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与写家

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

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大时代与伟大文艺的呼喊已经是不止一次了。虽然伟大文艺仍差不多是白卷，但文艺想配合着时代去扩大充实自己的这点勇气与热诚是值得称赞与同情的。

拿今天的抗战比起以前的危患，无疑的以前的大时代的呼声是微弱的多了；无疑的，伟大文艺之应运而生的心理也比以前更加迫切而真诚了。

可是，伟大文艺是否这次不再交白卷呢？

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我都不敢说。

我所要作的只是凭着一些过去的事实，来供献一点意见；即使这点意见不无可取之处，她仍然不过是许多意见中的一个，并不敢自信这就是到伟大之路的唯一秘诀。

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到很多特出的写家怎样的在文艺工作之外去活动，莎士比亚写剧本，也拴班子与演戏；但丁是位政客，密尔顿是秘书，摆仑为争希腊独立而死。往近里看，自五四后我们所产生的几部较有价值的著作，也几乎都是作家们参加革命或其他实际工作的追忆与报告。于此，我们知道文艺与活动是怎样的密切相关。于此，我们知道等待着伟大文艺的来临是怎样的一种可怜的空想。活动不妨碍想象，而反是想象的培养与滋生。

再往真确里一点说，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除了写家实际的去牺牲，他不会懂得什么叫作同情；他个人所受的苦难越大，他的同情心也越大。除了写家实际的参加时代所需的工作，他不会了解他的时代；他入世越深，他对人事的了解也越深。一个广大的同情心与高伟的人格不是在安闲自在中所能得到的，那么，伟大文艺也不是一些夸大的词句所能支持得住的。思想通过热情才成为情操，而热情之来是来自我们对爱人爱国爱真理的努力与奋斗，来自我们对一种高尚理想的坚信与活动。在活动奋斗之中把我们的经验加多，把我们的人格提高，把我们的同情扩大。有了这种理想，信心，与经验，再加以文学的修养，自然便下笔不凡了。反之，我们只关在屋里，抱着胸中的那一钉点热气，也许遇到一股凉风便颤抖起来了。

专用文字去讨好的方法已经太旧了，要不然八股文也不会死灭。文学既是活东西，她就必须蜕出旧壳，象蜻蜓似的飞动在新鲜空气之中。因此，写家的企图必是想打破旧的方法与拘束，而杰作永远是打破纪录之作。哪里去找此种打破纪录的法宝？体验。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这种文字必不会犯脆弱，空洞，与抄袭等毛病。崇高的理想使写家立在大时代的前端，热烈的挣扎使他能具体的捉摸住当代普遍的情感；这样，他的思想与感情便足以代表当时的企冀与生活，所以她的著作才能作此时代的纪念碑。正如但丁的《神曲》，不管是上天堂入地狱，其中老有作者的影子与人格。

是的，大时代到了；这是伟大文艺的诞辰，但写家的伟大人格必须与她同时降生。行动，行动，只有行动能锻炼我们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

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

好容易轮到他了，他被一位弟兄背起，走进了临时医疗所。创口洗净，上了药，扎捆好，他自己慢慢的走出来。找了块石头，他骑马式的坐下。一位弟兄给了他一支烟卷。点着了烟，还是颤抖着，他微笑了一下：“谢谢！”也许是谢谢那支烟卷，也许是谢谢那些护士与医生，也还许是谢谢他已能在块石头上骑坐一会儿了！他已上了十字架，还要感谢那小小的一点他所该得的照料！

什么样的笔能形容出这种单纯，高尚，坚忍，英勇，温和，与乐观呢？什么话也没有，只是“谢谢”！神圣的战争，啊，这位战士是这神圣战争的灵魂与象征。他也许一字不识，单纯得象个婴孩；但是他作到了一切。他是服从着神圣战争的神旨，去受饥寒痛苦；一口香烟喷在面前，他仿佛是面对面的与神灵默语：他牺牲了一切，他感谢一切！在行动中，他的单纯的赤子之心光显了神圣的呼召，证实了我们忍无可忍而挺身一战的牺牲与自信，在牺牲中看见了光明，在单纯中显示了奇迹。

我们怎能了解这样单纯圣洁的战士呢？啊，只有我们也去作些与此类似的事情。我们有千言万语，来自书本，来自理论；真正的战士却作到了一切而一言不发。我们应当道出他所不肯与不会说出来的热情与真纯，这难道还不是可歌可泣的事么？哼！这，岂止是可歌可泣呢？但是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理想与信仰施诸实际的行动，我们的心才能跳得与他一样的快，我们的笔才能与他的默然和微笑一样微妙与崇高。经验不仅是想象的泉源，她也是坚定我们的信仰与加高我们的热情的火力。全面抗战须全体国民总动员；袖手旁观的是等死，还说什么伟大的文艺？作一分事，便有一分话可说；现在该作的事太多了。写家们！你怎能说出十分的话，而半分事也不去作呢？当你的爱人死去的时候，你晓得什么是悲痛；当你伺候一位伤兵的时候，你明白了什么是英雄。在凄风苦雨之中，你去由战场抬回一位殉国志士的尸身，你便连风之所以“凄”，雨之所以“苦”，也全领略到了。在全民族的苦战挣扎中，事事是前此未有的，事事给予新的印象与刺激；前此一切文章的旧套与陈腔全用不上了，要创作便须在面前的血泪生活中讨取生活；先有了新的生活，而后有创作的新内容与新形式。浮浅的观察是消极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本是无所动于心，怎能写出动心的文字呢？工作产生热情；我相信，不久那些英勇的战士之中必有会写出一些高伟热烈的文章来的。谁写出好文章也值得钦佩，但是写家——以文艺为神圣事工的写家——岂不觉得害羞？忌妒是没有用的，谁作了事谁便有真的感情与真的言语；写不出什么来的只好自怨自惭为何不及时的作些救国的事情。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朋友们，去作点什么！爱国不敢后人，咱们才有话说。否则大时代的伟大文艺却只有那位伤兵的“谢谢”；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而我们所写的将永远不着边际。

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而抗战的事工正自繁多，我们满可以自由来选择与投效。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