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看来,智谋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种政治才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呢?
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人们的聪明智慧可以区别为虚、实、真、假、大、小等各种类型。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介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觉得樗里子很“鬼”,有些小聪明,但是未必称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历史上还有许多被称为明智的人物,结果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佩服的聪明智慧。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国时代的情形是:“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然而结果如何呢?齐、赵、楚、魏难道不是被秦始皇吞并了吗?
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等等都不能照着老子的主张去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殊不知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从这一点来说,后来的《淮南子》却比他们都要高明。
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他所撰的《淮南子》一书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个道理说得很对,他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对群众智慧的赞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释,就是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如果一个人对于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连一些基础的知识也很缺乏,那末,他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智慧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来只有实际知识丰富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能够深谋远虑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比如《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当时的范蠡不但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且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番深谋远虑,就必然会有成就。假若丢掉这个基础,把一切策划都当成诡诈的谋略,那就将弄巧成拙,终不免于失败的结局。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卧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这里说的“天心”,当然只能理解为客观的自然规律。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诌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可见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完全否定任何智谋,这固然不对,但是,过分相信智谋,甚至于依靠智谋,以求出奇制胜,那就更不对了。庄子说过:“智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这两句话如果不把它解释为消极无为的思想,而把它解释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自然规律去做事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题目上来。究竟智谋是可靠的吗?回答是要否定一部分,也要肯定一部分。任何片面的极端化的命题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