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六三二年，在约克市 的一户好人家，不过原籍不在当地。我父亲是从不来梅 来的外国人，他起先定居在赫尔 。他靠做买卖着实挣了一份产业，后来收掉买卖，住在约克，他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姓鲁滨逊，娘家是当地的望族，母姓成了我的名字，所以我叫鲁滨逊·克罗伊茨奈尔 ；但是在英国，字往往被读错了音。我们现在被叫做，不，我们一家子管自己叫，而且把姓也写作，克鲁索，所以我的伙伴们也总是这么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是驻扎在佛兰达 的英国步兵团中校，这个团先前由赫赫有名的洛克哈特上校 指挥。我大哥在敦刻尔克 同西班牙人交战中阵亡。至于我二哥的遭遇，我始终一无所知，就像我的父母亲后来对我的遭遇一无所知那样。

我是家里第三个儿子，又没有学过任何行当，脑子里很早就塞满了胡思乱想。我父亲年纪大，老谋深算，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在当地的免费学校里，总的来说，都让我获得了足够的教育，本来打算安排我学法律。但是，除了航海以外，我对别的一概都不乐意干。我的这个爱好使我不但斩钉截铁地违抗我父亲的意愿，而且还顶撞他的命令，以及把我母亲和其他朋友的一切请求和劝告当作耳边风；看来这种偏执的性格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幸，终于使我未来的生活直接落到悲惨的境地。

我父亲是个聪明而稳重的人，早就察觉我的打算，对我提出了认真而高明的劝告，要我打消航海的念头。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书房——他被痛风病所困，一直待在书房里——就这个题目给了我热切的劝告。他问我，除了爱好闯荡以外，我还有什么理由要撇下父亲的家和我出生的地方呢，我在这儿可能得到很好的推荐，而且不乏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积攒财富，过自在欢乐的日子的光明前景。他告诉我，出海去历险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走投无路、只得孤注一掷的，另一种是野心勃勃、财大气粗的。他们不惜冒险一搏，以图出人头地；他们撇开通常的路子，另有作为，使自己成名。这两种人不是远比我高，就是远比我低，而我是处在中间状态，或者可以说是处在平民生活的高层。他凭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是最适宜于人类幸福的状态，既不必像干力气活的人那样去经受种种艰难困苦、辛劳和痛苦，也不必像上层人士那样被骄傲、奢侈、欲望和忌妒所困扰。他告诉我，我只要凭一件事情就可以断定，这种状态是幸福的。这就是，这是其他一切人都羡慕的人的处境。国王们生来就有种种重大的事情要处理，常常哀叹那些事情所造成的叫人无法忍受的后果，希望他们被安排在两个极端的当中，被安排在卑贱和伟大的中间；聪明人在祈祷的时候，既不要求贫穷，也不要求富足 ，证明这正是他真正的幸福标准。

他叮嘱我注意这个情况，我就会老是察觉，人生的种种苦难几乎被人类中高层的和低层的分尽了，而受害者中要数中间阶层的最少。他们不像高层的或者低层的人那样经历那么多荣辱沉浮，而且他们既同那些生活不自检点、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的人不一样，也同卖力气、做苦力、缺吃少穿、饮食低劣或者吃不饱的人不一样。那两种人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造成身心失调的后果，但是中间阶层在身心方面都不会轻易害上那么多疾病。他们的生活被认为具有一切优点，会得到一切享受；只有中产之家才能获得平静和富裕：中间阶层的生活会带来节制、适中、安静、健康、友好的往来、一切令人愉快的娱乐和一切吸引人的乐趣，叫人感到幸福。人们这样毫不张扬、顺顺当当地度过一生，舒舒服服地走过人世，既不被体力劳动，也不被脑力劳动所困扰，不必为每天填饱肚子被迫去过被奴役的生活，或者被种种叫人焦头烂额的境遇所骚扰，这种骚扰剥夺了心灵的平静和肉体的休息。他们不会被忌妒的火焰或者暗中追求重大成就的烈火似的欲望所焚烧，而是在自在的境遇中风平浪静地走过人世，明智地品尝丝毫不带苦味的甜蜜生活，感受到那是幸福的生活，而且根据每天的经历更明智地品味这种生活。

接着，他热切地，而且态度极亲切地竭力劝说我，别年少气盛，别一时失足，落入苦难，而我靠着造化和出生的情况看来是可以免得吃这苦头的；我用不着挣钱糊口；他会扶助我成功，尽力使我正正当当地进入他刚才向我介绍的生活状态；要是我这辈子在世上活得不很自在、不很幸福的话，那完全是我命该如此，或者一定出了什么差错，才给挡了道儿。他还表示，他已经提醒我，他知道那些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对我有害，已经尽了责任，所以他丝毫也用不着承担任何责任了。一句话，要是我按照他的指示待在家里不外出的话，他会为我干种种大力相助的事情；为了免得插手我将来的不幸，所以不愿给我任何出走的鼓励哩。最后，他告诉我，我的哥哥恰恰是我的例子。他对他也作了同样满腔热情的劝告，劝他别去参加那场低地战争 ，但是白费唇舌；他身为年轻人，一心向往戎马生涯，终于参了军，在那儿送了命。接着，他说，尽管他会不断地为我祈祷，然而他会直言不讳地跟我说，要是我采取了那个愚蠢的行动的话，上帝不会祝福我的。他还说，我将来可能在无处求助摆脱困境的时候，有时间回想起当初是怎样不把他的劝告当作一回事的。

我深深注意到，他的最后一部分谈话，确实跟预言一样正确，尽管我认为我的父亲并不知道我后来的情况完全给他说中了——哟，我注意到他脸上淌下大把的眼泪，尤其是在他说到我哥哥阵亡的时候。他在说到我将来会后悔莫及和无处求助的时候，心情是那么激动，中止了谈话，告诉我他的心里憋得慌，已经再也没法跟我说下去了。

我真诚地被这番话感动，说真的，谁能不被感动呢？我打定主意，再也不想出海去，而是按照我父亲的愿望，在家里待下去。但是，唉！只过了几天，我的决心就烟消云散了，而且简单地说，为了避免我父亲的没完没了的劝说，几个礼拜以后，我决定远远地离开他。然而，我并没有在一作出决定以后，就头脑发热地匆忙采取行动，而是在我认为我母亲比平时高兴的时候找上了她。告诉她我满脑子都是想出去见见世面的念头，一定要把这事干成，在这以前，任何事情我都不可能办成，所以我父亲还是同意我出门的好，免得不经他的同意，我还是非走不可。还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不管到哪一行去当学徒，或者给律师当办事员都已经太晚。我敢肯定，要是我去干的话，我也干不了多久，不用说，会在满师以前就从师傅那儿逃走，出海远行。要是她去向我父亲劝说，让我出海去一回的话，要是我再回到家中，而且不爱再出门的话，我就不再离家，而且我答应用加倍努力来夺回失去的时光。

这些话惹得我母亲大发脾气。她告诉我，她知道跟我父亲谈任何这样的事情毫无用处，他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是我的利益所在，压根儿不会同意我去干任何对我大有损害的事情。她还说，她想不通我跟我父亲进行了那么一场谈话，我父亲作了她知道的这种种情真意切的叙述以后，我怎么还能想到这种事情。她还说要是我一定要把自己毁了的话，那也没法挽救我，但是，我可以相信，我永远得不到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同意；拿她自己来说，她绝不愿对我的毁灭插手；我也永远没有可能说，尽管我父亲不同意，母亲却是同意的。

虽然我母亲拒绝向我父亲传话，然而我后来听到，她还是把这场谈话原原本本地向他转告了。我父亲听后，先是表示出极大的担心，接着叹了一口气，跟她说：“这孩子要是待在家里的话，不愁得不到幸福，不过要是他出海远航去的话，他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可怜虫。我不能同意他这么干。”

几乎一年以后，我才离开家，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继续固执地把一切劝我安心做买卖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反而常常劝我父亲和母亲别那么斩钉截铁地下定决心，反对那件他们知道的我入迷到非干不可的事情。终于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当时丝毫没有作一次出逃的意图。但是，嗨，我在那儿，有一个伙伴正要乘他父亲的船由海路去伦敦，而且怂恿我同他们一起去，他们用的是招用海员的人通常用的引诱人的话，来打动我的心。这话就是：我这趟航行用不着花一个子儿。我既没有同我父亲、也没有同我母亲再商量，甚至也没有捎一封信给他们，但愿他们可以从别人那儿听到吧。既没有上帝的、也没有我父亲的祝福，没有对情况和后果有任何考虑，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请上帝作证，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我登上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我想，没有一个年轻的冒险家的悲惨遭遇来得比我的更快，持续的时间比我的更久。那艘船刚开出亨伯湾 ，就刮起了风，浪头高得吓坏人。我以前从来没有置身于海上，我的身子说不出地难受，简直难受得要命。我吓坏了。我眼下开始认真地思考我的行为：我恶劣地离开了我父亲的家，抛弃了我的责任，终于多么公正地受到了老天的惩罚。我双亲一切好心的劝告，我父亲的眼泪和我母亲的求告，如今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的良心当时尚未变硬，后来却坚硬如铁。我责备自己对忠告嗤之以鼻，责备自己不履行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

在这期间，风暴愈来愈大。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的海面上，波浪涌得很高，尽管压根儿没法同我后来看到过的许多次海浪相比，比我几天以后看到的海浪也差远了。但是，我当时是个初次出海的人，没有一点儿航海经验，这种白浪滔天的景象已经足够吓得我魂飞魄散了。我估量每一个浪头都会把我们吞没。每一次船直落下去，陷进波谷或者海水低处，我都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浮上来了。我在这种极度痛苦的心情中起誓和痛下决心，要是上帝慈悲，在这一次航行中不让我丧生，要是我终于能再把我的一只脚踩在陆地上的话，那我会径直回家去看我父亲，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登上一艘船了；我一定接受他的劝告，再也不陷入困境，吃这种苦了。如今，我才清楚地看到他对中间阶层的生活的说法高明；他一辈子过得多么自在、多么舒适，从来没有经受过海上的风暴，或者陆上的烦恼。我随即打定主意，我会像一个真正忏悔的浪子 那样回家去见我父亲。

在风暴发生的时候，说真的，在停止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保持着这些明智和清醒的想法。第二天，风变小了，海面上也比较平静了，我开始对海上生活稍微习惯了一些，但那一整天里，我还是有气无力的，因为还有点儿晕船。将近夜晚，天气晴朗了，风也几乎平息了，接着来的是一个迷人的、晴朗的黄昏，太阳清清楚楚地落下去，第二天早晨又这样清清楚楚地升起来。风很小，或者说一丝风也没有，海面光滑如镜，阳光照在它上面，这景象，我想，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赏心悦目的了。

夜晚我睡得很香，眼下一点儿也不晕船，而是心情愉快，惊讶地望着大海；它昨天是那么波涛汹涌，叫人心惊胆战，只隔了那么一点儿时间，居然变得风平浪静，逗人喜爱。唯恐我的明智的决心没有动摇，那个事实上撺掇我出走的朋友，这时走到我跟前。“喂，鲍勃 ，”他说，拍拍我的肩膀，“经过了这个阵势，你好吗？我有把握说，你吓坏了，是不是，昨夜，稍微刮了一点儿风？”“你说一点儿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一场风暴，你这蠢货，你，”他回答，“你管那叫一场风暴吗？嗨，那压根儿算不上一回事；只要我们有一艘好船和宽阔的海域，刮那么一点儿时间风，我们压根儿不把它当一回事，可是你只是个第一回下海的水手罢了，鲍勃。来吧，咱们去调一钵潘趣酒 吧，咱们就会忘掉那一切啦；你看到眼前的天气是多么迷人吗？”为了别把我这段吃苦头的经历扯下去，我们采用了水手们惯用的老办法：潘趣酒调好了，我被灌得醉醺醺的。那一夜，我毫无节制地喝过了头，把我的一切后悔、一切对过去行为的思考和一切对未来的决定竟然都忘得干干净净。一句话，随着风暴的减弱，海面又光滑如镜，变得一片平静，我也不再心慌意乱，也忘掉了要被大海吞没的担心和害怕；我以前的那些愿望又源源不断地重又涌来，我把在苦恼中起的那些誓和发的那些愿都忘得干干净净。我确实发现，每隔一段时候，我会好生思考。有时候，那些认真的想法可以说是在使劲挤回到我的脑子里来；但是，我拒不接纳，振作起精神来，把这种想法当作情绪低落来摆脱。尽情喝酒并和伙伴们混在一起，不久以后，就控制住了一次次毛病的发作——我把想回家的想法当作疾病。五六天以后，我像任何下定决心不愿受良心打扰的年轻人所能希望的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但是，正因为这个，我还得经受一场考验；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下决定采取这样的手段，对我毫不宽恕。因为我要是不把这一回化险为夷认为是得到了解救的话，那下一个考验就一定会使咱们中间最顽劣、最强硬的家伙都承认考验危险，祈求天意的仁慈。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六天以后，进入雅茅斯 港外的锚泊地带。由于船是逆风航行，而且风不大，所以自从遇上风暴以来，只航行了很短一段路程。我们不得不在这儿锚泊，一直是逆风，换句话说，是西南风，我们在这儿停泊了七八天。在这段日子里，有大批从纽卡斯尔 来的船只进入锚泊地带；雅茅斯是个有各地船只来往的港口，船只在那儿可以等起了顺风，开进那条河 去。

我们本来不用在这儿停泊这么久的，而是乘着涨潮向河流的上游驶去，但风刮得太大了，我们待了四五天以后，风刮得更大了。然而，由于那片锚泊地带被认为同港口一样安全可靠，锚泊的位置又好，而我们的锚泊装置又很牢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一点儿心事，一点也不担心危险，而是按照海上生活的方式把时间花在休息和寻欢作乐上。但是第八天早晨，风变大了，我们大伙儿都动手干活儿，卸掉中桅，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让船员可以尽可能方便地掌握船。将近中午的时候，海上已经白浪滔天，船头已经泡在海水里，船里也灌了几次水。有一两回，我们以为我们的锚已经被风浪移动了。这时候，船长吩咐把备用的大锚抛下去，这样，我们在前面抛了双料锚 来停泊，两条锚链绕在锚链固定端上。

说真的，这时候，刮起了可怕的大风暴，当时我开始看到甚至在那些经惯风浪的水手的脸上也出现了恐怖和惊讶的神情。船长虽然聚精会神地干着保全船只的事情，然而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他的在我隔壁的舱房，我可以听到他几次在低声对自己说“主啊，对我们发发慈悲吧，我们全都要玩儿完啦，我们全都要没命啦”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发生慌乱的时候，我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般水手住的舱房里，没法说自己是什么心情；我没法再像上次那样忏悔，我已经把那些忏悔之词明目张胆地踩在脚底下，硬下心来嗤之以鼻；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一回也同上回一样，不会出事的。但是，正像我刚才说过的，等到船长走过我的身旁，说我们都将玩儿完的时候，我吓得没命了。我起身离开自己的舱房，向外看去。这样叫人惊恐的景象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哩。一个个海浪比山还要高，每隔三五分钟就向我们撞来。在我还能向周围看的时候，我只看到形势险恶，危机重重，除此以外，别无所见。我们发现，两艘停泊在附近的船由于货装得多，吃水深，已经砍掉了船侧那些桅杆。这时我船上的人大声喊叫，原来停泊在离我们约莫一英里外的一艘船沉没了。又有两艘船经不住风吹浪打，已经走锚，正在身不由己地离开锚泊地带，向大海漂去，船上一根桅杆都没有了。那些小船倒应付得挺有办法，在海面上还不至于那么摇摆颠簸；有两三艘小船凭着一面撑杆帆，顺风航行，从我们的船旁经过，飞也似的驶去。

将近黄昏的时候，大副和水手长都求我们的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船长迟迟不愿同意。但是，水手长向他断言，要是他不愿砍的话，那么船就会沉没。他终于同意了。他们砍掉前桅以后，只剩下一根孤零零的主桅，可船摇晃得那么厉害，迫不得已他们把主桅也砍了，于是，甲板上平平坦坦，一根桅杆也没有了。

我只是一个初次出海的人，上一回只遇到了一点儿风浪，就吓得丧胆亡魂，所以任何人都不难判断，我眼下处在怎样的心境中。但是，要是我能在多年后回想起当时我的心情的话，我心里最害怕的倒不是死亡，而是我表示过对出海的后悔，后来又回到最初恶劣地下定出海的决心，这种害怕的程度十倍于对丧命的恐惧。这种想法加上对风暴的害怕，使我陷入一种没法用言辞表述的境地。但是，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来到，风暴持续着，来势那么猛烈，连那些老水手都承认，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我们的船是艘好船，但是装了许多货，在海中不停地颠簸；水手们时不时地高声喊叫：船要泡汤了。我这个外行倒显示出有利的一面，我不懂得他们说的“泡汤”是什么意思，问了以后，才心里有数。然而，风暴是那么猛烈，我看到了一个不常见的景象：船长、水手长和一些比其他人有脑筋的人都在祈祷了，而且随时在估计船会沉入海底。半夜里，我们已经受尽折磨了；有一个特地到下面去查看的人大叫起来，我们的船漏水了；另一个说底层舱里有四英尺积水。接着，所有的人都被叫去用水泵抽水。听到那话，我想，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我原来坐在床边上，向后一倒，倒在舱房里。不过，那些人弄醒了我，对我说，我虽然什么也不会干，跟别人一起抽水还是行的。我受到激励，走到水泵前，劲头十足地干起活儿来。大家在抽水的时候，船长看到几艘小运煤船；那些船经不住风暴的冲击，不得不浮动着，向海外漂去；它们将会靠近我们。船长下令开炮，发出船只失事的信号。我压根儿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大吃一惊，以为船身已经断裂，或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总之，我吃惊得摔倒在地，晕了过去。这是个人人都得考虑自己性命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或者我的下落。一个人走到水泵附近，用脚猛地把我拨到一边，让我躺着，以为我死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来。

我们不断地干活儿，但是底层船舱里的水位愈来愈高，明摆着船一定会沉没。尽管风暴稍微小一点儿了，然而船不可能在水面航行，让我们进入一个海港，所以船长继续开炮求救。我们前面一艘不大的海船顶住了风暴，冒险派出一艘小艇来援救。小艇不顾船毁人亡的危险，划近我们，但是不可能让我们登上小艇，也无法让小艇停在我们的船边。后来，那些人使劲地划着，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我们从船尾抛出一根拴着一个浮标的绳索，把它放下去，放出很长的一段距离；他们花了好多手脚，冒了很大危险，最后总算抓住了它。我们把小艇拉近，靠在船尾，接着大伙儿就从船上下到他们的小艇上。到了艇上以后，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认为要登上他们自己的海船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大伙儿一致同意，且让小艇在水面漂着，另一方面，我们竭尽全力使它向岸边靠去。我们的船长答应他们，要是小艇撞在岸上，撞出了窟窿的话，他会向他们的船长赔偿的。就这样边划边漂，我们的小艇向北航行，几乎直到温特顿海岬 才靠岸。

我们离开海船顶多不过一刻钟，就看到船沉下去了，于是，我第一次知道船在海上泡汤是什么意思。我必须承认，水手们告诉我船在沉下去的时候，我几乎眼睛都没有向上看；因为我当时与其说是登上小艇的，倒不如说是被塞进了小艇。从那时候起，我的心可以说是停止了跳动，部分是由于对眼前的危险景象的担忧，部分是由于对已往的遭遇和对我还会遇上什么事的恐惧，才产生这样的现象。

尽管处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还是使劲地向岸边划去。每当我们的小艇被抛上浪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海岸，就看得见许多人在岸上跑过来，只要我们靠近岸，他们就会搭救我们。但是，我们只是慢腾腾地向岸边漂去，没法靠岸，终于漂过了温特顿的灯塔。那里，海岸向西延伸，往克罗默 方向偏过去了，这样，陆地稍微偏离了风暴的威力。我们在这儿插进去，尽管也经历了一番困难，终于一股脑儿安全登陆，后来行到雅茅斯，我们是落难的人，在那儿不但受到商人和船主，也受到当地官员的好心招待。官员们给我们提供上好的住所，他们还给我们足够的钱，好让我们去伦敦，或者回赫尔，只要我们认为哪儿合适，他们就让我们去哪儿。

我要是当时有脑筋回转赫尔，到家里去的话，那我就幸福了；我的父亲会像我们神圣的救世主耶稣的寓言中的父亲那样，甚至为我宰杀那头肥牛犊 ，因为听到我乘的船在雅茅斯锚泊地带出事以后，他过了好久才相信，我没有在海中死于非命。

但是，我当时被厄运缠住了身子，一心只想往前闯，绝不回头，固执得什么也挡不住我，所以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智和比较稳当的判断力高声呼唤我回家去，然而我都办不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愿强调说这是冥冥之中一种不容违抗的天命，催逼着我们去当自我毁灭的工具，哪怕毁灭就在我们眼前，而我们还是眼睁睁地向它撞去。当然喽，只有这种即将来到的、由天命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苦难——这是我无法逃避的——才能推动我继续往前闯，不顾我的最隐秘的思想中的心平气和的推理和劝说，不顾我在第一回出海的尝试中遇上的那两次这样的教训。

我的那个伙伴他是船长的儿子，以前撺掇我铁了心出海，眼下他的闯劲却比我差了。我们来到雅茅斯两三天以后，他第一回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分开住在城里几个地方。我是说，这是他跟我分开后他第一回看到我。他的口气听起来变了，神情显得很忧伤，摇摇头，问我怎么办，还告诉他父亲，我是谁，和我参加这次航行只是为了打算远走海外而作的一次考验。他父亲向我转过脸来，口气非常郑重和关切。“年轻人，”他说，“你再也不应该到海上去了，你应该把这次出海当作一次明摆着的一清二楚的证明，你没法当一个航海家。”“这是从何说起，先生？”我说，“难道你也不再出海了吗？”“那是另一码事，”他说，“这是我的行当，所以也是我的责任；不过，你却把这一次航行当作一场考验，你瞧，老天爷已经让你尝到了你打算一意孤行的滋味了；也许是你的缘故，咱们才遭到了这场灾难，就像约拿 在开往他施的船上那样。”“请问，”他接着说下去，“你是干什么的？你干吗要出海？”一听这话，我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给他听；听到最后，他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大发脾气。“我到底干了什么啊，”他说，“竟然让这么一个不幸的浑小子上了我的船？哪怕给我一千镑，我也不会再让你跟我一起登上同一艘船。”我敢说，这确实是因为他心痛他的损失，心情还很激动，所以才情不自禁地发起牢骚来，然而不管怎样，他不应当说这么过分的话。不过，他后来对我说话倒是非常严肃的，再三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不要惹得上帝发火，把我毁掉，还告诉我，明摆着老天爷在跟我作对。“年轻人，”他说，“毫无疑问，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不管你上哪儿去，你都免不了会遇上灾难和不如意的事情，直到你父亲的话在你身上应验为止。”

我们很快就分手了，因为我没有回答他的这番话，也没有再见他；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至于我自己呢，衣兜里还有点儿钱，就走陆路去伦敦。不但在路上，而且在到了那儿以后，我的心里经历着许多斗争，盘算我到底应该挑选怎么样的生活道路，到底是回家呢，还是出海。

回家嘛，这在我的种种想法中是可供我选择的最好意向，但是我丢不起这个脸。我不愿走回头路。这个想法马上会让我想起我会遭到邻居们的嘲笑，想起我不但会害臊地看到我的父母亲，还会看到其他一切人。我从那件事情开始，从此时常注意到人类，尤其注意到年轻人共同的性格在对待这种情况下应该引导他们的理性是多么不恰当和非理性。这就是说，他们对犯过错倒不害臊，反而认为悔过自新是一种耻辱，不为他们干出了应该恰当地被认为是蠢货干的勾当感到羞耻，反而对只会使他们被认为是聪明人的改正行为引以为耻。

然而，我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中度过了一些时候，拿不准采取什么措施，走怎样的生活道路。我一直没法打消不愿回家的念头。过了一阵子，我对那段痛苦的经历的回忆消除了，随着回忆的消除，我回家的那股小小的冲动也消除了，直到我完全把这种想法撇在一边，又想望一次航行了。

是那股邪恶的控制力量首先把我带出我父亲的家，使我发疯似的、没有好生考虑就匆忙地产生要发财致富的念头，而且硬是把些痴心妄想塞进我的脑子，使我把一切忠告和我父亲的苦苦相劝，甚至命令都当作耳边风——唉，那股同样的控制力量，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吧，把一切行业中最不幸的一种摆在我眼前。我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海岸的海船，或者用我们的水手通常的说法，一次往几内亚 去的航行。

我的大不幸是，在我的一切出海历险中，我没有以水手的身份待在船上。有了那个身份，尽管我确实可能比一般的人要干得辛苦一点儿，然而同时就学会了普通水手的职责和本分。过了一定的时候，可能为自己取得大副或者代理大副的资格，哪怕当不上船长的话。不过，既然老是挑选错误的决定是我的命，所以这一回我也犯了错误。因为我衣兜里有钱，身上穿着讲究的衣服，我的习惯是在船上总是要当有身份的人，所以我在船上什么都不干，或者学着干些什么。

首先，这是我命里注定的，我在伦敦交上了一批相当好的伙伴。我当时是个不检点的、受错误的想法摆布的年轻人，能遇上好伙伴，倒是难得。魔鬼通常是不会忘了早早就对我这样的人设下圈套的；不过，我倒没有遇上。我首先结识了一个去过几内亚海岸的船长，他在那儿获得大大的成功，决定再去。他被我当时听来并不讨厌的谈话所吸引。他听我说我有意去见见世面后，就告诉我要是愿意跟他一起去航行的话，用不着花钱，我将跟他一起免费进餐，做他的伙伴；我要是能够带点什么货物的话，就会得到买卖惯例所允许的一切优惠，也许还可能遇到一点儿赞助哩。

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同船长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他是个为人正直、处事爽快的人。我同他一起出海，带了一点儿货物，靠了我的船长朋友毫无私心的正直态度，我着实挣了不少钱，因为我是照船长的指点买了四十镑小挂件和小摆设。这四十镑是靠几个同我通信的亲戚的帮助凑起来的；我相信，他们是让我父亲，要不，至少是母亲，掏出这笔钱来，给我作为第一次做买卖的本钱。

在我的一切航行中，只有这次航行我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多亏了我那位正直可靠的船长朋友。在他的指点下，我学到了足够的数学和航海规则，学会了怎样记录这艘船经过的航道，和怎样测天；总而言之，懂得了一些做一个水手必须懂得的东西。因为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学习，一句话，这次航行造就我既成为水手又成为买卖人；因为我靠了这次出海带回了五磅九盎司金沙，回国以后，我在伦敦几乎换得了三百镑。这次收获使我产生了一脑门飞黄腾达的念头，我后来就是被这些鬼念头害得彻头彻尾地翻不了身。

然而，甚至在那次航行中，我也遭遇到了灾难。尤其是我一直生病，由于天气过于炎热，我被来势凶猛的热病折磨着，因为我们的主要交易地带是在沿海地区，从北纬十五度甚至一直到赤道。

我当时已经打定主意，做一个跑几内亚的买卖人。我大为不幸的是，我的朋友在回国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决定再走一次这条航线，同一个在上一次航行中当大副的、而今已经当上船长的人乘同一艘船一起出发。这是我们的航海生活中最不幸的一次航行，因为尽管我在新挣到手的钱中只带了不到一百镑，我留下来两百镑，交给我去世的朋友的妻子，她待我挺公道，然而我还是在这次航行中遭到了种种灾难。首先是遇上了这样一些事情：我们的船正在向加那利群岛 ，或者不如说在群岛和非洲海岸线中间行驶，在灰蒙蒙的晨光中大吃一惊地看到一艘由萨累 开出的土耳其海盗船在追赶我们，船上挂满了他们能张挂的帆。我们也张挂起我们的帆桁能张挂的，或者说我们的桅杆能承受的各种帆，企图逃之夭夭。但是发现海盗们在渐渐逼近，肯定在几个钟头以后会撵上我们，我们就准备开火了。我们的船有十二门炮，而海盗有十八门。约莫三点光景，那艘船撵上了我们，本来打算横在我们的船尾前，但是犯了错误，横在我们的船侧后部前，我们把八门炮移到那一侧，全都向它猛烈开火。它向我们开火回击，同时船上的将近两百人还纷纷用短火枪射击，在这以后，它又拐弯避开去。不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因为我们的人个个隐蔽起来了。它准备再向我们进攻，我们则准备自卫。但是这一次，它从我们的船后部的另一侧向我们猛攻，六十个人登上了我们的甲板，一冲上来，就马上动手，对甲板和索具又是劈，又是砍。我们用短火枪、短矛、火药箱 诸如此类的武器向他们不停地进攻，把他们从甲板上打下去了两回。但是，这段凄惨的经历只需简短地交代一下，不必细说了：我们的船被破坏了，有三个人被杀，八个人受伤，我们不得不投降，一股脑儿做了俘虏，被带到萨累，一个属于摩尔人 的海港。

我在那儿受到的对待并不像最初担心的那么可怕，我也没有像我们其他的人那样，被送到国王的宫廷里去，而是被那个海盗船的船长留下，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我年纪轻，人又灵巧，为他办事得力，成了他的奴隶。我从一个买卖人一下子落到做一个低三下四的奴隶的地步，这个惊人的变化真把我完全整垮了。而今，我回想起了我父亲对我说的那场料事如神的谈话，他说，我将会吃苦受难，而且没有人会来救我；我想，眼下，他的话真是句句应验，丝毫不差，而且我已经落得不可能更糟了；老天爷已经把我打翻在地，我就此永远不得超生。但是，啊呀！这不过是刚吃苦头罢了；苦头嘛，我在以后的经历中还有得吃哩。下面自会提到。

我的新监护人，或者说主人吧，既然把我带回了他的家，所以我希望，他出海的时候，也把我带出去，相信总有一天，他交上噩运，被一艘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军舰逮住，那么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被剥夺了。他出海去的时候，总是把我留在陆地上，照料他那个小花园，在他家里干奴隶们日常干的苦力活儿，而他在海上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却吩咐我睡在舱房里，照料他的那艘船。

我待着，其他什么也不想，只是反复地想逃走，和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发现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丝毫没有逃走的可能，不管从哪方面看，都看不到逃走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因为我没有一个愿意跟我一起乘船逃走的人商量这件事，没有其他的奴隶，那儿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者苏格兰人。所以在那两年里，尽管我常常胡思乱想，以此为乐，却始终看不到一个能实行逃走的令人鼓舞的前景。

约莫两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状况，使我的脑海里重新产生了试图设法恢复自由的老念头。我的监护人比往常在家里待得要久一些，而不去给他的船添置出海的装备；我听说，这是因为他缺少钱。他几乎固定不变地每礼拜有一两次，有时候日子隔得更近些，要是天气好的话，乘上他的大船上的小艇，到锚泊地带去捕鱼。他总是带着我和一个年轻的摩尔人，给他划船。我们让他非常高兴。我看上去捕起鱼来手也很灵巧，所以有时候，他就打发我和一个摩尔人——他的一个亲戚，还有一个小伙子——他们管那个年轻人叫马雷斯科 ——一起去捕一些鱼来给他做菜。

有一回，在一个阴沉沉而没有风浪的早晨，我们去捕鱼。起了一场大雾，雾是那么浓，虽然离开陆地还不到半里格 ，我们却看不见它了。我们划着，却不知道往哪儿，或者哪个方向划。我们辛苦地划了整整一天，又划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向海上划，而不是划回陆地，而且我们离开陆地至少已经有两里格了。后来，我们还花了不少力气，又遇上了一点儿危险，才划了回来，因为早晨风吹得这么猛，尤其是我们全都饿坏了。

但是，我的监护人被这场灾祸提醒，决定以后自己要更加小心，免得出意外。他抢来的我们英国船上那条长艇一直留在他那儿，他决定以后不带罗盘和吃的，不再外出捕鱼。他吩咐那艘船上的那个木匠，也是沦为奴隶的英格兰人 ，在那艘长艇的中部盖一个小舱房，或者说小休憩舱，像游艇上的那种。舱房后面要有地方可以让人站着掌舵和拉主帆帆脚索，舱房前面也要有可以让一两个人站着照料帆的地方。艇子是靠一张我们管它叫三角帆的小帆航行的，帆的下桁在舱房上空转向。舱房非常舒适而低矮，他可以躺在房里，还能带一两个奴隶，还能放一张吃饭的桌子，还有几个小箱子，小箱子里可以放几瓶他认为自己适宜喝的烈酒，尤其是放他的面包、米饭和咖啡。

我们经常乘这艘长艇外出捕鱼，而我为他捕鱼的本领灵巧极了，所以他出去，没有一次不带我。说来也巧，一次他吩咐要乘这艘艇子同两三个当地显赫的摩尔人一起外出，既是找寻乐子，又是捕鱼。他不惜为他们大肆铺张，在前一晚上就把比平时更多的食物送上船去，吩咐我准备三杆燧发火枪和弹药，因为他不但打算捕鱼，而且还想打鸟哩。

我按照他的吩咐，准备好一切。第二天早晨，我等在艇上。艇子已经洗得干干净净，挂出了船旗和三角旗，一切安排妥当，只等客人上船了。结果，只有我的监护人独自上了船，告诉我他的客人因为临时有事缠身，去不成了，只能推迟行期。他还吩咐我同那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跟往常一样去为他们捕一些鱼，因为他的朋友们要在他家里吃饭；还指示我一捕到鱼，就送回他家去。我着手干这一切的准备工作。

这时候，我以前那些逃走的念头突然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发现眼下我可能有一艘由我使用的小船了。等我的主人走开以后，我就准备起自己的供应来，不是准备一次捕鱼用的供应，而是准备一次航行用的；尽管我不知道，也没有多考虑，我会航行到哪儿去，因为只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管上哪儿去都行。

我的第一步妙棋是想出了一个借口，我对那个摩尔人说，去弄一些我们在船上吃的口粮；因为我对他说，我不可以胆大妄为，吃掉我们的监护人享用的食物。他说这话千真万确，所以他拿了一大篮面包干或者饼干一类的玩意儿，还有三罐淡水，送到艇上。我知道我的监护人的那一箱箱酒放在哪儿，从牌子看，显然是从哪一个英国人的货物中抢来后留下的。乘那个摩尔人上岸去的时候，我把那些酒搬到长艇上，好像酒原来就放在那儿，准备给主人喝似的。我还搬了一块黄蜡上船，那块蜡足足有五十多磅，还带了一包细绳，或者说线，一把短柄小斧、一把锯子和一把锤子，以后所有这些东西都对我大有用处，尤其是用来做蜡烛的黄蜡。我试着再给他安排一个圈套，他又天真地钻了。他的名字叫伊斯梅尔，他们管他叫马利或者英利，所以我也这样叫他。“马利，”我说，“咱们主人的枪在船上，你能不能拿一点儿弹药来？那么咱们可以给自己打一些叫阿尔卡米的鸟儿（那种鸟像我们的鹬）哩，我知道他把他的枪支弹药都藏在那艘海船上。”“好吧，”他说，“我去拿一些来。”他随即去拿来了一个盛着约莫一磅半火药——也许还多一些——的大皮袋和另一个盛着五六磅铅砂弹的大皮袋，还有一些子弹，一股脑儿放在艇上。同时，我在大舱房里已经发现我主人的一些火药，我把那些火药装在酒箱中一个几乎空了的大瓶里，把那个瓶里原来剩下的一点酒倒在另一个瓶子里。就这样我们把一切必需的东西安排好，离开海港去捕鱼。海港入口处有座堡垒，那儿的人认识我们是谁，所以对我们并不注意，而我们在离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就收下帆，动手捕鱼。风正从正北偏东方向吹来，这同我的希望正好相反。因为风要是从南方吹来的话，那我就有把握把船靠上西班牙海岸，要不，至少可以抵达加的斯 海湾。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不管风往哪个方向吹，我一定要离开我现在待的这个可怕的地方，其他的一切就听天由命了。

我们捕了一会儿鱼，一条也没有捕到，因为鱼上钩以后，我绝不把它们拉上来，这样，他就不可能看到鱼。我对那个摩尔人说：“这样不行，咱们的主人是不该受到这么亏待的，咱们一定要再往远些的地方去。”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坏处，就在艇首上张起帆来，表示同意。我在掌舵，就再把艇子驶远了将近一里格，然后停住艇子，好像我要捕鱼似的，把舵交给那个年轻人以后，我向前走到那个摩尔人待的地方，假装弯下身去，要在他身后拿什么东西，冷不防把我的一条胳膊插在他的胯部底下，一下把他翻了个跟斗，他从船上栽下海去。他马上浮出水面，因为他游泳游得那么高明，简直像个软木塞，大声叫我，求我救他上艇，而且对我说，他愿意跟我一起走遍全世界。他在艇子后面游得那么快，很快就会撵上我，当时几乎没有风嘛。看到这景象，我走进那间舱房，取出一杆鸟枪，对准他说，我刚才没有伤害他，要是他不张扬的话，我现在也不会伤害他的。“再说，”我说，“你游泳游得好，准能游到岸上去，而且海上没有风浪，尽快上岸去吧。我不会伤害你一根毫毛的；可是，你要是靠近艇子的话，我就要开枪打穿你的脑袋，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获得我的自由了。”于是，他就转过身子，向岸上游去。我毫不怀疑他会轻松地抵达岸上，因为他游泳游得棒极了。

我本来可以把那个小男孩淹死，让摩尔人跟我一起逃走，这样安排倒也挺称我心意，但是我不敢冒信任他的风险。等他游走以后，我向那个叫苏利的小男孩转过身去，对他说：“苏利，你要是忠心地对待我的话，我就会把你造就成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是，你要是不抚摸着脸表示效忠于我的话——”这就是说，以穆罕默德和他父亲的胡子的名义起誓，“我一定会把你也扔进海去。”那个小男孩对着我的脸笑笑，说的话非常天真，叫我没法不信任。他起誓效忠于我，表示愿意随我走遍全世界。

我还看得见那个在游泳的摩尔人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把艇子向海上开去，确切地说，是逆风开去，这样做，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朝直布罗陀海峡 开去（事实上，凡是神经正常的人一定都会认为我是这样做的），因为谁会猜想到我们是一路向南而去，开向那名副其实的蛮荒海岸区 呢？在那儿，所有部落的黑人肯定会用独木舟把我们团团围住，杀死我们；在那儿，我压根儿上不了岸去，我们只会被凶猛的野兽，或者更凶残的野人生吞活剥地吃掉。

但是，等到暮色沉沉的时候，我就改变航线了，径直向正南偏东的方向驶去。我所以要把航线向东偏一点儿，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沿着海岸线航行了。顺风吹得相当紧，海面上却光滑而平静。我让艇子以这样的速度航行，相信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我第一眼看见陆地的时候，至少离开萨累南面不少于一百五十英里，远远地摆脱了摩洛哥国王的管辖范围，事实上，也摆脱了那一带任何其他国王的管辖范围，因为看不到人。

然而，我是那么害怕摩尔人，唯恐落入他们的手中，所以既不停船上岸，也不锚泊。风仍然是顺风，这样一直航行了五天。后来，风向改变，变成南风了。我断定，即使原来有任何船只追赶我，眼下也会放弃了，所以我终于敢靠近岸了，在一个小河口抛锚。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或者在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河口。我看不到一个人，也不希望看见。我头等重要的事情是要找淡水。黄昏后，我们进入这条小河，决定等天一黑，就游上岸去，摸清这一带的情况。但是等天完全黑了，我们听到各种我们所不知道的野兽可怕的尖叫、吼叫和号叫声，吓得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差点儿没命。他求我在天亮以前千万别上岸。“好吧，苏利，”我说，“那么，我就不去。可是在白天，也许咱们可能遇上人，对咱们来说，他们可跟狮子一样糟糕。”“那咱们向他们射枪，”苏利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把他们射逃走。”苏利说的这种英语是我们奴隶在交谈的时候说的。不过，我看到那小男孩这么快活，心里挺高兴，我接着给了他一点儿酒（这是从我的监护人的酒箱中的酒瓶里倒出来的），让他满心欢喜。苏利的意见毕竟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我们抛下船上的小锚，平平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夜。我说平平静静，因为我们压根儿没有睡觉，因为在两三个钟头后，我们看到许多庞大的野兽（我们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到岸边，走进海水，打滚泡洗，好让身子凉快舒适。那些野兽还发出种种难听至极的号叫声和吼叫声，我以前确实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苏利吓坏了，我也是这样。但是，使我们更怕的是，这时候我们听到有一头巨大的野兽在向我们的艇子游过来了。我们看不见它，但是从它的鼻息咻咻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是一头庞大得异乎寻常的、凶恶的野兽。苏利说，那是一头狮子，我想他的话可能不错。可怜的苏利向我大叫，要我起锚逃走。“用不着，”我说，“咱们可以卸掉那根连着铁锚的带浮标的锚链，逃到外海去，野兽追咱们没法追得太远的。”我的话刚出口，我就看到那头野兽（不管它是什么吧）竟然离我们只有两桨的距离了，这真叫我大吃一惊。不过，我马上走进那间舱房，拿起一杆枪，向它开火。一挨枪子儿，它马上掉转身子，向岸上游去。

不过，没法叙述那一片可怕的闹声和难听至极的喊叫声和号叫声；枪声一响，这些声音不但从岸边，而且从这一带内地较高处传来。这件事使我相信，那些野兽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我终于完全相信，在夜晚我们是压根儿去不得岸上的。至于冒着危险白天上岸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落入任何野人手中同落入狮子和老虎 爪下一样糟糕。至少我们对这两种东西的危险性怀着同样的恐惧。

尽管情况是这样，我们还是不得不上岸去，在什么地方找到淡水，因为我们的艇上一品脱水也没有了。问题是什么时候去，上哪儿去。苏利说，我要是让他带个罐子上岸去的话，他会找到水的，要是有水的话，会给我带一些回来。我问他，干吗是他去？干吗不是我去，让他待在艇上？这个小男孩一往情深地回答，这使我以后一直喜爱他。他说：“要是野人来，他们吃掉我，你逃走。”“得了，苏利，”我说，“咱们一起去，要是野人来的话，咱们宰了他们，咱们两个他们一个也吃不了。”接着，我给苏利一片面包干吃，还从我说过的我的监护人的酒箱里取出一瓶酒来倒了一点儿给他。我们把艇子靠近岸，靠到我们认为合适的近处，蹚着水上岸，除了我们的武器和两个水罐以外，什么都没有带。

我不想走得太远，走得看不见我的艇子，害怕野人的独木船在河上顺流而下。但是，那个小男孩看到那一带约莫一英里外有一片低地，就悠悠忽忽地走过去。不久以后，我看到他向我跑来。我以为他被野人追赶，或者被一只野兽吓坏了，所以我向前跑去救他；但是我走到离他更近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上背着什么东西，那是他打到的动物，像是一只野兔，但是毛色不一样，腿比较长。不管怎样，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它的肉味道很好嘛。但是可怜的苏利带来的最大的喜讯是，他告诉我，他找到了干净的淡水，而且看来似乎没有野人。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用不着花这么多力气去弄水，因为在我们停泊的小河上游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只要一退潮，就有淡水。潮水只涌到小河内一点儿地方。我们随后在两个罐子里灌满了水，尽情享用了我们打到的兔子，由于在这一带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脚印，就准备继续上路了。

我以前在这条海岸线上航行过一回，所以知道得很清楚，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 都离海岸不远。但是我手边没有仪器可以进行观测，所以没法知道我们处在什么纬度，又不确切地知道，至少记不清楚，那两个群岛处在什么纬度，所以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它们，或者离开海岸向它们开去；要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眼下，我倒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那两座群岛中找到一座的。但是，我的希望是，我沿着这条海岸线航行，一直航行到英国人的贸易区，我就会找到几艘出于贸易目的通常在这地区出没的船只，他们就会救助和接纳我们。

根据我最认真的估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一定是在摩洛哥王国的管辖地区和黑人居住地区中间，是一片没有人居住、只有野兽出没的荒芜地带。黑人因为害怕摩尔人，抛弃了这片土地，向南迁移，而摩尔人则认为不值得在那儿落户，因为那儿土地贫瘠。事实上，两方面都因为那儿潜伏着许许多多老虎啊、狮子啊、豹子啊，和其他凶猛的野兽，都不愿占有。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摩尔人只是把那儿当作打猎的所在；他们每次去的时候，阵势雄伟，像一支军队，总是有两三千人。事实上，在这条将近一百英里的海岸线上，我们在白天只看到一片没人居住的荒地，其他什么都没有；在夜晚只听到野兽的号叫声和吼叫声，其他也什么都没有。

有一两回，我在白天自以为看到了特纳里夫峰 ，加那利群岛特纳里夫山的高峰，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冒险向外海驶去的念头，希望抵达那儿。但是试了两回，我被逆风又逼回来，海面上的风浪也不是我这艘艇子所受得了的，所以我下定决心继续实行我的第一个计划，沿着海岸线航行。

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我不得不登上陆地好几回，去弄淡水，尤其是有一回，在一大清早，我们在一个相当高的小岬角旁抛了锚。正在涨潮，我们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等潮大了，向陆地开进去一些。看来苏利比我沉不住气，他的眼睛老是东张西望，忙乎个不停。后来他轻轻地叫我，告诉我，我们最好离岸远一些。“因为，”他说，“瞧，那边小山坡上躺着一头可怕的大野兽，它睡得挺沉哩。”我向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确实有一头可怕的大野兽，因为在一座小山的阴影笼罩下，有一头形状凶猛的大狮子躺在岸边。“苏利，”我说，“你应该上岸去杀了它。”苏利显出一副吓坏了的模样，说：“我杀！它一嘴就把我吃掉了。”“一嘴”，他的意思是“一口”。不过，我不再跟那个小男孩说话，而是吩咐他躺着，一动也不要动，接着拿起我最大的那杆枪，口径大得几乎像一杆滑膛火枪，我在枪内装了大量火药和两颗形状不规则的子弹，然后把它放下；接着，我又在另一杆枪里装了两颗子弹。第三杆（我们一共有三杆枪）里，我装了五颗比较小的子弹。我拿起第一杆枪，尽可能地对它瞄准，要射它的脑袋，但是它躺着的姿势是一条腿比它的鼻子高一点儿，所以两颗子弹大约打中了它大腿的膝盖部分，打断了膝盖骨。它先是吼叫着跳起来，发现自己的一条腿断了以后，又倒了下去，接着用三条腿撑起来，发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难听的咆哮。我有一点惊讶，竟然没有打中它的脑袋。不管怎样，我马上抄起第二杆枪；尽管它开始走开了，我还是又开枪了，打中了它的脑袋，满心欢喜地看到它倒下去，喊叫声也变小了，在挣扎着企图保全性命。于是，苏利来劲了，求我让他上岸去。“好吧，去。”我说。听了这话，那个小男孩就跳进海水，一只手拿着一把短枪，另一只手划着水，向岸游去，来到那头野兽跟前，用枪口对准它的耳朵，把枪子儿打进它的脑袋，这才结果了它的性命。

我们确实打了一次猎，但是狮子肉是没法吃的。我用去了三发弹药，打中了一头对我们毫无用处的野兽，实在感到惋惜。但是，苏利说，他一定要取一点它的肉，接着他来到船上，要我把短柄斧给他。“干吗要斧子，苏利？”我说。“我砍掉它的脑袋。”他说。然而，苏利没法砍掉它的脑袋，但是他砍了它的一只脚，带了回来。真是一只大得吓人的脚。

不管怎样，我想起，狮子皮也许对我们多少有点儿用处。我打定主意，要尽可能地把狮子皮剥下来，所以苏利和我就去干活儿。不过，干这种玩意儿，他比我强多了，因为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干。说真的，剥这张狮子皮花了我们两人整整一天工夫，但是终于把皮剥下来了，把它铺在我们的舱房顶上。阳光真管用，两天后就把它晒干了，以后，我就躺在那张皮子上。

经过这番耽搁以后，我们继续往南行驶，航行了十天或者十二天吧。食物所剩不多了，我们只得节省着吃，而且除了我们不得不去弄水以外，我们绝不上岸。我的决定是要驶到冈比亚河 或者塞内加尔河 去——这就是说，驶到佛得角一带任何地方——我希望在那儿遇到一艘欧洲人的船。我要是遇不到的话，那就不知道走什么航线了，只有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佛得角群岛，要不，这条性命就要断送在黑人手中了。我知道从欧洲来的一切船只，或者是去几内亚海边的，或者是去巴西的，或者是去东印度 的，都要停靠佛得角或者佛得角群岛。一句话，我把我的生死存亡整个儿押在这个行动上，我非得遇上一艘船不可，要不，就难免一死。

我上面说过，我凭着这个决心，又航行了约莫十天光景。这时候，我看到陆地上有人居住，而且在我们航行过的两三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人站在岸边看我们。我们也能看出他们是黑人，而且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一度打算上岸去，同他们见见；但是苏利是比我高明的顾问，对我说：“不去，不去。”尽管没有上岸，我还是把船靠近岸边一些，这样可以同他们说话。我发现他们沿着海岸在我身旁跑了好一程子。我注意到他们手里没有武器，只有一个人除外，他拿着一根细长的棍子。苏利说那是长矛，他们扔出的长矛距离远，目标准。所以我同他们保持着远距离。我尽最大的努力用手势同他们交谈，尤其是做出种种要讨些吃的东西的手势。他们也用手势表示，要我停住船，他们会弄些肉来给我的。看到这个表示，我把帆落下，顶着风停住船。他们中间有两个人离岸向内地跑去，不到半个钟头回来了，带着两块干肉和一些当地出产的粮食。但是，我们既不知道那是什么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粮食。虽然我们挺愿意接受这些吃的，然而怎么接过来却成了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叫人为难的问题，因为我不敢冒险上岸，走到他们跟前去，而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但是，他们采用了一个对我们大伙儿都安全的办法。他们把食物送到岸边，放在地上，然后退后许多路停住脚，等我们把食物拿上船以后，才重新走近我们。

我们用手势向他们表示谢意，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但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好的向他们报恩的机会，因为我们停靠在岸边的时候，有两头猛兽从山上向海边发疯似的跑来。据我们猜想，是一头在撵另一头，是不是雄的在撵雌的，是不是它们在闹着玩还是在发怒，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常有的还是难得的现象。不过，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因为第一，那些肉食的猛兽除了在夜晚以外，难得出现；第二，我们发现那些人都吓坏了，尤其是女人。那个拿着长矛或者说标枪的人并没有从野兽身旁逃开，不过，其他人却纷纷逃散。不管怎样，两头猛兽看来并没有向哪个黑人扑去的意图，径直冲进海来，在海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它们是来嬉水似的。后来，有一头猛兽游近我们的艇子，游得比我起先料想的更近。我早已准备好对付它了，因为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在一杆枪中装满了弹药，还吩咐苏利装满了另外两杆。等它完全游进我的射程，我就马上开火了，把枪子儿直截了当地打进它的脑袋。它一下子沉下水去，但是马上浮起来，上下翻滚，好像它在挣扎求命似的。它确实是在求命。它向海岸游去。但是，它中了那致命的一枪，又受到海水的窒息，刚游到岸边，就死了。

那些可怜人对那一声枪响和火光表示的惊讶，是没法形容的。他们有几个吓得魂灵出窍，摔倒在地上，几乎吓死了。当他们看到那头野兽已经咽气，沉入水中，而我在做手势，让他们到岸边来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振作精神，来到岸边，找寻那头畜生的尸体。我根据它的一片染红了海水的血迹发现了它，用一条绳索绕住了它的身子，交给黑人们使劲地拉，他们把它拉上了岸，才看清那是一头极珍稀的豹子，浑身斑点，形状漂亮，令人赞赏。黑人们纷纷举起双手，表示惊奇，想不通我是用什么东西结果了它的性命的。

另一头猛兽被火光和枪声所吓，游上岸去，径直从它们的来路，逃上山去。由于隔得远，我看不出那是一头什么野兽。我很快就发现，那些黑人想吃那头豹子的肉。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让他们当作我为了表示友好而送的一份礼物来接受。我向他们做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收下。他们表示非常感谢。他们马上动手来处理它。尽管他们没有刀，但用一片削尖了的木片很快地剥掉了它的皮，比我们用刀子剥快得多。他们给我一些肉；我拒绝了，装出我似乎一定要给他们的模样，但是用手势表示要那张皮。他们非常大方地给了我，又给了我许许多多他们的食物。尽管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然而我收下了。然后，我做手势，向他们讨一些水，取出我的一个罐子，把罐底朝上，表明罐子是空的，我要求把罐子灌满。他们顿时对几个同一部落的人高声喊叫。两个女人跑来，带来一个大桶。那是用泥土做的，做成后，我想，是在太阳底下晒干的。同刚才一样，她们为我放下桶。我就差苏利带着我们的三个罐子上岸，把它们一股脑儿灌满。那两个女人同男人一样，也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

我现在总算有了块根和谷物，尽管算不上是好食物，还有了淡水，就别过了我那些友好的黑人，又向前航行了约莫十一天光景，用不着靠近海岸，直到我看到在我前面，隔开约莫五六里格光景，有一片很长的陆地向外伸出，伸进海去。我就远远地离开海岸线，向那个岬角驶去。我终于在离开陆地约莫两里格的地方绕过那个岬角，清楚地看到了另一边面朝大海的陆地。于是，我断定，而且确实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佛得角，而这些岛是由于佛得角而得名的佛得角群岛。然而，角和群岛隔得很远，我拿不准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要是陷在一阵大风中的话，只怕哪儿都去不成，落得一场空。

在这种尴尬的困境中，我心情沉重地走进舱房，坐下来；苏利在掌舵，那个小男孩突然大叫：“主人，主人，一艘张着帆的船！”那个愚蠢的孩子吓得魂灵儿出窍，认为他主人一定派出了一些船来追捕我们，那是其中一艘，而我却知道我们已经离开得很远，足以摆脱他们了。我跳出舱房，不但马上看到了那艘船，而且看到了那是一艘什么船，原来那是一艘葡萄牙船，我猜想，是开往几内亚海岸去装运黑人的。但是，我仔细观察了它的航线以后，很快就深信，它在向别处开去，压根儿没有一点靠近海岸的打算。我随即尽可能地张起了所有的帆向海上驶去，要是可能的话，决定跟他们谈谈。

尽管我张起了所有的帆，我发现，我还是没法撵到他们前面去，所以在我可以向他们发出任何信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把艇子上的帆都张了起来，开始感到绝望以后，他们似乎凭着望远镜看到了我，看到那是一艘欧洲人的艇子，他们猜想，那一定是属于一艘出事的海船上的，所以他们缩帆减速，让我撵上去。我受到这个举动鼓励，再说我有我监护人的船旗在艇上，就用旗向他们挥舞出一个船只遭难的信号，还开了一枪，这些他们都看到了，因为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了烟，虽然他们没有听到枪声。看到了信号，他们非常友好地停住船，等待我，约莫三个钟头光景以后，我撵上了他们。

他们先用葡萄牙语，后来用西班牙语和法语问我是干什么的，但是我都听不懂。最后，船上的一个苏格兰水手高声招呼我。我回答他的话，告诉他我是英格兰人，刚从萨累的摩尔人的奴役下逃出来。然后，他们让我上船，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和我的一切东西。

我原来落在一个多么悲惨、几乎绝望的境地，据我看，现在是脱离苦海了，任何人都会相信，这对我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我马上表示，要把我所有的一切送给这艘海船的船长，来报答他的搭救之恩。但是他大方地告诉我，我的东西他什么都不要；等我到了巴西以后，凡是我的东西都会一样不少地交还给我。“因为，”他说，“我救你的性命就像我乐于救自己那样，是没有其他条件的。也许有一天，我运气不好，也可能落到同样的境地，再说，我把你带到巴西以后，那儿离开你自己的国家那么远，我要是拿走你的一切东西的话，你会在那儿挨饿的，这岂不是我取走了我救你的这条命吗？不，不，英格兰先生 ，”他说，“我的英格兰先生，我一定不收任何东西，把你带到那儿。靠这些东西，你还得在那儿买你的口粮，还得付你回家的旅费。”

他的话固然说得厚道，他的行动也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因为他吩咐海员们一个都不要打主意，要我什么东西；然后，他自己把我的一切保管起来，开了一张详细的清单给我。将来我可以凭单取回东西，甚至我那三个瓦罐也没有漏掉。

至于我的那艘艇子，那可是一艘很好的艇子。他看到后，就对我说，他要买下这艘艇子，给他的海船使用，问我要多少钱。我告诉他，既然他对我这么大方，我不该给那艘艇子开价了，价钱完全由他决定。听了这话，他对我说，他会写一张票据给我，到了巴西给我八十个每枚值八雷阿尔的银币 ，作为船价；要是在巴西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的话，他会补足差价。他还愿意出六十个每枚值八雷阿尔的银币买我的小男孩苏利，这我可舍不得。倒不是我不愿意让船长收留他，而是我非常不愿意出卖那个可怜的孩子的人身自由。他是那么一片忠心地帮助我获得了我的自由。不管怎样，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了他以后，他认为我的话有道理，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是小男孩皈依天主的话，他会立下一张字据给他，十年以后让他自由。听了这话，再说苏利也表示愿意跟船长去，我就让船长得到了他。

约莫二十二天光景以后，我们顺顺利利地来到巴西，停在诸圣湾 。而今，我已经再次从我最糟糕的境地中摆脱了，就得考虑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了。

那位船长那么慷慨地待我，真叫我终生难忘。他不收我乘船的费用，出二十达克特 买下我艇上的豹皮，花四十达克特买下狮子皮，还把我存在大船上的东西一件不差地还给了我。凡是我愿意出售的，他都买下，譬如说，那箱酒、两杆枪和剩下的黄蜡——因为我已经用掉一部分做蜡烛了。一句话，我把我所有的货物卖了二百二十个每枚值八雷阿尔的银币，拿着这笔钱在巴西登陆。

我在巴西没待多久，船长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像他自己那样善良、正派的人的家中去。那人有一个厂子，人人都管它叫厂子，事实上，是一座种植园和一个炼糖工场。我跟他一起住了一阵子。就这样，我学会了种植和炼糖的诀窍。看到种植园主们的生活是多么舒适，他们是怎样一下子就发了财，我打定主意，我要是被批准在那儿定居的话，我一定会跟他们一样做个种植园主，还同时决定找到一个途径，让人把我留在伦敦的那笔钱汇给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弄了一份入籍许可证，还动用我的全部钱财，买进没有开垦过的生荒地，而且为我的种植园和定居拟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同我打算从英国汇来的那笔钱是相称的。

我有一个邻居，一个生在里斯本的葡萄牙人，但是父母都是英格兰人，他姓威尔斯，处境同我非常相像。我称他为邻居，因为他的种植园紧靠着我的。我们两人一直来往得很密切。我的资金很少，他也一样。约莫两年光景，我们情愿只种植庄稼，别的什么都不种。然而，我们开始增加收入了，我们的土地也开始治理得整整齐齐了，所以在第三年，我们种了一些烟叶，还各自准备了一大片来年种甘蔗的土地。但是我们两人都缺乏帮手。这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发现，跟我的小男孩苏利分手，我是干了件错事。

唉！我一向就不会把事情办对，干错了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事我既然已经没法补救，只得继续干下去。我被一种同我的天性不近的、完全同我喜爱的生活相反的行为拖累住了。想当初我为了我喜爱的生活抛弃了我父亲的家，违背我父亲的一切好意劝告。不对头，我正在进入的正是那个中间阶层，或者说平民生活的上层。我父亲以前就劝过我这么干的，而我要是决心继续干下去的话，大可以待在家里，用不着像我所做的那样在异国他乡折腾得筋疲力尽。我时常对自己说，我要是愿意这么干的话，原可以待在我的英格兰伙伴们中间干，何必来到五千英里外，待在陌生人和野蛮人中间，在荒野里干呢，何必同世界各地隔得那么遥远，始终听不到从哪里传来一丝半点我认识的人的讯息。

我就是这样带着懊悔已极的心情看待我的处境。我没有人可以交谈，所以只得时不时地同那个邻居聊聊。除了那些力气活儿以外，我也没有活儿可干，所以我经常说，我就像一个被抛弃在一座荒岛上的人，岛上除我以外，别无他人。世上的事情真是再公道都没有啦！所有的人在把他们当前的处境同不如他们的人相比的时候，怎么想得到，老天爷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用他们后来的经历使他们深信，他们早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说，世上的事情是多么公道；我要是把当时过的生活继续下去的话，我大有可能发财致富，飞黄腾达，我却时常把我当时的生活比作独处荒岛，谁想得到我后来却真的在荒岛上孤独地过日子。

那位把我从海里救到船上的好心的船长，我的朋友，要返航的时候，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我的种植生涯了，因为那艘船在巴西停泊了将近三个月，接受运送的货物和做好航行的准备。我告诉他，我在伦敦还存着一小笔款子，他向我提出了这个友好而真诚的想法。“英格兰先生，”他说，他一向这样称呼我，“要是你给我一份我的身份证明和一份正式委托书，吩咐那个在伦敦给你保管钱的人把你的钱汇到里斯本我指定的人名下，让他为你购买对这个国家适用的货物的话，我在回巴西后，要是上帝许可的话，一定会让你靠那些货物赚钱的。不过，世事总是多变，灾难在所难免，我奉劝你不如吩咐只汇一百镑来，你说过，这是你的一半存款。不妨用你的一半钱先来冒冒险，要是办理得顺利的话，那么另一半也可以照此办理；要是失败了的话，那你还有一半可以依靠，不至于愁没钱花。”

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主意，而且听起来完全出于好意，所以我没法不相信这是我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按照那位葡萄牙船长的设想，办理了一份给那个保管钱的夫人的船长身份证明书和一份给船长的委托书。

我详详细细地在信中向那位已故的英格兰船长的妻子叙述了我所有的经历：我的被俘做奴隶，出逃，和怎样在海上遇上这位葡萄牙船长，他待我是多么爱护备至和我现在的境况，还写明其他一切我需要的东西的细目。那位正派的船长来到里斯本以后，设法通过当地几个英国商人，不但把我的吩咐，而且把一份叙述我的全部遭遇的材料转交到一个全权代表她的伦敦商人的手里。于是，她不但汇去了钱，而且自掏腰包，送给那位葡萄牙船长厚礼，感谢他对我宽厚和仁爱的照顾。

那个伦敦商人收到一百镑以后，按照船长所开的清单，一一办好了那些英国货，就直接发到里斯本给他；他把货一无损失地运到了巴西。货物中还有我没有指明要（因为我在业务上是个生手，没有想到），而是他细心想到的，干种植业不可缺少的一切工具、铁制品和用具，这些都对我大有用处。

这些货运到后，我认为我已经发了财，因为这些工具叫我又惊又喜。已经成为我的好管家的船长还自掏腰包，用五英镑（这是我的朋友送给他，让他给自己买一件礼物的），买下了一个为期六年的卖身奴仆 ，带来给我，而且不愿接受我的任何谢意，只收下一点儿我硬是要他收下的、我自己种的烟叶。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哩。我的货物全都是英国货，譬如说棉布、毛料、桌面呢等。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家里特别值钱和受欢迎。我找到途径，把货物卖出去，挣到了非常可观的利润，所以我可以说，我的第一批货卖得的钱比货物的成本高出四倍还不止，而且我现在远远地超过了我那个可怜的邻居，我的意思是说在发展我的种植业方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自己买了一个黑人奴隶，还买了一个欧洲奴仆。我的意思是说另一个，不是船长从里斯本给我带来的那个。

但是，发迹以后，任意胡为，往往会使我们陷入最大的逆境，自食苦果。我也是这种情况。第二年，我在种植业方面继续大获成功。在我自己的土地上，我收的烟叶除了应付左近一带的需要外，还多出了五十大包。每一包的重量都超过一英担 。烟叶都烤得香喷喷，堆得整整齐齐，等里斯本来的船队回去的时候装运。嗨，买卖也做大了，钱也挣多了，我的脑子里开始塞满了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种种计划和承诺。事实上，这种计划和承诺往往会使最有头脑的买卖人身败名裂。

我要是在眼下的处境中继续干下去的话，将来有的是机会享用一切眼下还没有享用过的最幸福的事物。我父亲热切地向我介绍过，要享用那一切，要过平静、退隐的生活；他还明智地叙述中间阶层的生活是充满着这种幸福的。但是，别的事情等候着我，我仍然会任性地一手造成自己的一切苦难；尤其是这些苦难使我错上加错，越发丢人现眼；我在未来的悲痛的生活中有的是空闲去回想。我本来应该顺应自然和天意，因为两者都向我呈现出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景象，并使我把顺应自然和天意作为责任去好生努力，去顺顺当当地追求光明的前途和生活的方法。没想到，我却由于执迷不悟，死抱着要在海上闯荡这个愚蠢的爱好不放，偏偏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终落得彻底失败。

我既然有过一回干出了撇下我父母的这种行为，现在岂肯安分守己。我是非走不可，终于丢掉这个靠我新办的种植园发财致富的想法，而是一味想用轻率而肆无忌惮的、不是常情所容许的手段，去更快地发迹。这样，我又把自己投进了一个苦难的深渊，一个以前人类从来没有陷进去过的最深的苦难的深渊，或者也许可以加上一句，它总算还不至于要人的命，和还让人保持健康。

那么，还是来如实地谈谈我这部分遭遇的细节吧。你可以料想得到，我眼下在巴西居住了几乎四年了，靠我的种植园开始富起来，而且蒸蒸日上，我不但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在我的种植园主同行们和在我们的港市圣萨尔瓦多的商人们中间结识了一些熟人和交了一些朋友。我在同他们交谈的时候，时常向他们谈到我去过几内亚海岸两次和同那儿的黑人做交易的情形，还说在那儿以货易货是多么容易，用一些玩意儿，譬如说，料珠、玩具、刀子、剪刀、短柄斧、玻璃小首饰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但可以换到金砂、白豆蔻种子、象牙等，而且可以换到大量黑人，供巴西使用。

我在谈到这些方面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专心地听着，尤其是在我谈到买黑人那个部分的时候。当时，贩卖黑人这个买卖不但还很少人干，而且拿这件事来说，一向要有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的许可才能从事，这是由国家垄断的，所以贩卖到当地的黑人极少，而且价钱贵得离谱。

我偶尔同几个我熟识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在一起，很热切地谈起了这些事情。第二天早晨，其中有三个来找我，并且告诉我，昨晚他们把我向他们谈的事情反复考虑了好久，他们来向我提一个秘密的建议。他们先嘱咐我保守秘密，然后，告诉我，他们打算装备一艘海船，开往几内亚，因为他们都同我一样有种植园，什么也不缺，只缺少奴仆。既然这是一桩没法干的买卖，因为他们回巴西以后，没法公开出售黑人，所以他们想只出海一次，私下里把黑人带上海岸，把他们分到他们自己的种植园里去。长话短说，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担任船上的商务负责人，在几内亚海岸处理买卖。他们还向我承诺，我用不着出一个子儿本金，将得到一份同样数目的黑人。

这个建议，必须承认，要是向任何一个没有自己的住家和种植园（何况这个种植园欣欣向荣，大有发迹的势头，而且还添置了许多设备）要照顾的人提出的话，倒不失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建议。至于拿我来说呢，我早已干起了种植园这一行，而且已经立定了脚跟，用不着另起炉灶，只要把已经开始的继续干下去，再干上三四年就行。再加上让人把存在伦敦的一百镑汇来，到那时候，靠着那笔小小的增资，几乎不可能不挣上三四千镑，而且还会愈来愈多。对我来说，想去参加一次这样的航行，是一件能使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感到于心不安的、最荒唐的事情了。

但是，我生来就是要毁灭自己的料，没法拒绝这个提议，就像当初我没法抵制那些胡思乱想的计划，使我父亲对我的好言相劝终于没有产生一丝半点用处。一句话，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十分乐意地出海运行，要是在我出海的日子里，他们会照顾我的种植园，而且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会按照我的嘱咐，处置我的种植园的话。他们个个保证，一定会这么办理，而且立下字据或者说契约，保证办到。而我立了一份正式遗嘱来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产，在我去世后，同从前一样，那位救过我性命的船长是我的全权继承人，但是他必须按照我在遗嘱中的指示处置我的财产，一半财产归他自己，另一半寄到伦敦去。

一句话，我采用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措施来保存我的财产和维持我的种植园。要是我用一半的谨慎来观察我本人的安危，作出了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的判断的话，当然绝不会撇下这么兴旺的事业，置近在眼前的可能发财致富的环境于不顾而去出海航行。这种航行无一不是危机四伏，性命交关的，且不说我有理由估计到自己会遭到特有的苦难。

但是，我不听理性的引导，而是受爱好的摆布，盲目地唯命是从，一个劲儿地干下去。于是，等到按照我同合伙人所谈定的那样，装备好海船，上好货，一切办妥当以后，我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登上了船，那是在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八年前，我就是在同一天离开我在赫尔的父母，为了要反抗他们的权威，结果成了个把自己害惨了的蠢货。

我们的船的货运量约莫一百二十吨光景，船上有六门炮、十四个人，船长、他的小当差和我自己除外。没有大件的货物，装的尽是小玩意儿，譬如说，料珠、玻璃小挂件、贝壳和稀奇古怪的小首饰，尤其是小玻璃镜、刀子、剪刀、短柄斧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在我登船的同一天，船就起航了，沿着我们自己的海岸线向北行驶，打算驶到约莫北纬十度或者十二度光景，全帆航行，直奔非洲海岸。看来这是当时他们习惯走的一条航线。天气很好，只是热得异乎寻常。我们一路沿着我们自己的海岸线行驶，直到我们将近圣奥古斯丁角 的顶部的时候，在那儿向大海驶去，不再看到陆地，我们的航向似乎是在驶向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 ，不过却是向东北偏北，把那些岛撇在东边。我们在这条航线上航行了约莫十二天光景，终于经过赤道。根据我们最近一次观测，我们是在北纬七度二十二分。这时候，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阵猛烈的旋风，或者说飓风，向我们刮来。它开始的时候，是刮东南风，后来转为西北风，最后变成东北风。这阵东北风的风力是那么排山倒海，势不可当，一共十二天，我们只能随风疾驶，一无所为。我们的船被刮得一路飞驶，只得听天由命，随风而行，让它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在这十二天里，我用不着说，我天天估计会被大海吞没。事实上，船上任何人也不指望还能保全生命。 6STvgUw/W8x2BETnpXEvofoi+Rq6SMyJBK58zIt0x5cXY8b4FU3LC1oS6Qj6wJ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