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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乱世，士人心态最可玩味。这一时期的士人心态，常被称为“魏晋风度”，也正是《世说新语》存留了魏晋风流的大量资料，其中描摹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走卒贩夫，一个个气韵生动，血肉饱满。而其所呈现出来的器度风采，更是让人心折，不胜向往。真名士自风流，要么德性出众，堪为言行示范，要么敏捷颖悟，让人击节赞赏，要么雅量高致，器量宏阔，要么豪爽放达，天真率性，要么放浪形骸，逍遥洒脱。他们为人所称道，要么是因为“赏誉”，要么是因为“企羡”，也有因为人物“假谲”、“排调”、“自新”、“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等，由于真情流露而觉其可爱，他们也为人所“轻诋”，为人所“规箴”，为人所不喜。这些人物的表现也都是魏晋风度。
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的惹人喜爱，而不曾认知这些人物背后的隐忍和苦闷。“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倜傥不羁，不拘小节，出离尘世之外，放浪形骸，他们纵情酣畅，做竹林之游，然而他们越是显得潇洒，他们的心底或许就越愤懑和郁结。洒脱磊落如阮籍，世道昏乱，才华横溢，然而政局黑暗，竟然难以实现抱负，其胸中块垒，只能以酒浇之，其无能为力，也只能做穷途之哭，其愤懑不平，也只能傲视礼法，故作放达，但其坦荡磊落，却是难能可贵。政治倾轧，党争剧烈，才不能用，只好转向山水之间，这是大多名士才有所体会的“暗伤”。
所谓名士，出名就非常重要。要想成名，就要会清谈，大多名士都是才思敏捷，辞藻华丽，往往言语一番，就能成名天下，如殷浩擅长“四本论”，无论什么话题，只要沾上“四本”，几乎都不能与其匹敌，而这些除了“献酬群心”，似乎并无大用，王衍为清谈领袖，官至太尉，乱天下者正是此人，王子敬为王氏兄弟中最为出众的一个，在任时，却不知所任何职。名士大多出自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又如陈郡谢氏，竟然有人以谢安是否出仕，来预测晋祚夭寿。如果没有名士来甄别，出名也是很难的，如王武子的叔叔，常被认为痴傻，王武子不知家有名士三十年，向武帝说明后，才得以扬名。
名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取才的标准。两汉时，多从举孝廉入仕，曹魏时，陈群有“九品中正”，极其重视声望令誉。是否能量才任用就取决于选官，如山涛人称“山公启事”，被认为有识人之明，但还是看错了王衍，又如谢万本是名士，后来担任将军，最后大败，阮籍有“阮步兵”之称，不见得是褒誉之辞，阮咸精通音律，号称“神解”，却被“谙解”荀勖所排挤。可见名声、才华与是否适任，关系并非那么简单。
名士虽有令誉，但也有瑕疵。成名往往一两次清谈，或耆宿的识鉴，又或出自世家大族，考察并不全面，难免有名实不副的情况出现，如陆机，为东吴名门之后，又有才名，再经张华评断，立即声名大振，在八王之乱中，领军二十万，兵败被杀，这是才能不符。又如王子敬，在兄弟中最有名声，谢安与王羲之也都夸赞过，其以贵骄人，傲慢无礼，又不敬舅父长辈，这是品德不符。由此来看，宗族兄弟之间不睦，如曹丕曹植兄弟相残、司马八王之乱；政治倾轧频繁，如桓温废了殷浩、桓玄逼死殷仲堪；权臣多有不忠，如王敦、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桓玄之逆，乱世之中，只重虚名，品性、才能均不堪重任，却仍委以方州，寄以国祚，乱象频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世说新语》打开了一个窗口，魏晋士人的风貌得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也为读者在对魏晋风流的向往和对名流的回味、体会之余，提供了一面镜子和一些思考：乱世之中，何以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