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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火连绵。先有黄巾起义、董卓祸乱朝廷，后有诸侯蜂起，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很快又被司马氏一统天下，时间不长，司马氏同室操戈，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迅速崛起，又迅速消亡，乃至山河破碎，百姓飘零，天下已经大乱。
这一时代的思想状况，儒学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开始崩塌，道家思想进入魏晋玄学阶段，佛学传入，首倡“六家七宗”。两汉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的儒学已经披上了阴阳家、法家以及方术家的外衣，宗教神学化的谶纬开始出现，儒学不再能维持社会稳定。价值与信仰的缺失，使人们在道家那里找到了慰藉，人们争相发挥老庄，谈论“有无”，玄想于现实之外，名士以谈论老庄，雅擅风流，而荷天下重名，从而被寄予苍生之望。这时的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土，并袭取道家语言，借社会状况，阐扬自家义理，和尚们也熟谙名士风流，跻身上流，得以影响社会上层的精神走向。总的来说，儒学在这一阶段黯淡了，玄学成为一时之竟，佛学开出了“六家七宗”，这几家思想都蕴藉着深厚的潜力。
思想状况关联着社会风气，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矛盾多变。从曹魏正始年间开始，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发挥老庄，首倡“贵无”，在社会现实问题上，主张“名教本于自然”，即礼法制度的基础是“自然无为”，表现为儒道之间的调和，这一时期的士人不再尊奉儒家名教，纷纷游心于玄外。竹林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非毁礼法，扬弃名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更多的人在发挥老庄，任情放纵的路上走得更远。元康时期，裴頠“崇有”，郭象“自生”。竹林风气主张性情之自然，反对繁文缛节的拘碍，竟然导致礼法与社会秩序被破坏，人伦崩毁，羞耻全无，不再修养品行节操，竟然形同野兽。裴頠树立《崇有论》，认为万物根基于“有”，不是虚无，开始巩固伦常，提倡有为，排斥性情之自然。郭象注《庄子》，认为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自然即本性，率性即逍遥，因此“名教即自然”，礼法符合人情本性。因此庙堂之上不异林泉之侧，市井之中也能高卧东山。从何、王“贵无”，到裴頠“崇有”，再到郭象“独化”，乃至后来张湛的“重玄”，都想要安顿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短时间内社会风气的冲突与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