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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场“产业政策思辨会”，院里的两位教授林毅夫、张维迎同台交锋。虽然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同一个单位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几百名现场观众和数十万名网民面前公开辩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应该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应该被写入中国经济学的历史。
辩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概并不指望一次这样的讨论就能统一对于产业政策问题的看法。在1932年2月的伦敦开始的那场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争论，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那场争论的继续。虽然事后有学者评论说，林张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并不一致，但毕竟通过这场讨论，他们观点的异同之处已经亮在了明处。
应该说，举办这样一场公开辩论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倡导朗润园一直在坚持践行的“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气。林张短兵相接的争论，甚至一些激烈的语言，可能已经在很多观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实还有公众不容易看到的另一个画面，在2015年年末朗润园的新年联欢晚会上，林张并肩而坐，一起观看节目，一起开怀大笑。只有把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反映朗润园的精神风貌。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并不是林张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在1995年的“北大交火事件”中，他们就国企改革的方向发生了争论。在2014年，他们再次就政府定位和后发优势问题展开辩论。而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始于2016年暑假期间，8月21日，林毅夫老师在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报告。四天之后，张维迎老师在西安的一个论坛上做了“为什么产业政策会失败”的演讲。
由此开启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一时间，关于产业政策的各种观点充斥几乎所有的论坛、微信群和媒体平台，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纷纷发表各自的观感，有的支持林老师，有的赞成张老师，有的则各打五十大板。林张也间接地通过媒体渠道交了几次手。
但隔空打炮，无论对辩论双方还是“吃瓜群众”来说，都难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建议二位面对面地坐下来做一次讨论，他们均表示愿意参与。原本的设想是做一次闭门研讨，主要是担心不准确的媒体报道误导公众，但院长姚洋认为，公开辩论更能体现朗润园和而不同的精神。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师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这样，一场轰动全国的政策辩论便隆重登场。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辩论会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赞同林还是支持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主要是因为我并不研究产业政策，无论说什么，都可能会有不专业之处。但如果问我的经济学直觉，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就是典型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型学者。对于两位的立场，我都有赞同与保留之处。
从提出政策建议的目的出发，我赞同林老师关于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的主张，这对于面临产业升级压力的国家尤其如此。但其实我也很担心，倘若没有适当的制度约束，“有为政府”很容易演变成“乱为政府”。正如林老师所说，世界上的大部分产业政策都不成功。因此，我又同意张老师的主张，如果不能保证政府做好事，不如让政府少做事。但对张老师的“产业政策就是穿了马甲的计划经济”和“不存在市场失灵”这样一些判断，我尚留有很大的疑问。
但这些并不影响我对二位的尊敬。在我的心目中，林老师是一位勤奋的经济学家，在努力地尝试着为发展中国家探寻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而张老师则更像是一位执着的意见领袖，时刻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失败的后果要比市场失灵严重许多。
根据他们对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公众很容易把林张看作分处中国经济学家光谱两端的代表人物。但如果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央政府的智库成员，他们都已经活跃在政策分析的第一线。他们都曾留学海外，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也都在对现代经济学做深刻的反思。后来他们作为联合创始人，一起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朗润园“和而不同”的精神，是由创始人和早期加入的学者一起共同倡导并发展起来的。用姚洋院长的话说，朗润园的精神传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风云一时的发展所和体改所，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留美经济学会。朗润园早期的一些骨干老师几乎都来自于这几个机构，他们既脚踏中国经济的现实，又手握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在学术问题上，不强求思想统一，而追求“百花齐放”与“和而不同”。
过去20多年来，朗润园的老师们一直在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公共讨论。最近发生的这场林张论战，不是朗润园学者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当然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