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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中有人也许认为，我写的那位年轻人是个病态、狂热、发育不良的主儿，是个面色苍白的空想家、骨瘦如柴的痨病鬼。不，相反，那时的阿辽沙是个身材匀称、面色红润、目光明亮、体魄健壮的十九岁小伙子。甚至可以说，那时他长得很英俊，体态优美，中高个儿；棕色头发，脸形端正，尽管呈稍稍偏长的椭圆形；一双眶距较宽的深灰色眼睛奕奕有神；他十分好深思，显然也十分沉着。也许有人会说，脸色红润的人照样能陷入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可我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任何人更贴近现实主义。哦，当然，在修道院里他对于种种奇迹深信不疑，但我认为奇迹从来难不倒现实主义者。促使现实主义者产生信仰的不是奇迹。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信神的话，总有勇气和办法不相信奇迹；即使奇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他宁可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器官，也不承认这是事实。如果承认，也只承认那是一种自然的、不过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的事实。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并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产生奇迹。一旦现实主义者接受了信仰，那么，正是根据他的现实主义他一定也得承认奇迹。使徒多马宣称，若非亲眼目睹他就不信；及至看到以后，才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是奇迹使他相信的吗？很可能并非如此，他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他愿意相信，也许，他在说“我非看见……我总不信”时，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信了。
也许有人会说，阿辽沙生性迟钝，智力没有得到开发，中学未曾毕业，等等。他没有完成学业，这是事实；但说他迟钝或愚笨，那就太不公平了。我只想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他走上这条道路，仅仅由于当时只有这条路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心灵挣脱黑暗，奔往光明的理想出路。您还得加上一点：他部分地已经是当代青年，也就是说，禀性正直，渴求真理、寻觅真理并且信仰真理，而一旦有了信仰，便切盼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切盼迅速干一番大事业，为此必定愿意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不幸的是，这些青年并不懂得，在很多情况下，舍身也许是所有的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而从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中拿出五六年来埋头苦学，做点学问，哪怕只是为了十倍地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为他追求的真理服务，为他心向往之并且引为己任的大事业服务，——这样的牺牲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几乎完全做不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
阿辽沙选择的是一条和大家相反的道路，但他也同样渴望迅速建功立业。他经过认真思索，刚一确信灵魂是不灭的，上帝是存在的，随即很自然地对自己说：“我要为灵魂不灭而活着，决不接受折中式的妥协。”同样，设若他认定灵魂无法不灭，上帝并不存在，那就马上去加入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个劳工问题或所谓第四等级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无神论问题，是无神论在当代的表现以及恰恰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比伦塔
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阿辽沙认为，继续像原来那样生活简直是奇怪和不可能的。圣经上写着：“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舍掉你所有的……跟从我。”
阿辽沙则对自己说：“既然要舍掉‘所有的’，我就不能只舍掉两卢布；既然要‘跟从我’，我就不能只去做晨祷。”也许，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中保存着关于我们城郊那个修道院的某些印象，他母亲可能带他去那里做过晨祷。也许，他那害“鬼号病”的母亲把他捧向神像的情景和夕阳的斜晖也起了作用。阿辽沙若有所思地来到我们的小城，也许纯粹为了看一下：这里果真值得他舍掉“所有的”，还是只可舍“两卢布”，于是——在修道院里遇上了那位长老……
前边我已经说过，这位长老就是佐西马长老。在此本该费一些笔墨总的介绍一下我国修道院里的“长老”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本人自知在这方面才疏学浅，把握不大。不过，我还是想试试用不多的篇幅作一些肤浅的概述。
首先，根据专家权威的见解，长老的出现和长老制的设立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仅仅是不久以前的事，甚至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整个信奉正教的东方，尤其是西奈
和阿索斯山
，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有人认为，在遥远的古代，我们俄国也曾存在或者势必存在过长老制，但由于俄国迭遭灾难，鞑靼入主，内乱频仍，君士坦丁堡陷落
后与东方的传统往来中断，这一制度在我国被遗忘了，长老就断了代。自十八世纪末叶起，长老制由帕伊西·维利契科夫斯基（人称“伟大的苦行者”）及其门徒在我国重新建立，但是，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至今设置长老的修道院仍然不多，有时这做法甚至还被当作在俄国闻所未闻的怪事而遭到排斥。在我们俄国，长老制在一座著名的荒野隐修院——科泽尔斯克的奥普塔修道院——特别取得成功。我们城郊那座修道院的长老制是在什么时候、由何人引进，我说不上，只知道那里已先后有过三任长老，佐西马长老是最近的一任，他因体弱多病也快要死了，可是由谁来接替他还不知道。这问题对我们的修道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修道院迄今为止并无其他出名的理由：那里既没有圣徒的骸骨，也没有会显灵的神像；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传说把它和我国历史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历史功绩和对祖国的贡献可以记在它的账上。该修道院香火鼎盛、名扬全俄，正是由于它的历任长老的缘故，朝圣者成群结队、不远千里从俄国各地纷纷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长老的仙颜，聆听长老的教诲。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老呢？长老就是能把你的灵魂、你的意志纳入他的灵魂和意志的人。一旦选定了长老，你就不再有自己的意志，自愿舍弃一切，完全交与长老，由他做主。受戒者自愿接受这种考验，接受这种可怕的试炼，希望在长期的考验之后战胜自我、控制自我，直至通过终生修炼最后能达到完全自由即不受自身制约的境界，免蹈一辈子始终未能找到自我的那些人的覆辙。
这一制度，即设置长老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而是在东方从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对长老的义务并不是一般的“修炼”，这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是向来就有的。凡立志受戒者必须永远向长老忏悔，施戒者与受戒者之间有不容破坏的师徒关系。
例如，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的古代，据说有这样的一名见习修士，有一次他没有完成长老给他布置的某项修炼课业，便离开长老和修道院远走他乡，由叙利亚前往埃及。他在异国经过长期的苦行，由于功业卓著，最后称得上历尽磨难，殉道以终。当教会追认他为圣者、为他举行葬礼时，随着执事发出“非我教徒，一律退出”的一声喊，突然，——棺材连同里边殉道者的尸体拔地而起被扔出教堂，如是者竟达三次之多。后来才知道这位受难的圣者曾经违背绝对服从的誓约，离开了自己的长老，而未经长老许可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即使功业卓著亦不例外。直到那位长老被请来解除了他的誓约，他的安葬仪式才得以圆满结束。
当然，这一切只是古老的传奇，然而也有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一个事例。
我国当代有一位教士在阿索斯山隐修，他从自己心灵深处喜爱这个神圣、宁谧的安身之处；忽然，他的长老吩咐他离开阿索斯山，先上耶路撒冷朝拜圣地，而后返回俄国，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去。“你应该到那里去，而不是待在此地。”教士震惊和伤心之余，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普世牧首，恳求解除他的誓约。可是，正教世界的这位最高主宰回答他说，一旦长老规定了他必须服从的义务，不但作为总主教的普世牧首无法解除他的誓约，而且全世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权力能解除这种誓约，只有那位长老本人才有此权力。
由此可见，长老拥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限制和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如此，长老制在我国许多修道院起初遭到排斥，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长老们旋即开始受到民众的高度敬仰。比如，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来觐见长老的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显赫的贵人，为的是匍匐在长老脚下，向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痛苦，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长老指点迷津。见此情景，长老的反对者们在提出其他种种责难的同时还叫嚷道，忏悔的圣礼被轻率地恣意庸俗化了；其实，见习修士或在家人不间断地向长老倾诉自己的心事，根本不是作为圣礼仪式进行的。然而，结果却是长老制站稳了脚跟，并且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得到确立。这种经过千年考验的工具使人获得新生，由精神奴役向自由和道德完善升华；诚然，它也可能变成一件双刃利器，把某些人不是引向温顺和完全的自制，相反，会引向十足魔鬼式的傲慢，换言之，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锁链。
佐西马长老时年六十五岁上下，地主出身，少壮时当过军人，曾作为尉官在高加索服役。毋庸置疑，他以自己心灵的某种特殊素质征服了阿辽沙。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室内，因为长老十分喜欢他，所以收他为入室弟子。必须指出，阿辽沙那时虽住在修道院内，却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走出修道院去任何地方，哪怕整天不回去也行；如果说他身穿修士的长袍，那也是自愿的，为的是在修道院里不显得与众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从他的长老身上不断放射出来的力量和荣耀之光，对阿辽沙年轻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佐西马长老，许多人说，这么多年凡是来向他忏悔、渴望他提出忠告、企盼他用良言治心病的人，他从不拒之门外；他纳入自己心中的衷曲、隐痛、自白如此之多，到后来已练就一种明察秋毫的本能，他只要对来求见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能猜到那人抱着什么目的而来，需要什么，甚至能猜到是什么样的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有时不等来者开口，长老对他心中的秘密已了如指掌，使来者感到诧异、困惑乃至惊慌。
阿辽沙注意到，许多第一次来求长老单独谈话的人，进去时惶恐不安，而出来时的神情几乎总是豁然开朗，即使满面愁容，也会变得喜气洋洋。还有一点也使阿辽沙异常心折，那就是：长老绝不严厉，相反，他对人的态度向来近乎欣悦。修士们谈到长老时常说，他最牵挂的恰恰是罪过较重的人；谁的罪孽最深最重，他对谁倾注的爱也最多。即使到了长老行将下世的残年，修士中也还有一些憎恨他、忌妒他的人，但为数已经很少，而且他们保持沉默，尽管其中有几位在修道院里地位十分显要，如年事最高的修士之一便是，此人以缄口默修和斋戒谨严著称。但毕竟绝大多数人无疑是拥护佐西马长老的，其中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全心全意、热烈而真诚地爱他，某些人对他的好感几乎带有迷信色彩。后面那些人干脆说（不过并非大声宣布）他是圣者，认为这一点已毫无疑义，他们眼看长老即将谢世，甚至预料立即会有奇迹显现，修道院亦将由于藏有圣者的遗骸而在不久的未来享有非同小可的光荣。
对于这位长老神奇的力量，阿辽沙也绝对相信，正如他绝对相信棺材飞出教堂的故事一样。他见过许多人带着病孩或有病的成年亲属前来，求长老把手按在他们头上，为他们做祈祷，而这些人不久便又再来，有些甚至第二天便来跪在长老面前，热泪滚滚地感谢长老治好了他们亲人的病。
究竟是确实治好了，还是病情仅仅自然而然地有所好转，——对于阿辽沙来说这不存在问题，因为他已完全相信他的师父的精神力量，连师父的荣誉也好像是他自己的胜利。那些平民百姓中的香客从俄国各地专程前来，守在修道院大门口等候接见，以便瞻仰长老的慈容并得到他的祝福；每当长老出来与人群见面时，阿辽沙的心总是颤动得特别厉害，而且他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那些老百姓在长老面前纷纷趴下，热泪纵横，吻他的脚，吻他站着的地，放声大哭；妇人们捧着自己的孩子向他递去，也有的把患病的“鬼号婆娘”带到他跟前。长老跟他们交谈，为他们念一段简短的祷文并加以祝福，然后让他们离去。近来，由于连连发病，他有时变得十分虚弱，几乎连迈出修室的力气都没有，于是香客们便在修道院内等上几天才得见他出来。他们为何这样敬爱长老，为何一见他的面便匍匐在他脚下感激涕零，——在阿辽沙看来，一概不成问题。哦，他十分清楚地懂得，俄国老百姓饱尝劳累和忧患之苦，尤其是一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一贯身受自己的和人世间的罪过折磨，他们最大的需要和安慰莫过于目睹一件圣物或一位圣者，对之匍匐膜拜。
“如果说我们周围是罪过、不义和诱惑，那么地上某处终究有一位圣者贤人；他那儿有公道正义，他知道真理；这就是说，真理在地上不会消亡，那么它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们身边，像预言所许诺的那样统治整个大地。”
阿辽沙知道这正是人民心中的感受，甚至知道他们正是如此思考的。对此他能理解，而长老在人民心目中正是这样的圣者并且保存着上帝的真理——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半点怀疑，和那些痛哭流涕的劳苦汉子一样，和他们患病的老婆一样，和那些把孩子捧向长老的妇人一样。阿辽沙心中可能比修道院内任何人更加坚信，长老圆寂后将给修道院带来殊荣。总之，最近一个时期，似乎有一种深藏在内而又如火如荼的欣喜在他心中燃烧，其势越来越旺。至于这位长老毕竟只是他面前独一无二的例子，阿辽沙却毫不在意。
“这不打紧。他是神圣的，他心中藏着能使所有的人获得新生的秘密，藏着最终将在世上确立真理的那股伟力，那时人人都是圣贤，都将相亲相爱，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真正的基督王国也就来临了。”
这便是阿辽沙心向往之的梦想。
两位兄长的到来给阿辽沙的印象似乎十分强烈。在这以前，阿辽沙对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与异母的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比跟同胞的次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相互熟悉得更快，也更为接近，尽管伊万先于德米特里来到我市。阿辽沙渴望了解胞兄伊万，然而，伊万已经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他们也没少见面，可还是没能彼此接近。阿辽沙自己话也不多，他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有些难以为情似的。虽然阿辽沙曾暗暗察觉胞兄伊万起初常以好奇的眼光对他注视良久，但很快就好像对他毫无兴趣了。阿辽沙注意到这一点，多少觉得有些窘。他把胞兄的冷淡归因于他俩年龄上、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上的距离。但阿辽沙也有另一种想法：伊万对他如此漠不关心，可能由于阿辽沙一无所知的某种原因。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伊万心有所专，专于某一件别人不摸底的重要事情，力图达到某种目标，这目标可能很不容易实现，所以顾不上弟弟，这就是他在对阿辽沙的态度上心不在焉的唯一原因。
阿辽沙还考虑过这一层：那位有学问的无神论者兴许瞧不起他这么个傻里傻气的见习修士吧？（他完全知道胞兄是个无神论者。）若确实是这样，他不能为此怄气，但总是怀着某种自己也莫名其妙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胞兄会愿意接近他。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次兄伊万的看法包含极深刻的敬意，他谈起伊万来特别有感情。近来，一件重要的事情使他的两位兄长结成了颇为密切的关系，此事的全部细节他还是从德米特里那儿了解到的。在阿辽沙看来，德米特里对伊万赞不绝口的评价特别耐人寻味，因为跟伊万相比，德米特里简直毫无知识，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无论人品还是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照，恐怕再也想象不出有哪两个人比他俩更不相似的了。
这一家子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举行了一次会晤，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一个不祥和之家的全体成员在佐西马长老修室内的一次家庭碰头会，因为这位长老对阿辽沙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这次碰头的缘由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正是在那个时候，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与他父亲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之间在遗产和财产账目问题上的分歧，显然发展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两人的关系极度紧张，再也无法忍受。好像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首先提出，而且好像是闹着玩儿出了这么个主意：大家在佐西马长老的修室里集合，即使不求他直接插手，毕竟可以比较体面地谈到一块儿，同时长老的神职人员身份和面子也会起到某种劝解和调停作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未到过长老的居处，甚至从未看见过他，自然认为父亲想利用长老来吓唬他；但由于他自己暗暗责备自己，最近一个时期在与父亲的争端中不少做法失诸过火，便接受了这一安排。顺便指出，他并没有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中，而是单独住在小城的另一端。偏偏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当时正好从国外回来，一听说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主意，立刻抓住不放。这位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一贯拥护思想解放和无神论，他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想开开心，在这件事情上非常起劲。他忽然想瞧瞧那座修道院和那位“圣者”。由于他跟修道院长期以来的争端还在继续，有关两造的领地界限，有关伐木权、捕鱼权等等的官司还一直在打，他立刻把这一点加以利用，托称他本人有意跟院长神父谈谈，看能不能想办法友好解决他们双方的争端。抱着这样善良的愿望去修道院访问，当然会比纯粹出于好奇前往受到更认真、更殷勤的接待。本来，长老因病最近几乎已经不出修室一步，甚至不见一般来访者；但由于米乌索夫放出了那样的空气，修道院内部可能对长老曾施加某些影响。结果，长老表示同意，日子也定了下来。
“谁指定过我充当他们之间的仲裁人？”他只是含笑对阿辽沙说了这么一句。
阿辽沙知道了要举行会晤的事，非常不安。如果说卷入讼争或纠葛的这些人中间有谁认真看待这次聚会的话，那么无疑只有长兄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余的人赴会的动机都不纯，对于长老可以说是大不敬，——阿辽沙明白这一点。胞兄伊万和米乌索夫出于好奇而来，这种好奇心也许是极不健康的；而他父亲的目的大概是作一番小丑式的表演。哦，阿辽沙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对父亲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我再说一遍，这小伙子完全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头脑简单。他等候约定的日期来临，心情是沉重的。毫无疑问，他内心渴望所有这些家庭纠纷能得到解决。然而他最关心的却是长老：他为长老，为他的荣誉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怕他受到侮辱，尤其担心米乌索夫表面上很有礼貌、骨子里相当尖刻的嘲讽，还有博学的伊万那种居高临下、吞吞吐吐的语调，——这一切都是他想象得出来的。他甚至想冒一下险，预先把可能会来的那几个人向长老作一番概述，让他也好提防一二，但经过考虑，还是没说。到了约定日期的前一天，他仅通过一位熟人给长兄德米特里捎了句话，说自己非常爱他，期待着他履行诺言。德米特里陷入了沉思，因为他想不起自己向阿辽沙许诺过什么，于是便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尽全力克制自己不干“丢人现眼”的事，并且说，尽管他对长老和二弟伊万深怀敬意，但他确信这里面要么是对他设下什么圈套，要么是一出不成体统的闹剧。
“不管怎样，我宁愿咬断自己的舌头吞下去，也不愿冒犯你如此敬重的一位圣贤。”德米特里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此信没有给阿辽沙带来太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