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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靠开饭钟点来估摸时间，尽管饭点既不准时亦无规律；他们整日以最简单无聊的游戏取乐，天黑时则凭着某种默契一同入睡，而不会等夜晚某个特定的钟点，因为他们无从知道准确时间；事实上，有多少个囚犯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时间。刚被关进来时，这三十二个人共有三块不错的表，外加一个二手且靠不住的——或者说有表的人是这么断言的——闹钟。两个戴手表的人最先离去，他们在某天早晨七点离开牢房——或者是闹钟指向的七点十分——没过多久，也就几个小时以后，当手表重现时，已然戴在其中两名看守的手腕上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闹钟和一块系链子的老式银质大怀表，分属火车司机皮埃尔和布尔格的市长。这两人之间渐渐滋生出一种竞争意识。他们把时间视为己有，而不属于其他二十八个人。可是，他们的时间不一致，因此都以一种狂热的姿态捍卫各自的时间。这种狂热使他们与其他狱友疏离，结果每天任何时候总能看到他俩待在这间大水泥窝棚的同一个角落，甚至连吃饭都形影不离。
有一次，市长忘了给怀表上弦。那是充满流言和猜疑的一天，因为前一夜，他们听到了从市区方向传来的枪声，情况正如两个戴手表的人被带走前一样。“人质”这个词犹如被一阵突起的狂风卷集的乌云，一笔一画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凸显出来。牢房里冒出各种古怪的念头，市长和火车司机倒是愈加亲密，似乎害怕德国人存心跟有表的人过不去，要攫夺他们的时间。市长甚至准备向其他狱友提议把余下的两块表藏匿起来，这样总比完全没有表看时间好。然而，当他刚开口想说出这个主意时，忽又觉得这样似乎显得有些懦弱，因此话说了半句就戛然而止。
不管那晚究竟因为何故，反正市长忘了给表上弦。清晨醒来，天色刚刚亮到可以视物，他便急忙查看自己的怀表。“哎，”皮埃尔开口了，“几点钟了？那老古董怎么说？”指针定在一点差一刻的位置，如同被人弃置的黑色残骸。对市长而言，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可怖的时刻，比德国人抓到他那天还糟糕，不，远比那天糟得多。监牢破坏了一切感知能力，而最先丧失的是分寸感。他的目光从其他人脸上一一掠过，好似自己实施了某种背叛行为——背弃了唯一真实的时间。他在心中感谢上帝，牢房里没人来自布尔格。犯人中有一个是埃泰恩的剃头匠、三个职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菜贩子和一个烟贩子——除一人外，其他所有犯人的社会地位都比他低，这使他感到自己对他们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同时，这也使他觉得其他人容易骗过，于是他对自己说，终究还是这样好些：与其让他们依赖各自的无凭臆测和二手闹钟，倒不如让他们相信仍知道正确的时间。
他根据铁栅外灰蒙蒙的天色快速估算了一下。“现在是五点二十五分。”他坚定地回答，并直视着其中一人紧盯的目光，担心他或许会洞穿自己的谎言。这是个巴黎的律师，名叫夏瓦尔，是一个孤独的家伙，不时笨拙地试图证明自己仍然算得上是个人物。其他大多数犯人都将他视作怪人甚至是笑柄：律师可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原本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被摆出来的气派的玩偶，可如今他早已失去那身黑袍，什么都不是了。
“胡说，”皮埃尔说，“那老古董怎么啦？现在可是六点差一刻。”
“你那种廉价闹钟总是走得快。”
仿佛出于习惯，律师尖锐地指出：“昨天你是说它走得慢。”从那一刻起，市长开始敌视夏瓦尔。狱中只有夏瓦尔和他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心想：我可绝不会这么不给夏瓦尔面子。他随即开始搜肠刮肚地找寻一个合理的解释——某种隐秘而卑鄙的动机。尽管律师极少说话，也没有朋友，但市长得出的结论是：“哗众取宠。他以为他将会统治这个监牢。他想做个独裁者。”
“让我们瞧瞧老古董吧。”皮埃尔说。不过，怀表被银链牢靠地拴在市长的马甲上，链子上沉甸甸地挂着一些印章和硬币。它是不可能被夺走的。对这个要求他完全可以嗤之以鼻。
然而，那一天却在市长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跟其他那些令人异常焦虑的黑暗日子一起，形成了一套个人独有的日历，譬如结婚、第一个孩子出世、市政会选举、妻子去世等等。他必须想方设法让表继续走起来，还得在没人留意时将指针调到一个合理的时间——可他感觉巴黎来的律师整日盯着自己。给表上弦其实相当简单，即便表没停也得上弦，他只需将发条上到一半，当天晚些时候再若无其事地拧一两圈就行。
就连这都没逃过皮埃尔的眼睛。“你忙活什么呢？”他狐疑地问道，“你已经上过一次弦了。老古董是不是坏了？”
“我根本没过脑子就上起弦了。”市长回答，可他的脑筋从未转得如此之快。他的表已有大半天时间比皮埃尔的闹钟晚了五个钟头，要找机会调整指针便愈发困难了。在这里，即便解决内急时也没有机会。院子里摆放的一排水桶就是厕所，而且为了便于看守看管，不许任何犯人单独上厕所，一次至少去六个人。市长也不能一直等到晚上，因为牢房里不许点灯，所以天太黑时无法看清指针。他还得始终在头脑中记录流逝的时间；一有机会就必须马上行动，连停下来犹犹豫豫地矫正一刻钟都不行。
终于，在傍晚时由于打牌爆发了一场争吵——他们玩的是一种用自制纸牌玩的呼“同”牌戏
——有些犯人大部分时间就玩这个。有片刻工夫，大家注目的焦点都在玩牌者身上，市长趁机掏出怀表，迅速调整了指针。
“几点了？”律师问。市长吓了一跳，仿佛他在证人席上被一个猝不及防的问题给难倒了似的。律师注视着他，脸上挂着习惯性绷紧的愁容，表明过去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以便支撑他挨过如今的悲凄境地。
“五点二十五。”
“我以为比这要晚呢。”
“这就是我的时间。”市长厉声回应。这的确是 他的 时间。从今往后，他甚至连一丝一毫出错的可能性都看不出来了。他的时间不会错，因为这就是他自己创造的。
路易斯·夏瓦尔始终不理解市长为什么记恨自己，但仇恨确实存在，这一点他是不会搞错的：法庭上，那种神情他在证人或犯人脸上见得太多了。而今，他自身沦为囚犯，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全新的视角。他试探着去接触其他狱友，但总不成功，因为他总把他们看作天生的囚犯，无论如何迟早都会因偷窃、欠债或性侵犯而锒铛入狱——而他自己，则是被误投监牢的。有这样的心境，市长显然就是他的伙伴了。尽管他清楚地记得在外省
发生的一起挪用公款案也与一位市长有关，他仍旧认为市长并非生来就是囚犯。他笨拙地向市长示好，却惊讶并困惑于他显露的厌恶之态。
其他人对他还算和善友好。如果他对他们说话，他们会回应，不过他们勉强能算是主动与他交谈的只是问候早、晚安而已。过了些时日之后，对他而言即便是在狱中，被人问候早、晚安简直是一件可怕的事。别人会对他说“早安”、“晚安”，仿佛他们是在大街上跟他打招呼，而他正沿街走过，直奔法庭。然而，他们全都被关在一个三十五英尺长、十七英尺宽的水泥窝棚里。
有一周多时间，他尽可能挺自然地表现得像个囚犯，甚至挤进了打牌的阵营，但他发现自己根本担负不起赌注。他不会因输钱给他们而怀恨在心，但他的资源——他入狱时带来并被允许保留的几张钞票——是狱友们不可及的，而他发现别人愿意下的赌注也是自己所不及的。他们会为一双袜子之类的东西下注，而输家会把光脚蹬进鞋里，伺机报复。然而，律师害怕失去任何此类东西——它们为他打上绅士的烙印，标志着他是个有身份和家财的人。他不再玩牌了，虽然他实际上打得很好，还赢过一件缺了几粒扣子的马甲。晚些在黄昏时，他把马甲还给原主了，这为他在所有人眼中永远打上了烙印——他是个不愿冒风险的人。他们倒也没因此而责怪他。对一个律师，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没有哪个城市比他们的牢房更拥挤。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夏瓦尔感悟出一个人在城里也会寂寞难耐。他对自己说，每过一天都离战争结束更近了——总有人会在某个时候取胜，他不再那么关心哪方是胜者，只要战争结束就行。他是个人质，但他极少想到人质有时会被毙掉。两个同监犯人之死只在瞬间使他震惊，但他感到过于失落且被人遗弃，以至于意识不到他自己也有可能从这间拥挤的牢房中被挑出来。在人群中，既安全，又孤独。
有一次，他渴望记起并向自己证实，他此前过着某种生活，有朝一日还将复归到往昔的生活中去。这一愿望变得太强烈了，他终于无法再保持沉默。他在牢房里将自己的位置挪到其中一位小职员身旁。那是个瘦削、寡言的年轻人，出于某种原因，同伴们给他起了个古怪的绰号，叫“詹弗耶”
。或许是由于他的一个狱友灵感不期而至，看他年纪轻轻，尚未成熟就被严霜所扼杀？
“詹弗耶，”夏瓦尔问，“你旅游过吗——我是说，在法国？”这是典型的律师做派，即便是在试图与人交往时，他也会像对证人说话那样以提问来进行。
“从没去过离巴黎太远的地方，”詹弗耶回答，接着灵机一动，补充道，“哦，枫丹白露，有年夏天我去过那里。”
“你不知道布里纳克吗？它就在从东站
发车的主干线上。”
“从没听说过。”年轻人忧悒地说，仿佛被指控犯了什么事儿。他发出一长串的干咳，听上去犹如锅里翻炒干豌豆似的。
“那你也就不知道我的村子了吧，布里纳克的圣·让？它在镇子外往东两英里。我的房子就在那儿。”
“我还以为你是从巴黎来的。”
“我在巴黎工作，”律师说，“等我退休了，我会回到圣·让去。父亲将房子传给了我，这也是他父亲传下来的。”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詹弗耶略带好奇地问。
“律师。”
“那他父亲呢？”
“也是律师。”
“我猜，这行当适合某些人，”职员说，“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儿乏味。”
“如果你有一小片纸，”夏瓦尔继续说，“我可以为你画出那房子和花园的图纸。”
“我没有，”詹弗耶说，“还是别费劲了。那是你的房子，不是我的。”他又咳嗽起来，将枯瘦的双手紧按在膝盖上。他仿佛以此终结一次来访，却无法为来访者做什么。完全无能为力。
夏瓦尔挪开了，到皮埃尔面前停下来。“请问几点钟了？”他说。
“差五分钟十二点。”近旁的市长幸灾乐祸地嘟囔了一句：“又慢了。”
“干你们这一行的，”夏瓦尔说，“我想应该见多识广吧？”这话听着犹如反诘者希望抓住证人的疏漏时所装出来的伪善。
“也对，也不对。”皮埃尔说。
“难道你就没听说过有个叫布里纳克的车站？出了东站大约一小时车程。”
“从没跑过那趟线，”皮埃尔说，“我是蒙帕尔纳斯
车站的。”
“噢，是吗。那你也不会知道圣·让……”他无望地放弃了，而后再次背靠冰冷的水泥墙坐下，依旧远离其他所有人。
就在那晚，他们听到了第三次枪声：先是爆出一阵短促的机关枪开火声，一些零散的来福枪声，还有一次听来像榴弹爆炸的响声。犯人们四肢摊开躺在地上，谁都没有议论。他们等待着，没有入眠。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分辨他们究竟是如同身陷危境的人那样感到焦虑，抑或像守在病榻前的人初闻沉寂已久的躯体重现生机时那般欣喜。夏瓦尔跟其他人一样平静地躺着：他并不恐惧，他在此处已被埋得太深，不会被人发现。市长用双臂裹住他的怀表，徒劳地想要湮没老式表针那“嘀嗒嘀”的持续不断的声响。
翌日下午三点（闹钟时间），一位军官走进牢房。数周以来，这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位军官，此人年纪很轻，经验不足，甚至连被他刮得过狠的左上侧髭须的形态都暴露了这一点。他仿若一个学童首度走上领奖台那般拘谨，讲话也很唐突，意在让人以为他拥有一种实际并不具备的力量。他说：“昨晚，镇上发生谋杀案。死者有政府军的副官，一位中士和一个骑单车的姑娘。”他补充道，“对那姑娘，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容许法国男人杀死法国娘们儿。”显然，他事前对这番演说经过深思熟虑，但讽刺得过了头，说出来跟业余演员的表现一样。整个场面就如拙劣的伪装般不真实。他又说：“你们清楚自己在这儿是干什么的，过得舒坦，口粮充足，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却在干活，在打仗。那么现在，你们必须付旅店的房费了。可别怪我们。怪你们那帮杀人犯吧。我接到命令，在这个集中营里，每十人中枪毙一个。你们总共有多少人？”他厉声喝道，“报数！”犯人们神情阴郁地遵命：“……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他们明白，他不数也知道结果。这只不过是他拙劣表演中不肯被牺牲掉的一句台词。他说：“那么，你们的配额就是三个人。我们不管是哪三个。你们自己选吧。葬礼明早七点开始。”
这番装模作样之后，他们能听到他刺耳的脚步声在沥青路上渐渐远去。夏瓦尔琢磨了一下哪个音节是被刻意表演出来的——“晚上”、“姑娘”、“除了”，或许是“三十”，但是“人质”这个词肯定在内。
众人缄默许久；之后，一个名叫克洛夫的阿尔萨斯人开了口：“怎么，咱们还得自告奋勇吗？”
“废话，”一个戴夹鼻眼睛、年长而瘦削的职员说，“没人会自告奋勇。咱们得抓阄。”他又补充道，“除非大家认为应该按年龄排序——最大的排第一。”
“不，不行，”另一个人说，“这不公平。”
“这是自然之道。”
“连自然之道都算不上，”又有个人说，“我有个小孩，她五岁时就死了……”
“我们必须抓阄，”市长口气坚决，“只有这样才公平。”他坐在那儿，双手仍按在腹部掩藏他的表，但整个牢房分明都听得见它硬生生的嘀嗒声。他又说：“未婚的来抓阄。结了婚的不该算在内。他们担负着责任……”
“哈，哈！”皮埃尔说，“我们可看透了。结了婚的为什么就能逃掉？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想必结婚了吧？”
“我没有妻子了，”市长说，“我现在是单身。那你……”
“结婚了。”皮埃尔说。
市长开始解怀表，他得知自己的对手可以安然置身事外，似乎证实了他的信念：自己作为拥有时间的人，注定将成为下一个受难者。他的视线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最终选择了夏瓦尔——或许是因为只有他穿着马甲，正适合承接怀表。他说：“夏瓦尔先生，我想让你替我拿着这块表，假如我……”
“你最好找别人，”夏瓦尔说，“我没结婚。”
年长的职员又开口了。他说：“我是结了婚的。我有发言权。这事咱们从一开始就错了。每个人都得抓阄。这可不是咱们最后一次抓阄，你们想想看吧，如果咱们这个牢里出现一个特权阶级——有人一直活到最后，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你们当中余下的人很快就会开始记恨我们，我们感受不到你们的恐惧……”
“他说得对。”皮埃尔说。
市长复又系好怀表。“随你们的便，”他说，“可如果收税时也这样的话……”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
“咱们怎么抓？”克洛夫问。
夏瓦尔说：“最快的方法是从一只鞋里抽出带标记的纸签……”
克洛夫轻蔑地说：“干吗要最快的方法？对我们有的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赌博。我们至少也得享受过程。我提议抛硬币。”
“这行不通，”职员说，“抛硬币机会不均等。”
“唯一的方法就是抓阄。”市长说。
职员牺牲掉了一封家书来准备纸签。他将家信迅速地读了最后一遍，接着将它撕成三十块碎片。他用铅笔在三片纸签上打了个叉，然后将每个纸片折起来。
“克洛夫的鞋最大。”他说。他们在地上把纸签打乱了，随后将它们放进鞋里。
“咱们按字母顺序抓。”市长说。
“从Z开始。”夏瓦尔说。他的安全感动摇了。他撕着嘴唇上的一块干皮，迫切地想要喝一杯。
“就按你说的，”卡车司机说，“有人比弗瓦曾
靠后吗？那我抓啦。”他把手插进鞋里，仔细翻找了几遍，仿佛他心里想着某个特定的纸片。他抽出一个，打开来，震惊地盯着它看。他说：“就是它了。”他坐了下来，摸索出一支香烟，但当他叼上烟以后，却忘了点火。
夏瓦尔心中充斥着莫大的喜悦，喜悦之中掺杂着羞惭。他似乎感到自己已经得救了——二十九个人要抽，而只剩两张带记号的纸签。概率突然间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了，从十比一到十四比一。菜贩子已经抽了签，漫不经心且不露喜色地示意他没中签。实际上，抓阄甫一开始，任何喜形于色都是禁忌：你不能流露出丝毫松快的迹象来嘲弄被宣判死刑的人。
一种隐约的不安——尚不能称其为恐惧——再次笼罩在夏瓦尔心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收紧似的。他发现自己在第六个人抽出空白纸签时打了个哈欠，当第十个人——那个号称“詹弗耶”的家伙——抽完之后，一种悲痛而愤懑的感觉啃噬着他的心，概率又跟刚开始抓阄时一样了。有的人会抽手指最先碰到的纸签；另一些人似乎怀疑命运正企图将某个特定的纸签强加于己，于是当他们从鞋里稍稍捏起一个纸签，随即又将它放回去，另选一个。时间过得出奇的慢，那个名叫弗瓦曾的人倚墙坐着，嘴里叼着未点火的烟，对其他人漠不关心。
当年长的职员——他的名字叫勒诺特——抽到第二个死签时，几率已降到八分之一了。他清了清喉咙，戴上夹鼻眼镜，仿佛他必须确认自己没弄错似的。“啊，弗瓦曾先生，”他带着一丝游移不定的浅笑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吗？”这一次，夏瓦尔没觉得欢喜，尽管那难以捉摸的概率变为十五比一，再次对他极为有利了。他被寻常人的勇气吓住了。他希望这整件事尽快了结，它就像一场持续过久的纸牌游戏，他只寄望于有人走开，解散牌桌。勒诺特挨着弗瓦曾，靠墙坐下来，他翻到纸签背面，那上面有一小片字迹。
“你妻子？”弗瓦曾问。
“我女儿，”勒诺特说，“失陪了。”他走向自己的铺盖卷儿，抽出一个便签簿。接着，他坐到弗瓦曾身旁，开始从容不迫地认真写起来，字迹纤细可辨。概率恢复到十比一。
从那一刻起，中签的概率似乎以一种在劫难逃的可怕气势向夏瓦尔逼近：九比一、八比一……它们犹如指向他的手指。剩下的人们越抓越快，也愈加不用心了。在夏瓦尔看来，他们之间有心灵感应——知道他就是那个人。轮到他时只剩下三个签了，对夏瓦尔而言，只留给自己这么一丁点儿选择，简直是不公平之极。他从鞋里抽出一个，接着便确凿地感到他的狱友们就想让他拿这一签，这必是用铅笔打上了叉的，于是他将它扔回去，飞快地抓起另一个。
“你偷看了，律师。”余下两人中的一个大叫着，但另一个人的话使他闭上了嘴。
“他没看。现在他拿的才是带记号的。”
勒诺特说：“到这儿来，夏瓦尔先生，和我们坐一起吧。”仿佛他正在给予夏瓦尔一个提高身价的机会，到公开宴请中最好的餐桌上去。
“不，”夏瓦尔说，“不。”他把纸签扔到地上，大叫起来：“我从没同意过抓阄。你们不能 逼 我为你们去死……”
他们惊讶地注视着他，却不带敌意。他是个绅士。他们没有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他属于一个他们不可理解的阶级，他们起初甚至都没将怯懦与他的举止联系起来。
克洛夫说：“坐下歇歇吧。再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你们不能，”夏瓦尔说，“这是胡闹。德国人不会让我去死的，我是有财产的人。”
勒诺特说：“现在你就别激动了，夏瓦尔先生，即便不是这次，下次也会……”
“你们不能逼我。”夏瓦尔重复道。
“逼你的可不是我们。”克洛夫说。
“听我说。”夏瓦尔向他们恳求道。他探出那张纸签，而他们全带着同情的好奇心注视着他。“不管谁拿走这个签，我都会给他十万法郎。”
他已经失控了，近乎不折不扣的失控，仿佛某种潜藏在他体内的镇静已抽身而出，听着他荒谬的提议，观看他的躯体显出可鄙的惧怕姿态，苦苦哀求。那个镇静的夏瓦尔似乎在用冷嘲的戏谑口吻说：“演得真棒啊。再稍微夸张点儿。你早该成为演员了，老伙计。你根本不知道吗，这就是瞎碰啊。”
他步子细碎而迅速地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向每个人出示那个纸签，犹如一场拍卖会的工作人员。“十万法郎。”他恳求着，而他们则盯着他看，感到震惊，又生出悲悯：他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富人，而这又是个独特的局面。他们没有参照和比较，于是认定这是他那个阶级的特征，正如一个旅客在某个国外的港口走下班轮吃午餐，会依据恰与他同桌的油滑商人来判断该地永恒的国民性。
“十万法郎。”他恳求着，而那个镇静无愧的夏瓦尔在他身旁低语：“你这是老一套了。还讲什么价钱啊？为何不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拿出来？”
“冷静点，夏瓦尔先生，”勒诺特说，“稍微一想就知道——没人会为他永远享用不了的钱而送命的。”
“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夏瓦尔说，他的声音里迸出绝望，“钱，土地，我的全部，还有布里纳克的圣·让……”
弗瓦曾不耐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死，夏瓦尔先生。”勒诺特则操着在癫狂的夏瓦尔看来令人震惊的正经口吻重复道：“冷静点，夏瓦尔先生。”
夏瓦尔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一切。”他说。
终于，他们变得对他不耐烦起来。宽容是个耐心的问题，耐心是与神经相关的问题，而他们的神经都很紧张了。“坐下，”克洛夫猛地冲他吼道，“闭上你的嘴。”即便在那一刻，勒诺特依然友善地给他腾出了地方，轻拍着他身旁的地面。
“完了，”那个镇静的夏瓦尔低声说，“你完了。你表现得不够好。你得再想点儿别的办法才行……”
一个声音响起：“再多告诉我点儿情况。或许，我会买。”那人便是詹弗耶。
他从没指望真的有人提出要买；此前，是癫狂而非希望全权掌控着他的行为举止；这时，他过了许久才明白，人家不是在捉弄自己。他重复道：“我的一切。”癫狂犹如疮疤脱落，余留的就是羞耻感。
“别开他的玩笑。”勒诺特说。
“我没开玩笑。我告诉你，我要买。”
长时间的沉默，仿佛没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一个人要如何将自己拥有的一切拱手让出呢？他们打量着夏瓦尔，仿佛期待他掏空衣服口袋。夏瓦尔说：“你会顶替我的位置？”
“我会顶替你的位置。”
克洛夫不耐烦地说：“那他的钱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可以立遗嘱，不是吗？”
弗瓦曾将未点燃的香烟从嘴里骤然抽出，猛地碾在地上。他大叫道：“所有这些闹腾我都讨厌。为什么就不能顺其自然呢？勒诺特和我，我们买不回 自己 的性命。为什么他就可以？”
勒诺特说：“冷静点，弗瓦曾先生。”
“这不公平。”弗瓦曾说。
显然，狱中大多数人都和弗瓦曾有同感，他们曾耐心地看待夏瓦尔的歇斯底里——赴死毕竟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能指望一个绅士表现得与其他人相若。阶级就是一切，或许你稍为厚道点儿地归结起来便是如此，但眼下的这件事却不一样。正如弗瓦曾所说：这不公平。唯有勒诺特处之泰然：他一生从商，他曾冷眼旁观，许多生意做到最后，胜出者并非最出色的人。
詹弗耶打断了话茬。“公平？”他说，“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怎么就不公平了？只要你们敢做，你们都能成为有钱人，可你们又没这个胆量。我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就抓住了它。要说公平，这当然公平。我死时会是个有钱人，谁要是觉得不公平就见鬼去吧。”他咳嗽时再次发出锅里翻炒豌豆的声响。他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压下去了：他的做派已然像是占有了半个世界的人。其他囚犯的评判标准亦如沉重的砝码在天平上变动着——曾经富有的那个人，已有一只脚跨进了他们的行列，而詹弗耶已在财富的朦胧雾团的笼罩下昏了头。他厉声命令道：“过来。坐在这儿。”夏瓦尔顺从了，但交易成功引起的耻辱让他走起路来有些佝偻。
“既然，”詹弗耶说，“你是律师，那就得由你按照正规格式来草拟一份财产清单了。总共有多少钱？”
“三十万法郎吧。我没法跟你说得那么精确。”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呢？圣·让。”
“六英亩地，还有一幢房子。”
“完全保有地产权吗？”
“对。”
“你住在巴黎的什么地方？你在那儿有房子吗？”
“只是个租住的公寓。我没有产权。”
“家具呢？”
“没有——只有书。”
“坐下，”詹弗耶说，“你来帮我写——怎么说来着？——一份赠予契约。”
“好。但我需要纸。”
“你可以用我的便签簿。”勒诺特说。
夏瓦尔在詹弗耶身旁坐下，开始写道：“本人是让·路易·夏瓦尔，律师，住址是巴黎米洛美斯涅大街119号，以及布里纳克的圣·让……我在……账户中的全部股票份额和现金……全部家具、动产……位于布里纳克圣·让的完全保有地产权的财产……”他说：“需要两位见证人。”勒诺特出于习惯当即提议由自己做见证，他走上前的架势，恰如他的老板摇铃喊他进去，而他则像是从外间办公室走过来。
“你就算了，”詹弗耶粗鲁地说，“我想要活人做见证。”
“您或许愿意？”夏瓦尔谦卑地询问市长，仿佛他自己是个小职员。
“这份文件非常古怪，”市长说，“我不知道，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是否可以签署……”
“那我来吧，”皮埃尔说着就大笔一挥，在夏瓦尔的签名下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市长说：“最好找个可靠的人。那个人只要有酒喝，什么都会签的。”他将自己的签名挤在了皮埃尔签字上方的空白处。当他俯下身时，他们能听到他口袋里的大怀表嘀嘀嗒嗒地响着，一点点地蚕食掉天黑前的短暂时间。
“好了，现在是遗嘱，”詹弗耶说，“你写下来——我拥有的全部财产将留给我的母亲和妹妹每人一半。”
夏瓦尔说：“那简单，只需要几行就好了。”
“不，不行，”詹弗耶说，“还要再列出来……银行里的股票份额和现金，以及完全保有地产权的财产……她们会需要一些东西，好去向我家的邻居们证明我是个怎样的人。”遗嘱完成后，克洛夫和菜贩子签了字。“你来保管这些文件吧，”詹弗耶对市长说，“德国人处决我以后，可能会让你将它们寄出去。不然的话，你就得一直保管到战争结束了……”他咳嗽起来，于是带着倦意往墙上一靠。他说：“我有钱了。我就知道，我会成为有钱人。”
光线逐渐从牢房里消退了；它犹如一匹地毯似的从牢房一侧卷到另一侧。暮色掩盖了詹弗耶，而坐在弗瓦曾身旁的那个职员，仍可以借助足够的光亮继续写着。一种肃穆的平静降临，歇斯底里的发作已经终结，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怀表与闹钟步调不一地向夜晚挺进，詹弗耶不时咳嗽着。当暮色已深，詹弗耶唤道：“夏瓦尔。”仿佛他在召唤一个仆人，而夏瓦尔也顺从了。詹弗耶说：“跟我说说我的房子。”
“出了村子大概两英里。”
“有几间屋子？”
“有起居室、我的书房、大客厅、五间卧室、我的公务会客室，当然，还有浴室、厨房……还有佣人的房间。”
“给我讲讲厨房吧。”
“我对厨房了解得不多。它很大，石板地面。我的管家倒是一直挺满意。”
“现在她人呢？”
“现在那儿没人了。战争一开始，我就把房子锁了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德国人从没发现过它。”
“那园子呢？”
“草坪上有一个小的露台，地上是斜坡，你能一直看到河水，还有更远处的圣·让……”
“你种了很多蔬菜吗？”
“对，还有果树：苹果、李子、核桃，还有一座玻璃温室，”他对詹弗耶继续说着，也仿佛在自言自语，“你进入园子时，是看不到房子的。有一扇木门，还有一条蜿蜒的石子路，道旁是大树和灌木。转眼间，小路就通到了露台前，然后分为两岔：左边那条路拐向佣人的住处，右边通往正门。我母亲从前就在那里看是否来了她不愿见的访客。没有客人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祖父年轻的时候，也曾恰如我母亲那样盯着……”
“这房子有多少年头了？”詹弗耶打断了他。
“有两百二十三年了。”夏瓦尔回答。
“太老了，”詹弗耶说，“我本想要个摩登点儿的。老太太有风湿病。”
黑暗早已裹住了他们两人，现在，最后一线光亮也从牢房的天花板上划过去了。人们自动入眠了。枕头像小孩子似的被抖落、被拍打、被拥抱。哲人们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同时共存的。在如此沉重的黑暗中，许多过往必然会活跃起来：一辆卡车驶入了蒙帕尔纳斯大道；一个姑娘噘起嘴来接受亲吻；市政会选举出一位市长；对于那三个前途如诞生一般无可改变的人而言，他们心里想的是那条五十码长的煤渣小路，还有一面碎裂坑洼的砖墙。
在夏瓦尔看来，自己的歇斯底里现在已经过去，而那条区区小路，却终究比自己双脚已踏上的这条昏暗的漫漫长路更令人无限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