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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当我正在写《第三个人》
时，我似乎已把一个叫《第十个人》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而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存放档案的某处，这个故事正如一枚定时炸弹般嘀嗒作响，兀自消磨时光。
1983年，一个陌生人从美国来信告诉我，我有一部名叫《第十个人》的故事正被米高梅公司公开出售给一家美国出版商。我没太把它当回事。我觉得自己印象中——结果证明记忆有误——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按照与友人本·格茨的合约写过一篇故事梗概，而他是米高梅公司派驻伦敦的代表。故事梗概或许只有两页打字纸那么长——因此似乎并无被发表之虞，尤其是该故事从未被翻拍成电影。
我签约的原因是担心战争结束时，我将卸任政府的公职，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会使家人陷入危机。在战前，我从未能仅凭写小说来供养他们。事实上，我始终欠着出版商的债，直至1938年《布赖顿棒糖》
售出八千册之后，才算是暂时抵补了我的债务。《权力与荣耀》
的问世与德国西侵的时间大致同步，第一版售出了大约三千五百册，但对我的经济状况鲜有改善。我对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前途毫无信心。1944年，我欣然与米高梅公司签约出售了《第十个人》的创作思路，这个合同事后证明几乎如同卖身契一般，不过至少保证我们一家在此后几年中足以维持生计。
最近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与不安的消息：安东尼·布隆迪
先生花了相当大的价钱买下了这个神秘故事的图书版权与连载权，作者的版税当然将会付给米高梅公司。他很客气地将文稿打出来寄给我，让我看看是否有希望修订的内容。这稿子原来根本不是两页纸的故事梗概，而是一部约为三万字的完整的中篇小说。最使我吃惊和恼火的是，我发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很好看——实际上，较之《第三个人》而言，我在很多方面更加偏爱此书。因此，即便我拥有合法权利（这一点很不明确），也不再有任何个人借口去反对它出版。尽管如此，布隆迪先生还是非常慷慨地同意与我通常签约的波德利·赫德出版社联合出版此书。
就在此事办理妥帖之后，谜团又更添了一层。我偶然在巴黎的橱柜里发现了一个旧纸板箱，里面有两份手稿，其中一本是日记和札记簿，显然是我于1937年至1938年间写的。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我碰巧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与孟席斯
（一位美国电影导演）讨论电影。对将来拍电影的两点想法：1.像西班牙那样的政局。一个屠杀命令。狱中十人用火柴抓阄。一个富人抽到了最长的火柴。把他的全部钱财让给任何愿意顶替他的人。有个人为了家人的利益接受了。后来当他获释以后，曾经富有的这个人匿名造访了占据他钱财的那户人家。如今，他除了性命之外，一无所有……”
的确，这已是一个故事的梗概。现在看来，这篇日记结尾处的省略号似乎代表在随后若干年的战争期间，所有关于这个小点子的记忆都湮没在无意识之中。当我于1944年开始写夏瓦尔和詹弗耶的故事时，我想必是把它当成刚刚冒出的灵感了，而现在我只好这么想：在世间战火燃烧之时，那两个人物始终在无意识的黑暗洞穴深处发酵。
《第十个人》出乎意料地从米高梅公司的档案中被找回，这件事促使我在自己的档案文件中也检索了一番，在里面又多找出两份电影脚本的创意，或许这些内容也可供本书的读者们聊作消遣。第一个创意（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不错的，尽管没有形成作品）叫作“吉姆·布拉顿与战犯”。
以下是故事梗概——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也恰逢其时，因为巴比正在等待受审
。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每个人都有翻版的自己。这就是吉姆·布拉顿的离奇故事。
吉姆·布拉顿是一名受雇于费城一家谷类早餐公司的高级推销员。他是个平和而诚实的人，从不会伤害任何比苍蝇大的东西。他有一位太太和两个他所宠爱的孩子。1941年发生的战争对他的影响甚微，因为他已年过四十，而且其雇主们明确表示他是不可或缺的。但他开始学习德语——他的祖母是德裔——因为他认为有朝一日德语或许能派上用场，而这也是1941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他身上的唯一一桩新鲜事。有时，他会在报纸上看到纳粹集中营总检察官施莱伯的照片，他的一个孩子声称他与这个纳粹分子的相貌相似，但除此之外，再没其他人论及这一件事。
1945年秋天，一个被俘的德国U-潜艇
指挥官供认，他把施莱伯送到了墨西哥海岸登陆；这部影片即以墨西哥海滩上一只被浪花掀翻的橡皮救生筏为开场，透过岸边浅浅的水面可以看到施莱伯的尸体。退潮之后，地蟹纷纷从洞穴中爬出来。但是对施莱伯的追捕仍在继续，因为螃蟹们很快就会清除他死亡的全部证据。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努力推动战后贸易，布拉顿被公司派往中南美洲出差。在飞机上，他翻看的《生活》杂志讲述了追捕施莱伯的故事。他的邻座是一位戴眼镜的男人，身材瘦小，一脸诚挚，满口冒牌科学理论。这个男人指出他的长相和施莱伯相似。“你瞧不出来吧，”他说，“我怀疑一万个人里能否有一个会瞧出这一点，因为通常我们所说的‘相似’，并不是指脸型和头骨，而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性格在他的外貌特征上遮盖的面纱。你长得像施莱伯，但是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你的生活经历与他迥然不同。这无法改变耳朵的形状，但人们会看出眼睛里流露的神情。”除了开玩笑的孩子以外，他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的人。幸运的是，对于布拉顿和他自己而言，陌生人在下一站就下了飞机。飞机在去往墨西哥城的半途中坠毁，机上除布拉顿以外的其他人全部丧生。
布拉顿被远远地甩了出去。他的左臂摔断了，脸也划破了，剧烈的震荡使他丧失了记忆。事故是在夜间发生的，此前他已经谨慎地——因为他是个非常小心的人——掏空了自己的衣服口袋，还将自己的证件锁进了公文包，当然，公文包也没了。当他苏醒过来，他已经失去了身份，只剩下外貌特征，而这些特征就是和那个死者的相同之处。他翻开衣兜想要找到一条证明自己身份的线索，但是发现口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帮他：只有一点儿零钱，两个上衣口袋里各有一本书。一本是平装版的海涅；另一本是美国的平装书。他发现这两种语言自己都能读懂。当他更仔细地翻找了自己的上衣之后，他发现衣缝中缝着一叠干干净净的十美元钞票。
在这个简短的概要里不必详述他此后历险的细节；总之，他想方设法到达了火车站，登上去往墨西哥城的列车。他本想尽快找到医院，但是在火车站的洗手间里，他看到镜子旁边挂着一张施莱伯的照片，照片上警方用西班牙文和英文描述了其特征。或许是近日的经历使布拉顿的表情变得冷酷，他现在能觉察到那种相似性了。他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如今他的面孔又呈现出另一副神情——一个被追捕者的神情。
他不知该向何处去，而且不知所措。他见到每一个警察都会惧怕，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了注意，报上的新闻很快便称施莱伯在墨西哥城现身了。他蓄起了胡子，随着胡须越来越长，他连最后一丝跟旧日里吉姆·布拉顿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了。
他暂时被施莱伯的同党给救了。他们是一帮法西斯，一直期待他到来，因为施莱伯身上揣着给他们的几封介绍信。他们当中有一对兄妹——哥哥是个身材瘦小的墨西哥人，有虐待狂倾向，凸着一对金鱼眼，因为他长得像彼得·洛
，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彼得；妹妹是个足智多谋的漂亮女人，出于显见的角色分配原因，我们将把她称作劳伦。劳伦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恢复吉姆的记忆——也就是她认为本该属于施莱伯的记忆。他们相爱了：她毫无保留，因为相信自己对这个男人最坏的一面都已知晓；他则有一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保留。
然而，彼得的马虎大意简直不可救药。他对痛苦与暴力的癖好妨碍了他行事小心谨慎，因此由于某个尚未明确的事件，吉姆被墨西哥警方抓获，而其他人都逃走了。
施莱伯对粗暴的刑罚不大会有怨言，而吉姆也没抱怨。他不记得自己的罪行，但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警方强迫他看完一整场讲述布痕瓦尔德
的影片，他怀着恐惧与羞愧观看被施莱伯迫害的那些羸弱而赤裸的受难者。他再也不想逃跑，而是甘心赴死。
他被送到墨西哥北面的美国当局，对他的初始诉讼程序随后开始。施莱伯长出胡子的新面孔成了媒体报道的重点。他的家人也像其他人一样看到了照片，但他们都没有认出那就是吉姆。
事有凑巧，那个与吉姆一同乘机的小个子、戴眼镜的冒牌心理学家也在审判的听审席中。他没有认出吉姆，但对施莱伯感到困惑不解（施莱伯的举止与其品行不符）。他记得自己曾在飞机上对那个长得像施莱伯的人说过，两人相似不是因为头骨尺寸的形似，而是由于神似。他不曾料想，恐惧与悔恨的神情会从施莱伯的双眼中流露出来。这个人声称已丧失记忆，却毫不否认罪行。假如说，他们只是找来了一个在骨架结构上相似的人……
此时，彼得和劳伦已逃离了警方抓吉姆时收紧的圈套，也北上美国。他们策划了一场营救。至于计划是什么，我自己尚不清楚。一个胆大妄为的暴力行动，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可他们竟然成功了。他们将吉姆从法庭现场劫走，追捕再次开始。但这可不是在墨西哥，追捕很快有了结果。他们被困在一栋郊区别墅中。
不过，当他们闯入这栋房子时，彼得把住在那里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劫为人质。吉姆如机器人一般听从同伴的指令，他们甚至没工夫除掉他的手铐。目睹着这个法西斯思维残存的物证，他的头脑似乎开始觉醒。他突然攻击了自己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他用手铐打晕了彼得，拿到他的枪。那个女人也有枪。他们如同两个决斗者似的，站在屋子两头彼此对视着。她说：“亲爱的，你是不会向我开枪的。”但他还是开了枪，一秒钟后她也开枪了，但目标并不是他：子弹击中了她的哥哥，当时他已重新站起来，正要攻击吉姆。她在弥留之际说：“你不是施莱伯。你不可能是他。你是个正派人。你到底是谁？”
布拉顿去自首了。那位心理学家的理论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充分地展现出来。吉姆与施莱伯的相似之处被证实只是形似而已。我想，那个瘦小的男人此刻应该记起了在飞机上曾与之交谈过的人，他提供了证据，还带来了布拉顿的家人。大团圆的结局仍需设计，不过，吉姆·布拉顿的离奇故事其实已随着郊区别墅中的枪声而结束。在那之后观众就要拿起衣服离座了，而剧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
第二个电影的剧本梗概名为《怪不得谁》，写作时间几乎与第一个剧本相同，是我为友人卡瓦尔康蒂
所作。他喜欢这个点子，但我们从未真正合作过这部影片，因为他将剧本提交至电影审查委员会
以后，便被告知他们无法批准一个拿谍报机关开涮的电影。因此，这个故事连同其他故事一起被遗忘了一段时日，大约在十年之后以小说的形式重现——虽有所简化，但在我看来未必有改进——书名是《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
小说本来是不受审查的，但我事后获知，军情五处曾让军情六处以泄露政府机密为由起诉这本书。我泄露了什么机密？会不会是鸟粪有可能被用作一种隐形墨水？不过幸运的是，军情六处的处长C比他在军情五处的同事更懂幽默，打消了他提起诉讼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