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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

《枕草子》中有一段写的是“不相配的东西”:

不相配的东西是:头发不好的人穿着白绫的衣服、鬈发上戴着葵叶、很拙的字写在红纸上面。

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月亮很是明亮的晚上,遇见敞篷大车,而这车又是用黄牛牵着的,这很不相配。……

年老的男人睡得昏头昏脑,还有长着络腮胡子的老人抓了椎树的子尽吃。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吃着梅子,做出很酸的样子,看去都是不相配的。

身份低的女人,穿着鲜红的裤子。但是近来,这样的人却是非常的多。

《枕草子》为日本清少纳言所作,其时一条天皇在位,清少纳言是宫中的女官,她随手写下事与思,后来成为日本文学的经典。曾有一部电影名为《枕边书》,即是《枕草子》的异译,主角却是一位模特,这位由邬君梅扮演的日本模特在东京、中国香港,在浮华的都市中阅尽阴郁狂暴的欲望和激情;她写着自己的《枕草子》,而清少纳言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从明亮深远的童年传来。

——这恐怕也是“不相配的东西”,《枕草子》与20世纪末是不相配的,人的心和人的眼都不复有那种微妙的尺度感,现代的美学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不和谐、不相配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使我们注视某种“东西”。

清少纳言的时代是中国的北宋初年。我的一位朋友宣称,他的梦想是活在宋朝,我估计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时代,那时大宋王朝由一批哲学家统治,这几乎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间的唯一一次实现。只可惜这些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诗人,而在“理想国”中,诗人是该被驱逐出境的。可见人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理想很难完美无缺地 实现。

在包拯、杨家将和潘仁美的宋朝之外,还有一个宋朝。那是中国文明的正午,古代中国在此前此后都不曾像宋朝那样接近“现代”,文明的花正放,富丽端庄。相比之下,《枕草子》中同时的日本就更像唐朝,清简质朴,花上犹带朝露,即使宫廷生活也见不到森严幽深,倒像家常日子里的大观园,和乐贞静。

《枕草子》本就是“唐风”遗韵,周作人即曾指出其“模仿唐朝李义山‘杂纂’的写法,列举‘不快意’‘煞风景’等各事,以类相从,只是更为扩大,并及山川草木各项,有美的也有丑的,颇为细微”。

——闲读《枕草子》,每觉妩媚可喜,以为中国古文中或无类似章法,比如《怀恋过去的事》:

怀恋过去的事是:枯了的葵叶;雏祭的器具;在书本中见到那些夹着的二蓝以及葡萄色的剪下的绸绢碎片;接到的当时曾十分相好的人的信札,在下雨觉着无聊的时候,找出来看;去年用过的蝙蝠扇;月光明亮的晚上;这都是使人回顾过去,很可怀恋的事。

再比如《高雅的东西》:

高雅的东西是:穿着淡紫色的衵衣,外面又套了白袭汗衫的人;鸭蛋;刨冰里放上甘葛,盛在新的金碗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积满了雪;长得非常美丽的小孩子在吃着草莓。这些都是高雅的。

——现在,听了知堂老人的话,翻出李商隐《杂纂》来看,方知如此章法咱们“古已有之”,即如上引《不相配的东西》,在《杂纂》中就有《不相称》条:

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

后三条一千多年后还是“不相称”,一望可知,毋须辞费。倒是“穷波斯”何以就“不相称”了呢?一个波斯人,看上去却穷,这在唐人眼里难道非常怪异?

在遥远的唐朝,人常有奇遇,比如于寂寞的旅途中偶遇抱病垂危的波斯商人。有一人,不知他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知道他名叫李灌,性情孤静。有一天他乘坐的客船靠泊在荒僻的岸边,岸上一间茅棚,茅棚里躺着一个人,波斯人。李灌从他深陷的碧蓝的眼睛、虬曲的须髯断定他是波斯人,一个“穷波斯”。波斯人病了,他将孤独地死于异乡。这时一个名叫李灌的人来到他的身边,每天喂他喝下米粥,然后,李灌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目光温润安详。

几天后,波斯人要死了,濒死的波斯人伸出苍白的手指着身下的黑毡:“珠子——”

是的,一颗硕大的珠子。当李灌移开波斯人的尸体,他看到那张破败的黑毡似有微光溢耀,珍珠就缝在黑毡之中……

合上棺板之前,李灌静静地看着波斯人,目光依然温润安详,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珠子,珠子浮动着雾一般的银光,他合起手掌,把手伸向波斯人微张着的嘴,然后,又把手在眼前摊开,手里什么都没有了,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

这个名叫李灌的人站在船头,他看着岸边的那棵小树,小树下埋着波斯人,波斯人的嘴里含着珍珠,小树越来越小,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灌。

——这个故事出于《独异志》,载于《太平广记》。我对这个故事的重述是有感于相逢于天涯沦落的古典情怀,而当这个故事在唐人口头传播时,他们其实也在传达一个明白无误的消息:即使是“穷波斯”,他的身上也必有你意想不到的宝物。

李灌的故事只是围绕着这个消息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比如又有一人名李勉,这回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故事传开时他已是司徒—— 一个大官,但故事发生时他还仅是刚卸任的县尉。那是开元初年,玄宗在位,李勉也在旅途中遇到一个老病垂危的“穷波斯”,怜而恤之,让他搭船前往扬州。半路上,波斯人死了,临死前同样以珠相酬,这一次的珠子比李灌那颗更为贵重,乃波斯“传国宝珠”,“价当百万”。和李灌一样,李勉也把这颗珠子放回波斯人口中……

所以,当李商隐断定“穷波斯”“不相称”时,他表达了唐人的普遍常识。医生应该精神矍铄,而不该像个痨病鬼;相扑手应该胖大魁伟,而不能如精瘦的鼓上蚤;当然新娘子应是窈窕淑女,而不应大腹便便;同样,来自远方的波斯人也应该富,而不应该穷,这就是世界的秩序,是知识。当然世界与它的秩序、生活与关于生活的知识之间常有不相称,这就需要予以矫正,就要讲故事,比如我们得知,“穷波斯”的大腿中可能藏有宝珠,于是“不相称”终于还是“相称”了。

在李勉的故事里,波斯人“抽刀决股,珠出而绝”——随着鲜血迸溅,一颗璀璨的珠子自腿上的伤口中滚落,这种惨酷而隐秘的藏珠方法在唐人小说中时有所见,且多行于胡人之间。当然,如果不幸碰上硬点子,藏在哪儿也没用。武则天当朝时,一胡人从和尚手里重价购得一枚珠子,那珠子不过拇指大小,微青,和尚本来不以为贵,现在被人家当宝贝一样买走了,想来想去,大概越想越觉得吃亏,竟一个小报告打到了武则天那里。胡人被捕,官府令他交出珠子,那胡人答道:“已被我吞下肚去了。”谁知官府一拍公案,喝令衙役给他开膛。胡人一看不是事,只得讨一把刀,自己从腿上把珠子剜出来,我估计也没人给他打麻药。

——“波斯”本是今之伊朗,但在唐时也泛指胡人。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南洋诸岛的外国人,那些佶屈聱牙的国名我们记不住,又没学过世界地理,记住了也还是不知他到底从何而来,所以笼而统之,都叫“波斯”,盖因当时的波斯执中外贸易之牛耳,扬州城中,遍地“波斯胡店”,富商巨贾,手笔豪阔,国人为之侧目。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坚定地认为,凡外国人都有钱,“穷波斯”不相称,“穷老外”也不相称——这也是我家楼下李大爷的看法。李大爷的修鞋摊上时有洋人光顾,李大爷捧一双船一般的大鞋,细针密线修补妥帖,然后看着洋人远去,就喝口茶,叹道:“这老外真是,越有钱越抠门啊。”

老爷子的智慧通常是渊源有自,难以辩驳。比如现在,我就得知,李大爷千年之上还有一位李商隐,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一脉相承。当然,李大爷论证“老外”之富有只有一个简单实用的尺度:钱。而在李商隐的时代,“胡人”的财富却不能以金银或钱币衡量,这些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他们之富有超出了我们平庸、日常的经验,只能付诸想象,而想象将指向某个超现实的表征,比如珍珠。唐人小说中,惊世骇俗的珍珠大多来自胡地,经历了万里波涛而流落中土,它们往往有神奇的魔力,这种魔力在沉睡,等待着被一个胡人唤醒。

——那位险些被开膛破肚的胡人后来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武则天老佛爷把那枚珠子拈在指间迎着阳光左看右看,看了半晌,说:“也没什么名堂嘛,你花那么多钱买来做什么?”那胡人已晓得厉害,不敢不照实答话:“小的家乡有个大湖,湖里有无数的珍珠宝贝,只是满积淤泥,捞不出来,只要把这珠子扔进去,泥马上就变成清水,宝贝一网一网只管捞。”

当然,他再也别想得到他的珠子了,那颗神奇的珍珠从此藏于深宫,据说唐玄宗时还有人见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也许被哪位宫女镶了首饰。

珍珠在唐朝大概相当于18和19世纪英国人眼中的钻石,是神奇的财富,也是危险的财富。它远比金银和钱币贵重,却不像金银和钱币那样可以理解、稳健牢靠,它是脆弱的,像阳光下的气泡。总有一天,你的家门口会出现几个形状诡异的胡人,他们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你假地烛子,埋不埋?”——这场面像威尔基 · 柯林斯的《月亮宝石》,届时,宝珠将离你而去,重返故乡。

珍珠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有如人世的浮华。

——所以,清少纳言写道:“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她在如雪的纸上写下这行流丽的字,那时是深宫的深夜,华贵酣沉。

而很多年后,清少纳言老了,她又回到京都,贫病交侵,孑然一身。在下雪的日子,又有凉薄的月光照到庭前,她也许会忆起,多年前,在红烛高烧的夜里,她写过的《不相配》。 TzJeslB/3O3YY9qy1GaGjmcn5FQNJYIoE2dTjbvsAsmbuoF38uih/YWRqQsx2H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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