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博士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在牛津有了份差事，导师Keith Burnett（KB）爵士给了我特别宽松的环境，博士后做的不那么辛苦，有了大把时间读闲书。而牛津在藏书上毫不吝啬，大学平均每年花在图书上300万英镑，而且英国印书协会要求英联邦每一家出版社的新书，都要送一本来做馆藏。牛津东亚图书馆就有一套《李敖大全集》。我所经历的中国教育，上大学之后，理科生就不再学中文。所以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后天补习，都是在牛津以李敖为线索开始的。牛津的青灯古佛，除了物理世界的日拱一卒以外，李敖对我那个时候的思想成熟、写作文风和对人对事的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以后，见到李敖时把他的习惯爱好一一道来，老爷子玩笑说，到底是你对我阴魂不散还是我对你阴魂不散。

李敖的思想上承胡适，是“胡适思想的唯一传人”。嘴上厉害，但私底下待人极和善，做学问和写作是一点都不虚的。而他的身上又有中国儒家“士”的方正，这点对我影响也很深。前些日子去看了根据李敖《北京法源寺》改编的话剧，勾起我对二十多岁时的回忆。我想这本书影响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骨子里讲家国天下，把自己当作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士不可不弘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敢于为天下先。后来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在伯克利的我已经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国了。

我的回国，冠冕堂皇讲是“为了报效国家”，但留学的老前辈季羡林是最老实的一个：“工资比较高。”事实上我所从事的学术方向那时已经相对成熟，到2009年时已经拿过三次诺奖，美国该有这个方向的好学校都有了这个方向，而又由于是实验物理，大学需要准备几百万美元给新晋的助理教授做启动经费。2009年赶上金融危机，全美国在这个方向只有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被朱棣文的关门弟子拿到。而我们这些剩下的博士后们，要么继续做博士后，要么转进工业界。这个时候，中科院给我伸来橄榄枝，可以自己开坛继续做物理。这对我，二十多岁要到头但还怀揣残山剩水的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很重要。然而这几年在国内待着，越来越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也不是好的设备。说实话我们确实越来越有钱了，按川普（Donald Trump）的话“very，very，rich”（非常，非常有钱）。倒是我们的思想里尚缺一些基本的东西。因为缺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才有了论证亩产万斤的科学巨匠，而这位科学巨匠终于在弥留之际，问了憋了一辈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要说我们这行，朱棣文是个绕不开的人。我入大学听的第一个报告是他做的，他那时还没有拿诺贝尔奖，他讲他不写书，写书是因为科学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后来他去做了美国的能源部长，就更没有写书的时间了。对我而言，做物理的黄金期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再往后就成了科研的包工头。加上我山西商人传统，习惯做个小买卖，与其扭扭捏捏包工，不如干得赤裸裸些，我开始转战商界，希望能把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联系起来。可我发现我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实践有余而创新不足。究其原因，似乎一直要追寻到一百多年前。

科学这事情，一直就没有在中国发生。说这话基本是招仇恨的节奏，读者一定举出四大发明，一定会从一百多年前上溯到五千年文明，说不定还有沈括和中医。我根本就没打算辩驳，“达摩东来，只寻一不受人惑的人”，读者只要耐心去读这本书，就知道我所言非虚。科学传入中国，恐怕只是从辛亥革命起短短的几十年。但好像正是这灵光乍现的几十年，虽战争频仍，我们还是培养了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代大师，他们的教育，显然也延续到了最近的诺贝尔奖。这之后就又沉寂下来了，算起来又过了好几代人。和学术圈子与商业圈子里外的人聊天，聊得越多，我越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古代的中国。我看到漫天飞舞的新科学名词，但我也看到了年轻人去修佛而轻生。我看到了万众创业的浪潮，也看到了凋敝冷落的煤矿，似乎“五四”前后的启蒙，那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是昙花一现了。

而恰巧，我是做物理的，万事希望求其本；而恰巧，我又是做量子物理的。首先如果说我这学问在现实的世界有什么用，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但离了它，现在的世界就要停摆。要知道，我们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依据量子力学的原理来工作的。最近二十年，量子力学开始给我们揭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除了让我们惊讶之外，多少会让我们更加的迷茫。所以我不得不从源头上，先去想明白什么是科学的认知。通过这个认知了解我们到底缺了哪些东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20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先补上这一课，再看量子与经典世界的认识有什么不同。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在一个尚古气息浓重而没有科学传统的文化氛围里，不熟悉经典的科学路径，而直接跳跃到量子理论里，很容易进入另外一种神秘论，这样的话量子的理论又能被看作虚无主义的支柱。所以我建议读者，不明白第一部分，千万不要开始第二部分的阅读，会很伤神，甚至被误导。

用量子力学去理解现代的各种学科理论，我们会面对两类困难：一是多数人对物理的了解是不够全面的，利用古人的观点来类比更是错误的；二是我们作为物理工作者，量子力学也没有彻底搞明白。按照我们的认知习惯，不得不借助于已有的经验来学习新的事物，这也是最懒而方便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婴儿怎样了解世界。因此倘若让我们从头认识世界，我们会感到困难和无所适从。量子力学在一定意义上暗示我们，世界不一定是我们所习惯认识的，而且我们的认知方法可能也不那么合适。这多少让我们震惊，渐而惶恐。

能够抛弃已有的经验和先验的判决的声音，重新以虚空心态去学习，需要伟大的勇气，这也是学习型社会里人所应具有的内涵。我们在婴儿时学习语言，会在语言与事物、概念、内涵之间建立联系。而成年以后，总有一个已知的关联来做认识新事物的媒介，把未知的和已知的联系起来。而如果连已知的经验本身都被怀疑了呢？量子力学所阐述的思维与我们传统的完全不同，也无法用我们已知的东西来类比。我们必须搁置已有的思维习惯而重新像婴儿一样认识世界，重新审视我们已有的观念。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来建立经典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沟通。但同时这种新的认识也为我们开启了更广阔的未知世界。

古代的哲学家们努力寻找广阔的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终极理论和绝对真理。而杜威（John Dewey）所倡导的体验主义精神却强调了一件事：“也许那里从来没有也不会有终极的真理，我们只是不断找到更好的解释。”这本书会从这些年的量子力学认识上对杜威的体验主义做出一个更为基础的诠释，使得体验主义变为一种具体的工具而不是通用的哲学。我们寻求的终极解决方案或者真理，不应被看成永恒完美的，而应被看作我们继续去认识世界的工具或阶梯。我们在利用这些工具开拓未知世界时也要处处提醒自己，这些工具也会成为我们规划自己行为和限制认识能力的枷锁。

真理是状态量，而科学是过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