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鼓书词

对于大鼓书，我不十分懂行。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愿说几句：

（一）从清末到今日，北方十样杂耍班子中的各部门很有些变动。有的因用人较多，人不易凑，钱须多花，不利于班主，故渐被淘汰；经济决定一切，太平歌词与莲花落等遂成没落。有的因过于高雅，难学难唱不讨好，自然也就不赚钱，也难免由大家的冷淡而销声匿迹。单弦牌子曲虽勉强挣扎，终是强弩之末，衰灭之象已成；若马头调等则已几成绝响。在这短短的三十来年的变动中，能日见峥嵘者，唯有大鼓。一人一鼓一弦，开销较省；学徒——多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上场，本是借地练习，车钱甚微，亦好赚钱。大鼓之盛，是为经济的条件。由通俗文艺的价值上看呢，它既不太文，也不太俗，有雅俗共赏之妙。唱多激亢，亦能委婉，刚柔相济，不至过于单调；五场大鼓相继，因刚柔互异，不至于象五场“快书”之使人喘不过气来也。唱之外，加以形容，手挥目送，绘声绘形，复无呆板之病，台下固喜玩艺儿活泼。有此数因，大鼓遂渐成为杂耍班之主干，别的节目只是陪衬。南京定都，北人南下，闻故乡歌声，当然欣快；大鼓在京沪也略见抬头。讲普遍，诸般玩艺，俱须让它一头。故写大鼓书词较写别的歌曲，更为上算。

（二）大鼓本门中，又有多种：河北与山东民间有“怯大鼓”，腔简词俚，多唱整本故事；如《于公案》、《刘公案》等。在都会中的杂耍班里，因要作到“杂”，所以场场变换，以求醒脾；而每场以时间关系，亦只能唱独立的一小段；稍长的，如《战长沙》一类的曲子，且须分两三次唱完。各种大鼓的混合奏演秩序，当然是按角色的声誉与身分而排定，名誉最高的必须压台，不管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大概的说：今日的杂耍班中，除了单弦牌子曲的老手，能代大鼓压台，其余的都已无此项资格，专就大鼓来说，梅花调大鼓、奉天大鼓、梨花大鼓等，又都争不过京音大鼓（以奉天大鼓或梨花大鼓为主体的班子，自然须另说）。京音大鼓的所以取得此胜利者概有数因：

（1）腔调：京音大鼓音调高亢，富于刺激性，容易引起听众注意。梅花大鼓确是很好听，可是音乐之美（应配以五音连弹），把歌曲压了下去，歌者就白费了力。奉天大鼓的词句本与京音大鼓相近，但因腔调的限制，句中非多加虚字不可——“初一十五庙门开”，须变成“初一唉嗨十五喂唉庙门儿开唉。”方能唱出。这样，它便接近小调，而失去激壮的气派。以此调去唱《单刀赴会》，或《长坂坡》，遂不相宜。至于梨花大鼓，则慢处柔长，快处细碎，虽所唱多“三国”中节目，可是靡靡之音，不足以达英雄豪杰的情怀。京音大鼓的音调的运用，在抑扬高低之间，既无奉天大鼓之平板，又无梨花大鼓的弛缓与细碎，所以它挺拔可喜。因腔调挺拔，所以它极重视吐字的清晰沉稳。不管行腔的急或缓，吐字必达于听众耳中。譬之戏剧，昆腔比二黄难懂，所以二黄取了优势；二黄又比评戏（半班戏）难懂，所以评戏在最近又风行各地。京音大鼓之占代势，亦非偶然，它清楚易懂，不以腔累意也。

（2）京音大鼓用字遣词多半如《三国志演义》，力求整洁雄壮，故对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颇能传神。《宁武关》、《取荥阳》等都能尽情发挥。在另一方面，它吐字清晰，有时如直述，板稳而腔少，所以也能滑稽逗笑，或描写儿女情肠。一硬一软，它可伸可缩，不似别种鼓书之千篇一律，只顾腔而不顾情也。

（3）近来京音鼓书中，往往加入几句二黄，亦所以迎合听众所嗜。若安排得好，象《马鞍山》中之加几句反二黄，不但生动讨俏，而且更能加深感动的力量。梨花大鼓近亦采用此法，但山东音调，忽然加入京剧，便显着不对路了。

（4）二黄戏是国语运动的一大功臣，每见南方戏迷，勉强打着官话道白，虽颇可怜，但二黄戏宣传官话的力量，正不可侮。京音大鼓亦出自平津，调句自然是以官话为主；于是，它在言语上也就比别种鼓书容易占有广大的领土。二黄戏与《红楼梦》若能通行全国，京音大鼓书词便也不怕什么了。

根据上述的理由，下面要说出大鼓书词在抗战通俗文艺中的长处。

（一）用“打牙牌”，“叹五更”，或“妈妈好胡涂”的形式，把激昂慷慨的歌词装进去，恐难有圆满的效果。调软则词亦随着软了。虽抗战歌词或不拒软性，究当以激壮为主。大鼓书词之能传达并激起壮烈情绪，为已成的事实，拿来利用，自无毛病。据说《长坂坡》、《单刀会》、《战长沙》、《草船借箭》等名曲，都出自一家之手——惜忘其姓名——，词句都极简劲，而且没有什么过于俗俚的地方，足作抗战大鼓的模范。

（二）京音大鼓用官话写，在宣传上较易普遍。各地方自然应当用土语，就各地原有的歌调，编制抗战歌曲，可是大鼓书仍然是个好东西。因为既是用官话写成的，纵不知其调，仍可读其词。市上卖的小唱本，并不附着工尺字，而买的人也未必都会唱；唱物虽变为读物，可是多少也要发生些作用的。我曾在《大时代》发表过《打小日本》一曲；按说，写大鼓应有完整的故事，与典型的人与事，方能有声有色；可是这篇东西，把日本之所以欺负中国，各地战事的经过，及将来的希望，都给说明。这样，第一是它太长了，一共六百多句，就是铁喉的歌者，也不能一气唱下来。第二是缺乏具体的表现，而是用白话歌词讲国家大事，与大鼓书的写法不合。可是，我却另有个打算，长不要紧，不具体也无妨；我根本就是要利用大鼓书的形式写个宣传的小册子；唱不了，那就哼着念好了。反正它通俗，它有劲，它能教民众明白一些战事的始末根由；这就有用。

（三）京音大鼓的句子，是以七言为主。在旧诗里，七古是善于讲故事的，如《长恨歌》等。我们写大鼓书，最好通体七言，力求整重。有了这个骨架，交给歌者，他就会把它活散开。以七字一句为原则，他会随时加入“抬头看”，“这就是”等“三字头”，或于别处加字，使之变为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以至于十五个字的句子；长短相间，自然灵活。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好，但一不留神，反倒弄巧成拙，难以入弦够板。反之，我们抱定以七字成句的主意，虽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文字必能简练有力；歌者每每会活用别人的文字，而自己却不会创作出有力量的“底子”来。市上的小唱本之无特定的调子者，亦往往七字成句；故大鼓用此法，也算通大路；管他怎么念呢，反正七个字的句子有力量，有使人不知不觉而哼起来的作用。

（四）设若七字为句的作法能成功，则大鼓书实在是较比容易写的。单弦牌子曲，一个牌子一个样儿；牌子换了，词调就须改变；太费事了。大鼓简单，可以省下许多写作时间。句之外，宜注意者，是全曲须用一韵。此等韵被呼为“辙”，即以官话发音为准，而把同音的字作韵也。中冬辙，不必分一东二冬；凡是北平话中可以与东冬拉在一处者，都可以用。这个，又没什么难处。上下句可千万安排好。起首四句如七言诗，头两句的末一字都须用平音，如“周仓关平立两旁，当中坐定大忠良”。以下就是一仄一平，一低一高，一直到底了。歌者最怕下句末字是个仄声字，设法唱得响，遂骂编者为不懂行。此外没什么重要的规矩。每一歌，以一百五十句至二百句为合适，过长则太费力，唱不了。非长不可呢，则可分为数大段，以一段为一本，分开来唱。既分了本，则辙可变，每本一辙，隔开去唱，自无犯规之弊。

（五）歌者于演唱之前，往往交待几句话，有时泛泛，有时介绍歌曲内容。抗战鼓书，据我看，可以多加些话，以激动听众。不过，按台上的规矩，未演唱前可以说话；既已开唱，则须一气唱完，不许中间搀话断气。写抗战鼓书者，可在歌之前后附上一些演说词，备歌者采用；若是宣传队到民间去唱，则可不必死守规矩，即在歌的中间加几句话，亦无不可。一段歌，一段话，颇有效力；山东的学生到四乡宣传，曾用此法，成绩甚佳。

（六）京音大鼓书词，拿到乡下去用，可以改用各处原有的大鼓调子，将语词略有改动即可，句子无须大变。黄河流域的各种大鼓，句法组织都与京音大鼓差不多。到南方来，此法很难利用，那就得设法改编以适合土调了。

雄壮、利落、普遍（较比的）、容易写、活动、读唱两可，这些就是我所能想出来的京音大鼓书的长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文艺战线》“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