战后的70年和冷战之后的20年,处心积虑地打造了这样一个体系,一个金钟罩、铁布衫,能轻易被你破掉吗?不容易。

美国第一个罩门:陷入产业空心化

但是,我坚信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辩证法,所有东西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有盛世必有衰亡。美国这一套东西,不过才玩了70多年,还没到一个世纪呢,这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是一朵浪花,这朵浪花有翻起的时候,就有落下的时候。辩证法决定了这套玩法迟早会玩不下去。

但是问题来了,美国人这一套金钟罩、铁布衫的罩门在哪儿?根据翟东升先生的分析,罩门有两个。

第一个罩门,美国人这套玩法其实也是一个诅咒,他们可以用一个花招占用别人的无偿劳动,轻易就能挣到钱,那么那些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那些很难挣的钱,他们就不会挣。换句话说,美国一定会陷入一种叫产业空心化的状态。其实,这一点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底特律,原来那么红火的汽车城,现在萧条成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在撅腚哈腰干活的时候,觉得不过瘾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们制造财富的基础是不断被掏空的,这是美国的一大罩门,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些苗头。

美国第二个罩门:大有大的难处

第二个罩门就是,美国要维持这么大的摊子得花成本,什么成本?军事开支。山姆大叔其实相当于开了一家面向全世界人民的银行。开银行需要什么?需要资本金,需要大客户,需要大规模结算的业务,需要金融产品。

首先,资本金。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实力是最强悍的,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资本金雄厚。

其次,大客户。美国把日本、中东那些石油大国全部揽在手里,都是联盟,左牵黄,右擎苍,在亚洲牵着日本,在欧洲擎着英国,这些就是它的大客户,可以避免美国这家银行被其他客户挤兑。

再次,大笔结算的业务。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石油、美元,让工业时代最大宗的能源产品石油用美金去结算,这套把戏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卖给全世界,这家银行就开得成。可是开这家银行,必须要有雄伟的大厦,看起来厚厚的墙壁,坚不可摧的金库,帮大客户搞定任何难题的能力,以及门口站着的保安。所以,我们看美国的军力部署,美洲司令部才几个人,因为那里不重要;但美国在全球布司令部。为什么海湾一出事他那么紧张?借用王熙凤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要撑起这么大的场面,就得付出这么多的成本。

有本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已经畅销了很多年,叫《大国的兴衰》,作者是美国人保罗·肯尼迪。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本书的文眼—“一个大国兴衰的转捩点其实非常好计算,就是一个公式,当一个国家扩张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它扩张的收益的时候,就是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美国现在就到了这个转折点。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王健,曾经算过这么一笔账,他说美国的国力大概在2009年达到了峰值。他是这么算的,那一年美国的入钞大概是9000多亿美金—给出的东西没有拿进来的东西多,这个就叫入钞,就是白拿的那堆东西。而那一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4000多亿美金,基本净赚5000多亿。可是到2011年的时候情况就不对了,2011年美国的入钞只有4000多亿美金,可是军费支出已经高达7000多亿美金,这将近3000亿美金就是净赔。

历史上,英国的衰落也是这样。二战之后英国为什么要把大殖民地吐出来?因为不划算了。它维持这么大的摊子,军费开支已经不划算了,所以就撤了,绝不是因为良心发现。美国现在也正好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这是美国的第二个罩门。

总之,根据辩证法,一朵浪花喷薄而起,就一定会有衰落下去的时候。所以,美国迟早会衰落。但问题是,美国衰落之后,上位的一定是中国人吗?未必。

刚才我们说到,美国人用战后70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它来主导。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美国的这一套玩法总有日薄西山的那一天,那么,代之而兴的会是哪个国家?会不会是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结论我们先不急着下,我们先往后退,一直退到能够看到500年的大历史跨度的时候,再来看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500年间大国崛起的两个动因

从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直到今天,大概是500多年。在这5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坐庄的中央国家一直在换,原来的霸主会下庄,然后不断有新霸主上来。

16世纪、17世纪的霸主是谁?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加上后来的荷兰。这三个国家都是袖珍型国家,只有百万级人口,但是很牛。教皇曾经下过一纸教令,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别打了,在地球上画道线,东半球归你,西半球归它,就这么把地球分了。那个时候,它俩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央国家,雄霸一时。

到了18世纪、19世纪,中央国家就换成了一个更大人口级别的英国—千万人口级。

可到了20世纪,英国必须把指挥权交出来,交给亿级人口的美国和苏联作为中央国家。

从这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后来崛起的大国,永远比前一个中央国家在人口数量上高整整一个数量级。这是什么道理?翟东升先生就讲出了一套道理。

大国崛起是由两个动因来决定的,第一个动因叫创新。道理很简单,谁创造了新技术,谁创造了新的制度,谁就会崛起。就像当年的荷兰,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很牛,而且创造了全新的金融制度,所以就崛起了。

可是创新有一个命运,就是所有人知道这一套很管用以后,就会学习。大清帝国被打趴下之后,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洋务运动—我又不傻,都是人类,你的创新我一定得学到自己身上。所以创新之后一定是创新的扩散,创新一旦扩散,什么会成为大国崛起的条件?

这时候,第二个条件就出现了—规模。因为你那三板斧我全会耍了,即使我的技术比你差一点儿,但是我肉大身沉,一屁股就可以把你坐趴下。这就是大国崛起的第二个规律。

这500年的历史,就是这两个动因交替起作用的结果。

下一个世界霸主会是谁

不妨再回到20世纪初,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大胖子,美国和苏联。真要比创新的话,欧洲看不起这两个国家,觉得都是从欧洲偷去的。就像现在美国人指责中国人的盗版,说我们不尊重知识产权,当年英国人就是这么说美国人的,美国人也气得要死。英国人经常跟美国人开玩笑:你知道你爹是谁吗?你知道你爷爷是谁吗?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是谁吗?我们这儿都很清楚,可你们国家没历史,看看你们那些教堂,只能给上帝住经济适用房;到我们欧洲看看,教堂一造就是几百年,雕梁画栋,文化差距太大了。

再看俄国。欧洲人当时给俄国起一个外号,叫“蒸汽压路机”,就是说,俄国看似很胖、很大,但是走得太慢了,气喘吁吁。在欧洲的宫廷里,一个人不会说法语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会被认为没文化,会被撵出去。但是,等俄国学会了欧洲的先进技术,人口又比欧洲多,欧洲还敢说什么?

二战刚开始的时候,丘吉尔找过斯大林,问他能拿出多少个师,说我们英国能拿出20个师。斯大林稍微拨了一下算盘说,我出700个师吧。这国力差距根本没法比,苏联的人口级别太大了。

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想到我下面会说什么。对,当美国的霸主地位下庄之后,如果此前500年的规律还在起作用,请问下一任霸主该是谁?谁会继位成为中央国家呢?翻翻世界地图就会知道,只有两个候选人,一个中国,一个印度。这两个都是大胖子,都有10亿级的人口,都被西方欺负了那么多年,这两个大胖子都蹲在地上看了100多年了。现在如果美国这一套玩不转了,下面继任的会是谁呢?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你会赌谁赢呢?

我赌中国赢的几个理由

我罗胖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在这道选择题当中,我赌中国赢。为什么?

我们再来看20世纪的历史。二战之后,想从边缘国家变成中央国家,是每一个独立民族的天然愿望,不管是谁都会这么想:得崛起,得带领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可是有谁做到了?从目前来看,把这一步走完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比如说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还有谁?没有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走完这几步,有几个内在的规律。

第一个规律,它们摆脱了资源的诅咒,在资源上几乎是一穷二白。资源太多才叫资源的诅咒,这跟我们的常识是相反的。资源多的国家,因为地底下随便一挖就是金子、矿产、石油,所以其他产业就没法建立。而且因为有这样确定的财源,军事集团或者政治集团就会把持,那么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就没办法建立。所以,你以为上帝是你表哥,特意给你在地底下埋了些好东西,其实是在害你。

二战之后崛起的国家和地区,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资源上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新加坡有什么?那么小一个国家,所有航班都是国际航班,有什么资源?韩国如此,中国的台湾也如此。

第二个规律,人口基本都控制住了。为什么崛起的都是小国或者是一个地区呢?比较好控制人口。

第三个规律,都摆脱了所谓赶超的梦想。什么叫赶超?就是把国门一关,美国人有什么,我也得有。当年我们中国人把门一关,开始造大飞机,造自己的汽车厂,可这是用国家的过度投资堆出来的,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虽然东西造出来了,但成本上不划算,最后就被套牢了。印度现在的汽车产业就是这样。把国门一关,继续维持既不挣钱、效率又低、用国家资本来保障的产业,骑虎难下,左右为难。

真正崛起的国家和地区全部是不赶超、不封闭,干脆接入全世界的分工体系,从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干起的,无论是当年的新加坡、韩国,还是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这样,反而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机会。

第四个规律,这几个地方都是强人政治。你别跟我讲什么民主,韩国当年正是朴正熙时期,台湾也处于国民党的威权时期,经济大起飞。为什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我们向西方资本打开大门,接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那些民族主义分子就会抗议,说政府把外资引进来是卖国求荣,迫害我们的民族产业。如果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民选制的,又没有控制力,那谁会上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这种人会上台,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争取到多数选票。

所以只有威权政治—在政治上有绝对的控制力,才能够执行这一套策略。资源陷阱、人口陷阱、赶超陷阱和政治陷阱全部绕过的国家和地区,在过去的50年里屈指可数,只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做到了。

听完这些,你想到了什么?对,中国也基本凑齐了这四个条件,而印度还差得远,这就是我赌中国赢的原因。

中国是如何加入世界分工中的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执行的是“三外路线”,就是引进外资、鼓励外贸、管制外汇。“三外政策”的本质就是打开国门,和世界经济体系用一种极不平等的条件完成对接。过去30年,我们天天当“中国老太太”举着杠铃,让“美国老太太”坐在家里享福。但我们获得的是什么?几乎全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进入了城市,用自己的一双手获得了跟世界经济体系对接的机会。我们就好像创办了一所又一所大学,让全中国人民都卷入了世界的分工体系,这是办多少所学校也做不到的事情。

虽然在表面的账本上,我们真的是亏了,但是真实的账本是什么?中国由于和世界对接,参与了世界分工,我们人力资本的价值在过去30年里暴涨。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一直被很多专家诟病,说我们原本要用市场换技术,结果把市场开放了,技术却没换来。中国现在的汽车技术还是一塌糊涂,但是市场一直被外资汽车,比如大众这些汽车厂家绑架着,我们失败了。真的失败了吗?是因为那些专家没有算清一笔账。中国现在民族汽车品牌的人才都是谁培养的?都是那些外资企业培养出来的,我们在人力资本这个账上赚大发了。

如果当年不引入大众、奥迪的生产,我们能培养出自主品牌这些人才吗?例如,奇瑞的老板尹同耀就是一汽在外国人的工厂里面培养出来的。现在一汽自己开发出了国产品牌奔腾。如果没有外国人给我们培养人才,我们哪有今天国产自主品牌的创新呢?

可是印度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在印度独立之前,“国父”甘地就说,印度不要开放了,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就挺好。尼赫鲁也如故,印度当年搞国营企业的劲头不比中国小,天天关起家门来搞。可问题是,印度的民主会天然地左倾,或者天然地走向保守。

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前两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印度总理打算把零售业对全球资本开放,把沃尔玛、家乐福引入印度。印度的零售业主死活不干,他们有组织,有工会,有游说集团,于是上千人、上万人上街游行,政府只能放弃。所以现在印度很少有大超市,基本上都是夫妻老婆店和那种很小很小的零售商。

中国政府就不一样了,国策既定,大门彻底打开,让开两厢让零售业进入,你看现在哪个大城市没有沃尔玛、家乐福?所以我们的零售企业就起来了。相应地,我们得到了什么?固然让美国人、法国人挣着钱了,可是也培养出了大量的零售业人才。现在京东商城、天猫、一号店的人才,能说跟这个外资进来没有关系吗?里里外外这个账一算,中国人还是很划算的。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这本书里说,中国人用的这种武功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段誉使的北冥神功,是逍遥派的当家武功,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在跟对手交手的时候,可以吸对手的内力。没错,美国人在跟我们的每一笔交易当中都划算,但是总体算起来还是中国人最划算。

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到安徽无为去采访,有一个年纪很大的村支书蹲在地下,我拿摄影机对着他问:“这村里还有年轻人吗?”

“哪有年轻人,没有年轻人了。”

“年轻人都哪儿去了?”

“到城里打工去了。”

“还有在家的吗?”

“谁待在家里?在家里不光彩。”他拿手指比画着脸,说在家里不光彩。

没错,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大量的年轻人被动员到城市,参与到国际社会分工里面。虽然每一笔细账都不划算,但是总体算下来,中国人难道不是吸了欧美国家的内力吗?我们的“北冥神功”用了30年,我们的内功获得了很大提升。

中国、印度的发展战略比较

中国只会这一种武功吗?不然,我还总结出另外一种武功,同样出于《天龙八部》,是虚竹他爹少林寺的玄慈方丈使的大金刚掌,这是一派佛门心法,有刚猛之势。其实,我要讨论的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

你可能会说,印度的人口规模也很大呀!没错,印度的人口规模也很大,但是和中国的人口是两回事,中国的人口是被深耕过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接到世界分工体系里。印度可不然,印度只有几百万人对接到了软件外包这些貌似“高富帅”的产业里面,剩下来那些庞大的底座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没有进入世界分工体系。

中国的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写了一本书,叫《终结贫穷之路》,副标题是“中国、印度的发展战略比较”。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铁口直断,说和中国相比,印度把路走错了,印度人老看不起中国人,说我们的产业没有印度的“高富帅”—印度是搞软件的,是高科技,我们只能搞搞制造业,生产些芭比娃娃、塑料盆什么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干的是低端制造业,才可以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有机会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而印度不行,因为印度只有极少的精英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机会中,而庞大的底座还沉在深深的湖底,没有浮出水面。这就是中印两个国家的差距,在人口上的差距。

中国的人口有两大特征,第一特征,规模大。规模本身就是力量,很多人说中国现在制造业人工成本上升,制造业的优势不再。这都是胡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从来不是只站在人工工资低这一个基础上的。

你知道在中国的街上随便买一个打火机多少钱?一块钱人民币,这是零售价。你知道工厂的批发价最低是多少吗?一毛三分钱。你拿给美国人或者德国人,说人工除外,我给你一毛三分钱人民币,你帮我做一个打火机,他们也能做。所以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中国真正的实力不仅是人工费用便宜,还有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所以很多人说有的国家要替代中国在制造业的地位,是白日做梦,谁拿得出四个亿受过良好的初等教育的劳动力?拿不出来,怎么替代中国现在在制造业中的地位?规模本身就说明问题。

中国人口的第二个特征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发财欲望。我给大家讲个故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一个印度记者跑到中国来采访。他第一次来中国,就跟媒体同行说,好奇怪,我觉得中国的人口密度应该大过印度才对啊。确实,两国人口比起来,中国还要多一点,但是我们的可居住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所以算起来中国的人口密度应该大一些。可是他到中国一看,没有人啊,很多二三线城市早上九点上班之后,街上就稀稀拉拉没什么人了。在北京,出了六环往两边看,哪有人?中国的媒体同行就跟他开玩笑说,都做成罐头出口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印度记者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了。他说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我们说,这很奇怪吗?他说很奇怪,至少在印度,人们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

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区别。所以这位印度记者讲,中国为什么到处见不到人?是因为人口发生了大量的积聚。湖南的一个村落一般有几千人,可是我们会发现青壮年都不在村子里了,去哪儿了?在深圳蓝洼洼的屋顶下夜以继日地加班,挣加班费。北京的公园到了周末,也看不到太多年轻的面孔,他们在哪儿?在写字楼里加班,在课堂上学习,或者在Shopping Mall里带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他们在奔日子,在奔前程。

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底层的引车卖浆者流,还是高官巨贾,每一个人都不以自己的现状为满足,都在往前奔,这就是中国。虽然我们自己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但是四面张望一下,会发现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

有一个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就跟我讲,中国当然有前途,中国经济肯定要发展,这还用说嘛!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每个人都急切地要改变命运,不管自己现在的命运是什么样,也不管自己的理想是不是现实,都要去改变命运。这样的民族不发财,那才是见鬼了。

这个道理虽然好像很生硬,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还真是个硬道理。

中国未来的两个不确定性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前面我讨论中国为什么有前途的时候,两次用到一个字:“赌”。是的,我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只是一种可能性。换句话讲,在下一轮世界中央国家兴起这个火车站里,我们中国人拿到了仅有的两张车票之一,而且我们比月台上另外一个乘客—印度,好像距离列车要近了那么一步,仅此而已。我的判断也只能止步于此,因为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

我至少可以列出三个不确定性。

第一,中美关系。要知道,人类历史上两个中央国家的和平交接,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英国人交棒给了美国人,剩下的都得靠剧烈的摩擦甚至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中美如果发生中央国家的交棒,到底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战争的方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些“愤青”天天说中美必有一战,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都是人类的悲剧,都是要用漫长的时间才能平复的创伤。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智慧来完成这一次交替?不管是共同成长,还是完成中国的超越。

中国人在30年前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我们的体量很小,就好像一只猴子在美国这株大树上蹿蹦跳跃,美国人也乐观其成。可是30年后,我们已经长成一头大象了,如果这个时候再在大树上蹿蹦跳跃,也得考虑树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美国现在拼命地想把中国这块牛皮糖从身上撕下去。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如果再按过去30年的玩法玩下去,大家只会两败俱伤。所以中美关系如今处于一个巨大的利益调整期、格局调整期。我们有没有智慧安然度过这个调整期?历史在考验我们。

总而言之,任何公式中当一个变量足够大的时候,公式本身就要崩溃。牛顿力学不就是这样嘛,那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当速度变成了光速的时候,只有切换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能解释得通。所以中国变成大象,闯进了世界的瓷器店之后,过去所有的规矩都得改写,至于改写成什么样,有没有痛苦,那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这是第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不知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底层逻辑的大变局,会把人类引向何方。因为我们前面所有的分析都是根据过往500年、200年、70年的经验倒推出来的。可是未来的几十年,这些规矩还会奏效吗?谁都不知道。

比方说能源,会不会出现新能源格局?如果出现,那么工业时代对石油的依赖,中东那种战略性的枢纽地位就会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制造业,在未来互联网驱动、数据驱动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还会依赖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支撑吗?未必。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件事情会把双方的关系格局带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02 傻帽悲观派

煽动者的逻辑

我想为煽动者画一张像。煽动者通常用三段论逻辑,第一句话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团漆黑,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第二句话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小部分人作恶,比如希特勒嘴里的犹太人、某经济学家嘴里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所以我们才沦落到如此处境。第三句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跟我来,我有办法。这样的人就叫煽动者。

你还别觉得煽动者只存在于政治当中,现在很多商业广告的逻辑都是煽动者的逻辑—列出问题,摆出解决方案,然后把问题再强调一遍,把自己的解决方案说得无比美好。这都是煽动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在全球各地演讲,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难以忽视的真相》,说地球马上就要升温了,升温之后环境就完了,再升温几度,人类就要永远灭绝了。那么,大祸临头怪谁呢?怪中国人,中国人烧煤、烧汽油,拼命买车,美国人看着就糟心。怎么办呢?我有一套解决方案,通过碳交易来减碳、减排,然后就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给中国政府施压。这套逻辑就是煽动逻辑。

我们《罗辑思维》的逻辑正好是反着来的。第一,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无比美好,而且会越来越美好。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正在给每一个国人洞开崛起的大门。第二,我们强调不要去仇恨,应该让爱的人、气味相投的人、玩得来的人跟我们一起玩,不要跟别人去斗争和抗争,因为人类早就摆脱那样的时代了。第三,我们强调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才是创造力的源泉。

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还是理性乐观派呢

《罗辑思维》的逻辑和煽动者的逻辑起点就不一样,那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会越变越好,还是会因为某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而变得一团黑暗?我们是要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还是一个理性乐观派呢?

看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已经猜到了,我要讲的是《理性乐观派》这本书。

先从悲观谈起吧,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个世界有多少会让我们悲伤的事情啊,贫困、疾病、土壤沙化、大气层酸雨、臭氧层稀薄、生物种群灭绝、小行星撞地球、雾霾围城、癌症发病率上升、普遍的道德堕落……这些问题经过专家、教授、学者和媒体的添油加醋已经深入人心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么说有名有利。

先说利,有人给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过一笔账,他光靠吓唬全世界人民就有上亿美金的进账,而他自己在田纳西州的豪宅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美国人均的十几倍,是中国的100多倍。当有记者去责难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花钱买的你管不着,就好像中国人烧煤炭、买石油不花钱似的。

另外就是有名,不知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畅销书作者、纪录片导演,都是靠给人类带来坏消息而成名的。这些人有忧郁的眉头、机智的眼神、坚定的信念,怎么可能没有一颗善良完美的心灵呢?

一个人是不是高尚,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正确,这之间的逻辑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所有这样做的人,都获得了好名声;相反,所有对这个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人反而显得很浅薄。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讲过一句话:“如果对人类发展的善性抱有乐观态度,这样的人就显得心智浅薄。”所以,有名又有利,还显得不浅薄,为什么他们不趋之若鹜呢?

我们现在是最糟糕的?

悲观的论调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代,公元前8世纪就有诗人吟唱道:“过去的时代多美好,现在是多么糟糕。”古希腊人把世界历史分成三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黄金时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现在是最糟糕的黑铁时代。

中国的孔子也这么说,所有的思想家都这么说—过去很美好,现在很糟糕。孔子之后一千多年的朱熹就说,三代以上,天理流行,王道圣战;三代以下,人欲横行,霸道盛行。

但有趣的是,所有这些高大上的、显得那么正确有智慧的言论,它们没有对过一回。人类世界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蒸蒸日上的,所有的担忧几乎都没有实现,所有我们认为注定要恶化的情况都没有恶化。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应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最没有争议的,对人类贡献巨大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就拿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来说,英格兰在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里,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表象就是人口大爆炸。1750年英格兰只有600万人,到了1800年,已经变成了900万人,到182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1200万人。人口爆炸肯定能说明一些问题。最起码,食物增多了,人们普遍的营养水平提高了,生活品质上升了,才会发生人口大爆炸,唯有盛世才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可是当时的文人是怎么描述那段日子的?大学者罗素就讲过一段话,稍微学过经济史、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革命带给英国人的是一场灾难,那100年英国人的幸福和前100年是没法比的,而这些问题都怪科学技术。”

其实当时考察过英格兰社会的人有很多,比如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他那时候还很年轻,1844年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伦敦看到的的确都是贫民窟,是工人阶级在啼饥号寒。到了1892年,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是名作,正要出版第二版,恩格斯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老老实实承认,当年描述的情况现在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恩格斯接着又讲了“但是……”,但那都是后话了。在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人们感受到的那种痛苦、那种不堪,后来才发现全是谎言,全是错误。

其实当时很多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人,是根本没有到工业区待过的文人,包括有些贵族老爷到工业区一看,那么脏乱差,居然把衣服晒在户外!在当时的工人住宅区里,这儿拉一根绳,那儿拉一根绳,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样,万国旗飘扬,到处都在晒内裤、晒胸罩、晒被单。

贵族老爷自然看不惯,但这恰恰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英国人生活水平改善的一个标志,他们开始换洗衣服了。那个时候法国人一般不在外面晒衣服,一辈子就一件老棉袄,而且还是传代的,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褥子,当然不用洗。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很原生态,可那恰恰是落后和贫困的标志。

18世纪早期,英格兰人只能吃黑麦、燕麦做的面包,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快结束的1850年前后,小麦做的面包,以及原来非常奢侈的肉、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所以隔了100多年我们往回看,那段时期是最没有争议的人类经济和普遍状况蒸蒸日上的时段,尽管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都把它描述得一团漆黑。

我小时候真被吓得不轻。1968年,有几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苏联学者在一幢小别墅里搞了一个小聚会,把全世界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给请去了,探讨人类未来会怎么样。一探讨,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1972年,他们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署名是罗马俱乐部,那篇报告叫《增长的极限》,内容是说,整个地球的资源快用完了,石油最多够用30年,人类没几天好日子过了,等等。

所以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要环保,要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资本主义再这么糟蹋,世界人民的好日子不多了。可是实际上呢?40多年已经过去了,各种资源的探明储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增长的极限没有到来,人们没有听那帮学者高瞻远瞩、无比正确的建议,我们仍然在玩命地往前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签了一本特别厚的文件,叫《21世纪议程》,就是说人类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再不停止发展的步伐就不行了。总而言之,大祸临头了,咱们得想想未来怎么过日子。

不管这些言论有多么崇高的动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说错了,因为它们对现状的描述、对未来的预期都没有兑现,最后被证明正确的是我们这些傻呵呵的理性乐观派。

我们为什么倾向于接受坏消息

我在前面提到过,有些人向我们传扬坏消息是图名图利,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作为听众和读者,为什么愿意听这些坏消息?生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杏仁核,它负责“预警”,说白了就是过滤信息的。因为人接收到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哪些信息对我们的生存、安全和繁衍至关重要,由杏仁核负责筛选。它还掌管人类的很多原始情绪,比如恐惧、愤怒、仇恨。在莽莽榛榛的原始森林里面,我们的贤明们,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这个杏仁核来分辨,哪里有老虎的身影,什么是豺狼的嚎叫,什么人动了我的女人,什么时候粮食不够吃了,这对我们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大脑渐渐进化出了另外一部分,叫前额叶皮质,就是大脑皮层前额这块。这就高级多了,因为它管理很多亲社会行为,比如友谊、爱情、情感、协作、善意的表达、语言这些东西,它旨在平衡杏仁核那种很原始、不理性的反应。

这样的坏处是,一个坏消息进来之后,因为杏仁核是先进化出来的,总有个先来后到,它就会做出恐惧、仇恨这些反应,当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再去做理性处理的时候,杏仁核已经反应完了。这就是我们人类倾向于接受坏消息的一个生理基础的原因。

这个知识是谁告诉我的?是一本书,叫《富足》。这本书跟我前面讲的很多观念是暗合的。生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卡尼曼,就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他发明了一个词叫“锚定效应”,什么意思?就是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过往的信息和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我们没有能力依靠全部信息来做决策。所以那些过往的和局部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策,因而产生了认知偏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19世纪末整个伦敦人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街上到处都是马粪,因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当时的伦敦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马粪越堆越高,根本就没有办法清除掉,人们就觉得末日来临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汽车出现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只能根据过往的信息得出结论。

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计算机刚发明的时候,IBM的创始人沃森就说过一句话,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当时还有一个计算机学者说,人类总不能每家每户有一台电脑吧,这成何体统?他们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就实现了,就是人人一台电脑,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台。

为什么他们当年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虽然在当年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但当时他们看到的电脑是什么样子?好几吨重,大得能装满一间屋子,这样的电脑当然不可能一人一台了。他们所有的决策都是根据过往和受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锚定效应和对人类的悲观预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就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2008年美国的一个环保激进分子写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替中国人算了一笔账,这笔账算完,美国人都傻眼了,说这样下去可不行,要遏制中国发展。

那笔账是这么算的,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用纸量和美国人一样,是什么结果呢?中国一年消耗的纸张是全球纸张产量的两倍。到了2030年,如果中国人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四个人有三辆车的话,那么全中国的稻田都应该铺上水泥变成停车场和高速公路才够用,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要享有11亿辆汽车,而现在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不过才八点几亿辆。到2030年的时候,如果中国人有这么多车的话,一天要烧掉9500万桶石油,而现在全世界石油的日产量不过8500万桶,全都给中国人使还不够。就是这么一笔可怕的账。

这背后的道理,可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锚定效应?我们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期,这就会导致错觉。

其实资源使用是人类悲观论调最集中的一个领域,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预期,英国人就受尽了这玩意儿的折磨。17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还没开始,但是英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增长,当时一家炼铁厂一年要烧掉400英亩的森林,这还得了?酿酒厂也要烧火,一年也要烧掉几千卡车的木材。当时英国人就犯愁了,据说1650年英国的木材价格比50年前烧柴火时期的价格涨了七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穷人烧不起柴火被冻死的情况。

很多贵族,包括国家掌权者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下去可怎么办?英格兰这片土地上的森林很快就要被我们耗掉了,所以很忧虑。几百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就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了,很简单,把自己的床挪开,底下就是煤,烧煤。烧煤烧出来一个工业革命。但是问题又来了,人们又开始犯愁。

1865年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当时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好日子快过到头了,现在的繁荣是用煤炭支撑起来的,美国人会把它用完。1866年由于这个经济学家的煽动,再加上当时媒体配合炒作,真的出现了煤炭恐慌,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年。当时英国的首相格雷斯顿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就在下议院讲了一通话,说我们要趁着煤炭还没有用完,赶紧想办法在预算里留出足够的额度,把我们的国债给还完,因为好日子到头了。英国人现在处于历史的顶峰,以后再没这好日子了。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皇家煤炭运营委员会,来应对马上出现的煤炭危机。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就在那10年,不知道是上帝有意和英国人开玩笑还是怎么回事,全世界范围内突然发现大量煤矿,对煤炭的焦虑一下子就解决了。接下来为什么忧虑呢?石油。

石油这玩意儿就像一个噩梦,占据了20世纪几乎所有媒介的重要话题榜。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1910年美国的矿产局发布消息,说现在美国境内探明的石油储量够用10年,到192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到193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要知道,它不是基于理性的发布。每一次都告诉人们石油快用完了,我们不能再开汽车了,不能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我们这次繁荣的境况10年后就要终结了,旁边又有罗马俱乐部给他背书,所以当时人们觉得这就是必然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现在仅仅靠美国的新技术开采出的页岩气就足够美国人用上300年,石油越用越多。 W+40oAQI8lgdRV1wMJ/x7cJRJoBN0IpkL1ZS5rJBfVv0yFC66Ec2W+PkBvw72n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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