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

想了好久，要不要写这篇痛陈中国富豪问题的批评与劝谏之文。

先说三遍，富豪不等于企业家！

再说三遍，中国今天的富豪远远多于企业家！

中国富豪的财富真多！ 2015 年 10 月 15 日，胡润在陆家嘴发布“ 2015 百富榜”，邀我“站台”，从学术角度做些分析。 2015 年中国有 1877 位富豪的财富超过 20 亿元，总财富 13.6 万亿元，超过印度或俄罗斯整个国家的 GDP 。对比美国，中国大陆财富超十亿美金的富豪有 596 位，第一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全世界制造富豪最多的国家。拜股市上涨和 IPO 所赐，大陆的百亿级富豪从 2014 年的 176 位增加到 2015 年的 333 位，增速令人咋舌。

胡润给了我很多资料。他发榜的第二天，“秦朔朋友圈”上线。我开始连轴转，无暇写文章。我也担心，写富豪的问题肯定会“伤人”，也很容易被持反对民营化、打压民企观点的人所利用。 2015 年 12 月 6 日早晨，我在深圳南山的一个酒店醒来，思绪踏浪而来，澎湃不息。我想，该写了，不写不行了。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姑息不是中道，直言是为了中国富豪明天更好。

我写的中国富豪十大错，全部以事实为依据，排序不分大小，欢迎对号入座或者引以为戒。

第一错：没有社会成本意识，对环境极不负责。

富豪向来觉得自己牛，赚钱都是自己能耐。见过不少房地产富豪，拿江景、海景、湖景、山景这些自然景观做文章，可是盖的房子鬼头鬼脑或呆头呆脑，严重影响城市美观。一个“作品”形成，却成为公共视线污染，就是在制造“负外部性”。你以为只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污染排到江河湖海，消耗的是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弘毅投资的一个原料药企业，在内蒙古离黄河只有十几里的地方，把污水直接排进“污水池”——就是在沙漠挖个大坑直排，等着自然蒸发或沉淀。当地百姓饱受其苦。《第一财经日报》曝光后，这个原料药企业找我沟通，说主要是“政府承诺盖污水处理厂，给我们几个企业共用，但政府盖不起来，而我们已经上了设备要投产，政府许可我们临时处理”。弘毅算是很不错的投资公司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这种事也处之泰然，视之漠然，只要不曝光就万事大吉，遑论其他？

我的一个老乡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他在浙江湖州挂职时，有一次很心痛地对我说：“我老家濮阳那边要引进浙江民企投资，由我牵线，也是产业转移。这边的老板说污染的费用要那边出，那边又出不了。最后这边说，就往地下注吧。直接钻孔，向地下 300 米排污！”

我在 2009 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说道：“在各地都以 GDP 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 2007 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 6 ％，但消耗的煤炭总量占世界的 48 ％，石油占 9 ％，钢材占 34 ％，电解铝占 32 ％，水泥占 54 ％。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达 3.83 亿吨，占全球海运总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产量总和。目前，全国每年的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 80 ％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境容量 60 ％以上。 2007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也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 1.7 倍。”这些数据有些旧，但所反映的基本情况和趋势并没有逆转。所以别老觉得自己厉害，看看消耗了多少资源才创造出了这些带血的 GDP ，致病的 GDP ，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值难循环的 GDP ！

第二错：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意识，坑害投资者。

富豪财富的计算是市值法（利润×市盈率；如未上市，就模拟已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市值决定财富，所以市值管理和资本运作很重要。

“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贷款，贷款不如不还，不还不如不管。”这是牟其中 20 年前对我说的话，意思是一产不如二产，二产不如三产，三产不如办银行，办银行不如去上市，去上市不如搞投行。

中国富豪这方面的悟性是超强的。可惜他们的资本运作，往往都是把泡沫当故事讲，把故事当真事讲。在充满寻租干预的奇葩市场上，这种运作方式偏偏又能畅通一时。苦的就是中小投资者。郎咸平就是看准这一点，站在中小投资者一方替他们发声，所以当年第一财经的《财经郎闲评》节目红火一时。

我有一个金融 EMBA 同学，是一家证券公司投行部门的总经理，这几年为 30 个民营老板做了 IPO 、定增、发债，等等。他说很多老板都邀他加入公司，给的条件极其优厚，他也动过心，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平常看到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呵斥员工包括高管。我现在是客，他对我客客气气。去当兵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本运作太不按规矩。昨天我帮他弄一个 TMT 概念增发，弄进来不少钱，转头他就投了房地产；房地产要烂了，又要我做方案回购进上市公司。我去那里直接操盘，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

2015 年 6 月 3 日我写了《给牛市泼点水利大于弊》的文章，文中用了九鼎投资一位合伙人在 5 月中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话。当前最主要的赚钱模式不是做买方而是做卖方。用泡沫做卖方有两个主要方式：一是上市公司或者新三板挂牌公司“现在最佳的方式是要拼命融资，说得不好听就是圈钱，通过高价卖股票融资后把企业做实。上市公司目前不融资，他的董事长可以说就不合格”。第二，“就是那些没有上市、没有挂牌的企业要快速证券化，原来融资只能 10 倍市盈率，泡沫时代可以卖到 30 倍、 50 倍甚至 100 倍市盈率”。

在第一财经工作了 11 年，我见的资本游戏太多。中小投资者如果不小心，难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富豪们把自己的财富建立在鱼肉中小投资者所铸就的财富大厦上，就那么心安理得，以为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三错：没有专心致志做产品、踏踏实实走长路的意识，喜欢的是赚钱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机取巧去赚钱。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善于应变不是错。但是中国富豪的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立长志”，而喜欢“常立志”，在把握赚钱机会上嗅觉一流，在坚持初心上却放任自流。所以，多元化成为他们的企业战略偏好，隔三岔五改变主业也不稀奇。这导致中国的好产品少，能通达世界、赢得尊重的好产品就更少。因为好产品是磨出来的，呕心沥血熬出来的。“好”，是时间的艺术。

前段时间在香港，一个广州的商业地产商对我说：“我们也越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北方开发商，我们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 N 年，地捂住了。”

中国的富豪真聪明！可是如果把聪明都用在这些地方，蝇营狗苟，偷鸡摸狗，怎么可能有中国好制造？

我没有和刘强东交流过，但在看《创京东》这本书时，我对他的几段话非常赞同。他说：

到国外看了这么多企业，你会真正理解每个企业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欧洲的企业，让人惊奇的都是几百年传承，家族做了 8 代、 10 代，现在的老板是第五代或第八代传人。英国有家很著名的面包店已经是第 12 代了，还是每天烤几百箱面包出来。卖完了，就算还有很多人排队，对不起，我不卖了。人家每年还带家人出去度假几个月。以它的知名度，销量、规模完全可以翻 10 倍以上，烤更多面包，赚更多钱。我去纽约，有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有几个月也歇着。不是不要赚钱，而是要休息。

而中国人都愿意抓住每个赚钱的机会，如果说今天我能赚 10 个面包钱，绝对不会只卖 9 个。卖 9 个他睡不着觉，他就会想：今天本来可以卖 10 个，为什么今天只做了 9 个呢？他明天就会做 11 个面包。……

而中国的企业，现在主流的成功还是以赚更多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只要你公司赚钱了，足够有钱，即使过去被无数人看不起、不屑的人，也变成一个英雄。比如有的人弄各种假的保健品，狂打电视广告，赚了几百亿之后，现在大家一提他，每个人觉得他就是教父、成功企业家。只要有钱，你就是成功。

……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企业家做企业还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但追求幸福不能建立在懒惰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创新、努力的基础上。我觉得美国树立了比较好的体系，既能激励你，又不会让你太懒惰，从而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和幸福。

明眼人都看得出，刘强东“挤对”的这个中国富豪是史玉柱。不过坦率地讲，我觉得史玉柱算好的。第一，讲诚信。盖巨人大厦集资借的钱，全部还清，重新站起来。第二，我问过他，他说脑白金里的主要成分是褪黑素，确实有助于老年人睡眠，不是瞎编故事。他从民生银行贷巨款炒股赚钱，只要手续合规、准时还钱，吴小辉 （注：吴小辉是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安邦是民生银行股东） 都说他不急，我们急什么呢？史玉柱今天的定位不是企业家，就让他好好赚钱做富豪吧。

但是，刘强东式的感受，我也有。看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知识英雄变成今天的资本豪强和电视屏幕上的成功教父，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舒服。

第四错：没有“官商之间淡如水”的边界意识，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

这些年我参加过多次政治学习，每次学习都有一个环节，就是通过视频看落马官员的“忏悔”。我发现几乎所有戴着镣铐的官员都后悔“错交了几个老板朋友”。

尽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结、寻租牟利，是中国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避免“拉美陷阱”、“菲律宾式腐败”必过的大关，其中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一些富豪的行为加剧了官商勾结、寻租牟利，使得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质化。从 20 世纪末走私大王赖昌星的“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到 2014 年 8 月出逃的郭文贵，通过“搞掂”乃至“要挟”官员以实现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规打法。用各种方式为官员及其亲属“埋单”、当官员的“白手套”，一边提供私人飞机和色情对象，一边用隐秘设备偷偷摄录，在富豪中也不鲜见。至于像刘汉那样通过与权力结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对头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践踏的不仅是商道，还有社会的基本正义。

我听胡润说，过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现在基本接受了，有的人还希望上榜。看看吧！郭文贵在“ 2014 胡润百富榜”上以 155 亿元的个人资产，从 2013 年的第 323 名飙升至第 74 位，但同年他就东窗事发。胡润，你要不要编个“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结，从项目到产品，很多招标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统统“潜规则”。我经常觉得“背反”：中国富豪一边呼唤市场化少干预，一边习惯性地“不找市场找市长”。他们和各种领导的合影以及领导本人的书法，都被放在办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败官员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官员的干预，普惠政策变成特惠政策，公平竞争原则荡然无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补贴一直苟活。总有一天，当补贴型企业的产能纷纷释放，我们将面临的是大过剩。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之一就在这里。

习主席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富豪和政府官员应该是各守本位、保持距离的关系（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是从合谋型、寻租型、补贴型的官员依赖到“有界限、有规则、知分寸”的政经互动的关系。拜托富豪们少打一些官员个人的算盘，让他们太平一点吧！

第五错：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还口口声声承担社会责任，丧失了社会与企业间的基本契约精神。

企业和社会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企业是商业组织、盈利组织。企业缴税后政府才能将税收用于民生支出，比如教育医疗。企业纳税天经地义，甚至可以说，纳税是每个企业的天职。这是社会与企业间“默示的一种契约关系”。

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代表富兰克林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在美国，林肯于 1862 年建立的 IRS （联邦税务局），被称为“最能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

而我碰到的不少亿万富翁，谈到税收，最常见的态度是，“中国的税负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据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必须减税，企业才能活下去”，“税务局还要我们提前缴税，太离谱了”，等等。

有一次我问一位百亿级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万元，交不了多少。”我说：“我们报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还有一个房地产富豪，建了好几个珍宝馆，犀牛角、象牙、字画等艺术品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购买以充当成本。这些宝物在他办公室放一两天证明是企业资产，然后就挂回家了。这种以富豪私人消费充当企业成本、达到节税目的的花样，足可以编一本书。

我无意指责富豪的避税节税行为，毕竟税负是决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水平特别是“五险一金”标准过高。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有一次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专门写信给我说：“中国的税制应当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重惩罚。贵报漏了‘低税率’三个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导低税率，反对过高的税负。”但是，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一般白领还低，这不是太吊诡了吗？他们还好意思说承担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富豪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并没有他们经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国工商联编制的“ 2015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数据显示， 2014 年民营企业 500 强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 4.81 ％（第一名是了不起的华为的 337 亿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国富豪说美国什么什么好的很多，却鲜有人赞同美国税制。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国的“全球缴税体系”，就望而生畏了。

我尊敬的企业家，是像印度软件企业 Infosys 创始人之一穆尔蒂（ Narayana Murthy ）这样的人。他在 1981 年与另外 6 名年轻软件工程师变卖了包括妻子首饰在内的家当，集资1万卢比（相当于 1000 美元）白手创业。“这个公司未来要变成什么？营收最高？最赚钱？还是市值最高？”他决定，“我们要变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标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与这块土地共同成长，最后跟整个社会取得和谐共处”。他认为公司治理与钱无关，“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时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 150 ％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故意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 90 ％，这样只需要缴纳本来 150 ％进口关税的 10 ％。而穆尔蒂决定，还是卖整套的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的原则。穆尔蒂在公司电话账单中的每一笔私人电话费都切割出来自付，他开普通的三菱 Lancer ，端盘子和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却把个人财富中的 60 ％放进 Infosys 基金，因为他的信条是“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梦想印度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脑”还要有“社会主义的心”。

因为印度经济还远远不如中国，所以不少中国富豪谈到印度都会笑。但在我心目中，穆尔蒂的言行大大提升了印度企业家的形象。而中国，隔一段就发生一次匪夷所思的产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骗、金融诈骗。中国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错：没有包容性发展意识，处理不好自己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中国的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夹缝中忍辱负重，拼力挣扎，可以说是自强不息。或许是他们伤痕累累的历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载物方面的修为相对欠缺。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一旦出头，“媳妇熬成婆”，气就粗了，话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富豪动不动就嘲笑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真心说，我也认为传统的国企模式没有未来。但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是一种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我们不要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充分竞争的国企、能够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国企、不断创新提升效率的国企，必定生发出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就不会有蜚声世界的高铁、核电、国家电网、中国建筑、航天科技，不会有华润、中粮、招商局、青啤这样国际化的集团，不会有宝钢、中集这样高效的企业。我们也不要简单地说，国企领导都是“ A4 干部”，没有长远打算。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饶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康世恩开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性价比超高的“事业家”，没有什么物质激励仍然创新进取。我交往的国企领导不多，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孙文杰到今天的宁高宁，每有所听，都收获满满，并不亚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还喜欢嘲笑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外企的）。他们说职业经理人“只会跳槽不会跳楼”，只会做 PPT ，对过程负责，却不对结果负责。 2015 年我参加“亚布力年会”时，听郁亮也说过一次。他说很多大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都有点不屑一顾，觉得职业经理人缺乏承担，缺乏责任的担当，基本上是包赢不包输，输了跟自己没关系，最多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无疑问， Founder Manager （创始经理人）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但只有一代。个人终有一死，公司则可长存。当然如果公司创始人固执己见，也会把企业搞糟。“血缘资本主义”能解决产权激励问题，但二代、三代能够连续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从长周期来看，整个商业世界的驱动，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的奋斗。从通用汽车的斯隆到通用电气的韦尔奇，从英特尔的格鲁夫到 IBM 的郭士纳，多少职业经理人身上洋溢着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1909 年，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证明，“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彼得·德鲁克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 3 ％～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 1977 年，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他认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说的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在“赋能分享”（ empowerment ）已经成为新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的背景下，还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奚落职业经理人。这种人如果能够把企业做好，太阳真可以申请从西边升起了。

这些问题甚至都不用“掉书袋”来证明。在我 25 年的媒体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领导黎瑞刚。中国有很多行业目前还不能民营化，但已经市场化。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些行业就能开出灿烂的创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载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们从整个生态和产业链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权”、“超期限占款”、“压榨供应商”、“以大欺小”和“三角债”的现象。我在深圳参加了一个管理学论坛，碰到奋达科技的董事长肖奋。他们是做无线音频的，创新能力很强，供给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他对我说：“他们都说搞生态，其实是搞帝国，要我的核心技术，我不给，转头就找另外的供应商压我。幸好我坚持自主，否则也被吞噬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阶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识，真正构建共存共荣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态。否则，即使现在再牛，也撑不久的。

第七错：没有谦卑意识，当“企业皇帝”。

我在做博士论文时，高度肯定了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之旺盛。中国富豪大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有内在的强烈欲望，这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原动力。我和当时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 CEO 常博逸认真交流了一次。他提出了一个说法，中国所有的优秀企业都有一个“王”（ king ），但“王”不是“皇帝”（ emperor ）；“王”是精神性的领袖，“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层级，二者是不一样的。

从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到马云、刘强东、雷军，他们都是企业的精神之王，同时，他们在职务上也是企业最高或曾经最高的。但职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华为任总裁，其实是个虚名，他也不管具体业务，但影响力摆在那里。

中国有一部分富豪正在异化。他们不满足当精神领袖，要当“皇帝”，要万人迷、万人从。我去过这样的企业，参加过一些他们的会议，往往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比如，企业内部报纸的标题或内容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开报纸头条的字号赶得上对开报纸《人民日报》头条的字号。我有几位上海的熟人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团，有的说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年底工作大会，在威武雄壮的歌声中齐齐站立等待董事长出现，每个人都分外严肃，哪怕内心想笑，最多也是脸上抽搐几下。还有一位则自我否定：拿着这么高的薪水，就是帮着弄弄媒体关系，好像也没有创造很大价值，于是就辞职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创造能力代替复制能力的新经济时代。过去那种钢筋水泥时代造就的强人富豪——唯我独尊、别人就是好好执行的富豪，很快就会落伍。不让年轻人说话，不让周边的利益相关者说话，听不到消费者的真实声音，这种企业一旦没有成本优势，就会迅速退潮。

即使是从政治上看，在企业内部强化 emperor 的气氛、流程、仪式，也是非常愚蠢的。你真的以为企业就是封闭的、个人的？

富豪要努力做知识王，做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赋予员工更多的探索权，让他们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为企业价值和文化的引领者，因为一切都会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第八错：没有“诚信高于金钱利益”的底线意识，用“苍狼式”和“厚黑学”的打法污染商业空气。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赚钱，只要取之有道，天经地义。这个“道”，在我看来，就是“诚信”二字。诚信是商业活动的伦理底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企业如果无信，向利益相关者隐瞒重要信息或散播失真信息，严格一点说，就是欺骗。

中国富豪对诚信的理解水准如何？最新的案例是亚冠决赛中，广州恒大不顾赞助商东风日产的意愿，违约更换球员胸前广告。这叫不叫失信？本是一个小学生都会回答的问题，但我们的成人世界竟然没有结论。

新华社北京 2015 年 11 月 23 日的体育专电，记者王镜宇的文章《恒大失信 冠军褪色》，指出恒大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他们“重利轻义”的一面。人们参与、欣赏足球和体育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尊重。而广州恒大对于赞助商的出尔反尔、一意孤行，恰恰是对规则的严重破坏。文章最后说：“对于成功的渴望和期盼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不能演变成对诚信、规则甚至法律的无视和背叛。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商业诚信和契约精神。这次广州恒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反面教材。”

而新华社广州 2015 年 11 月 23 日的另一条体育专电，记者王浩明的文章又说：“针对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和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表的声明，恒大表示：一直在积极协商解决此事；本来也会发公开声明，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极度克制，不参与到可能的炒作中。”恒大俨然又是顾全大局的形象。

我们不知道新华社这两位记者的报道，哪个代表新华社的意见？从我的经验看，发自北京的评论意见更代表新华社。

开放的互联网众声喧嚣，企业“网宣”乱花迷人，或自诩或“黑”人，天天都在有滋有味地上演活剧，仿佛吹牛和“黑”友商也是竞争力。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而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反是”的图景。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就看到这样痛定思痛的话：“天天说假话的公司产品，我是不会买的。大家都知道那是谎言，他还不承认自己说谎，他的产品会有真的吗？这年头不说假话的企业家，请列举一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谎言是瞒不过的。任正非就说华为拍照和苹果比差两年左右。你再看看别的手机厂商，恨不得说苹果抄袭他们的。”

吹牛成为企业传播的常规武器。刚刚创业不久的 90 后也开始有样学样——融资额可以夸大，用户数可以造假。余佳文“拿1个亿给员工分红”的谎言金句的出现，实在不足为奇。谢谢周鸿祎教育了他！佳文同学，当未来你真的拿出1个亿给员工分了红，你才能弥补今天失去的东西。

互联网赢家通吃的文化，使得互联网公司间的战斗包括公关战不断白热化。我和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私交，也会在微信中私聊，我发现他们对此也非常无奈，因为谁更狠、更勇敢、打击对手更精准、自我表扬更有创意，换言之就是谁脸皮更厚、黑功夫更厉害，用户往往就会倒向谁，至少短期效果很明显。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一现象，但从价值偏好上，我很厌恶！

我喜欢明基集团李焜耀的观点。差不多十年前，他在那篇著名的《苍狼终将消失 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人类》的反思文章中提到，台湾现在的产业主流价值已被严重扭曲。人们看到都是成功以后的故事，进而去赞扬甚至效法这些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但大家不知道或者刻意忽略的是，在这些成功故事背后，用了多少社会资源，以及不尽合理、不一定合法、不见得合情的手段。如果大肆称道这样的成功，而不去揭露其背后的完整面貌并探讨这种营运模式的利弊影响，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

李焜耀的话，拿到今天的大陆商界，不也很适合吗？

第九错：没有超越于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辜负社会对于企业公民的合理期望。

我承认，中国富豪的诸多过错和畸形，与我们所处的特定时代、转型环境、转轨生态、法治保障水平都高度相关。脱离这些背景去谈富豪的各种不足，并不公允。根据我所做的“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研究”的 300 个样本调查（ 2009 年），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法治公正，保证合同能够履行”、“产权明晰并受到保障”、“社会稳定程度高”、“政府不随意干预和管制企业范围的事情”。这说明法治环境、产权制度、社会稳定等因素对企业家影响很大。

深圳雅昌公司的董事长万捷说过，不要太苛求企业家。他们是一个心理高危群体，一直有压力，而且压力再大都没地方可说。他建议：“能不能把企业家变成英雄？像香港那样，缴税多的企业家，解决就业多的企业家，政府可以给他授勋，让他精神上能有回报，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市长能不能为企业家开个 Party ，请企业家听音乐，让国内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馆专门给企业家开设专场，面向企业家开设心理健康中心”；“实际上是要政府出来引导社会，让全社会知道，企业家不只拥有财富，他们更是创造财富的一群人，是为创造财富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心理代价的一群人，所以需要理解，需要尊重”。

我赞同万捷的提议。我也认为，如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是些没有信仰与理想的蝇营狗苟之徒，不可能在三十多年里劈波斩浪建功立业。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富豪的“企业家含量”还远远不够，中国富豪对于价值伦理层面的思考还比较粗浅。这导致他们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动力，也导致他们在创建伟大公司方面的动力远远赶不上快速获得财富和社会声名的满足。而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沿着创新型方向超越既往的今天，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对那些目空一切、看不到知识文化作用的富豪们，大声说“不”！我们不是不要富豪，我们需要的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新富豪。

中国富豪要扪心自问、有所反思。他们习惯一掷千金地烧香拜佛，可是观音佛祖会保佑那些今天赌博、明天忽悠、后天压制媒体正常监督职能的富豪吗？我确实是在挑战一种我心里不喜欢、看不惯却又深知非常强大的富豪文化，但我相信一点：富豪们的妻子和孩子会站在我的一边。我不想举涉及富豪生活隐私的任何例子，不是顾及他们的颜面，是我祈祷每个富豪的家庭都平平安安。

如果富豪没有超越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又怎么能指望社会对他们应该扮演的企业公民角色有所期望？

第十错：缺乏敬天敬地的自我约束意识，财富骄人，狂妄自大，给外界带来“文化负能量”。

我已经写过很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这里我想再次引用我喜欢的两段话，通俗地说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一句是德鲁克说的。有人问他：“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描述一下企业家的特性，你会说什么？”他说：“企业家就是那些愿意过不舒服的日子，或者说不愿意过舒服日子的人。”

另一句是稻盛和夫说的。他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地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为社会做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非常重要……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我相信，所有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不是为财富在工作。他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是为了造福消费者，是为了让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多年来，我看过不少这样的中国富豪：某个项目挣了几十亿，就说“李嘉诚的财富现在看也不算多”；出入社会场所，保镖森严地做“隔离防护”；对市长兴趣远超对市场兴趣，以当“地下组织部长”而得意；不读书少思考，却对身边的知识分子颐指气使；连一篇完整的讲话也写不出，连回归分析是什么也不懂，却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了某某教授；带着劳力士手表，和下属开会却总是迟到，而下属晚一分一秒就要重罚；整日宣传“对社会公益的贡献”，心里想的却是如何通过优惠政策捞回来；自以为是者有之，贪天之功者有之，掠夺性开发者有之。我不能说这都是“罪”，我非常谨慎地说这是“错”。但是，正如 20 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那个词语，我觉得中国很多富豪身上都有“平庸的恶”（ banality ofevil ）。的确不是罪，不是“极端的恶”（ radical evil ），但因为他们不是小人物，对内有号召力，对外有影响力，所以他们身上“平庸的恶”的无形危害其实非常大。

到了既要问财富多少，也要问是非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中国的经济需要新动力。在我看来，新动力就是好人赚钱，行善赚钱，知识赚钱，创新赚钱，专业赚钱，而不真、不善、不美、弃知、反智的人，不应该再大赚其钱。 Do good,thendo well! （作善而后善做！），这才是我向往的中国商业模式的基本型。

“好人赚钱时代”正在到来

我看到也坚信，“好人赚钱时代”正在向中国走来。

中国正在建设清洁的新政商关系，中国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一诚胜百巧”的工匠精神打造的好产品备受市场欢迎，大量的新一代职场青年不会再接受金字塔式的强压管理，中国的新商业文明正在掀开众创共享的新篇章。这将是一个 smart growth （精明增长）的年代，一个 ethical development （合乎道德的发展）的年代，一个 green （绿色）时代，一个把一切都更有效地连接起来的超级 internet （互联网）时代。

“好人赚钱时代”，也就是新常态条件下，汇聚创业创新力量，众志成城打造中国经济的新黄金时代；是在五千年文明基础上，融天下精华和先进技术，不断创新超越的中华新商业文明时代。

中国存在很大的贫富差异。这不奇怪，因为“伟大的不平等比普遍的贫穷好得多”，而“商业是消除贫穷最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依靠企业家精神牵引文明、努力创造财富。同时，中国的富豪必须意识到：“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你的财富更被广泛接受，你就要懂得与贫穷共处，确保自己的行为合宜。你要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使整个社会能从你的财富中有所获益。”（纳拉亚纳·穆尔蒂语）

中国富豪，你考虑过这样深层次的问题吗？

和中国富豪一起努力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讲两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我有一次在重庆，听一个富豪倾诉创业之艰：四处被刁难，一边忙正常经营，一边要到处“救火”。久而久之，他的妻子受不了了，天天发牢骚。为什么已经有钱了还要这么辛苦地过日子？他对我说：“我们经常要到成都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她还经常发牢骚。我想想自己实在太苦，有好几次手紧抓着车门的把手，想跳出去算了。”他们夫妻后来信了基督教。

还有一次，一个摄影师给我拍照，他是一个拍过很多商界富豪的摄影师。我问：“你拍了那么多富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他说：“我想拍出他们清澈的眼睛，可是拍不到。”每一双眼睛都是充血的，混沌的，游移不定的。摄影师说：“还是做个普通人好。”

我写的这一组长篇评述，不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行动，只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诉说。我知道它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快甚至愤怒，想就此了断与我的社会交往。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因为我想让你们的手从那个车门的把手上移开，我想让你们的眼睛能够清澈起来。而做到这些，只有依靠文明的力量，依靠坦率的提醒和我们共同的超越。

中国富豪们，我知道这些年的你们，历经风雨，有苦有泪。我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看到的世界才会真的好。

在商业、财富与文明、文化之间，我会首先选择文明、文化。我热爱商业，赞美企业家精神，并且不会再向我认为不文明的商业做出妥协。

而你呢？文明就在你身边，你完全可以借助你的力量，让自己、让整个企业、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点点滴滴地更文明起来。 3kkzCjMyZhcmCaNiauABs6MhqTK2CJfRZU6BEAdMfh1kuZgV5HJTyITXnH5Bkc9L