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中梅

荷马的身世向来扑朔迷离。有西方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文风，其中之一便是“简明”（simplicity）。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简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简明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其“庐山真面目”的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Homeros被认为是home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解。Homeros亦可拆解作ho me（h）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勉强，也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类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歌手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的分辨尤为细腻。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Home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后代们）倒推homeros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Homeros倒读为Soremo，而后者是Soromon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来国王的名下。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常规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即便承认荷马确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也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评估）。从特洛伊战争时期（一般认为，战争的开打时段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俄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九世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一说一六八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历史》2.53）；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即从“内部”寻找解题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实表明，荷马不生活在迈锡尼时期，因此不可能是战争的同时代人。从史诗中众多失真以及充斥着臆想和猜测的表述来看，荷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但是，考古发现和对文本的细读表明，希罗多德的推测或许也有追求“古旧”之虞。《伊利亚特》6.302—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关诗行的创编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八世纪；11.19以下关于阿伽门农盾牌的细述，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兵器；而13.131以下的讲述更给人“后期”的感觉，因为以大规模齐整编队持枪阵战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后。著名学者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将《伊利亚特》的成诗年代推迟到公元前六六〇年的做法，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荷马史诗自有他的得之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古朴性，零星出现的后世资证和著名学者的“靠后”评论，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一点。综观“全局”，我们认为，把荷马史诗的成篇年代定设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或稍后比较适宜，其中《奥德赛》的成诗或许稍迟一些，可能在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持的共识。大致确定了荷马史诗的成诗时期，也就等于大致确定了荷马的生活和活动年代。如果古希腊确实出现过一位名叫荷马的史诗奇才，那么他的在世时间当在公元前八世纪——这一时段定位或许比别的推测更接近于合理，更少一些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可信史料的匮缺（以及误读史料）所造成的很难完全避免的草率。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儿？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准确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也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作为信史引证的第一手资料。据说为了确知荷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谁，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还专门求咨过德尔菲的神谕。在古代，至少有七个城镇竞相宣称为荷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们是斯慕耳纳（现名伊兹米尔）、罗德斯、科罗丰、（塞浦路斯的）萨拉弥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够成为荷马的乡亲，自然是个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诗人的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马的出生地毕竟不可能多达七处，否则我们将很难把他当做一介凡人（只有神才可能有那样的“分身术”）。希腊文化的传统倾向于把荷马的故乡划定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伊俄尼亚希腊人的移民区。任何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荷马对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从小在那个地域土生土长的。此外，《伊利亚特》中的某些行段（比如9.4—5，11.305—308）暗示他的构诗位置可能“面向”希腊大陆（或本土），即以小亚细亚沿海为“基点”。荷马所用的明显带有埃俄利亚方言色彩的伊俄尼亚希腊语，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腊本土或罗德斯等地。再者，作为一个生长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荷马或许会比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同胞们更多一些“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叙事的中性程度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对敌人（即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来。上述原因会有助于人们把搜寻的目光聚集到小亚细亚沿海的斯慕耳纳和基俄斯，与传统的认识相吻合。我们知道，阿耳戈斯曾是个强盛的城邦，而公元前六世纪以后，雅典逐渐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和书籍发散地（阿里斯塔耳科斯就认为荷马是雅典人），但历史和文本研究都不特别看好这两个地方，所以即使在古代，它们的竞争力也不甚强劲，无法与基俄斯等地相抗衡。基俄斯的西蒙尼德斯设想基俄斯是荷马的出生地（片断29；他称荷马是一个“基俄斯人”〈Chios aner〉）；事实上，那儿也被古代文论家认为是“荷马后代们”（Homeridai）发迹并长期诵诗从业的地方。在古代，荷马被认为是史诗作者（或诗人）的代名词，所有的“系列史诗”（如《库普里亚》、《埃塞俄丕亚》和《小伊利亚特》等）以及众多的颂神诗（如《阿波罗颂》和《赫耳墨斯颂》等）都被认为出自荷马的凭借神助的天分。基俄斯诗人库奈索斯创作了《阿波罗颂》，但却并不热衷于拥享作品的署名权。不仅如此，他似乎还有意充分利用人们对荷马的感情，凭借人们对荷马的印象，宣称该诗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 aner，《阿波罗颂》172）。库奈索斯的做法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仅是基俄斯人，而且还是当地“荷马后代们”的首领，率先（公元前五〇四年）向远方输出荷马的作品，在苏拉库赛（即叙拉古）吟诵“老祖宗”的史诗。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相信荷马的家乡在基俄斯，但史学家欧伽蒙和学者斯忒新勃罗托斯则沿用了公元前五世纪同样流行的荷马为斯慕耳纳人的传闻。抒情诗人品达的“视野”似乎更显开阔，既认为荷马是斯慕耳纳人（片断279），也愿意“折中”，即接受荷马同时拥有基俄斯和斯慕耳纳双重“国籍”的提法。有人认为荷马出生在斯慕耳纳，但在基俄斯完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相传荷马卒于小岛伊俄斯，该地每年一次，在一个以荷马名字命名的月份，即Homereon里用一只山羊祭奠诗人的亡灵。

荷马的名字绝少见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史料。学问家鲍桑尼阿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在谈到史诗《塞贝德》时写道：“卡莱诺斯曾提及这部史诗，并认为此乃荷马所作。”（ephesen Homeron ton poiesanta einai，《描述希腊》9.9.5）一般认为，卡莱诺斯即为厄菲索斯诗人卡利诺斯，其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以擅作对句格诗歌著称。如果卡莱诺斯即为卡利诺斯的推测不错，那么鲍桑尼阿斯的引文或提及很可能是现存惟一的一则比较可信的可资论证一位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原作当然早已佚失）荷马名字的珍贵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卡利诺斯不太可能称荷马创编了《塞贝德》，因为这部史诗的成文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卡利诺斯的意思或许是，他知晓发生在塞贝的战事，而荷马作为一位史诗诗人，编述过关于那场战争的故事。一位生活年代不迟于公元三世纪的拜占庭评论家曾提及阿耳基洛科斯的观点（片断304W.），称这位诗人相信《马耳吉忒斯》乃荷马的作品。阿耳基洛科斯同样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但考证表明《马耳吉忒斯》的创作年代当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所以拜占庭评论家的论述显然有误，与事实不符。阿耳基洛科斯或许知晓荷马，但他的诗作已基本佚失，使我们无法就此进行准确的辨析。有趣的是，“傻瓜史诗”《马耳吉忒斯》长期被古代文家们认定为荷马的作品。我们知道，迟至公元前四世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文论家依然对此深信不疑，将《马耳吉忒斯》看作是喜剧的“前身”（参阅《诗学》4.1448b38—1449a2，另参考《尼各马可斯伦理学》6.7.1141a14）。同样伪托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荷马的还有另一见例。著述家菲洛科洛斯（出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以前）引用过据说是出自赫西俄德的三行诗句（片断〈dub〉357M.—W.），其中包括“我与荷马在德洛斯高歌”，“唱颂莱托之子、持金剑的福伊波斯·阿波罗”等词语。菲洛科洛斯肯定是凭借道听途说编叙的，他的离奇说法在古代就没有什么信奉者，当代学者更不会把它当作严肃的史料加以引用。赫西俄德确曾参加过诗歌比赛并且获奖，但地点是在卡尔基斯，不是在德洛斯，而他的对手应该也不是荷马，否则很难相信他会在对那次歌赛的记述中放过这一宣扬自己的绝佳素材，不予提及（参阅《工作与时日》654—659）。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七世纪，荷马不是默默无闻的。据说诗人忒耳庞德耳曾在斯巴达吟诵荷马的诗作，图耳泰俄斯、阿尔克曼和阿耳基洛科斯等诗人也都吟诵过《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里的诗行。也就在同一时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的某些内容已见诸瓶画。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诗人的引诗有可能出自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即已成诗流行的短诗，而这些诗段也是荷马用以加工并构组长篇史诗的原材料。同样，瓶画艺术家们也可能取材于荷马史诗以外内容近似的故事，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后，使其成为可视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景观形象。

荷马的得之于传统的历史真实性在公元前七世纪没有受到怀疑。尽管如此，荷马的名字在那个时期成文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的疑虑，也可能与存世作品的稀少不无关系。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荷马名字的出现率大幅度提升，仿佛人们突然意识到荷马的重要，觉得既然可以随意复诵或吟诵他的诗行，就不必忌讳提及他的名字，不必再对荷马的历史真实性存有戒心。或许，“荷马后代们”的活动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不断扩大着荷马的影响，最终会同其他因素，使荷马的名字进入千家万户，成功塑造了一位“诗祖”的形象。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已经不是问题。人们热衷于关注的是荷马的功绩（以及功绩有多大），此外便是他的过错。人们开始评论荷马。有趣的是，得以传世至今的对荷马及其诗歌最早的评论，不是热切的赞颂，而是无情的批评。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法奈斯抨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学观，指责他们所塑造的神明是不真实、有害和不道德的（片断11、14、15）。大约三四十年之后，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更严厉的措词狠批荷马，认为荷马应该接受鞭打，被逐出赛诗的场所（agones，片断42）。据传毕达哥拉斯曾在地府里目睹过荷马遭受酷刑的情景。故事的编制者显然意在告诉世人：荷马为自己对神祇的不体面描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类传闻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信靠，这里略作提及，或许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后世某些哲人对荷马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诗歌文化的憎恨程度。公元前六世纪，新兴的逻各斯（logos）及其所代表的理性思想开始在希腊学界精英们集聚的城邦里传播，哲人们显然已不满于荷马史诗对世界和神人关系的解释，迫切想用能够更多反映理性精神的新观点取代荷马的在他们看来趋于陈旧的“秘索思”（mythos，“诗歌”、“故事”）。在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哲学对诗歌的批评，自然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荷马，这一点不足为怪。当然，哲人们本来或许可以把语气放得温和一点，这样既可以显示风度，又能给从来无意攻击哲学的诗歌保留一点面子，还能为自己日后向诗歌的回归（至少是靠拢，如或许指望用自己的诗性哲学取代荷马的传统诗教的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提前准备一条退路。

真正有意将荷马扫地出门的哲学家只是极少数。荷马对希腊哲人的潜在和“现实”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敢断定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在提出水乃万物之源观点之前是否受过荷马关于大洋河俄开阿诺斯是众神之源的见解（《伊利亚特》14.246）的启示，但后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某些成员热衷于引用荷马的诗行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做法，却是古典学界广为人知的事实。苏格拉底的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斯对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兴趣颇浓，而他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敬重和赞扬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赋诗赞美过老师柏拉图，但比之他在《诗学》里热情讴歌荷马及其史诗的话语，他对柏拉图的赞扬不仅显得零碎，而且肯定不够具体。就连有意把荷马史诗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本人，也对荷马怀有深深的景仰之情，并且会在行文中情不自禁地信手摘引他的诗句，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奥古斯丁对维吉尔作品的喜爱，只是二者都出于维护各自政治和宗教理念的需要，不得不努力遏制自己的“情感”，服从“理性”的支配，转而攻击或批判自己原本喜爱的诗人。

就在少数哲人批贬荷马的同时，诗人们却继续着传统的做法，就整体而言保持并增加着对荷马的信赖和崇仰。西蒙尼德斯赞慕荷马的成就，认为由于荷马的精彩描述方使古代达奈英雄们的业绩得到了彪炳后世的传扬。在说到英雄墨勒阿格罗斯在一次投枪比赛中获胜的事例时，他提到了荷马的名字，用以增强叙事的权威性：“荷马和斯忒西科罗斯便是这样对人唱诵的。”（参阅《对句格诗》11.15—18，19.1—2，20.13—15）埃斯库罗斯谦称自己的悲剧为“荷马盛宴中的小菜”（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8.347E）。我们了解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的卓越贡献，认可他的作品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考虑到荷马史诗的规模和数量（在当时，荷马被普遍认为不仅仅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但同时可能也是出于他对荷马的敬重和叹服。他不认为自己的成就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故用了“小菜”（或“肴屑”）一词。当然，从埃斯库罗斯的形象比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纳入荷马的“系统”（柏拉图称荷马为第一位悲剧诗人），以能够成为荷马传统的一部分而感到光荣。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气质或（行文）“品格”来评判，埃斯库罗斯都秉承了荷马的遗风，是最具荷马风范的悲剧诗人。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同样崇仰荷马。他赞赏荷马的博学，不怀疑他在希腊民族中所处的当之无愧的教师地位，誉之为“神圣的荷马”（theios Homeros，《蛙》1034）。抒情诗人品达摘引荷马，赞同当时流行的荷马是史诗《库普里亚》作者的观点（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希罗多德是把《库普里亚》删出荷马作品的第一人，《历史》2.117），并称荷马把这部史诗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了库普里亚（即塞浦路斯）人斯塔西诺斯。品达对荷马并非没有微词，但是，他的批评是含蓄而合乎情理的，有别于同样多次提及荷马的赫拉克利特对他的恶毒攻击（当然，在崇尚言论自由的古希腊，这么做是允许的）。品达认为，荷马拔高了古代英雄们的形象，以他典雅和瑰美的诗句使奥德修斯受到了过多的赞扬（《奈弥亚颂》7.20—21）。

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十一个行次。此外，作为书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早见诸他的著述（《历史》5.67）。修昔底德引《伊利亚特》仅一个行次，但引《阿波罗颂》的诗行却高达十三例。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是把《阿波罗颂》当作荷马史诗加以引用的。这表明他也像许多前辈文人一样，将包括《阿波罗颂》在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荷马诗颂》的众多颂神诗都看作是荷马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公元前四世纪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似乎已不认为《阿波罗颂》是荷马的诗作，尽管他仍然把《马耳吉忒斯》归入荷马的名下。当柏拉图和塞诺芬提及荷马史诗时，他们的指对一般均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引诗行似乎也都出自这两部史诗。从现存的古文献来看，雷吉昂学者塞阿格奈斯（Theagenes，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五二五年前后）是希腊历史上著述研究荷马史诗的第一人，所著《论荷马》以讨论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为主，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已失传。他提出的荷马史诗里的神祇皆可喻指自然界里的物质或现象的观点，对后世学者解读荷马的影响甚深，斯忒新勃罗托斯（据说他能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 huponoias〉），格劳孔和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人都曾沿袭他的思路，著述或研讨过当时（即公元前五世纪）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柏拉图对荷马史诗颇有研究，但囿于自己的学观取向，他的研究往往多少带有偏见，无助于人们正确和客观公正地解读荷马。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修辞学》、《论音乐》、《诗论》等著作，其中应该包括研析荷马史诗的内容。《荷马问题》是一部探讨荷马史诗里的“问题”和如何解析这些问题的专著，可惜也像上述文论一样早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他的论诗专著中硕果仅存的一部（当然，他的《修辞学》也间接谈到诗论问题）。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了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赞扬他“不知是得力于技巧还是凭借天赋”，几乎在有关构诗的所有问题上都有自己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诗学》8.1451a22—24）。罗马文论家贺拉斯很可能没有直接读过《诗学》，但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俄弗拉斯托斯和其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如萨图罗斯和尼俄普托勒摩斯等）的著述中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包括对荷马以及他的史诗的评价。包括西塞罗在内的罗马文人，大概也会通过上述途径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诗艺观，从而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加深对荷马的印象。

伴随着吟游诗人们（rhapsoidoi）的诵诗活动，荷马史诗从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即开始从小亚细亚的发源地向外“扩张”，逐渐渗入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南部地区。据说鲁库耳戈斯于旅行途中偶遇吟游诗人，由此把荷马诗作引入了斯巴达（参考普鲁塔克《鲁库耳戈斯》4）。但普鲁塔克所述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据希罗多德记载，鲁库耳戈斯的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九百年左右；即使依据古代的保守估计，此君的盛年从政时期也应在公元前七七五年以前，因此除非前推荷马创作史诗的时间，我们很难估测鲁库耳戈斯有可能在公元前九世纪或前八世纪初引入荷马史诗，让斯巴达人有那等耳福。然而，鲁库耳戈斯的“引进”或许不实，但吟游诗人和“荷马后代们”的诵诗活动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已形成“气候”，大概不是耸人听闻的虚假之谈。吟游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所诵诗作（或故事）在枝节乃至重要内容上出现不可避免的变异。在没有“定本”的情况下，吟游诗人们会各逞所能，即兴增删诵诗的内容，加大异变荷马史诗的势头。据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梭伦曾发布政令，要求吟游诗人们严格按照传统的“版本”诵诗，不得擅作改动。据传公元前五三五年前后，雅典执政裴西斯特拉托斯组织了一个以俄诺马克里托斯为首的诗人委员会，负责收集各种诗段并以传统成诗为标准，基本“定型”了荷马史诗的受诵样本。公元前五二〇年左右，裴西斯特拉托斯或他的儿子希帕科斯下令，将吟诵荷马史诗定为泛希腊庆祭节上的保留项目，由参赛的诗人们依次接续，当众吟诵。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的努力，对规范吟游诗人们的诵诗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对荷马史诗的校勘工作却远没有因此而中止。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史诗《塞贝德》的作者安提马科斯校编过荷马史诗。此外，古时还盛传亚里士多德曾专门为他的学生、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校订了一部日后伴随他南征北战的《伊利亚特》。

公元前四世纪末，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利用雄厚的财富资源大力推动并弘扬科学文化事业，鼓励学人重视对古希腊重要文献文本的搜集和整理，在亚历山大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至菲拉德尔福斯统治时期（公元前二八五至前二四七年），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抄本已达四十万卷（相当于当今八开本的图书四万册）。图书馆拥有从马耳赛勒斯、阿耳戈斯、基俄斯、塞浦路斯、克里特和黑海城市西诺佩等地搜集到的荷马史诗抄本，其中的大多数或许均成文于对上述雅典（即在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希帕科斯督导下形成的）校勘本的（有变异的）转抄。荷马史诗研究由此成为显学。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菲勒塔斯的学生、厄菲索斯人泽诺多托斯（大概出生在公元前三二五年）。他校勘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首次将这两部史诗分别节分为二十四卷。在此之前，学者们习惯于以内容定名或称呼其中的部分，所指不甚精确，也难以形成规范。泽诺多托斯著有《荷马词解》（ Glossai ）。和他的校勘一样，此举虽然功不可没，但明显带有严重的个人主观取向，对词义的解析常显不够精细，且过于武断。继厄拉托塞奈斯之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生卒约为公元前二五七至前一八〇年）接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职务，继续着由泽诺多托斯在那个时代开创的以诠解词义为中心的研究工作。阿里斯托芬是个博学的人，精通文学、语言学、语文学，擅长文本的考证研究，首创重音符和音长标记，在泽诺多托斯和瑞诺斯（Rhianos）校本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改进和完善了校勘的质量。

真正具备严格的学术意识并且能够代表亚历山大学者治学（即荷马史诗研究）水平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学生、来自爱琴海北部岛屿萨摩斯拉凯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生卒约为公元前二一七至前一四五年）。阿波罗尼俄斯卸任后，阿里斯塔耳科斯接受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荣誉，也挑起了这一重要职位所赋予的责任。他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治学，两次校订荷马史诗（换言之，完成了两套校订本），并在页边写下了大量的评语，其中的许多行句经后世学者引用而得以传世，受到现当代荷马史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的顶尖学者（ho grammatikotatos〈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15.671〉），阿里斯塔耳科斯一生写过八百余篇短文，大都与荷马及其史诗（或相关论题）的研究有关。与有时或许会夸大比喻的作用，倾向于过度开发喻指的潜力以佐证斯多葛学派观点的裴耳伽蒙学者克拉忒斯不同，阿里斯塔耳科斯强调并提倡例证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类推（anology）的研究方法，重视文本内部提供的信息资料，避免无依据的立论，不作缺乏语法和可靠语义支持的哲学或哲理引申。阿里斯塔耳科斯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他的直接影响力一直延续至罗马的帝国时代，学生中不乏后世成为著名学人的佼佼者，包括修辞学家阿波罗道罗斯和语法学家狄俄尼索斯·斯拉克斯。尽管如此，阿里斯塔耳科斯及其前辈们的工作仍难免带有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他们接过了荷马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内的众多古代史诗的作者的传统，接过了荷马的受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学者文人颂扬，因此需要予以维护的名声。他们同样折服于荷马的诗才和传统形成的权威，遇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往“好”的方面去设想。所以，尽管阿里斯塔耳科斯的研究方法经常是分析的，他的治学立场却是“统一”的，亦即立足于维护荷马的威望以及他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可分割的统一（或“单一”）作者的传统观点。立场决定具体的校勘行为。此外，大学问家的固执和时代赋予的局限也都会导致他误用自信，在释解史诗用语时牵强附会。

无论是阿里斯托芬还是阿里斯塔耳科斯，都没有把荷马的著述范围扩大到希罗多德或亚里士多德愿意接受的范围，而他们的前辈泽诺多托斯则似乎更趋“肯定”和“现代”，将荷马史诗的所指限定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三位学者都不怀疑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尽管亚历山大学者中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反传统的观点。公元前三世纪，学者克塞诺斯和赫拉尼科斯先后对《奥德赛》的作者归属提出异议，认为它与《伊利亚特》很不相同，因此不可能由创编《伊利亚特》的诗人所作。一般认为，克塞诺斯和赫拉尼科斯是最早的“分辨派”学者（chorizontes），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或许在阿里斯塔耳科斯等正统派学者看来不很严肃，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毕竟，他们率先就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铁定作者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权威学者的有力反驳，或许是因为论证的方法不够学术，他们的观点未能得到后世有影响的学者的重视和积极响应。毫无疑问，史料因严重佚失而造成的匮缺，会“阻碍”我们的视野，“干扰”我们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见解没有成为近代分析派学者立论的依据，没有对后者的思考产生过质的影响。

公元三世纪，亚历山大已不再是古典学术和文化的研究中心。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曾是一门显学的荷马史诗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沉寂。但丁应该读过荷马史诗（他尊称荷马为“诗人之王”），但肯定不太熟悉历史上作为一门学问的荷马（史诗）评论。及至莎士比亚写作戏剧的时代，人们对荷马及其史诗的了解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观。莎翁写过一出取材于有关特洛伊战争传闻的悲喜剧《特罗伊洛斯与克瑞西达》，颇得好评，可见当时的伦敦观众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接受此类剧作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与此同时，荷马研究也在欧洲大陆悄然兴起，开始成为学者们谈论的话题。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英、法两国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起到了某种激励的作用，会同其他因素，把欧洲学人的目光引向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孰“新”孰“旧”问题的关注，由此启动了新一轮的以荷马史诗为对象的“历史批评”。热奈·拉宾和威廉·坦布尔坦言他们更愿意相信裴西斯特拉托斯执政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抄本。一六八四年，学者佩里卓尼俄斯提请人们重视书写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一七一三年，理查德·本特利发现并指出了辅音F（作W音读）在荷马史诗里已经消失的“隐性”存在，提出荷马创编的很可能是一批内容上可以独立成篇的短诗（他们大概均以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数百年后才由后世歌手或吟游诗人组合成长篇史诗的观点。《新科学》的作者、那不勒斯的维科语出惊人，认为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荷马其人，“荷马”只是个代表并统指古代歌手的“集体”名称。罗伯特·伍德于一七六九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荷马的原创天才与写作——兼论特罗阿得的古貌与现状》的文章，认为荷马“既不能阅读，也不会书写”。这一见解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亦即荷马史诗之所以在古代得以流传，靠的不是实际上不存在的规范文本，而是建立在博闻强记基础上的诗人的口诵。

在这一领域做出划时代和集大成贡献的，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一七九五年，沃尔夫发表了专著《荷马史诗绪论》，大致奠定了近代荷马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罗伯特·伍德的上述和相关见解，促使沃尔夫写作《荷马史诗绪论》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国学者维洛伊森（Villoison）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现并随之予以整理发表的 Venetus A 。此乃《伊利亚特》现存最早的抄本，在当时是个轰动的事件。在沃尔夫看来，既然 Venetus A 的成文不早于公元一世纪（他误以为此抄本的母本是当时已受到质疑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的校勘本，尽管校勘本本身早已失佚），但却是既有最早的抄本，因此它毫无疑问地不是古代权威抄本的“真传”。他由此推断荷马史诗肯定以口诵的方式长期存在于成文抄本的出现之前，口头唱诵是荷马史诗流传的本源。伍德没有提及而沃尔夫依据上述认识引申得出的另一个观点是，考虑到人的记忆力的有限，诗人不太可能完整地把长篇史诗默记在心。因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必定只能由短诗串联和组合而成，而这些短诗所涉内容有所差异，故事的风格也不尽相同。“荷马”要么是第一个构组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的诗人，要么是一个以编诵此类故事为业的口诵诗人群体，亦即此类诗人的总称。以精深和广博的语言学知识以及大量取自文本的例证，加之使用了科学的、合乎学术规范的论证（包括发现并解析问题的）方式，沃尔夫集思广益，博采前人和同时代文人学者的洞见与智慧，建立了一个至今仍不显整体过时、仍在产生影响的理论体系。

在整个十九世纪，分析派（也被叫做分辨派或区分派）的学说在西方荷马研究领域强势占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沃尔夫的《荷马史诗绪论》以及众多响应者的著述面前，统一派的见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个别统一派学者的抗争顶不住基于文本事实的批驳，显得捉襟见肘，他们维护荷马“一统”权威的良好意愿也常常显得过于感情用事，经不起学术规则的检验。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西方学界既没有推出一部高质量的维护统一派立场的专著，也没有出现过一篇学术含量高得足以与分析派观点相抗衡的论文。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学者逐渐加入到分析派的行列，但总的说来，分析派是一个德国现象，持分析（即分辨）立场的顶尖学者集中在德国的一些高校里，从事著书立说和传授弟子的工作。

分析派不是铁板一块。从这个“阵营”里很快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完全秉承沃尔夫的学说，强调荷马史诗的合成（liedertheorie），而不刻意区分合成成分的主次。这派学者以卡尔·拉赫曼（1793—1851）为代表，主要成员包括赫尔德和藤萨尔等。另一派学者以高特弗雷德·赫尔曼为先锋人物。在一八三二年发表的《论荷马史诗里的窜改》一书里，赫尔曼指出，荷马史诗不同于《卡莱瓦拉》和奥西恩诗歌，不由等量部分的依次排列平铺直叙地组合而成。荷马史诗有一个核心（kernel），属于它的原创成分，由荷马所作，而其他部分则为后世诗人的添续，或紧或松地围绕核心展开叙事。《伊利亚特》的核心是阿基琉斯的愤怒，其他内容来自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众多短诗，由后世诗人（如某些Homeridai）汇编到既有的核心情节之中，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故事组合。《伊利亚特》形成于一个不断增补、不断改动、调整和弥合的汇编过程。譬如，在赫尔曼看来，《伊利亚特》1.1—347是诗作的原初内容，而1.430—492、348—429则（原本）分属于别的故事，是后世被组合到《伊利亚特》里的内容。赫尔曼及其追随者们的主张逐渐压倒合成派学者的观点，获得了包括菲克（Fick）、贝特（Bethe）、维拉莫维兹（Wilamowitz）、格罗特（Grote，此君力主今本《伊利亚特》由原诗和《阿基里德》组成）、默雷（Murray）、里夫（Leaf）和克罗赛（Croisset）等一批德、法、英国学者程度不等的赞同。上述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荷马生活在开启了一个口头史诗传统的源头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荷马的原作是最好的，而后世诗人的增补（包括改动）和串合则常常显得唐突、芜杂和笨拙，造成了许多用词和叙事上前后难以呼应或不一致的矛盾，破坏了史诗原有的明晰、直朴和自成一体的诗歌品位。不难看出，这里既有深刻的洞见，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品味的明智论断，也有我们应予仔细分辨和甄别的众说纷纭，或许还有我们无法苟同并且应该予以修正的不翔实的表述。

分辨的负面作用很快开始显现出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核心，并且无例外地全都以为自己的主张有理。此外，如何限定《伊利亚特》里作为核心的阿基琉斯的愤怒的所涉范围，也是个不好确定并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学力的互相抵消和学派主要成员间的内讧，严重削弱了分析派和核心论的影响力，直接促成了统一派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东山再起，与在当时已呈分崩离析之状的分析派相抗衡。新时代的统一派学者们也“装备”了当时最高水平的语言学知识，学会了充分利用考古成果（包括海因里希·施里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卓有成效的发掘）佐证和强化理论分析的本领，从而得以进入长期以来为分析派学者所垄断占据的领域，借助同样的方法和同类型的资料实施反击，与对手展开周旋。安德鲁·兰教授脱颖而出，先后发表了专著《荷马和史诗》（1893年）、《荷马与他的时代》（1906年）以及《荷马的世界》（1910年），成为统一派的领军人物。分析派学者曾把某些词汇不同的词尾变化看作是确定成诗年代迟早的论据。统一派学者其时依据对同类资料的研析，认为此类词尾的变异表明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充满活力的兼容性，兼采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方言。特洛伊出土的文物中武器均为铜制，分析派学者曾据此将荷马史诗中出现铁制兵器的段落全部划为后人的续貂。统一派学者其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荷马史诗的兼采性和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兼容性解答了分辨派学者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所不能妥善回答的问题。持荷马史诗乃由同一位诗人所作观点的学者队伍持续壮大，先后吸引了罗塞（Rothe）、德瑞鲁普（Drerup）、斯各特（Scott）、爱伦（Allen）、伍德豪斯（Woodhouse）和C·M·鲍拉等一批饱学之士的加盟。

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八世纪并不一定是个全社会均为文盲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叶，统一派学者注意到了一只新近出土的成品于公元前八世纪的阿提卡瓶罐上有刻写的文字，这一事实表明当时有人或许掌握某种形式的书写技巧。当然，瓶罐的产地是阿提卡，因此还不能直接证明荷马生活的小亚细亚沿岸地区也有人能够熟练程度不等地书写。尽管如此，这一发现还是对在此之前流行的（新的）希腊字母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冲击。荷马史诗本身也提供了不利于分辨派的信息。人们把其中提到的铁制兵器和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联系起来，断言史诗内部存在着某种以往可能被忽略的深层次上的关联。众多迹象表明《奥德赛》的作者对《伊利亚特》有着至深的了解，延续了《伊利亚特》已经定下的调子，有铺垫地发展着奥德修斯的个性以及他与雅典娜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例证不仅使得公元前八世纪成为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成诗时期，而且也使得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单一作者的荷马呼之欲出，使之看来像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荷马作为一个史诗诗人的“地位”也随之瓜熟蒂落地发生了改变。他不是如分析派学者所说的那样站在史诗发轫的最清纯的源头，而是置身于它的由众多诗段推涌而起的峰巅。荷马史诗的光辉不是得之于它的始发，而是得之于前辈诗人的积累，得之于荷马对传统叙事诗歌有着“一统”的胸怀和能够体现高超把握能力的提炼。

十九世纪肯定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他方面如此，在荷马史诗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学者们注意到荷马史诗的源远流长，知道在它的背后肯定有一个以口头文学出现的诵诗传统，知晓这个传统容纳并得益于一套普遍存在着的、对诗人的构诗活动形成强劲制约的模式或程式（他们称之为formulae或formulas）。德国学者顿泽尔的研究已经逼近到格律的需要与表述程式的产生问题，梅勒特则更进一步，指出史诗中重复出现的名词短语似乎表明它们的形成沿循着一套“固定的表述模式”。他注意到某些用词的位置明显不符合格律的要求，断言它们的构成有可能完成于荷马生活的年代之前——那时诗行的格律要求似乎更为“灵活” ，虽然更显初朴，却给诗人的发挥保留了更多的余地。然而，十九世纪的学者们毕竟未能再进一步。无论是分辨派学者还是他们的对手（即统一派学者）都没有把这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分辨派学者从中看到的是古代诗人用词时的互相“借用”，并以为这只能证明荷马史诗的最终成篇乃众多诗人合力所致，而经典的统一派学者也把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保留在提示语言传统的层面上，同样未能抓住机遇，与摘取一项重大理论成果的大好机会失之交臂。

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工作在荷马研究史上树起了另一座令人瞩目的里程碑。帕里曾表示“效忠”统一派，但他也倾向于否认荷马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乃由一人所作。如果说前人只是提到语言程式与格律要求之间的关系，帕里则以提供大量的例证入手，从中系统地归纳出一整套颇有说服力的理论。帕里的贡献还见之于为研究口头史诗指明了“行动”的方向，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九二八年，帕里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荷马史诗里的名词短语传统》，宣告了一个成熟的、以研究口头史诗为指对的新理论的诞生。他明确指出，荷马史诗所用的是一种“人工语言”，专门服务或应用于史诗的创作，它的制作者是历代口诵或吟游诗人，其表现力在长期使用中不断完善起来，逐渐形成套路后成为世代相传的唱诗的语言程式。帕里的研究表明，受前面音步的重音位置以及停顿等因素的影响，名词短语polumetis Odusseus（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荷马史诗里的位置无例外地均在诗行的末尾，尽管它有着高达五十的出现次数。同样，polutas dios Odusseus（历经磨难和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出现和位置也受格律需要的节制。六音步长短短格（及其允许的有限变化）的构诗规则限制了诗人的用词，使得阿伽门农以外的一些小王或首领级的人物（如埃内阿斯和欧墨洛斯等）也有幸受到aner andron（民众的王者）的修饰，身价倍增。在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协助下，帕里对南斯拉夫口诵史诗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洛德继续老师的事业，以荷马史诗为“背景”，在系统考察研析流行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口头史诗的基础上，写出了《故事的唱诵者》（ The Singer of Tales ）一书，于一九六〇年出版。帕里—洛德的口头史诗（或诗歌）理论，建立在他们对史诗故事在内容取舍和语言运用方面均严重依赖于程式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口头诗歌没有作者和具体作品的个性风格，所用词汇大都承载文化和传统的负荷。口诵诗人依靠既有的语言程式构诗。

二、口头诗歌所用的语言程式构造上由小到大，即由单词到词组，再由词组的联合形成句子甚至段落。传统并因传统的制约而定型（或划定所涉范围）的故事主题代代相传，可以随时容纳枝节上的变动，但不鼓励“伤筋动骨”。

三、口诵诗人利用既有的积累即兴发挥，出口成章，构诗和唱诵常常几乎同时进行，没有必须因循的定型文本，歌手和听众对此都有共识，形成故事理解方面的“互动”。

四、“成文”是口头文学的天敌。

帕里和洛德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们有时或许稍嫌过多强调了格律的决定性作用，而对诗人的表义需要关注不多。奥德修斯浴血战场，战争结束后又经历千辛万苦，回返故乡，“历经磨难的”（polutlas）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在许多上下文里（比如参考《奥德赛》6.1）也显得极为协调。奥德修斯是“多谋善断的”（polumetis），这是他区别于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等将领的“特点”之一，在众多上下文里读来甚是贴切。诗人经常会根据表义的需要选用不同的饰词。在说到奥德修斯忍受的苦难时，诗人选用了“心志坚忍的”（talasiphronos，《奥德赛》4.241）一语；在需要突出奥德修斯的战力和强健时，诗人所用的饰词是非常贴切的“荡劫城堡的”（ptoliporthos，《伊利亚特》2.278，另参考《奥德赛》8.3）。抵达王者阿尔基努斯宫居前的奥德修斯自然是“卓著和历经磨难的”（《奥德赛》7.1）。但是，当他即将说出一番睿智的言谈以开导阿尔基努斯的心智时，诗人肯定会觉得诸如“历经磨难的”一类的饰词不能体现奥德修斯的明智（因此不合“时宜”），所以转而选用了“多谋善断的”（《奥德赛》7.207），使之与语境相协调。荷马不是总能这样做的，但他在选用饰词时会考虑表义与上下文相配称的需要，则是不争的事实。

过分强调口诵史诗的文化传统和程式（formulae）特点（有学者比如Norman Austin和David Shive认为帕里和洛德“走得太远”），无疑会导致对诗家个人才华和创造性的贬低或否定。综观史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公元前七世纪起荷马便被认为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赫拉克利特说过，荷马是最聪明的希腊人（片断56DK）。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是从负面角度出发说这番话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天分和才华的肯定（参考《诗学》8.1451a18—24）则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赞扬。亚历山大·波普翻译过荷马史诗，本身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对荷马的评价极高，认为这位希腊歌手的天分远在罗马诗圣维吉尔之上，是有史以来最具原创力的诗人。即便同样以神话和传说为材料，史诗的质量仍然可以相去甚远（详见《诗学》23），足见诗家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显然，我们在足够重视帕里—洛德理论的同时，不应忽略其他各方对荷马及其史诗的评价，否则将很可能导致走极端的危险，见木不见林，失去客观的评审维度。今天，荷马史诗是一种由传统积淀而成的口诵史诗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几乎已成定论。大多数学者已不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同一位诗人的构组。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强调程式作用的口诵史诗理论和肯定荷马的作用以及诗才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毕竟，荷马不会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退出历史舞台，历史既然造就了荷马和归在他名下的史诗，也就会坚持它的一如既往的一贯性，直到人们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把荷马尊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个确凿的历史性错误。只要这一天没有到来（它会到来吗？），世人就还会依循常规，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划归在荷马的名下，使他继续享领此份实际上无人可以顶替接受的荣誉。历史经常是不能复原的。在源远流长和同时极为需要最大限度的学力和想像力的荷马史诗研究领域，人们同样也只能容忍历史的出于“本能”的自我“遮蔽”，无可奈何地直面由此造成的不得不凭借人的有限智慧应对棘手问题的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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