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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动笔为本书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之时，心情有点儿困惑。事情是这样的：虽则我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称做本书主人公，可我自己也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大伟人，因而我能预见到读者必然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例如：尊驾所写的那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竟被选作这本书的主人公？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谁知晓此人？此人因何而出名？凭什么要读者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末了那个问题最是切中要害，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您读了这部小说，也许自会明白。”可要是读完小说仍不明白，仍不认为我写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便如何是好？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已经伤心地预见到会这样。在我看来，他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我能否向读者证明这一点，本人极表怀疑。问题在于他可以说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尚未确定、有待澄清的人物。不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以明确求之于人，那也未免奇怪。有一点恐怕大可不必怀疑：那是个奇人，甚至是个怪人。但是，奇也罢，怪也罢，在引人注意这一点上多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人人力图把个别化为一般，总想从千奇百怪的现象中找出哪怕一点点共同之处的时候。而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难道不是吗？
如果读者不同意如上的论点，说“不是这样”或“不总是这样”，那么，笔者在对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看法上倒是比较胆壮了。因为怪人不仅“并不总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而且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上也许还具有整体的内核，倒是其余和他同时代的人全都像遭到狂风袭击似的，不知为何一时间纷纷脱离了他……
其实，我本不想作这一番极其乏味而又模棱两可的解释，干脆免去开场白就写正文算了，读者如果喜欢的话，好歹会把它读完的。但糟糕的是，我虽然只给一个人立传，可要写的小说却有两部。主要的是第二部，那是本书主人公在我们的时代亦即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事，它几乎算不上一部小说，而只是本书主人公青年时代初期的一个瞬间。我不可能把第一部小说略去，因为那样的话，第二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便会令人莫名其妙。但是本来已在犯难的笔者却由此而越发捉襟见肘了：倘若为他立传的我自己认为，用一部小说来写这样一个不足道、不明确的人物已属多余，那又怎么能写上两部，我这种狂妄的做法又该作何解释呢？
由于想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决定索性不去解决它们，而是绕道而行。洞察幽微的读者自然早已料到我一开始便有这样的倾向，只是恼恨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些废话，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倒可以确切地回答：我一直在说些废话，浪费宝贵的时间，这首先是出于礼貌，其次也是为了耍个花招——反正不能说我事先什么也没有交代。尽管如此，本书“在基本上保持整体的统一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分成上下两篇，这甚至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读者了解其上篇之后，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值不值得继续读它的下篇？当然，任何人都不受任何约束，即使上篇只看两页就把书一扔也可以，并且从此不再打开它。但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颇具涵养的读者，他们肯定要把全书看完，以免在作出不带偏见的评价方面出现失误，例如俄国所有的批评家都属于这一类。不管他们多么有始有终和不偏不倚，我还是要向他们提供十分顺理成章的口实，好让他们开卷不久就把此书撂下，这样，我在这些人面前毕竟可以少几分内疚。好了，开场白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这是多余的话，不过既然已经写下，那就让它留着吧。
现在言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