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不是狄更斯文学遗产中的主要部分，除了《圣诞欢歌》等少数几篇，也几乎很少有人提及；这并不奇怪，狄更斯一生写了将近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脍炙人口，盛誉不衰，它们的光辉掩盖了他的其他成就。但是狄更斯是从特写和短篇故事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他的长篇小说也往往是一些短篇的汇集，即使不然，作者有时也喜欢插入一些短篇故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情节和结构的完整。此外，狄更斯办过两份杂志，这使他不得不时常写些中短篇小说，他又爱好圣诞节，每年到这时候总要写些应景文字。这种种原因使狄更斯一生写了不少特写和短篇故事之类的作品，它们构成了狄更斯文学遗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美学追求和艺术造诣。无论就创作方法和批判精神而言，它们与他的长篇小说都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有些批评家在有意无意之间，贬低了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认为这是他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衰退的表现，似乎狄更斯在主持两份期刊的编辑工作中强调趣味性的主张已直接危害了他的创作实践。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狄更斯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强调趣味只是在思想内容已确定的前提下，单纯从创作技巧这个角度讲的。这种观点实际是所有小说家一贯的主张，它无非是贺拉斯“寓教于乐”的理论的继续，也是文学作品向创作实践必然提出的要求。狄更斯只是沿着这条古老的道路，要求有志于创作活动的年轻人必须牢记这条简单的原则，应该写得有趣一些，写得引人入胜一些而已。事实上，尽管狄更斯喜欢设计一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有时甚至不惜故弄玄虚，有时还要玩弄一些小聪明，搞些文字游戏，而有些狄更斯式的幽默也往往只是逗人一笑，并无深刻的含义可以追究，然而从整体说来，狄更斯的每一篇作品从来不是为趣味而趣味的产物。

狄更斯总是怀着强烈的社会热情写作的，不论什么作品，在他的笔下，都会变成对当时英国的专制官僚体系，对唯利是图的贵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和批判。例如，《一个穷人谈专利权》表面上只是埋怨申请专利的烦琐手续，实际它的矛头却指向了当时英国机关重叠、人员臃肿的整个官僚制度。《走进上流社会》虽然形式有些怪诞，像一幅漫画，却借一个小人物之口，对整个上流社会和宫廷贵族发出了愤怒的谴责。《马格比的小堂倌》这一篇著名的小故事，谈的只是一个车站上的小小饮食店，但它的锋芒却指向了整个英国社会和制度。有些作品虽然看似无关大局，狄更斯有时却会把笔锋突然一转，展开政治性的讽刺和批判。例如，《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本来只是一个流动小贩在信口胡诌，他却忽然提到了所谓“高等小贩”——议员、政治家、传教士、精通法规的辩护士等一切靠耍嘴皮子过活的人。那位小贩说：“我得宣布，在大英帝国所有的职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首先就是小贩……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特权？为什么我们非得领取小贩执照不可，政治贩子却从来不需要执照？我们与他们有什么不同？除了我们是下等小贩，他们是高等小贩以外，我看不出我们有哪一点比不上他们……谈到高等小贩自吹自擂、骗人上当的伎俩，我们只能甘拜下风。”在《咧咧破太太的公寓》中，狄更斯顺便对议会开会作了挖苦，在《咧咧破太太的遗产》中，又对当时英国火车的状况作了抨击，对群众只有掏钱的份儿、无权过问它的一切表示了不满。在《此路不通》中，那位资产阶级市侩奥本赖泽突然发表了一篇祝酒词，对英国大唱颂歌，认为英国的法律已把“正义的永恒原则与英镑、先令和便士的另一永恒原则融为一体，可以把它应用于一切民事纠纷，从损害一个人的荣誉起，到损害一个人的鼻子为止！你糟蹋了我的女儿，好，若干英镑，若干先令，若干便士！你朝我脸上一拳，把我打翻在地，好，若干英镑，若干先令，若干便士！”可以说，这一切都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只是狄更斯的“神来之笔”，然而它们却发人深省，狄更斯也正是以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发泄了他对社会的不平之鸣。

狄更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总是力图在他的作品中宣扬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理查·双狄克的故事》便是这样，他在这里鼓吹了民族间的和平友爱。在《某某人的行李》第二章中，他又颂扬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爱。当然，这一切只是狄更斯的理想，在现实中并无基础，因此正如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一样，这些人物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狄更斯本人也早已意识到这点，因此在1852年写的《穷亲戚的故事》中，他已不得不承认，在爱和友谊这人道主义的两个主要方面，他的理想只是空中楼阁，理想与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他只是出于自己的社会热情，不得不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呼吁。然而在狄更斯立足于现实的时候，他还是在自己的小人物身上，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如有关咧咧破太太的两篇故事便是这样。这个咧咧破太太和她的朋友杰米·杰克曼曾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人物尽管有各种缺点，显得固执、迂阔，还有些狭隘，然而他们的心却是善良的，对人充满了同情，与上流社会的人物截然不同。这类小人物，包括马利高德大夫和那个忠于职守的信号员（《信号员》），实际都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人道主义者，也是英国真正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与别人合写的，在他主编的两份刊物一年一度的“圣诞专号”上，他也总要单独或与别人合作编写一些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没有共同的情节，但是却有一个总的框架，形式有些像《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因此虽然在一个总题目下分成了各章，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这是读者要注意的一点。

本集各篇均按写作年代排列，现简单说明如下：

《一个穷人谈专利权》最初发表于1850年。《穷亲戚的故事》发表于1852年的《家常话》。《理查·双狄克的故事》发表于1854年的《家常话》“圣诞专号”，系《七个穷旅人》中的一篇，《七个穷旅人》讲七个穷苦的旅人在圣诞节会集在一家客店中，于是各人讲了一个故事。这组文章除开端和结尾部分外，狄更斯只写了这一篇，这是第一个旅人讲的故事。

《走进上流社会》发表于1858年的《家常话》，系总名为《出租房子》一组小说中的一篇。这组小说按照狄更斯的设计，是环绕一所出租房屋展开的，因此《走进上流社会》便从那幢所谓出租房子讲起。在这组小说中，狄更斯只写了这一篇，其余为威尔基·柯林斯等所写。

《跟踪追击》最初发表于1859年的《纽约纪事报》上，系应该刊物的要求写的，后来又转载于1860年11月的《一年四季》上。这个故事看似不可信，但据说倒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这个真人便是托马斯·韦恩赖特（1794—1852），当时的一个艺术评论家，曾伪造证件，用砒霜把人害死，然后侵吞人寿保险赔偿金。罪行暴露后，这人被判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死在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谋财害命的事当时在英国已屡见不鲜，以致1851年英国还通过了法律，对砒霜的出售实行各种限制。总之，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并不全是狄更斯虚构的。

《某某人的行李》发表于1862年《一年四季》的“圣诞专号”上。在这里狄更斯以幽默的笔触创造了一个著名的茶房的形象，在谈到这个人物时，作者自己也认为他“非常有趣”。作品发表后立刻赢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成为狄更斯最著名的短篇之一。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两个故事与茶房的故事在情节上并无联系，写作手法也不同，但同样属于狄更斯的手笔，尤其是第三章实际是象征性地提出了天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遭遇问题。

《咧咧破太太的公寓》和《咧咧破太太的遗产》分别发表于1863年和1864年的《一年四季》上。小说发表后，立即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兴趣。狄更斯在一封给威尔基·柯林斯的信中，曾谈到《咧咧破太太的公寓》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使《一年四季》的“圣诞专号”一下子售出了二十二万份，咧咧破太太的名字也不胫而走，成了伦敦城中家喻户晓的人物。

《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发表于1865年的《一年四季》，这也是狄更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狄更斯本人很喜欢这篇小说，尤其是那个流动小贩的形象，后来这部分内容成了狄更斯时常朗诵的材料之一。

《马格比的小堂倌》和《信号员》均发表于1866年的《一年四季》，它们同属于《马格比车站》这一组小说，那是狄更斯与一些青年作者共同创作的，他本人写了四篇故事，《小堂倌》和《信号员》是最成功的，尤其是《小堂倌》。小说发表后，小堂倌的形象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使刊物的销售量达到了最高记录，据说超过了二十五万份。促使狄更斯写这短篇的是他在英国马格比车站饭店中遭到的不礼貌待遇，正如故事中所写的，当时店里的女招待对他不理不睬，他正想自己动手取糖和牛奶时，却遭到了吆喝和奚落，并引起了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堂倌的大笑。狄更斯经常出外旅行，对英国饭店对待顾客的粗鲁态度有不少体会，因此故事中所讲的，当然不限于这一件小事。

《此路不通》发表于1867年的《一年四季》“圣诞专号”上。这个中篇小说是由狄更斯设计后，由他和威尔基·柯林斯共同执笔的。为了刺激读者的好奇心，狄更斯故意不让人知道哪一部分是谁写的，当时他在盖茨山别墅的卧室中放了两张桌子，他和柯林斯便在那里一起写作，随时互相商讨补充。据说，仅“序幕”和“第三幕”完全由狄更斯执笔，“第二幕”主要由柯林斯执笔，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在“第二幕”中也显然带有狄更斯的风格。因此可以说，这个中篇几乎是分不出彼此的两人的集体创作。

本书根据《狄更斯文库》（伦敦教育图书出版公司）的第14卷及第16卷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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