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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百家争鸣，儒家为显学，虽有“焚书坑儒”，导致后来的今古文之争，到汉末时开始衰落。这时佛教传入，尤其心性学说与本体论玄妙精湛，魏晋玄学和本土的道教也相应崛起，直到北宋，儒释道三教融合，儒学渐渐复兴。宋明时期的儒学研讨心性和天理，大宗迭出，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阳明学正是心学之大成，而后来的现代新儒家也多资取阳明学，乃至阳明后学的学术营养，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以应对时代的变化。无论从对哲学义理的阐发，还是阳明学派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阳明学都难以绕过。
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在于对经典和话题的重新梳理。北宋诸儒转向天理与心性，是基于其对四书系统的阐发、沟通，对前贤的呼应与创造性解读，阳明也是对此，乃至对宋明诸子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诠释。程朱理学蔚为大观，但被桎梏后，儒者也只是讲求章句训诂与八股，求个读书登第，儒学本是下学上达，活泼泼的学问，却全无一点生气。阳明将心体发掘出来，掘破泉源，拎出良知作为人的灵根，拨云雾而见青天，圣学至此，乃一大明。良知，而不是章句，切实将人拉进面对身心问题的境地，面对真的自我，解决真实的问题与病痛，而不是闲说话。动静出入，已发未发，都在心上得以安顿。真可谓灵光独照，洞开幽冥。阳明掘破天机，承接道统，贞定心脉，开启后学，儒学的血脉又汩汩而出。如果说孔子是天地气象，孟子泰山岩岩，朱子博大，勇猛精进，阳明则是明睿天授，温润光辉，心学也成为当时乃至后世一大学问主流。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有几处明显的不同。理学讲“性即理”，认为本性根源于天理，理是本体，心学讲“心即理”，认为本心纯粹至善，天理的内涵其无所不包，心即是本体；理学讲心，认为其本来就具备至善的性与驳杂的情，心学讲心，是心是昭明无昧的，私欲与偏见是后起的；理学讲功夫，主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心学讲功夫，提倡“简易直截”，“发明本心”，“知行合一”，“致良知”；理学讲学问方法，相较之下，更注重“道问学”，“泛观博览然后归之于约”，心学更注重“尊德性”，“先立其大”，而后泛观博览，提倡立稳脚跟，有个“大头脑”；朱子讲“格致”，在于“即物穷理”，以人心之灵探究万物之理，阳明讲“格致”，在于“正念头”，“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单就“格致”来看，似乎阳明的格致范围专注于人心，而朱子的格致范围是“天下之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范围更广大，阳明格致的范围是朱子格致范围中的一块，但就“心即理”与“性即理”来看，二人对心、理、体的界定极不相同，这也注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待和理解方式大不相同，安身立命之道也有极大差别。
有人说，程朱理学适用于根器驽钝之人，滋养学问循序渐进，陆王心学适用于上根利器之人，随机点拨言下即能悟入，与阳明天泉证道所说差相仿佛，看似很有道理，实则有待深思。也有人说，能学朱子的，只有胸中已经有个本领了，才能去遍求万物之理，不会散于万物而终无所归，这是上等资质，而没有本领的下根之人，胸中并没有立定根基，才需要“先立其大”，不然没有根基就向外寻求，只能飘零一生，所以孟子有“求放心”之警。学朱子的，大多能笃行，朱子道德学问，两面夹持，且严厉刚猛，没有毅力难以坚持。而学心学则有四下发散的忧虑，若常常浮游不定，不能“真积力久”，“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因此，不能以根器利钝来判别学问门径，也不能以秉性如何来断定根器，应当以最能受用，最有得力处，来安顿身心性命，否则“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饶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