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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直指人心，医人病痛，又因为学者多为名爵，立即风行天下，却也派别林立。阳明一生变化较多，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和教人宗旨不同，导致学者只继承发展某一个时期的宗旨的情况所在多有。阳明接引的弟子后学遍布大江南北，其资质与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人的问题和用力不同，地区文化状况也不尽相同，以致人人各有侧重。阳明去世前，钱德洪和王畿在天泉桥证道，对“四句教”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被发挥延展。出于种种情况，以致王门后学分歧众多。
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立“王门学案”：
浙中王门学案，述浙江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江右王门学案，述江西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南中王门学案，述江苏、安徽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楚中王门学案，述湖南、湖北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北方王门学案，述山东、河南等北方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粤闽王门学案，述广东、福建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以上六支，黄宗羲称为“王门学案”，认为它们都在王学的藩篱之内，除此之外，又立：
泰州学案，述王艮极其弟子与后学。
止修学案，述李材的思想。
以地区不同来划分思想上的不同，并未十分恰当，如同为浙江学者，钱德洪与王畿不同；同为江西学者，邹守益与聂双江不同；同为泰州学派，又有不同地区的学者。
因此，有牟宗三以思想来划分：浙中派，在阳明家乡，王畿、钱德洪为代表；泰州派，在江苏，王艮、罗近溪为代表；江右派，在江西，聂双江、罗念庵为代表。这种分类也没能区别出浙中钱、王之不同。
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以学术宗旨划分，也分为三派：现成派，王畿为代表；修证派，钱德洪为代表；归寂派，聂双江为代表。但泰州王艮似乎应该单独一派。
综合以上说法，陈来分为：钱德洪、邹守益代表的稳健派，称为“主修派”；王畿代表的无善无恶心派，称为“主无派”；聂双江、罗念庵代表的主静归寂派，称为“主静派”；王艮、罗近溪代表的泰州学派，称为“自然派”。
阳明学成为中晚明主流的思想，其后学却各有弊病。“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有猖狂者，把一切情识都说成是良知，如泰州；有虚玄者，把佛道虚无思想引入良知，如龙溪。此后，王门后学多徒手以缚龙蛇，掀翻天地，“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就此，清儒指责宋儒以及阳明后学空谈误国，正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并非没有道理。
阳明学的用途可以多样化，也应现代化。所谓知行合一，在阳明那里，是随顺良知，有感皆应，是一种道德上的践履，现在的人们多理解为知识和实践相统一，把“知”理解为知识、理论，但应该是良知，知行合一讲的是德性的发明、践履与挺立。修养心性不可或缺，但需要秉持的是本心，不是习心，不能随顺私欲、妄逞偏见。另外，在身心修养、道德践履之外，也要踏实做学问，经世致用，阳明学注重道德践履，是身心之学，是安身立命之学，不是某种实用技术，但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与本领也至关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我成就也正是成就他人，孔子曰“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可见，以家国天下为任，是古之圣贤一脉相承的。阳明学传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在日本，被用于武士道、商业、战争，乃至开启日本近代化过程的明治维新也有阳明学的作用。挖掘阳明学中的智慧，为现代社会所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